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首页
□ 站 内 搜 索 □
請輸入查詢的關鍵字:


標題查詢 内容查詢

一言九鼎     
三地風采     
四面楚歌     
五洲學興     
六庫全書     
七七鵲橋     
八方傳媒     
九命怪貓     
十萬貨急     

 
地主 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蒋介石放毛归山的最主要原因
發佈時間: 7/12/2021 11:42:56 PM 被閲覽數: 173 次 來源: 邦泰
文字 〖 自動滾屏

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重庆谈判 – 第二个“鸿门宴”,蒋介石“放毛归山”的最主要原因

作者:赵大夫话室  于 2021-7-12 22:2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楚汉相争,项羽原本占有绝对优势,在是否杀刘邦的问题上,项羽十分犹豫,楚国贵族出身的他,内心里实在看不起这个混混。他认为,刘邦有今日的成就,不过是运气罢了。鸿门宴,项羽放走了刘邦,最终自己却丢了天下、霸王别姬、自刎于乌江边上。项羽的失误,导致了大汉江山四百年,也成就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汉民族。鸿门宴上,项羽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些。   在两千年之后,抗战结束,国共之间也有一场十分类似鸿门宴的重庆谈判。蒋介石本已经起了杀心,却又改变了计划。历史是惊人的相似,结果是蒋败逃台湾,隔海相望,至今也没回到大陆。  

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公开了一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我们能够详细了解在重庆谈判前后,蒋介石的心理变化过程。

                                         
1.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决策经过   1945810,蒋介石从美国那里知道日本天皇准备对外宣布投降时,连发三封电报,请毛泽东入渝谈判。字里行间,显示出十分真诚希望国共合作之意。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就是鸿门宴。

蒋介石对于毛泽东是否能来重庆也拿不准,在他看来要是自己,绝不会去。可是他为了在舆论上为自己造势,却十分诚恳地邀请,言外之意,你要是不来,那就是你们没有诚意了,出了事情,责任就不在我了。

蒋介石一共发了三封电报,就不一一例举。仅以第一封为例。

 

万级,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对此延安开了好几场会议,蒋介石之心,路人皆知。你来我就扣押你,你不来我就对外说你,没有和平想法。所以毛泽东当时也很难下决心赴渝谈判。

 

毛泽东在回复蒋介石第二封电报时,已经说想要周恩来代他去,蒋介石回复还是请毛亲自来。

 

第三次电报,蒋介石告知已经把飞机都安排好了,同意使用美龄号 当时美苏都出面向毛泽东保证,绝对负责他的安全。美国大使为防止飞机被人做手脚,亲自乘机前往迎接。至此毛泽东下定了决心,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相见。

 

2.毛泽东在重庆  

1945828下午336分,经过3个多小时的飞行,美龄号飞机安然着陆。第一个走出机舱的就是毛泽东,后面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

 

其实毛泽东在重庆,蒋介石是有机会和动机扣押甚至杀害毛的。

 

1945929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罗列了毛的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他。蒋介石杀心已起,但是他如何应对美苏之前的担保呢?他在日记中说,美国大使本就该回国了,所以没什么影响,美国看重的是他的实力,不是他的蒋介石的信誉。对于苏联,蒋介石判断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在105日的日记中,蒋认为若扣留、审治毛泽东,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新疆可以晚点收复,东北可以暂时先不要,但是中原核心地区必须统一,这和抗战前期蒋介石扰外必先安内一样。

 

3. 蒋介石“放毛归山”的最主要原因  

最后蒋介石放弃了扣押的想法,原因除了美苏影响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的自大。其在日记中写到: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这和项羽惊人的相似。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小小毛泽东安能成事?犯不着为了此事,在苏美两大国面前丢掉自己的信誉。

 

19451011,毛泽东乘机返回延安。

 

与蒋介石相比,毛泽东要果敢的多。一九四九年四月,毛所写的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有这样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还是项羽,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地主——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

