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今日】1989年6月4日（日），戒嚴第十六天。
．節錄《吳仁華：天安門事件的最後一幕》 https://goo.gl/QS9Ip0 （1990年5月發表於香港《當代》雜誌。）
... 六月四日淩晨零時三十分許，廣場中傳出吾爾開希哭訴一位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女生被射殺的經過，這名女生當晚隨他一起從北師大校園出發。吾爾開希由於過度激憤，聲音時斷時續，終致完全消失。只聽得廣播中傳來一陣忙亂的聲音，有人焦急地呼叫著救護車。吾爾開希暈過去了。
廣場學生指揮部在十二時過後作出了一項新的決定，副總指揮李錄通過廣播號召廣場上的學生有秩序地向紀念碑集結，團結一致，準備以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最後的抗爭。
集結到紀念碑一帶的學生約近萬人。紀念碑北側的人數最多，約有五、六千人，南側次之，約一、二千人，東西兩側人數不多，各有數百人。此外，在廣場四周邊沿地帶，尚分佈著數以萬計的學生和市民，約在七、八萬之眾。在帳篷內，也還有數目不詳的學生睡覺休息。
在血腥鎮壓開始後，我親自接待了幾位來自屠殺現場的報訊者。
一位河北的十一歲的小男孩，來自虎坊橋一帶，哭訴他在京當民工的哥哥被軍人射殺。可憐的小男孩驚恐已極，怎么也說不清在京的住處。我強忍淚水，安排人員護送他離開廣場。
一位北京大學好友來自西單路口，憤憤指控軍人殺人獸行。在西單路口，有一群約百名學生，打著兩面旗幟，一面是北京航天航空大學的正規校旗，一面是臨時自製的白底黑字的南京中醫學院的旗幟。這群學生手挽手、肩並肩，對著殺氣騰騰的軍隊迎面而去，反复齊聲呼喊著一句口號：“為了可愛的祖國，我們已做好犧牲的準備！”勸阻軍隊向天安門廣場進發。軍人先是朝天放了一排子彈，時隔不到一分鐘，即端槍向這群學生掃射。在密集的槍聲中這群學生先後紛紛倒下。景狀之慘烈，令兩旁目睹者無不悲憤萬分，不顧安危地怒斥軍人：“畜牲！畜牲！”
一位北京市民來自五棵鬆一帶，他敘述說，當軍隊坦克向天安門廣場進發時，數以萬計的人試圖阻擋，但坦克毫不減速，沖向人牆。一名群眾躲閃不及被沖倒，他的弟弟正欲上前槍救，後繼的坦克依然全速前進，連續過了四十餘輛坦克，地上只留下一片肉漿，慘不忍睹。 （事後查明，這名死難者是航空航天部的幹部。）
從屠殺現場不斷傳回的消息，對堅守在廣場上的學生和市民造成強烈的刺激。一部分人忍受不了憤怒，準備奮起反抗，以暴易暴。他們四處尋找一切可以用作自衛武器的東西，包括石塊，汽水瓶子和從帳篷上拆除下來的棍棒。人們陸續離開廣場，沖向槍聲最激烈的西長安街。
在六四屠殺事件中，部分北京市民和學生以暴易暴的行動，是無需否認的曾經發生過的事實。不過，就時間而言，軍隊血腥屠殺於前，學生和市民的反抗於後；就因果關係而言，軍隊的血腥屠殺是因，學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
六月四日淩晨零點十五分，一輛裝甲車沿長安街從天安門城樓前由西往東急駛而過。數以萬計的民眾試圖築成人牆加以阻擋，但裝甲車毫不減速。緊接著，又有一輛裝甲車從同一線路快速駛過。憤怒的民眾紛紛撿起石塊投向裝甲車，並有不少人揮舞著棍棒沖向裝甲車，毫無懼色地抽打裝甲車。對於裝甲車這類鋼鐵怪物來說，這些舉動近乎唐吉訶德鬥風車，然而，這時並沒有絲毫的喜劇色彩，只有撼動人心的悲壯。
這是當晚最初發生在廣場視野之內的軍方行動。
零點三十分，又有兩輛裝甲車從天安門廣場南面的前門方向分別進入天安門廣場東西兩側大道，風馳電掣，橫衝直撞，圍繞著廣場轉了好幾圈，向學生炫耀武力。其中一輛在輾過交通隔離墩和廣場外沿的鐵柵欄、企圖進入廣場東北端時發生了故障，驟然停車不動。憤怒的民眾蜂擁而上，先是用棍棒撬砸，繼而用棉被鋪蓋上去燒烤。大火騰空而起，三名軍人忍不住高溫鑽出了裝甲車，頓時遭到民眾圍毆。在場學生竭力保護，將他們送到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急救站。一位學生被群眾誤傷，頭破血流。
眼看著熊熊火焰迅速吞噬著裝甲車，我不知道應該為此感到高興還是惋惜，唯有廣場失守在即的感覺越來越清晰。
零點五十分許，無數顆照明彈和信號彈從四面八方飛向天安門廣場上空，偌大的廣場頓時被照耀得如同白晝，儼然成為決戰在即的戰場。
童年的記憶被喚醒。六十年代末，在文化大革命全國性武鬥期間，我的家鄉溫州是全國聞名的武鬥地區，那時的我對槍聲和死亡已習以為常。使我驚訝的是，從未有過類似經歷的青年學生們，此時此刻也表現出異常的鎮靜，沒有人驚慌失措，更沒有人因為害怕而哭泣。
隨著槍聲的臨近，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面臨空前的考驗和挑戰。越來越多的學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進行殊死的抗爭，尤其是那些來自屠殺現場的學生和市民，情緒極為激烈，理智已被極度的悲憤所取代。他們破口大罵依然秩序井然地靜坐在紀念碑底座一帶的學生：“你們難道坐在這裡等死嗎？你們難道還對那群野獸抱有幻想嗎？都到了什么時候了，還不上去拚了！為了保護你們犧牲了多少人，你們知道嗎？”甚至有人揮舞棍棒威嚇學生。的確，為了保衛天安門廣場，為了保護天安門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北京市民的犧牲已經足夠慘重。這些斥責的話語強烈刺痛著在場每一位人的心，衝動的情緒像旋風般傳來。
一名渾身是血的北京大學學生瘋了似地衝上紀念碑底座，不斷大聲地呼喊著：“給我機槍！快給我機槍！我要去殺盡那群畜牲！我要為死難同學復仇……”他根本無法如願，那些早些時候被學生和市民所搜撿到的軍人故意遺棄的無法使用的槍支，早已由廣場學生指揮部有組織地送交給公安部門。他只有失望地抱頭痛哭，神情令人心酸。
