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去年对湖北和武汉“戒严令”为何没有发出？》，在介绍应勇的近三十的职业警察履历内容里说过一句，在自己的简历中声称是“大学学历，法学硕士”的应勇，事实上没有经历过哪怕半天的正规大学校园生活。

维基百科介绍应勇生平的第一段，是这样描述的：1957年11月，出生于浙江省仙居县，并在台州生活。1976年12月，参加工作，任黄岩县澄江工商行政管理所办事员；因家境原因，放弃参加1977年的高考，并于该年4月任澄江派出所办事员、副所长……。

按照维基百科的索引，如上说法是源自2017年1月22日的一篇内地报道文章《那些非同凡响的日子--上海市长应勇在老家台州的履职印记》。此文出笼的前两天，应勇刚刚由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荣升上海市长。

笔者据此，在一家名为“上海企业名录“的网站上查到了对这篇报道的原标题全文转载。文章中介绍，应勇的老家在仙居县，但在台州出生、上学、长大，所以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台州人。他的仕途也在台州起步。1976年12月，应勇参加工作。他本有机会参加1977年高考，但因家里穷，没去参加，在老家区公所当了一名办事员，次年成了当地派出所的一名警察。之后15年间，他从普通民警、副所长、所长，到台州地区行署公安处副处长、处长。到1992年8月调任绍兴，他已升至台州地委委员、政法委书记、行署公安处处长，年龄还不满35周岁。

文章中夸赞说：从台州到绍兴、到省城、再到上海任职，应勇从一名普通民警做起，做到了中国最大市的市长，其经历可谓一个标准的励志故事。

应勇出生于1957年。众所周知，当年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主持了对“文革”倒行逆施的全面“拨乱反正” 之后，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学制又恢复成小学六年，初中和高中六年。所以，如果七岁开始读小学的话，19岁应该是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年龄。

该报道中所谓因为“家境原因” 而放弃参加1977年的高考，但笔者听过的故事则是，他当年因为父亲病退，所以得到一个“顶替” 的名额，被直接“招干”。

需要解释的是，当年的中国大陆，有招兵、招生、和招工的说法。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大学和大专毕业都会自动进入“国家干部编制”。而所谓“招干”，就是直接从城镇和农村青年里招收“国家干部”。当然，这个“招干”的数额极其难得。

客观地讲，即使你应勇当年没有参加1977年的高考，即使不是因为舍不得放弃正好有一个顶替病退父亲的“招干”名额，而是因为贫穷之类的“家境原因”，也只能说明如果当年没有“家境原因”的话，你可能会参加高考。即使参加了，也还有一个考得上考不是的问题。不明白这个当年刚刚当上上海市长的应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什么特别要说明这件事情？

先要说明一句，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被转载后，有一网友更正笔者关于应勇“事实上没有经历过哪怕半天的正规大学的校园生活”这句描述，说是按照简历中的具体内容分析，他应该是在担任浙江省台州地区行署公安处副处长、党组副书记之后，升任该机构正职之前，有两年时间的脱产学习取得了“大专”学历，即简历中所说的“1984.09—1986.07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学习”。

笔者据此询问过身边一位出自政法大学的朋友，此公自己认为无论是政法大学还是中国人民大学，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才有什么“干部专修科” 之类的设置，学员全都是所谓的“调干生”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政法大学，应该没有两年制的专科设置，除非是所谓的“成人教育” 。不过，即使是所谓“成人教育”，确实也有“脱产”和“不脱产” 的区别。如果当时的应勇选择的是“脱产”学习两年，那他应该是有过两年的校园生活。

据此，笔者又特别关注了一下应勇的官宣简历中的学历部分，又发现他日后的继续在职学习过程中，居然是先取得了（在职）硕士学历，而后又取得了（在职）本科学历 。

湖北省委书记应勇。（Public Domain）简历中的这一段内容是：1995.05—1999.04，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党委委员（其间：1995.12—1997.06，杭州大学法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1997.04—1998.12，参加浙江省高等教育法律专业本科自学考试）；……（1997.09—2000.07，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函授本科学习）。

从浙江到上海之后，上海复旦大学立刻给应勇发了兼职教授聘书。复旦大学法学院官网对这位当时已经具有上海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身份的“兼职教授”的学历介绍是：“在职大学学历，浙江大学行政管理学专业法学硕士学位”。

本来是因为对应勇的求学经历感觉好奇，才特别上网搜索到了《那些非同凡响的日子--上海市长应勇在老家台州的履职印记》一文。读罢之后才知道，却原来这个应勇当年之所以能够在浙江省和上海市的政法系统不断获得重用，还真是和他可以用“非凡” 二字形容的警察生涯有关。任中共台州地委政法委书记兼行署公安处党委书记、处长期间，“亲临一线处置大规模械斗”是令他在整个浙江，甚至全国警察系统内都有了一定名气的“首功”。