作者:8288  于 2021-7-13 03:29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作者:应克复
地主——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的第一批殉难者。
中国的地主有多少?中共1948年根据毛泽东指示,规定:“将土改中的打击面规定在新解放区农民总户数的百分之八、农民总人口的百分之十。”按此比例计算,土改中要打击三千多万个阶级敌人。后来中共把打击面缩小到百分之三(不包括富农)。以当年三亿农民参加土改计算,至少也要斗争出九百万个地主分子来。如果加上老解放区的地主分子,再加上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分子(除去已被处决、批斗与逼迫致死的200余万地主分子),全国的地富分子至少有三千万。(见土行孙《土地改革与社会大监狱的形成》,《争鸣》2011年第12期)
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共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打出的旗帜——所谓“打土豪,分田地”。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所谓“反帝反封建”。地主,作为封建势力的社会基础,作为农村的剥削阶级,消灭这个阶级,其正义性谁会提出质疑呢!因此,自暴力土改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整个中国沉默无语。历史的这一页似乎就这样翻过去了。
毛泽东独裁统治的二十七年中,许多中国人认为,毛在1957年之前是正确的,1957年之后才开始犯错误了:“反右”啊,“大跃进”啊,等等。对以消灭私有制为主攻方向的“三大改造”,许多人不认为是错误的。至于以消灭地主阶级为目标的土改,其正当性更不容置疑了。
现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更不待说文革,回忆与评说这些运动的文字,已堆积如山,浩如烟海。可是,整个地主阶级,涉及到三千多万人的命运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却罕见有文字记载,至于学术上的研讨,可以说更是一个空白了。

直至半个世纪之后的新世纪头十年,才有一些学者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
如杨奎松在2009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中就对中共建国前后的土改进行细致的历史叙述。高王凌在2005年出版的《租佃关系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对地主和农民的租佃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农民并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剥削地位。王宏任在2010年发表的《地主——一百年难尽的话题》,对地主和土改进行回顾和评价,等等。
丁弘,在死神向他逼近的时刻,强忍病痛,为地主正名留下了凿凿篇章。
2013年7月,即在去世前半年,他写出了“‘江河常照经霜月’——漫谈中国农村地主经济的命运”一文。
该年11月,即去世前两个半月又写出了“中国农民的‘梦’怎么说——关于地主经济的思考”一文。
这是他生命发出的最后光华。
丁弘说,地主,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敌人,是“一个伪命题”(《中国地主经济问题》,4页)
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呢?丁弘的分析是:
第一,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租赁关系。“农民和地主的关系,是在私有制基础上自由结合的租赁关系、合同关系、契约关系,而不是什么强制性的封建关系。”“这种租赁关系有相对的合理性。”(《地主经济》,15页)“触及问题的实质,要看租赁关系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农民提供劳动力,地主提供生产资料(土地),这样,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形成生产力。分配一般是对半分成。”“租赁关系双方的相处一般是可以的,地主和佃户甚至有时亲如兄弟,感情相依。”(《地主经济》,5页)

为了说明地主和佃农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丁弘引述了孙大午(河北省农牧集团董事长)对贫农和地主的关系的调查。其中,86岁高龄的沈庄汪氏回忆说:“我们一家都给汪家地主干过活,人家对我们都很好。长工们吃饼子和白菜,东家吃的不一定有我们好。后来斗地主,让我男人上台诉苦。我男人说了实话,被轰下台。种人家的地,为什么不准人家收租?现在你不交公粮行吗?”斗地主“先是把人家绑在板凳上灌水,往死里打,不给饭吃,后来又用镰刀割了耳朵,最后把人折磨死了。不当这样干,分了人家的家产,人家又没有害过人……”(《地主经济》,8页)

地主与佃农之间租赁关系的合理性以及两者之间合作的平和状态,否定了地主是一个与农民相对立的剥削阶级。当然,丁弘也注意到,“欺压佃农的地主肯定也是有的。”(《地主经济》,5页)