在廣場學生指揮部裡，以柴玲為首的學生領袖們經受著巨大的壓力和考驗。一批批學生和市民衝進來，要求學生領袖們正視軍隊開槍屠殺和學生市民傷亡的現實，放棄不抵抗的宗旨，號召並帶領大家進行暴力抗爭。在持續的刺激下，不斷哭泣的柴玲曾一度衝動得難以自製，一把奪過廣播員的話筒，對廣場上的學生大聲疾呼：“無恥的政府已經大開殺戒，同學們，我的同學們，你們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作抵抗的東西，到廣場邊緣去，準備自衛、準備反抗！”柴玲的舉動當即遭到在場青年教師的勸止。此時此刻，這些學生領袖的一舉一動，都將關係到廣場上數以千計的年輕生命的安危，責任重大，遠遠超出了他們這般年齡所能承受的限度。
柴玲終於冷靜下來了，在最後關口，她和李祿等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成員們，這些歷來被認定為激進派的學生代表人物，決定繼續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籲學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視為武器的東西。
學生領袖和各高校在場的青年教師紛紛下到學生隊伍中間，反复宣講：我們的宗旨始終是和平、理性和非暴力，我們曾為此作出過許多努力，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繼續堅持這個宗旨。讓我們以和平來迎接暴力，讓我們以平靜來迎接死亡，讓我們以理性來迎接愚昧。
我帶領糾察隊員在紀念碑底座一帶將一些石塊、汽水瓶子和棍棒等不是武器的武器收集到一起，集中管理，以防止個別人在激憤之餘有違和平請願的宗旨。紀念碑一帶的學生手中已經沒有任何可以稱作武器的東西，哪怕是一塊石頭或一個汽水瓶子，軍隊所面對的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請願者。
四周的槍聲越響越近，犧牲的氣氛籠罩了整個廣場和每一個人的心靈。在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柴玲的帶領下，全體人員起立，莊嚴地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為一小撮陰謀家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喪生，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
緊接著，一陣悲壯的《國際歌》聲響起：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為真理而鬥爭，
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要做真正的主人，
這是最後的鬥爭，
團結起來到明天……
歌聲蓋過了廣場四周密集的槍聲，也驅走了人們心中殘存的最後一絲恐懼和猶豫。
這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此時此刻，人們無不熱淚盈眶，熱血沸騰，洋溢著為真理而獻身的神聖情感。學生們紛紛前來與我緊緊擁抱，表示最後的情感。在生與死的臨界點許多學生不顧自身的安危，懇切地勸我離去，說：“你是我們尊敬的老師，我們不願讓你冒任何生命風險。”
面對這些驚天地泣鬼神的年輕學生，我除了激動，只是感到悲哀和羞愧。悲哀的是，這些屬於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年青一代，卻將直面冷對血腥鎮壓的危險。羞愧的是，此時此刻，除了極少數與學生有著不可分割的血緣和地緣關係的高校教師之外，已見不到其它知識界人士。多年來，許多知識界精英分子一直對學生鼓吹民主，在八九民運期間他們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稱絕不背叛愛國學生用鮮血和生命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絕不以任何藉口為自己的怯懦開脫，絕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絕不向專制屈服，而如今，當真正需要為真理進行最後的鬥爭時，他們又身在何處？他們的道德勇氣又何在？
淩晨一時三十分許，大批軍人終於殺出一條血路，沿西長安街抵達天安門廣場北面的天安門城樓前，集結在金水橋一帶。這支最先到達的軍隊是屬於陸軍第三十八集團軍的所謂“紅軍團”。這支部隊在抵達天安門廣場北端之初，即大肆射殺集結在西觀禮台附近、長安街和廣場北端的學生和市民。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為了躲避槍彈，慌不擇路地躲進了橫跨長安街的地下信道。
我久久眺望著天安門城樓上高高懸掛的巨幅毛澤東畫像，心情痛苦而復雜。四十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在那兒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而如今，就在毛澤東的眼皮底下，共和國的人民卻一個個倒在所謂人民子弟兵的槍口下……
幾乎與此同時，在天安門廣場南面，近千名荷槍實彈的軍人途經永定門、宣武門，從前門方向抵達人民大會堂南側。大批學生和市民紛紛退入天安門廣場，向紀念碑一帶靠攏，有不少人先後中彈倒下。
另有一批軍人集結在紀念碑南側的“毛主席紀念堂”和前門箭樓之間，人數有三、四千之眾，配備著裝甲車和坦克。
