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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意外身亡/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世上最刁钻的问题和最绝妙回答
發佈時間: 9/15/2021 9:57:49 AM 被閲覽數: 141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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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意外”身亡 这些人随后也离奇暴毙

京港台:2021-9-15 10:25| 来源:赵立平 |    

 


  中共元老朱德死因外界流传“意外”感冒和“投毒灭口”不同版本。朱德唯一儿子朱琦的夫人曾于2012年口述历史,证实朱德“意外”感冒情节,并表示随后的医疗组治疗时,“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但医疗组拒绝换药。朱德在“意外”感冒十余天后不治身亡。随着朱德的“意外”死亡,还有一些人也突然暴毙。

  中共高层也被监听

  据赵力平口述,1969年10月,以“加强战备、疏散人口”为由,80多岁的朱德离开北京,他被指派到广东从化,康克清随行,所有消息被封锁,不得离开住所。这样的状况直到1970年7月才结束,朱德和康克清回到了北京,住在北京万寿路的“新六所”,再也没有回中南海的住处。朱德身边的秘书全部被赶走或打倒,重新安排了工作人员。

  赵力平和朱琦第一次到“新六所”看望他们,带上了几张大字报给他们看,刚张口说:“你们在广东的时候,听说……”话还没说完,康克清连忙用手示意不要讲下去,指指桌子底下,附在赵力平耳边说:“别说了,说多了不好。”赵才明白她担心家里安了窃听器。

   “意外”感冒 病历神秘调走 医生暴毙

  1976年6月21日,这天的日程安排朱德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朱德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时间到了,但外宾还没到,外交部也没来消息,他只好在休息室等候。工作人员急得四处打听,最后才被告知,会见时间推迟了,但之前竟没人通知。朱德一直等到外宾来,坚持到会见结束才回家。他独自在冷气开放的大会堂待了近1个小时。回到家中不久,便感到身体不适。

  当时中共中央专门为朱德成立了医疗组,组长是中央军委副秘书长苏振华,副组长是李素文。成员有姚连蔚、吴桂贤、刘湘屏等。刘湘屏是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谢富治的老婆,同江青关系密切。她在三楼住,每天都要来看朱德一次。康克清对赵说:“她的态度和神情,都使我感到她对朱老总缺少真诚的关心。有一次,我听见她问负责朱老总医疗的主管医生:‘还能拖多久?’大夫说反正现在正在抢救,情况不太好。”刘湘屏和江青去看望朱德。江青说:“总司令好!”朱德没吭气也没抬手,没反应。

  赵力平的女儿是医生,跟奶奶康克清提出来,说朱德打这个针可能不利,可能越打越坏。康克清就跟医生说这个药是不是换换,他们不听,说是专家组织的意见。1976年7月6日,朱德去世,终年90岁。

  赵力平表示,其实,朱德平时身体很好,不吸烟也不喝酒,喜欢运动,每天还做自编的体操,自己吹着口哨掌握节奏。谁也没有料到,会因为这次接见外宾的“意外”引起感冒而去世。

  据学者陈破空在《中南海厚黑学》一书中披露,会见外宾当晚,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人神秘调走。朱德病情日重一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

  朱德遭“投毒灭口”?皮定钧违反规定撞机身亡

  有港媒报道了另一个惊悚而广为流传的版本是“投毒灭口”之说:据说在朱德追悼会上有一个规定,任何人不得揭开盖尸体的党旗。当时所有人包括朱德的亲友都遵守这条“铁的纪律”,唯独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将皮定钧违反了规定。结果,露出来的朱德尸体,面容焦黑,连裸露的双手也是焦黑焦黑的,呈现出经典的中毒征兆。

  次日,皮定钧急乘专机返闽,飞机到达福州上空时飞机撞山,机上7人都被烧成了焦炭。登机人中有2人是毛的卫戍军8341部队的人员,由于查出其中6人的手枪有开火的痕迹,所以不少人推测,飞机上可能发生了灭口与反灭口枪战。

  老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批判朱德

  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记录。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中对朱德的严厉批判。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人:刘少奇。

  在批判会上,时任中共人大委员长朱德,被说成有野心,想披黄袍。周恩来批朱德不可靠,是常委中定时炸弹。朱德感到很无奈:“说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

  据悉,此会议是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进行的,目的是警告与会者──即使朱德这样的老帅也必须俯首帖耳,绝不能成为“文革(专题)”运动中的绊脚石。

  为中共建政立下汉马功劳的朱德,其独子在文革中曾遭迫害,1974年死亡。朱德么孙朱国华在1983年邓小平发动的“严打”运动中,以“流氓罪”被枪决,死时25岁。



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

作者:8288  于 2021-9-14 05:42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只有短短120年历史的斯坦福大学,已有近30人获得诺奖,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国家来比,能超过它的也没有几个。揭秘这所大学的成功经验,对于破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或许有所启益。


