“一代国士”李次山，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威震上海滩的律师界领袖、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急先锋、抗日反蒋的民主斗士。爱国老人沈钧儒在《忘不了两个朋友》、《七君子事件》两篇文章中，都极为推崇并深切怀念“一代国士”李次山，说“他一二八时期发起组织各团体救国会，我也同他在一起。他那种飞跃猛进的做法，打破了起居饮食的程序，我是简直追随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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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捧读史书，常痛心于无数先烈的感人事迹被历史湮没。这里，幸有当时的大量报刊资料及先哲后人的撰述，为我们展现了李次山先生那传奇、多彩人生的几个侧面。
　　
　　奔走呼号营救陈独秀
　　
　　李时蕊，字次山，１８８７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州英山县（今属湖北）的一个农民家庭。考中秀才后，他放弃科举之路，跑到安庆求新学，从安徽法政学堂毕业后参加了辛亥革命，担任省议会议员，结识了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都督府秘书长陈独秀，共同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因替讨袁义军起草讨袁通电，受到通缉，逃到上海后，在法租界被袁世凯手下的特务逮捕，被判死刑，收监待斩。当时，他的胞兄李时萼正在江西当县长，闻讯后变卖家产，东拼西凑，用３０００块银洋买通法国领事，借口附会治外法权，要索回李次山，由法租界当局审理李案。北洋政府害怕洋人，只好把李次山移交法租界捕房。李时萼午后去死牢探望时，见李次山居然还在呼呼酣睡，不禁愕然：“离死期没几天了，二弟你居然还睡得着？”李次山笑答：“我为真理而死，死而无憾，为什么睡不着呢？”被释后，李次山亡命日本，一面学习日文和政治理论，一面与先到日本的陈独秀等人商讨革命大计。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回到上海后，创办了《青年》杂志，吹响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次年，李次山也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在《新青年》、《公民》等杂志上发表《青年之生死关头》以及政治与司法制度变革方面的文章。
　　１９１７年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李次山因三弟李时芬在上海刺杀安徽军阀倪嗣冲的爪牙而被捕，为照顾其妻室子女和坐牢的兄弟，未能随陈赴京。为谋求生计，李次山挂起律师招牌，并参加了上海新闻记者俱乐部。他因不满于报纸“尽被路透、东方等外字通讯社占领”，发誓要办华人通讯社。
　　１９１９年春，他在友人的赞助下，在牛庄路李次山律师事务所门口，挂起联合通讯社的牌子。该社以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姿态，活跃在新闻界。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１日，陈独秀在北京被捕，李次山密切关注陈的命运并尽力发布有关消息。他不满足于客观报道，动手把消息改成述评。《民国日报》６月１７日登载李的《陈独秀被捕之真因》，剖析了北京学生运动和陈被捕原因，呼吁国人起而营救。除大造营救舆论外，他还动员旅沪皖人筹划救陈。《申报》６月１６日和２４日两次刊载旅沪安徽协会给北京安徽会馆的救陈电文。联合通讯社救陈心急，引人注目，以致当局有人假冒王克敏（北京政府财政总长）之名发电给联合通讯社，谎称陈已获释。李次山便将此消息发表在６月１８日的《时事新报》上。４天后他得知上当受骗，极为恼怒，立即挥笔写了《陈独秀案之大疑团》，发表在２３日的《民国日报》上，指责当局的阴谋与不道，唤起民众觉醒，吁请政府顺应民心，尽早释放陈君。
　　为救陈，李次山在上海各界名流及旅沪同乡间奔走呼号，商讨救援方案，还游说王亚樵实施弹炸北京政府、暗杀段祺瑞的计划（１９１６年王上书孙中山提出此建议），因准备不足而作罢。但他终于说动了一些同乡赴京营救，于是他放下律师事务所和通讯社的工作，亲赴北京活动。在各方营救下，陈独秀终于９月１６日获释。