在天安門廣場東面，近千名軍人集結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一帶。數以百計的學生和市民試圖接近他們，加以宣傳勸導，但受到軍人端槍阻嚇，未能奏效。一位年僅十五、六歲的少年在人群中大哭，訴說他的哥哥被軍人打死了，要衝上去與軍人拚命，被香港女學生李蘭菊攔住了。當李蘭菊再次發現這位少年時，他已全身鮮血躺在一位工人的懷裡，於是李蘭菊當場悲憤得暈過去，被送入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的臨時急救站。
在天安門廣場西面，一向緊閉的人民大會堂東側大門突然敞開，數以千計的軍人潮水般地湧出，源源不斷。在軍方安排的攝影燈光的映照下，只見一片密密麻麻、閃閃發光的鋼盔在晃動，猶如無邊無際的海洋。 （據六四事件後解放軍總政治部編著的《戒嚴一日》一書透露，當時集結在人民大會堂裡的軍隊是一個集團軍和一個砲兵旅。）這批軍人集結在人民大會堂東側一帶。
從人民大會堂裡突然冒出如此眾多的軍人，令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終於醒悟，中共當局血腥鎮壓計劃蓄謀已久，他們早已通過北京城地底下的戰備信道調兵遣將，將數以萬計的軍人送到人民大會堂、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等處，做好了武力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所有準備。至於連日來在大街上所進行的軍人赤手空拳徒步天安門進發的行動，無非是轉移人們視線，製造軍民之間的矛盾和衝突，既顯示了軍人仁慈克制的虛偽假像，又有利於尋找血腥鎮壓的口實。中共當局的陰謀狡詐，是常人所很難體察的。至此，天安門廣場已經完全處於四、五萬軍人的嚴密封鎖包圍之下，以武力清理並佔領天安門廣場作為勝利目標的軍隊，開始將槍口直接瞄準紀念碑一帶的學生。
外界通常認為天安門廣場清場開始於淩晨四時三十分，其實，在軍隊抵達廣場之初的淩晨一時三十分許，清場行動即已開始，因為在軍隊抵達之初，即有許多學生和市民在天安門廣場範圍內傷亡，陸續被送入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臨時急救站。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研究生程仁輿就是在此時被槍殺身亡的。
緊隨著軍隊對天安門廣場包圍圈的形成，安置於人民大會堂處的高音喇叭開始播放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最後通牒式的緊急通告。該通告稱“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人民解放軍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
臨近淩晨二時，集結在人民大會堂前的軍人開始對著紀念碑上空開槍，一排排子彈呼嘯著從我們的頭頂不遠處飛過。起初，我們總是下意識地放低身子行走，後來就習以為常了。一些記者開始撤離紀念碑底座。
兩名學生在廣場西北角受到槍傷，一位傷在手部，一位傷在眉部。這兩名受傷學生被及時地送入位於中國歷史博物館前的臨時急救站急救。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焦急地跑來告訴我，有部分政法大學的學生怎么也不願離開帳篷。於是，我急匆匆趕到紀念碑東側的政法大學帳篷，裡面果真尚有十多名學生或躺或靠地在睡覺休息。情急之下，我利用教師的權威，喝斥他們集結到紀念碑一帶的隊伍中去。
來回奔走之際，我發現附近的帳篷裏或多或少也有學生在睡覺。
淩晨二時許，集結在金水橋前的軍隊派出一支特種部隊小分隊清理廣場北面邊沿地帶。位於天安門廣場西北角的北京工人自治會總部首當其衝，帳篷起火，逐漸蔓延為沖天火焰。工自聯總部原先處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台，在屠殺事件發生後，工人弟兄出於保護紀念碑一帶學生的考慮，將總部遷移到廣場西北角。
一位倖免於難的工人弟兄手提一隻黑色小箱子來到紀念碑底座，但因身分不明而遭到學生攔阻。我下去詢問，得知他想將小箱子交由學生指揮部保管。我告訴他，就目前情形看，學生指揮部並非安全之地，還是帶著它離開廣場為好。
我由衷地敬佩北京的工人弟兄們，他們雖然文化素質不是很高，也不善於辭令，但是，他們卻在關鍵時刻表現出驚人的英勇無私精神。在八九民運中，最具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不是學生，更不是知識界人士，而是北京市的工人弟兄和市民。為了保護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他們用血肉之軀阻擋著武裝到牙齒的軍隊，浴血奮戰，奮不顧身。那一晚，有一隊為數三十來人的工人糾察隊與我們在紀念碑底座協同執行任務。當血腥鎮壓的槍聲響起後，這些工人糾察人員陸續奔向西長安街。大約在淩晨一時許，一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回到紀念碑底座，泣不成聲地說，他是唯一的生存者，其它的工人弟兄都英勇犧牲了……。此時，這支工人糾察隊在紀念碑底座僅剩下的兩位女青年，甩掉披在身上的舊軍大衣，情緒極為衝動地就要沖向西長安街。我和學生哭勸她倆，不讓她倆前行。她倆撲通一下跪倒在地，泣不成聲地說：“弟兄們都死了，我們不能貪生不去呀……”最終她倆還是隨著那位渾身是血的小青年走了，而且再也沒有回來。
繼工自聯總部之後，堅守“民主女神”塑像的學生也遭到戒嚴部隊小分隊的掃蕩。廣場四周再也見不到學生和市民，紀念碑已成為狂風巨浪的孤島，失去了所有的屏障。廣場學生指揮部放棄了原先的所在地——位於紀念碑底座下東北側的絕食團廣播站，撤至位於紀念碑底座最高層東南角的學運廣播站。