01一个大学培养出的诺奖得主数没有几个国家能与它匹敌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刚刚颁发过,最值得注意的是斯坦福大学最近两年共有四位教授获得此项殊荣:去年科比尔卡获得化学奖,罗思获得经济学奖;今年莱维特获得化学奖,祖德霍夫获得医学奖。
这所大学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也曾经有过两次一年“双子星座”的辉煌。迄今为止,斯坦福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已经有近30人获得过诺贝尔奖,在职教授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仅次于哈佛大学,名列世界第二。
要知道斯坦福建校的历史很短,只有120年多一点,考虑到建校长短这一因素,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最有创造力、最富有活力的大学。斯坦福这一骄人的成绩,不要说世界上其他大学难以匹敌,就是拿许多国家来相比,能超过斯坦福一个大学的也没有几个。



诺贝尔奖分两大类,一类是和平奖与文学奖,两者评奖标准的主观因素很浓,政治色彩重;另一类是科学奖,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和经济学这四个领域,它们都有一个客观的国际标准,只有在这些领域取得世界顶尖的研究成果者才能获得此奖。我们下面只谈科学类诺贝尔奖的问题。
一般来说,区别世界一流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最有效的标准,一是看一所大学培养的学生有多少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二是看在职的教师队伍中是否有人能够获得世界顶尖级的大奖。
我与斯坦福大学有两次“缘分”,第一次是上个世纪90年代我在那里读博士,第二次是我于2010-2011年利用学术休假重回斯坦福充电。我对斯坦福不仅有切身的感受,而且是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专门调查分析它培养人才的机制。
读博士期间,学习压力大,无暇顾及其他,一门心思都在学业上;然而最近这次访学,没了学习的压力,就有时间研究它的办校理念。我这次访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探讨“钱学森世纪之问”,寻找“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答案。然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弄清培养大师的条件和机制。
为此目的,我利用这一年的访学时间“潜伏”于斯坦福的物理、化学、生物、数学、心理学、计算机等系科,旁听课程,参加讲座,观察它们的教学办公楼的布局设计,如此等等。现在把我对这所大间的一些真实感受拿出来说说,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02一张学术讲座票200美元难求
在斯坦福大学,让师生思考科学最前沿的问题已成为校风。下面讲一个典型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斯坦福大学化学系一年举办一次“威廉姆·约翰逊”学术讲座,只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才有资格做会议发言,交流自己对本学科的最新研究,并预测本学科的发展动向。
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25届了,2010年10月份这次参加者的名单为:
  • 埃利亚斯·科里(哈佛大学)1990年诺贝尔奖得主

  • 安得烈·迪科(斯坦福大学)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

  • 罗伯特·格拉布(加州理工学院)2005年诺贝尔奖得主

  • 罗德里克·麦金农(洛克菲尔大学)2003诺贝尔奖得主

  • 史坦利·布鲁希纳(加州大学旧金山校区)1997诺贝尔奖得主

  • 理查德·施洛克(麻省理工学院)2005诺贝尔奖得主

  • 阿达·约纳特(维斯曼学院)2009诺贝尔奖得主


看了这阵势,那是什么感觉!别说一般人没资格参加,连旁听都竞争很激烈,得买票,一张200多美元,比任何体育娱乐节目都贵。
这就是知识的价值体现!我为了一睹这些大师风采,特别是为自己的课题搜集些情报,一咬牙,买一张!可是一问,票早就卖完了。斯坦福校园里,最热闹的就是这种学术活动,任何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都没有这种学术活动的吸引力大。
听讲座者中,除了本校的教授和科研人员外,更多的是研究生和本科生。这种会议的效果是双重的:
首先,让他们的教授和科研人员能够在科学最前沿选题,进行最尖端的问题研究,一旦有突破,这就是获得诺贝尔奖的契机。
其次,这种高端会议所提出的问题会深深在学生心里留下烙印,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求欲望。



一所优秀的大学,课程开设不见得与普通大学有多大区别,最大的区别就在学术讲座的层次上。斯坦福大学的每个系科都有自己的系列讲座,不仅质量高,而且频度也密。到这些大学学习,如果只知道学习课程而不听讲座的话,就是失了获取这些名校最宝贵教育财富的机会,虽然他们或许可以取得很好的考试成绩,但未来也很难成大气候。
03斯坦福师生吃饭时谈论的都是什么话题?
观察人们吃饭时谈论什么,是了解他们内心里在想什么、对什么最感兴趣的最佳窗口。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愿意浪费的人,就是一种执着,这是干好一件事情的前提。现在让我来谈谈斯坦福大学的生物系、化学系、医学院的师生吃饭时都谈论些什么。
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系新落成了一栋综合大楼,那里有一个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大型自助餐厅,食物很丰盛,价钱也合理,大约10美元就吃得很好。访学那一年,我经常到这个餐厅吃饭。与生物系紧邻的是医学院和化学系,所以这里也是这三个院系师生最方便用餐的地方。