1990年2月中旬，台州曾发生一起震动全国的大事：天台苍山宗族纠纷械斗事件。此事曾引起当时的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该事件涉及2个区、8个乡、43个村，由水坝、修路等矛盾引发，共5000余人参加。械斗双方动用了火枪、土炮、炸药包、手雷及铁棒、木棍进行打、砸、抢、烧、杀，在国道线上非法设卡，拦截敲砸过往车辆……。

谁都知道，在中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虽然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也还是时有发生。但是，暴乱双方居然使用枪炮甚至炸药、手雷进行“武装斗争”的恶性事件，真的是少之又少。而当时的应勇正是“临危不惧”，弹压这一事件的“一线指挥官” 。

应勇当年在浙江台州指挥处置的第二件轰动全国的要案，就是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台州外烟走私案。1989至1991年，台州地区的所有沿海县市都发生了规模、价值越来越大的走私活动。有些地方，甚至全村大多数人都参与了走私贩私活动，每天的外烟走私量有4000多箱。而当时的台州市公安处长应勇指挥最大的两次“集中打击走私团伙的” 行动，每次都达到了一次动用八百名警员的规模。从此，“台州的应勇” 在浙江省整个公安系统名声大噪，为进入省公安厅打下了基础。

在担任省公安厅负责人期间，应勇又指挥剿灭了当时也在全国造成轰动的“浙江最大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直接把该团伙的首恶，当年居然当上了中共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的张畏送上了刑场，并把一大批张畏依仗的当地官员和警察都送进了监狱。

这个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黑帮案的涉案资金，居然高达5.03亿元。这在当时真的是一个吓死人的天文数字了。因为该案被砍头或下狱的184名涉案人员中，地方市和市 以下党政机关干部42人，公安干警15人，国家金融机构干部10人。其中包括了市长和市公安局长，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教导员兼“打私办”负责人，市财政局长等地方高官，最高刑期达26年。

另外 ，由应勇亲自指挥跨省抓获的“张畏黑帮巨案”的二号人物王秀方以及第三把手郭海 华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全国各大媒体都详细报道了这一“浙江省特大黑帮案”的侦破经过，甚至详细到了张畏在公判大会现场是如何“看着众多镜头面对他时，不顾押他的武警几次警告，故意挺胸强笑，似乎要展示他最后的威风 ……”。

这个张畏被执行枪决的次年，习近平被从福建调赴浙江，据说在第一次听取省政法委关于查处走私的情况汇报时，即已经能把应勇的“累累战功”历数出来，从此把应勇笼络到了自己门下……。

不久前笔者在本专栏撰有《十堰大爆炸案的真实死亡人数与应勇的副国级晋升前景》一文，分析了习近平建党百年大庆的“良好氛围”，已经被这场惨烈发生于湖北境内市区中心的大爆炸给破坏了。这就是为什么，远在北京中南海的习近平也被“半夜惊醒”，当即指示要把爆炸案提升到“增强政治敏锐性”的高度，认识其严重性。

文中引述总部在北京的的多维评论文章说：是次事件的发生不仅令湖北省高层紧张，甚至也可见当下正在筹备中共百年党庆的中南海高层极为震怒。事实上，湖北十堰燃气爆炸并非近期中国仅有的一次安全事故。事发后，北京调查认定是这是一次安全责任事故。而这也促使人们反思，当下中国何以一而再、再而三遭遇类似事故突袭。

多维的评论文章认为，“事件令刚刚从新冠疫情中逐渐恢复常态的湖北政坛倍感压力，尤其是在中共百年党庆前夕，如此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令当地措手不及。尤其是应勇，因为在新冠疫情中临危受命主政湖北立功，政治声望日隆，甚至被外界认为有在中共二十大有‘入京’的潜质。孰料突遭如此重大考验，平添不少仕途阴影，故应勇在此背景下唯有努力表现挽救形象……。

但事后看来，应勇“摆脱危机”的速度比外界想象的要快得多。中共“七一党庆”前夜，十堰爆炸案就再无任何媒体敢于继续追踪报道。上月底，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发生的公寓楼坍塌事件，被中共官方媒体在黄金时间突出报道，央视等都反复播放救援人员在废墟中搜查的画面，各地方，包括湖北省的电视和网媒也都纷纷跟进。有外媒体认为，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转移视线，令国内百姓立刻忘却此前刚刚发生的造成18名学生死亡的河南武术学校大火，和在此之前发生的湖北大爆炸。

本专栏的下篇文章则将重点介绍和分析，应勇在明年二十召开前与其他几位被外界评论人看好的“竞争对手”相比，谁更有可能被习近平委任为下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政法委书记要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