學生領袖們還在做最後的努力，通過學運之聲廣播站不斷地向四周的軍人發出呼籲：“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廣場上的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是和平請願……”。
學生們在做和平抗爭到底的準備，有學生送來一桶桶水，讓大家將手中的口罩、毛巾放進水桶中浸透，以防護催淚瓦斯。另有一些人在蒐集棉被、棉大衣，用來鋪在紀念碑外圍的地上，以阻止裝甲車和坦克前進。據說，裝甲車和坦克的履帶遇上軟綿綿的棉被和棉大衣會無法前進。這不知是誰的發明創造。
淩晨二時三十分，廣場副總指揮封從德發表廣播講話：“同學們，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必須以我們的勇氣和策略堅持到最後！此時，如果我們搞一些武力抵抗，勢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鎮壓的口實，那么，他們就可以欺騙世界，而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堅持和平請願，也許犧牲一部分人，但是，全世界都會徹底看穿這個政府的真實面目！”
緊接著，劉曉波等四名絕食知識分子也先後發表廣播講話，呼籲學生在最後一刻一定要堅持採取非暴力的抵抗方式，放下手中的棍棒、汽水瓶子和石塊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
突然間，一名糾察隊員匆匆跑來告訴我，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南側出現了槍支，是幾位工人弟兄架設的。我聞訊急忙帶著幾名糾察隊員趕過去。侯德健、劉曉波也已聞訊趕至。只見一挺機槍架設在紀念碑底座最高層西南角，槍上覆蓋著棉被，槍口朝西。幾位工人弟兄在旁嚴密監視著，不時用鋼管敲打槍身，警告誰都不許靠近，否則他們將以鋼管自衛。在我們猶豫之時，侯德健已上前抱住一位年約二十歲的青年，自我介紹說：“我是侯德健。”也許是由於侯德健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那幫工人弟兄並未動武。那位被抱住的小青年喊了一聲“侯哥”，便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他哭著說，他們是一群最早也最堅決支持學生的人，為了阻擋軍車，保護學生，他們的許多夥伴都犧牲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體鱗傷。大家聞言都忍不住落淚。侯德健邊安慰邊把那位小青年拉走了。我和劉曉波等人留在原地繼續說服他的工人弟兄。
經過再三勸說，我們終於得到了工人弟兄的諒解，拿到了這挺從裝甲車上卸下來的機槍。另一位工人弟兄又主動交來了一支原先藏在附近帳篷裡的步槍，這支步槍沒有子彈。
我們回到紀念碑底座北側，當著中外記者的面，由劉曉波將槍支在紀念碑的護欄上砸毀了。一位外國記者用攝像機錄下了毀槍的整個過程。
毀槍行動，再次重申了我們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向全世界宣告，我們是一群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者，即使面對殘酷的血腥鎮壓，我們仍然堅持和平請願的宗旨，我們願意以流血為代價，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
淩晨三時許，在絕食棚內，四名絕食知識分子就當前的局勢繼續著緊張的討論。在座的有幾位高校青年教師。大家逐漸達成一個共識，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屠殺行動，不能再對結局抱美好的幻想了。血已經流得夠多的了，應當想盡一切辦法避免更多的流血，爭取和平撤離廣場。但是，他們一時還找不到切實可行的撤退方案。這時候，北京紅十字會的兩名醫生建議，由侯德健等人出面在他們的陪同下乘救護車出廣場與戒嚴部隊談判，以爭取學生和平撤離廣場的許諾與時間。
隨後，劉曉波、侯德健等人匆匆走進學生指揮部，準備與學生領袖們商議撤離廣場事宜。因為請願靜坐的主體是學生，廣場的控制權在學生手裡，沒有學生領袖的參與，談判就沒有代表性。然而，學生領袖並不採納和平撤離廣場的建議，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輕易主動撤離廣場有違初衷，等於將先前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和市民的吶喊以及三千名學生絕食的成果付諸流水，這樣做，對不起已經流血犧牲的市民和學生；二是即使主動撤離廣場，還有秋後算帳的問題，歷史已多次證明中共並不是寬容大量之輩，與其以後束手待斃被清算，倒不如現在放手一搏，堅持到底。
時間已是淩晨三時許，再也沒有什么商議迴旋的餘地。四周的軍隊蠢蠢欲動，武力攻占廣場的行動隨時會發生。劉曉波等人只好放棄爭取學生領袖共同參與談判撤離廣場的努力，決定先由他們自己出面去與戒嚴部隊接觸談判，在取得一定的承諾後，再回頭繼續爭取學生領袖的認可，帶領學生主動撤離廣場。
淩晨三時三十分許，侯德健和周舵作為絕食知識分子的代表，在兩位紅十字會醫生的陪同下，從紀念碑底座西側出口下去，尋找戒嚴部隊談判和平撤離事宜。
選擇侯德健當代表，主要是藉重他的知名度，他那張臉在大陸就是最有效的通行證，也許可以在軍人面前增加安全係數。選擇週舵當代表，則是因為他那副文質彬彬的書生相，加上他說話慢條斯理有邏輯性，不像劉曉波容易情緒衝動，說話又結巴。
侯德健一行與戒嚴部隊接觸的經過不是我的耳力和目力所能及的，只好藉助侯德健本人事後的一段自述：“才到廣場的東北角，我們就看見了，整條長安街都已擺好了衝鋒陣形的數以萬計的部隊，急救車立刻停住了，我們急忙下車往部隊跑去，當時我們停車的周圍已無人影，不知道部隊已在這兒待了多久了，一見我們跑來，立刻引起了一陣嘰嘰咔咔的子彈上膛聲，中間夾著叫罵喊住的聲音，我們立即停住了腳步，醫生急忙表明身分，並介紹我是侯德健，希望能與指揮官說話，激動的士兵稍稍緩和，也聽得見議論我的名字的聲音，聽不清楚，但感覺並無惡意。