我对这些人吃饭时谈论什么进行了长期观察,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与自己的研究、学习、工作有关的事,没有听到一次是有人在议论别人是非的,也没有人传播社会上的八卦新闻,甚至像体育、政治这些大众话题也几乎听不到。
他们是把吃饭作为工作时间的延伸,相约的往往不是私人朋友,而是与研究、学业有关的人士。他们在吃饭中间交流信息,激发灵感,寻找合作契机。整个饭厅几百号人同时吃饭,但是一点不觉吵闹,大家都是在平静交谈。
为了比较中外大学的差别,我就借2012年去北大、清华、华中科大讲学的机会,特意到这些大学的食堂吃饭,观察了他们在谈什么。那里都热闹非凡,十分嘈杂,谈论什么的都有,就是没有听到有人在谈学习或者研究的。我也参加过国内的很多学术会议,几乎听不到饭桌上有交流研究心得的。
要取得世界最好的科学成果,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学术最前沿思考问题;二是专一执着,只想科研一件事。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即使平庸的人也能做出些成果出来,而那些天资好的就有可能成为科学大师。
04学校里那些完全是出于兴趣的各式讲座往往成为引发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中国大学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和激情。现在就拿斯坦福大学的“复杂系统理论研究组”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我这次重回斯坦福大学之前,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学科。“复杂系统论”这一说法,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但是还没有成型,目前只是一些零散的论文,尚无成熟的著作。一天,我看到学校网站上的一则通知,学校的“复杂系统研究小组”有一个活动,请生物系的戈登教授作报告。我很好奇,就决定去听听看。
戈登是生物学系的一位女教授,她的报告内容是亚利桑那大沙漠中的一种蚂蚁的“社会组织”。每年酷热的夏天,她都带一帮学生去做田野考察。他们发现,虽然蚂蚁并没有各种级别的官员,也没有规章制度,然而能够有条不紊地生活,可以避开天敌的入侵,可以有效寻找到食物。它们靠的是什么?
戈登教授的研究解开了这个谜,告诉人们这种蚂蚁如何分工协作,如何传递信息。她的演讲中用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真实引人入胜,连我这个第一次涉猎这个领域的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其实,环顾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复杂系统”,诸如语言、大脑、交通、植物、天气无不是如此。该研究课题的目的就是从各种各样的复杂系统中概括出共性,为人们认识复杂的世界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以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科学分支出现。到那时我们会再一次意识到,又得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走。
我参加的这次活动,大概有五六十人参加,既有资深的老教授,也有本科生、博士生。参加者的专业背景什么都有,有来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系科的,也有来自文学、历史学这些传统人文学科的。组织者热烈欢迎每一个新来者,包括不是学校的正式师生。
这种研究小组完全是群众性的自发活动,没有任何学校的领导指使命令。斯坦福大学的校园里,类似这样的小组五花八门,天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绝不要小觑这样的活动,它们很可能就是某个重大科学发现的契机。
组织这种活动,一需要敏感性,要有敏感的知识嗅觉,及时捕捉那些新思想;二要有激情,这些研究小组完全是出于兴趣,组织者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往往没有任何功利可图,顶多向学校申请一点儿活动经费,买些开会时用的点心和饮料,或者支付外校专家的交通费。这种自觉自愿的奉献精神,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是必不可少的。



欧美人的科学技术发达、思维活跃、富有创造力,跟普通人的这种社会风尚关系密切。乔布斯的苹果公司现在是世界上市值最高、最富有创造力的企业,然而它的成立则是与当地的一个民间组织分不开的。
上个世纪70年代,在电脑技术发展的初期,斯坦福附近的居民成立了“家庭电脑俱乐部”,社区里具有共同爱好的一帮人定期会面,他们也没有固定的聚会地点,常常是临时利用某一家的车库。那时候才二十岁刚出头的乔布斯和沃兹也是这个民间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们从这里听到一些新信息,然后回去自己摸索组装。他们也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买家,赚取了他们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一个大学有没有这种学术上热心肠的人,一个大学不同学科的人能不能发现共同的兴趣,然后为了共同的兴趣而走到一起,是衡量这所大学的人们的眼光和胸怀的可靠风向标,也是这所大学能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重要标志。
斯坦福大学里类似于“复杂系统理论小组”的学术团体,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有的只有几个人,甚至只有本科生参加的小组。比如那里有些华裔子弟,他们成立了一个研读《论语》小组,只有十几个人,他们看不懂原文就看英语翻译,每星期三晚上聚会。其间,他们听说我写了一本《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就邀请我去给他们做了一次讲座。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最多的是舞会、武术、围棋、桥牌、气功等这种娱乐性的团体,鲜少以探讨某种科学思想的组织。这就是区别,这就是差距。
05出科学大师所需的生态环境
孕育大师不仅仅是学校这个小圈子里的事,它也需要一个大的生态环境,这就是社会这个大气候。世界级的大师集中在非常少的几个国家之中。
诺贝尔奖是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指标,按照获奖的人数依次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这些国家不光是诺贝尔奖多,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以及其他领域独领风骚的学者也是最多的。
这里只概略地谈一下孕育大师的“大生态环境”所包含的几种因素。
1. 大众的思维水准
就像体育、歌舞、文学一样,科学界要出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必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个群众基础有几层的含义:
首先,群众普遍具有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批判精神、探求真理的爱好。任何科学领域的天才都是有基数的,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当喜欢的人越多,出现天才的概率就越大。
其次,社会的价值判断决定年轻人的智慧发挥方向,也决定他们的竞争意识的取向。比如中国古代一直把作诗对仗作为判断一个人才智的标准,那么就有了“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执着,假如中国古代把诗文写作换成探求自然规律,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可能会出现牛顿、笛卡尔这样的大师。