　　１９２０年，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把《新青年》作为中共的机关刊物，李次山成为撰稿人并参与编辑。１９２１年１０月４日，法租界当局逮捕陈独秀等人，李次山当即撰稿发表消息，１０月６日《时报》载：“联合通讯社云：《新青年》杂志主撰，前任北京大学文科长之陈独秀君，昨年以来，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长，尔因身患胃病，请假来沪就医。星期二（４日）午后二时许，法捕房特派巡捕多人，赴环龙路渔阳里二号陈君住宅搜检……同时将陈君及其夫人及拜访陈君之……五人，一并带入捕房……”
　　而同天的《申报》说：“住居法租界地方之陈独秀，尔因编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工党主义，劳动主义，新青年等书籍，被特别机关……以其有过激性质，于前日偕同两探至该处，抄出是项书籍甚伙……”
　　显然，李次山发的消息是带有掩护性质的。与陈同时被捕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是中共早期党员，与李均有交往；随后到陈宅拜访而被捕的褚辅成、邵力子都是李的密友，１９１９年曾共同参与营救陈独秀的活动。陈被捕消息见报后，引起广泛关注。在各界人士及共产国际代表共同营救、帮助下，陈独秀于第三天就被保释，当月２６日结案了事。
　　１９２２年８月９日，上海法租界当局又以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嫌疑逮捕陈独秀，李次山迅速向新闻界发布消息，并在安徽同乡、上海各界团体中奔走呼吁，再次为营救陈独秀做出贡献。
　　
　　行侠仗义的大律师
　　
　　李次山出身于平民，也始终是平民的代言人。在成为赫赫有名、收入颇丰的大律师后，他仍然粗茶淡饭，生活俭朴，但却慷慨救助贫弱者、落难者。他曾目睹一些工人因无钱治病弄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便邀约几个小商人和一个失意的政客，共同发起一个疾病保险公司，为工人谋些福利，但基金是杯水车薪，力不从心。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３日《申报》刊载《李时蕊、李琳律师代表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工人六百三十四人通告》。这桩劳资斗争的案子曾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过问，而在国民党正“清剿”红军、反共气焰甚嚣尘上之时，敢于同当局唱对台戏，公开代表工人打官司的可谓极为罕见。
　　李次山向来关注劳动群众的生存状况，呼吁政府和社会关心他们的劳动与生活条件。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新青年》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共约４００页，其中《上海劳动状况》一文长达８３页并配有照片，是该期《新青年》最长最重要的一份调查报告，《陈独秀大传》等书刊在介绍这一期杂志和这篇文章的内容时，都忽略了作者。其实，该文作者正是李次山。
　　李次山还担任过由柏文蔚、王亚樵等皖籍名流组织的安徽旅沪同乡会和安徽驻沪劳工总会的法律顾问，经常为安徽旅沪各团体和劳工出谋划策，提供法律援助。１９３０年，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之孙）与其族弟李少川找到李次山、朱蕴山，商量如何从蒋介石、陈立夫的爪牙赵铁桥手里夺回经营管理权。李、朱倾向反蒋，声称“要让他们知道安徽人的厉害”，当即找王亚樵帮忙。王遂派刺客枪杀了赵铁桥，使李国杰重掌招商局的大权。
　　李次山以仗义疏财闻名于上海滩，被人称为李二哥。１９２３年“二七”惨案发生，担任湖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的施洋律师被军阀吴佩孚杀害。上海工人自救会和漳州律师公会要求上海律师公会出面起诉军阀罪行时，李破口痛骂军阀残暴罪行，认为律师为人民之法律代表，其职权之尊严，连政府也应尊重，军阀草菅劳工人命，擅杀律师，罪当公诉严惩。但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张一鹏拒绝出面起诉，李非常失望与愤慨，只好自捐现洋抚恤遇难律师和劳工亲属，后来参与发起济难会。五卅运动中，上海律师界行动起来，大力支持工人和市民的爱国斗争。由于李次山侠肝义胆，爱国爱民，敢作敢为，声誉日高，不久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会长（主席）。