指揮官離我們不很遠，聽清我們的來意後，與四五個軍人一齊走上來，他看起來很正常，就像平日常見的那種四十多歲，曾經很結實而今略顯發福的三顆星的高級軍官，他與我們握手的時候，顯得很平靜，一點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軟、也很熱，我覺得他認真地聽了我們的請求，剛開始時他有點嚴肅（不能稱兇）地要求我們先停止絕食，我和周舵回答他我們已然停止了，之後他的態度一直很溫和，他表示需要請求總部，就在他走回部隊中沒五分鐘，廣場上的燈突然熄了，我沒看表，不知是部隊清場的信號，抑或是日常慣例的清晨五點熄燈，因為當時我們驚恐極了，幾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來，扳動槍械，又開始叫吼，還有些迫不及待的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揀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無人的廣場邊緣，我們四個人站在空曠的廣場東角上，極為突出，前後左右都不敢動，還是醫生比較鎮定，勸大家站著別動，一方面把雙手舉起來高聲喊叫請他們快一點，三分鐘不到，指揮官又來了，告訴我們總部已同意我們的請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東南口，在我們的詢問下，他告訴我們是部隊的政委，姓紀，番號我記不得了，因為我們需要這些材料去說服同學，在談判中我記得政委還曾經說過，如果我們成功地說服大家撤離廣場，我們將立下一個大功，我個人認為他這句話是真誠的沒有什么其它含義。
有了保證，我們飛也似地跑回紀念碑上……“
淩晨四時，廣場上的全部燈光突然一齊熄滅，黑暗籠罩了整個廣場，頓時造成極強烈的恐怖氣氛。人們的共同心理感受是：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了。
於是，悲壯的《國際歌》再次響起。放聲高歌的人們安然端坐著，手挽著手，肩並著肩，沒有一絲騷動，異常平靜地等待著最後時刻的來臨。劉蘇裏鎮定而自豪地對我說：“幾十年來第一次這么轟轟烈烈地幹了一場，咱們哥倆今天就是死也值了。”
黑暗中，最後幾名中外記者撤離了紀念碑底座。也有部分學生隨著市民零零散散地離開紀念碑一帶，從前門方向撤離廣場。最後堅持留在紀念碑一帶的除了為數不多的高校青年教師外，幾乎是清一色的學生，人數約有五、六千人，絕大部分集中在紀念碑北側。
此時，在紀念碑西側大約二、三十來米，有人用棉被、帳篷布等物點起了幾堆篝火，火苗在風的吹動下閃爍。在廣場的東北角，也有一團火焰在閃動，似乎是先前被民眾放火燃燒的裝甲車的餘火。
在熄燈後不久，早已列陣於金水橋前的裝甲車和坦克開始向廣場推進。借助隱約的火光，只見廣場北端中央的“民主女神”塑像首當其衝，在強烈的撞擊下轟然傾倒，然後是一座座的帳篷被輾倒，連同帳篷內為數不詳的學生，這些疲憊已極的學生尚在夢鄉之中。
我的心也被輾碎了。
許多局外人不相信在那樣緊張的氣氛下還有學生在帳篷裡睡覺，完全是因為沒有親身經歷廣場那一段艱難困苦的日子的緣故。我的兩位學生雖然被我從帳篷中強行拉到紀念碑一帶，但直到撤離廣場為止，仍處在朦朧的睡意之中，對後來撤出廣場的經過毫無記憶。這兩位學生自五月十三日絕食以來就沒有離開過廣場，疲憊得不能再疲憊。中共當局在六四事件攝製的題為“北京風波真相”的紀錄影片中，就曾提到在學生隊伍被迫撤離之後，有一名叫吳斌的學生在帳篷裡被軍人喚醒。
轉眼間一輛重型坦克已經推進到紀念碑前，撞倒了紀念碑底座前最西側的一根鐵旗桿。粗大而結實的鐵旗桿，在坦克這個鋼鐵龐然大物面前，猶如弱不經風的嫩芽，輕易地就被折斷了。
由於是黑暗，帳篷的遮擋和心理的緊張，幾乎是在看見鐵旗桿倒下的同時，我才發現這個赫然出現在眼皮底下的龐然大物。這輛坦克在黑暗中出現得太突然了，坐在鐵旗桿附近的學生根本來不及移動。
約在熄燈後十分鐘左右，侯德健一行急如星火似地來到學生指揮部的帳篷內，匆匆向學生領袖們介紹與戒嚴部隊接觸的情況，並繼續勸導學生領袖們帶隊撤離廣場。
四時三十分，廣場上的燈重新點亮。從人民大會堂處的官方廣播中傳出戒嚴部隊的通告。通告稱：“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
這個通告的播放，純屬當局欺世盜名，以掩蓋血腥清場的真相。如前所述，血腥清場其實在淩晨一時三十分軍隊抵達廣場之初即已開始，射殺驅逐廣場邊沿地區的學生和市民（包括北京工人自治會所在的廣場西北角、“民主女神”塑像所在的廣場北部中端），難道就不是清場？坦克快速推進到紀念碑前，輾倒“民主女神”塑像、鐵旗桿、帳篷以及帳篷內睡覺的學生，難道也不算是清場？
在播放這個通告的同時，還播放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
燈亮之際，數以萬計的軍人，已經從廣場東、西、北三個方面潮水般地湧向紀念碑底座。由於身後阻隔著紀念碑，我看不見南面的情景，但事後據紀念碑南側的學生反映，在紀念碑南側同時也有數以千計的軍人向紀念碑底座逼近，並伴有大量的坦克和裝甲車。
淩晨四時三十二分，侯德健等人發表廣播講話，向在場學生介紹與戒嚴部隊接觸談判的情景，並發出和平撤退的呼籲。直到此時，廣大學生才得知侯德健等人與戒嚴部隊談判撤離這件事。侯德健講話的大意是：在沒有經過同學們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去與戒嚴部隊談判撤離，希望大家諒解。血已經流得夠多的了，不能再流血了，呼籲同學們和平撤離廣場。