第二,地主作为封建势力,当作革命对象,这是“张冠李戴了”。“地主和农民之间并不是农村的主要矛盾所在。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实际上是毛泽东所说的‘百代都行秦政制’,即‘封官、建制、牧民’的专制体制。”“建国后的任务应该是解决‘主权在民’的问题,解决专制体制所形成的封建意识、官本意识和等级观念等上层建筑问题。”“现在,把地主阶级当做替罪羊,认为打倒了地主就是打倒了封建制。这是张冠李戴了。”结果是,“地主阶级被消灭了,而专制体制加强了。”(《地主经济》,15-16页)这是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陷入严重错误的深度总结。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头便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说:“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毛泽东,认友为敌,领错了革命的路,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第三,那么,怎么看待农村的贫富差别呢?地主和富农如果不是剥削那么是什么原因成为农村富裕的一族呢?丁弘指出,农村存在富裕一族乃“天道酬勤”。他说:“一个村子里,贫富的状况是不断洗牌的。富余农民的原始积累,无不是依靠勤俭过日子。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地主经济》,15页)他还引述了一个材料:“始于秦汉,私有土地都是可以买卖的,有人家殷实一方,可能五世而斩。有的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可能三个兄弟,各自接过祖上一份相等的田产。老大好抽,产业化为鸦片的青烟;老二好嫖,财产换作飘飘然的神仙;老三还勤奋耕作,足以让灵牌上的列祖绽放出灿烂的笑颜……”丁弘因此说:“这种演变是很正常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天道呀。”所谓“天道”,就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演变,在各地方志和民间传说里比比皆是。它鲜明地体现出一种激励文化”(《地主经济》,11页)。
消灭地主,实行共产,产生什么结果呢?
消灭地主,“生灵涂炭,生产力受到严重的破坏”(《地主经济》,12页)。消灭地主之后,接着掀起合作化和公社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耕者有其田”的承诺付之一炬,农民沦为农奴,丧失了劳动和人身自由,长期不得温饱,还一度陷入了大饥荒的灾难。丁弘说:“人民公社给亿万农民带来的灾难不堪回首,罄竹难书!”(《地主经济》,32页)
他引述李洪林的一份材料,很典型,很能说明问题。
李洪林说:“1961年我被下放到河北新城县高碑店一个生产大队当队长。当时我们工作组搞了一个调查,调查农村历年来的粮食产量,结果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单干的时候粮食产量最高,合作化不如单干,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公社不如高级社。粮食历年递减,这是非常惊人的调查结果,对我来说震动太大了,动摇的不光是公社化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地主经济》,31页)
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等四位跑遍了陕甘宁农村进行调查,不断写内参呈报中央,后结集出版《告别饥饿》一书。“基本情况说明,建国三十年,农业生产还没有达到建国前的水平,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局面。”(《地主经济》,32页)
以上两项调查,证明了共产主义在中国农村实验的失败。
李洪林还说:“下放种地对我是一种惩罚,但却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农村的最底层。”小时候我家住在农村,那时农村生活也很苦,但是还没有苦到这个程度,农民还是有吃的,可以自己种地,自己支配。“这一次我到农村去,真正是开了眼界:这哪里是农民啊,根本就是农奴,除了锄头、镰刀这些小农具以外,他们已经失去一切生产资料,包括人身自由。”“他们不能脱离这块土地。……农民连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了。我才知道人民公社到了这个程度!”(《地主经济》,31页)
丁弘补充说,我曾下放农村八年。我想补充一点:“中国农民被公社化以后,劳动成果被剥夺的程度,远远超过土改前佃农被地主剥削的程度。此前,租赁关系对半分成是基数,还是有‘谱’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即所有制属于生产队、大队和公社),对生产队的资源和劳动力都可以调拨,用行政手段控制农业经营,这就没有‘谱’了。……所以六十年代人为造成的饥馑,只有静静地等着饿死的份儿了。”“农民的苦难深重啊!”(《地主经济》,31-32页)
丁弘对地主阶级有如此评说:
“中国的地主阶级,已经在历史上消失了。”“已经消失的地主阶级,它是漫长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个亮点”。“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他们是一个村子里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主要的投资力量;在文化的传承上,它更是起着主导的作用”(《地主经济》,12页)。
展望未来,丁弘深情地期望:“中国历史进程还不知道会怎样发展,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的中国人肯定会更客观、更聪明起来。他们会树立起科学的历史观,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现象也肯定会有明晰的评说。”(《地主经济》,33页)
丁弘明白,他为地主经济正名,“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是一个道德沧喪和道德回归的过程”(《地主经济》,20页)。后人肯定会继续研讨這一问题。因此,他又引述胡平《话说地主阶级》最后发出的感慨:“什么时候,撕开那片如雾的沉默,这片废墟上也会飞来一头思想的大鸟,衔来一个对地主制经济和地主恰如其分的解说呢?”(《地主经济》,12-13页)
对地主经济的评说,最后以谢韬的诗句作为结语:
千秋功罪千秋说,
哑口无声却有声。
江河常照经霜月,
沧海难洗血泪痕。

转自:《丁弘的意义——评说共产主义先驱者》

 


上兩條同類新聞:
  • 项羽宁愿自刎也不愿东山再起/解谜向忠发的身前身后/人间事
  • 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的悲剧结局/汉献帝曾试图除掉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