　　上海是中国工商业最集中的都市，又有资本主义各国租界的十里洋场，自然成为全国律师人才荟萃之地，全国著名的律师和法学界元老大都集中在上海，如董康（曾任清末刑部主事，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上海法科大学校长，手创中国《民法》、《刑法》等近代法制）、章士钊（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褚辅成（浙江省主席、上海法学院董事长、院长）、沈钧儒（护法国会参议员、浙江省临时政府秘书长、１９３０年当选为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１９３２年任常务委员）、王述樵（王亚樵胞兄）及后起之秀史良、唐豪等都加入了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由１９２６年的２３５人发展到１９３５年的１２４７人，在上海各界团体中影响很大，成为全国法律团体的中坚。主持公道、不畏强暴的李次山也成为全国律师界的领袖人物。
　　李次山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大革命前后，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横遭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许多共产党员都得到他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到１９２７年，安徽英山县有百余名青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全省黄埔生最多的县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次山热情推荐、资助同乡青年报考黄埔。这批青年多数加入了中共，如黄埔一期生彭干臣于１９２３年冬加入中共，南昌起义时担任南昌卫戍司令等职，他曾对家乡青年说：李次山大律师是上海律师界的领袖，为人耿直、侠义，你们落难到上海，尽可去找这位李二哥。李次山创办安徽旅沪中学后，于１９２９年聘蒋径开为教育长，而蒋的秘密职务是中共上海市闸北区委书记；皖籍党员高语罕、蒋光慈、阿英、胡允恭、王逸常等人都在闸北活动，都曾得到李次山的帮助。
　　
　　安徽革命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上世纪初的３０多年里，安徽革命运动一直在全国很有影响，这与柏文蔚、陈独秀、陶行知、李次山等一大批旅外志士的策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１９２１年起，省内各界相继掀起六二学潮、反对三届省议会贿选、驱逐省长李兆珍、废督裁兵、联省自治、反对曹锟贿选等一系列斗争，李次山都闻风而起，积极联络驻沪皖人以及安徽自治协会、安徽同乡会、救国代表团、皖民公社、学生同志会、皖事改进会等团体予以声援和支持，并以联合通讯社名义在《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等报刊发文声讨安徽军阀罪行，支持省内革命斗争。
　　１９２３年１０月，他和同乡胡佩如、王亚樵、方振武、李振亚（安徽公学校长）等人为纪念六二学潮中伤重而死的周肇基烈士，在邵力子主持的《民国日报》上出了“周肇基纪念号”。省内革命运动领导人蔡晓舟、方乐周、王步文等因受通缉逃往上海后，也在李的支持下继续编辑、出版《黎明》周报，配合省内斗争。军阀陈调元投机钻营，执掌安徽军政大权后，纵兵祸皖，巧取豪夺，横征暴敛，激起全省人民公愤。１９２７年４月，芜湖２０万市民集会示威，声讨“票匪陈调元”，通电省内外各界要求将陈罢免。旅沪皖人沈子修、李次山、周松圃等纷纷通过新闻界大加声讨挞伐。迫于省内外人士的压力，陈不得不放弃对芜湖商会的敲诈勒索，灰溜溜地离开芜湖。
　　１９３０年９月，陈再次担任安徽主席，依然大肆搜刮，全省人民掀起反对省政府征收米照捐的斗争，省内外社会名流也纷电交驰，并组织皖省公民请愿团赴京控告陈调元，由李次山主持的安徽旅沪同乡会等也集会声援。省政府被迫撤销轮船、帆船米照稽查总分各处，陈也两次电呈蒋介石请求辞职。蒋遂任吴忠信为省主席，陈为安徽绥靖主任。但斗争仍在继续。１１月１日，律师李次山、王述樵和皖旅沪同乡会、同学会等公团１１０余人在四马路大西洋西菜社召集联席会议，公推李次山为主席，反对皖省府横征米捐。会议决定：１、派代表赴京请愿；２、派代表赴汉口行辕请愿；３、派代表赴安、芜、蚌等处，呼吁各界抗捐；４、弹劾省主席；５、为作俑祸皖的军阀陈调元铸铁像（视同秦桧）；６、再电皖省府从速撤销米照捐；７、通电省内外银行团，皖府所发五百万公债未得民众同意，根本无效，不得押款；８、要求彻查消耗巨款、成绩毫无的皖省通志馆；９、通电各省市皖同乡会响应。
　　一时间，省内外通电纷传，皖人沸腾，一致声讨当局“害民祸皖之苛政”。这无疑是在扰乱“国军剿共”的部署，因为米照捐是用于筑路剿共的。皖省当局无法平息这次风潮，蒋介石非常恼怒，严令皖省实行戒严，坚决镇压，逮捕全皖帆运米粮业公会主席袁仲轶。上海当局也以“主使一般反动分子到处反对中央措施，散发通电宣言，诋毁党国”等罪名，开除李次山的国民党党籍，吊销他的律师证书，并于１９３３年２月和７月，先后逮捕李次山、王述樵等人。
　　