侯德健的講話激起了在場學生的強烈反響，四周發出一陣陣怒罵聲，幾乎是侯德健每講一句話就被罵一句。許多學生怒不可遏，斥責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軟骨頭。有人站起來大聲喊叫：“侯德健，你快滾蛋吧！別影響我們了！”一些學生甚至衝進廣播站，或是搶奪話筒，或是要痛打侯德健。
週舵和劉曉波隨後也發表了廣播講話，內容大致與侯德健相同，主要是呼籲學生和平撤離廣場。
此時，在紀念碑東側也開始有大批裝甲車逼近，發出一陣陣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歷史博物館一帶的軍人發出雷鳴般的掌聲，齊聲呼喊：“快點撤！快點撤！”
軍隊和學生雙方都處於極度的憤怒與緊張狀態之中，在這種情景下雙方一旦稍有衝突，就會導致大量人的死亡。我和幾位高校青年教師紛紛不約而同地出面安撫學生的情緒，呼籲大家保持鎮定和秩序，千萬不可輕舉妄動，在軍隊到達之後，誰也不許有過激言行，盡量避免流血衝突。
北京大學青年教師陳坡在呼籲學生保持鎮定和秩序的同時，慷慨激昂地表示要與學生生死與共，誓死捍衛民主運動的成果，決不向獨裁專制者屈服。他鼓勵說：同學們，我們的身後就是雄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能在這裡流血犧牲，這是我們的光榮和驕傲。四周的坦克、裝甲車以及密集的槍聲，進一步襯托出他的豪氣。此情此景，使我感慨萬分。過去同在北大讀研究生時對他有所誤解，認定他屬於只動口不動手的虛弱書生，以至於不屑與他來往。陳坡在六四事件後身陷牢獄。
我逐一叮囑守在紀念碑底座最高一級台階上的特別糾察隊員們，在最後時刻，一定要盡忠職守，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望著眼前這些熟悉而可愛的學生，想到自己再也無法盡到保護的職責，心情極為痛苦。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在生死考驗之際，我與自己的學生們在一起，我沒有恐懼和退縮。
軍隊開始逼近紀念碑。走在最前列的是一批身穿迷彩服、頭戴鋼盔的軍人，平端衝鋒槍，手指緊扣著板機，如臨大敵，成戰鬥隊形，彎著腰，以蛇字形向前推進。面對著手無寸鐵、靜坐不動的和平請願學生，他們採用這種戰場上的姿態，實在是令人可笑又可恨。其後是成千上萬的軍人和少量的防暴警察，也都是全副武裝。最後才是督陣的坦克和裝甲車。
學生們面對逼近的軍隊，沒有絲毫的慌亂，只是不約而同地對著軍隊做出V字形手勢，使勁地揮動著。
軍隊在距離學生隊伍不到十米處停下並迅速布好陣式。最前面是一排機關槍，約二十挺，架在地上，機槍手趴在地上，槍口緊緊瞄準學生隊伍。其後是一排排衝鋒槍手，第一排蹲著，後面幾排站著，槍口也緊緊瞄準學生隊伍。最後面是人數眾多、陣容更為龐大的方陣，其中夾雜著少量手持電警棍和又長又粗棍棒的防暴警察。
這是一付典型的鎮壓陣式。
在侯德健等人的影響下，面對嚴峻的局勢，學生領袖們堅守不撤的決心似乎有所動搖，他們難以承擔數以千計學生安危的重責，最終決定在場學生立刻用口頭表決方式決定是堅守還是撤離。廣場副總指揮封從德在廣播中解釋說，在目前危急情景下，我們已經不可能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決定，只能採用最簡單的口頭表決方式，具體做法是，我在廣播中喊叫一、二、三後，主張撤離的同學就喊“撤離”兩字，主張堅守的同學就喊“堅守”兩字，少數服從多數，以聲音的強弱來決定。口頭表決的結果是堅守的聲音遠遠越過撤離的呼聲，在紀念碑北側幾乎就聽不到撤離的聲音，學生們還對眼前的軍人做著V字形手勢，情緒高漲。然而，學生領袖們還是傾向於撤離。
正當學生領袖們準備具體佈置實施撤退行動之時，軍人鳴槍衝上紀念碑底座，因而使侯德健等人力圖促使學生和平撤離廣場的良好願望成為泡影。
淩晨四時四十分許，在紀念碑北側，一支人數約四十人左右的軍隊突擊隊沖入學生隊伍。他們身穿迷彩服，端著衝鋒槍，緊貼著紀念碑底座兩側的漢白玉欄杆的邊沿，衝上紀念碑底座的最高層。這批士兵異常凶狠，目透凶光，一邊不斷地對空鳴槍警告，一邊用槍托猛擊坐在地上紋絲不動的學生，開出一條通往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信道。他們搶奪學生手中和身邊的物品予以毀壞，其中包括錄音機、照相機等。當場就有數十名學生頭破血流，包括女學生，許多人倒地不起。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們沒有任何反抗行為，甚至都沒張嘴呼喊口號。這也正是這批人士能夠迅速跨過數千名學生，衝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原因。
與此同時，在紀念碑東側，也有數十名軍人突擊隊端槍衝上紀念碑底座最高層。
這批士兵迅速佔據了紀念碑底座最高層的四角，端槍對準綁在紀念碑上的喇叭一陣猛射，喇叭當即被打爛了。呼籲撤退的聲音消失了。隨後，軍人又迅速扯下掛在紀念碑上的橫幅，拆除絕食棚。從我身後的紀念碑東南角廣場指揮部所在地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我心為之一緊，默默地想：指揮部完了！更擔心的是學生領袖和堅守在那裡的糾察隊員們的安全。
一些學生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大聲對著士兵們呼喊：不要對紀念碑開槍，那是人民共和國英雄的紀念碑呀！而招來的則是更為密集的槍聲。
我與特別糾察隊的成員們坐在紀念碑底座北面的最高一級台階上，當軍人衝上來後，已經從最後一道防線變為第一線，首當其衝。端槍的軍人分排在我們的身後，槍口幾乎緊貼著我們的後背，生與死已經沒有界線。我的思維一片空白，始終迴響著一個聲音：死吧，死吧，給我一梭子子彈，讓我痛痛快快地死吧。我只是剎那間想到我守寡多年的老母親，想到苦苦愛戀多年的姑娘。