　　反蒋抗日九死一生
　　
　　散处各地的皖籍名流，是全国反蒋势力中的一支劲旅。向往民主法治社会的李次山，多次参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１９２９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以及唐生智、韩复榘、石友三、方振武等将领酝酿反蒋时，旅沪皖籍名流柏文蔚、王亚樵、李次山、朱蕴山、沈子修、常恒芳、李少川等人也多次密议反蒋大计，策动、资助皖省主席方振武及其部将余亚农、岳相如、鲍刚等武装反蒋。
　　九一八事变后，李次山义愤填膺，谴责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举国上下一致抗日，支持抗日义勇军的抗战。９月３０日，上海律师公会召开全体会员紧急大会，讨论反对日本侵略问题，通过对日经济绝交计划、开展反日宣传等四项议案，成立４个专门委员会，每天在公会研究进行办法，交公会执监委员执行。上海律师公会在李次山、沈钧儒主持下，成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团体的领头雁。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夜，突然枪声大作。李次山爬到楼顶眺望闸北战区，看到十九路军自发与日军交战的火光，欣喜若狂，立即下楼打开大门，跑到外面大喊：“我们抵抗了！我们抵抗了！”其子女也跟在后面喊叫。次日，他便到处奔波，动员市民支援军队抗战。几天之内，李以安徽中学师生为主，武装组织一个营的义勇军，并自任营长，开上前线协同十九路军作战，这一营抗日志士在战斗中牺牲近半。
　　２月间，律师公会联络上海各界组织成立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李次山成为上海各界救国运动的领袖。此后，他一面在救国会邀集一些专家研究抗日战争方面的各种问题，一面从事抗日募捐工作。４月，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李次山、沈钧儒、王造时、史量才等国难会员拒绝出席，致电政府提出结束一党专制、停止内战、抗日到底、确保民主权利等主张。不久，当局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李和同人痛哭失声，联名发表宣言表示反对。
　　为了抗日救国，李要求全家人节衣缩食，连柴米油盐水电费和房租费都用来捐助义勇军，家中开销常用赊欠办法拖延或用家具、衣服典当偿还。上海律师公会在他的带动下，很快向全体会员募得３４８００余元慰劳义勇军及救济东北难民。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４日，他出席全国律师公会在沪召开的临时执委会，会议议决：为坚决反对伪满洲国的成立，对外发表宣言，通电国联和国内各公团，“文稿推李时蕊、沈钧儒等委员起草后，交会核发”；“通函各律师公会……约集各该地民众团体发起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以上海律师公会之募捐办法，通知各会，藉资参考”；“推李时蕊、沈钧儒、刘陆民等委员担任”统一法权运动委员会；恢复《法学丛刊》，由李时蕊委员召集……（见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申报》）
　　长期以来，李次山投身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爱国斗争，妨碍了当局的专制统治和先剿共后抗日的军事部署，因而一直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和打击，好几次得到友人的密报和掩护才幸免于难，被迫多次搬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租界大通路的住所以及律师公会会所，成了救亡活动和抗捐斗争的开会场所，也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地方。１９３３年１月，就在李次山发动上海各界纪念一二八抗战周年活动时，多次受李顶撞、责难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决定开除李的党籍。接着，反动派又逮捕了他，而且进行抄家，扬言要查出他私通共产党的凭据，还企图以贪污捐款的罪名把他搞臭。