軍人不斷地施暴，時而對我們用槍托砸、槍管捅和大腳踢，時而在我們的頭頂端槍一通亂放，槍聲震耳欲聾。在持續不斷的暴力下，幾乎沒有人不受到傷害，我的腰部也受了傷。不少人先後被砸下或踢下最高一級台階，但都堅強地爬起來，一聲不響地依舊坐回原處，一動不動，甚至都不屑於回頭望一眼軍人。
指揮這支突擊隊的是一位上尉軍官，年紀約三十歲，右手拿著手槍，左手拿著對講機。較之士兵，這位軍官的態度還算溫和，始終沒見他動用武力。他站在我們的身後，不停焦急地催促：“你們快走吧！快走吧！不走的話，不會有好結果的，我們接到了命令，無論如何必須完成清場任務。”語氣中似乎帶有懇求，或許他懷有惻隱之心，不希望見到更多的學生流血。
相比之下，我們的遭遇還算是幸運的，那些位於紀念碑底座之下的學生們所面對的不僅僅是數十人的突擊隊，而是數以千計的軍人和防暴警察。那些軍人和防暴警察在當局所謂的“反革命暴徒兇殘地綁架和殺害解放軍官兵”的欺騙煽動下，早已對學生充滿了仇恨，認為學生們是禍根。此時，這些軍人和防暴警察正如出山的猛虎，凶狠地撲向學生隊伍，用棍棒、槍托和刺刀進行猛烈的襲擊。場面的暴烈，令人終生難忘。
坐在紀念碑底座下學生隊伍最前列的大多是來自外地的學生，他們在北京宣布戒嚴後堅持不走，表明他們是八九民運中最堅決的一群人，堅守到底的呼聲遠勝於北京學生。在軍人和防暴警察的猛烈襲擊下，許多學生當即頭破血流，倒地不起。
但周圍的學生依然端坐不動，甚至都沒有去扶持或觀察一下身旁倒下的同學。因為在當時的氣氛下，只是時間有先有後而已，所以對周圍的流血似乎已經麻木。
軍人和防暴警察潮水般地湧入學生隊伍，端坐不動的學生被無情地踐踏，慘叫聲此起彼伏，撕心裂肺。
傷亡急劇增加，尤其是由於受到踐踏，部分學生終於被迫站起來，但依然堅持不撤，而軍人和防暴警察的襲擊也仍未停止。那些堅持不站起來或根本就來不及站起來的學生，則受到更為嚴重的踐踏。
此時，我已與幾位糾察隊員一起被軍人打下了最高一級台階，但依然坐在稍低幾級的台階。坐在我身旁的是與我同一學校的青年教師劉蘇裏。
暴力在肆虐，每一秒鐘都在流血。然而，紀念碑北側的學生們依然堅持不撤，同時，他們堅持著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沒有一個人有過任何過分的言行。
淩晨五時許，侯德健、週舵等人從紀念碑底座南側過來，出現在紀念碑北側的學生隊伍中。他們邊走邊去拽那些依然端坐不動的學生，大聲疾呼快走，想盡量多帶動一些學生撤離。然而，他們的努力並未引起多大的迴響，只有紀念碑東北側的學生隨同他們從紀念碑東北角往外撤。
大約也在此時，柴玲、李錄、封從德等學生領袖隨著紀念碑南側的學生隊伍從東南側撤離廣場。當軍人突擊隊端槍衝上紀念碑底座時，柴玲等人即撤離位於學運之聲廣播站內的指揮部，隱身於紀念碑南側的學生隊伍中。
天已經朦朦發亮，視線開始逐漸清晰，也許是到了當局給軍隊下達的清場時限快到了，紀念碑底座下的軍人也終於紛紛開槍了。頓時，紀念碑上下槍聲響成一片，全是“噠噠噠”的點射，分辨不清是衝鋒槍還是自動步槍。混亂中也看不清是否對准人群掃射。
於是，紀念碑底座第二層和第三層台階上的部分學生終於站立起來，開始慌亂地從紀念碑東南角撤離。時間大約在淩晨五時十分至二十分之間。
我和糾察隊員也站立起來，隨著隊伍向東南角移動。在我們的身旁，突擊隊的軍人仍然不時地開槍，但我未看見他們朝人群開槍。
直到我們轉過紀念碑東南角，擠在狹窄的所謂撤離信道口時，紀念碑底座第一層各級台階以及台階下的學生們仍未能夠向外移動，因為前方的學生隊伍尚未離去，正擁擠在東南角，隊伍移動得極其緩慢。
紀念碑上下，槍聲還在密集地響著。
在紀念碑東南角的所謂撤離信道口，學生隊伍仍然受到猛烈襲擊，不時有學生倒下。在我身邊不遠處，一位學生頭部裂開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用毛巾都捂不住。
紀念碑東南角方向是戒嚴部隊曾經對侯德健等人允諾過的撤離信道，當局事後也反復如此強調。其實，東南角並不存在安全的信道。在這個位置，不僅有大量的裝甲車、坦克以及軍人的嚴密封鎖和擠迫，而且還有高高低低的草坪欄杆和被裝甲車坦克輾倒後的帳篷雜物等障礙。在撤離過程中，學生隊伍擁擠不堪，甚至令人透不過氣來。軍人的襲擊，更加劇了學生隊伍的混亂和擁擠，不時有學生被擠倒或絆倒，並被無法止步的人流所踐踏，耳邊不時傳來女學生淒厲的慘叫聲，有心相救而無力可及，痛苦的心中刀絞，無以名狀。
紀念碑南側的學生隊伍撤得稍早，人數也較少，情況可能會好些，但也談不上是有組織的主動撤離。
與我同時從東南角撤離的學生，只是遭受到棍棒和槍託的襲擊。而一些慌不擇路，匆忙中脫隊跑向歷史博物館方向的學生，則有人受到槍擊。
學生隊伍直到撤出紀念碑底座的範圍，到了“毛主席紀念堂”東南側一帶，才顯得不那么擁擠。大家緩過一口氣後，自然而然地走成了整齊的隊伍。
我看到，在紀念碑與“毛主席紀念堂”之間的空地上站立著約四、五百名學生，一聲不吭，打著幾面旗幟，其中有一面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旗幟。這群學生默默地看著我們撤離，對我們的做出的V字手勢也毫無回應。後來我聽說，他們是一群誓死不撤離廣場的學生，對我們撤離廣場很不滿。
當走過“毛主席紀念堂”的時候，我忍不住留戀地回顧天安門廣場，學生隊伍在密集的槍聲中源源不斷地撤出，並不時有學生退出隊伍，集聚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旗幟下的人群之中。儘管心中悲憤異常，但我強忍住淚水，不想在軍人面前示弱。學生們大多與我一樣，緊咬牙關，兩眼噴射著怒火。
在“毛主席紀念堂”與前門箭樓之間的開闊地，數以千計的軍人在待命，配備著裝甲車和坦克。
悲憤的學生隊伍行進得非常緩慢。到了箭樓附近，街道兩旁才出現群眾，大約有數千人。他們不分男女老幼，全都淚水掛滿雙頰。見到學生悲憤的神態，他們強忍悲傷，安慰學生說“你們沒有失敗，你們總有一天會重新回到廣場上來的！歷史不會忘記你們！人民感謝你們！”面對這樣的北京民眾，我再也止不了淚水。
一位六十歲的老大爺一邊悲傷地哭訴著：“我的兒子死了！我的兒子死了！……”一邊對學生隊伍哭喊著：“孩子們，不能忘記這筆血債！不能忘記呀，孩子們！……”
一些學生對著路邊的群眾跪下了，泣不成聲地說：“我們對不起大家，我們沒有盡到責任……
當我們在箭樓附近路口拐向前門西大街之際，從身後的廣場方向又傳來一陣密集的槍聲，期間夾雜著一陣陣斷斷續續的《國際歌》聲和口號聲。不久，有學生從隊伍後面追趕上來報訊，那群堅持不撤的學生慘遭槍殺。
在撤退的路上，不斷見到血腥鎮壓所遺留的痕跡，鮮血斑斑，槍孔密麻。沿途不時遇上大批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的軍隊，記得很清楚的是其中一支空降兵部隊。為了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請願的學生，當局出動了除海軍之外的各兵種部隊。
清晨七時許，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行進到西長安街。我與中國政法大學約二十餘名師生處在郵電大樓附近。長安街是中國最寬的馬路，約寬七、八十米，屬雙行道，南北各分為快車道、慢車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約一米二的綠色尖頭欄柵。學生隊伍當時有秩序地由東往西走在南邊的自行車道上。就在這時候，三輛坦克從天安門廣場方向一邊噴放著淡黃色的煙霧，一邊沿著正行走著數千名學生的自行車道快速地輾過來。這種淡黃色的煙霧像是催淚瓦斯，因為儘管它極富刺激性，但並不催人淚下，而是使人咳嗽不止。政法大學的一位青年女教師當場被熏暈過去，被學生送入醫院急救。
儘管在廣場上經歷了血腥鎮壓，但學生們還是料想不到軍隊會殘忍到用坦克繼續追輾已經撤離廣場，並正處在返校途中的和平學生隊伍。慌亂之際，學生們紛紛翻越綠色尖頭欄柵而躲避，不少人被關頭欄柵刺傷或跌下來摔傷。最可憐的是那些柔弱無力的女學生，大多無法翻越高達一米二的欄柵，只好緊貼在欄柵旁，驚恐萬狀。
待坦克過去，比我們所處位置稍後的學生已慘遭不幸，十一名學生當場慘死，另有兩名學生被輾斷雙腿。 （事後得知，其中一名被輾斷雙腿的是北京體育學院的學生方政。）發生慘案的現場位置在六部口。
一位市民見義勇為，將其中五具死難學生的屍體運到中國政法大學，擺放在教學大樓前。這五名死難學生，一位來自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一位來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一位來自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的死難者是一位博士研究生，身上帶有全家福的照片。另外兩位死難學生的校籍不明，很可能是外地學生。
坦克追輾學生的慘案激怒了大家，許多人揀起路旁的石塊，奮力拋向已經遠去的坦克。
學生隊伍經過重整後，繼續沿長安街前行，在西單路口北拐轉向西單大街，然後轉向新街口。在新街口，學生隊伍分為兩路大軍，一路以北京師範大學和中國政法大學為主，往北去，一路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人民大學為主，往東去。
自進入西單大街始，兩旁的民眾越來越多，情緒很激烈，紛紛痛斥軍隊的暴行，並熱情地讚頌和鼓勵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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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大屠殺消息傳至上海，上午7時，學生和群眾在各交通要道設置路障，使十條巴士線被迫停駛，六十多條線受嚴重影響，以致上海交通陷於攤瘓。一些巴士車身，更被塗上「反對暴力鎮壓」、「機鎗掃射、坦克輾壓，滅絕人道」等反政府的標語。
【其他地區】在血洗天安門的同一時間，成都亦發生軍民對峙，軍隊開鎗射殺三百多學生和民眾，造成一場血腥鎮壓事件。南京約有十萬學生、武漢有逾萬學生，遊行抗議血腥鎮壓。長沙、西安亦有遊行示威。
【港澳】二十萬香港市民身穿黑衣素裳，齊集跑馬地馬場，舉行「黑色聲討大會，黑色大靜坐」，哀悼北京的死難者，聲討北京當局血腥屠殺愛國學生和群眾。會上，不少市民痛哭失聲，場面悲壯。集會後，群眾遊行往中環遮打花園。下午2時和晚上8時，全港車輛和輪船一齊響號，以抗議北京的暴力鎮壓。
港新華社前副秘書長何銘恩抗議北京血腥鎮壓，宣佈退出共產黨。香港區人大代表鄭耀棠、吳康民、徐是雄、汪明荃、唐拾安、陸達兼抗議血腥暴行。香港各界人士和團體，紛紛發表聲明，憤怒譴責北京當局大屠殺。港督衛奕信、兩局首席議員鄧蓮如、李鵬飛對北京政府的暴力鎮壓表示深切的震驚和悲痛。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星鳥晚報》、《新晚報》等各大報章的版頭社名均套以黑色，以表示哀悼北京死難者。
澳門約有十五萬市民集會哀悼北京死難同胞，聲討北京血腥鎮壓。大會又當場燃燒鄧小平、楊尚昆、李鵬的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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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聲音走過八九中國民運" https://bit.ly/89voicea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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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