　　李次山被捕，即刻引起轩然大波。２月２４日《时事新报》刊载律师公会为李案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求依法公开办理”的电文，对“密令缉拿”李的罪名（参加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侵吞义勇军后援会款项、组织秘密政党等情）进行逐一反驳。律师公会全体执监委员认为李次山“努力抗日工作，义愤勃发，奋不顾身，社会朋侪，共加信任，参加救国团体，并无越轨行为；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经收款项，按日在各报公布，断非该委员一人所能包庇私匿；至组织任何秘密之党……亦复不类”。３月４日《申报》发表律师公会常委沈钧儒、陆鼎揆署名为会长辩护、并致司法部电文《律师公会对于吊销律师证书之疑问》，认为吊销李次山律师证是不合法的。３月５日，《申报》登载义勇军后援会声明，称钱款一律由该会保管委员林康候（商会会长）、黄炎培保管，汇款须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监察委员签可，李次山根本无侵吞之可能。同时，受到资助的义勇军各部和难民团体也纷纷声明收到款项情形，为李申辩洗冤。经各界名流的营救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的担保，李次山入狱不及一月便获释。
　　李次山被迫退出律师公会后，便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工作。这时，他因长期劳累过度，忧愤交加，身体健康每况愈下，在狱中已是多病缠身。出狱后，他仍然受到迫害，反动派曾以画着人骨和骷髅的匿名信加以恐吓；他外出时，特务几次在他身边放冷枪以示警告。但他全然不顾，继续奔走于上海各界各救国团体间，发展壮大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义勇军后援会的阵营。后援会是当时阵容最大的抗日救国团体，由上海市商会、律师公会、全国道路协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东亚银行、申报馆、新闻报馆、时事新报馆等２９个团体组成，李次山任首席常务理事，三家报纸天天登载民众募捐详情。
　　３月中旬，李次山将妻子儿女安置在安徽中学内，以义勇军后援会和东北难民救济会的代表身份，抱病率队北上平、津和华北前线慰问，沿途宣传抗日，曾拜晤冯玉祥，并函电各路义军、各爱国将领勉以抗日到底。三四月间，《申报》频频登载李次山慰劳义军的情形。
　　在全力剿共关头，蒋介石不能容忍抗日运动的日益高涨，采取了瓦解和镇压手段。天津特务头子李军铎（安徽无为人）把李次山住的饭店茶房换上特务，准备行刺。动手前，李军铎到天津著名律师金殿选家喝酒，问及李的为人。金推崇备至地介绍了李的爱国经历，又将李的《建国忠言》一书递给他。他看过书后，觉得李热忱爱国，不应被杀。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请金殿选通知李次山赶快离开。李为避免无谓牺牲，得讯后迅速南下，并在报上发表悲愤辞职的电报，暗示国人，以缓凶机，并求保全后援会。
　　
　　一代国士赍志以殁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深得中华民族精神真传的李次山百折不挠，仍以平民身份参加抗日民主运动。５月２０日《申报》登载《旅京皖人代表赴行政院请愿》：“安徽旅京同乡会十九日开会议决，推代表李次山、张拱辰等赴行政院”请愿。当月，被冯玉祥称为“官僚中的典型，小人中的标本”的军阀刘镇华调任安徽省主席，李次山等代表提出：刘主皖时，不得率军随同到任；各厅长人选，不以军人充任；不得增加人民负担。行政院秘书长褚谊民接待了请愿者。
　　冯玉祥誓师抗日后，反动派骂其背叛党国，“勾结苏俄，引起内争，以资外寇”。李次山等人以亲睹事实告诉各报记者，冯志在抗日，驳斥各种诬蔑。但蒋介石一面分化、围攻抗日同盟军，一面镇压抗日民主运动。６月，李次山的好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被杀。７月，律师王述樵被捕。８月，反动派掀起“清查”抗日捐款的逆流，封闭了许多抗日团体。同时期，上海闸北区有３０多家工厂工人举行罢工，领导罢工的蒋径开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因而李次山办的旅沪安徽中学许多师生员工和他全家再次处在严重高压之下，他终于在饱受精神和肉体的种种折磨之下病情加重，从此在家抱病读书，忧心国事，于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７日病逝，年仅４９岁。弥留之际，尚低声诵读陆游的《示儿》诗。
　　３月２６日至３０日，《申报》连日重载消息云：“英山李次山先生，品端学粹，遐迩知名，早岁从事救国工作，近年闭户读书，著作甚富，不幸蘧归道山，社会惜之。今由上海律师公会，安徽同乡会，及安徽公学联合先生之友好，为之筹备治丧，并发起追悼大会，以资表彰，藉励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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