2. 哲学传统
哲学传统对一个民族的思维具有深刻的影响,它不仅给一个民族的思维提供什么样的工具,而且也决定一个民族思维的领域和方向。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这三百年中,东西方各出现了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他们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的不同。
中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代表人物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他们的学说虽然不同,但基本属于伦理、道德、政治、军事方面的,既没有对自然现象的认真思索,也没有给后世留下探讨自然界的工具。
然而西方的哲学传统则侧重对自然现象的探索。由柏拉图在古希腊首都雅典所建的“柏拉图学院”,目的主要是致力于对概念、理论、宇宙及认知等相关问题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著述既包括政治伦理方面的,如《伦理学》,《政治学》,也包括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如《工具论》、《物理学》、《形而上学》。特别是《工具论》为科学探索提供了有效的思维工具。
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则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当中国的才子忙于吟诗作赋,成果是一本一本的诗文集;西方的才子则是实验推理,成果则是一个个的科学发现和发明。
3. 教育体制与目标
教育体制涉及到如何教育学生,如何选拔学生,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在各级学校开设什么样的课,每门课的内容是什么,是重视知识面、答题技巧,还是重视学生的智慧开发、能力的培养;是把学生关在教室里天天埋头于书本,还是从小就叫他们观察自然、感受社会,那么最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大不一样的。
此外,美国的大学具有巨大的自主权,怎么办学,开设什么样的专业,每个专业有什么要求,每门课讲什么内容,都是学校和老师自己定的。这种个性化教育最能培养大师的体系。
4. 家长和老师的期许
长期以来,我们的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的期许则重在面子和实用上,经常跟孩子说的话就是:“你将来考上名牌大学,给父母争光,给学校带来荣誉,自己将来有个稳定体面的工作。”那么孩子们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一旦有份体面的工作,就觉得人生已经成功了,以后该如何走,就茫然无所措。
然而西方人对孩子的期许则与我们明显不同,他们更重视孩子的智慧是否得到充分的发挥,自己的努力是否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等。所以,部分有天赋和使命感的人超越了别人而成为大师。



5. 科研管理与评价系统
现在中国的不少大学都把科研量化,在这种体制下,人人都忙着发文章和专著。目前,中国已经在论文的数量和书籍种类上超过了美国,但科研往往是不能量化的,讲究的是质量,像德国的教授,一年发一篇论文就可以了。
6. 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
各个学科的国际级大师,不仅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的少数几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这说明,这些大学的工作环境和科研条件最有利于这些大师的工作,这里既包括硬件,更包括软件,而且软件更重要。软件主要有:高水平的同事,协同合作的精神,行政管理的支持,没有外在的干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机会,前沿性问题的探究,如此等等。
7. 道德风尚
学者的道德风尚也与大师的培养密切相关。不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浮夸成风,官本位思想,缺乏诚信等,都影响大师的培养。
06诺贝尔奖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

顺便说说,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两个认识上的误区。
诺贝尔实际上是“发现奖”,而不是“发明奖”,就是只授予发现自然界业已存在的规律者。所以,再伟大的发明,也获得不了诺贝尔奖,比如电脑发明、电视发明等都是过去100年里人类最伟大的发明,而中国人引以为傲的古代“四大发明”,也同样不是诺贝尔奖考虑的范围。真正改变世界的是“发明”,而“发现”只是让人认识世界。然而,“发现”是“发明”的前提,是科学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
中国古人善于发明,拙于发现。现在中国提倡“创新发明”,这些方面设立了很多大奖,然而相对忽略了“发现”的重要性。很多高校的校训都提到了“创新”,但是没有一个讲“发现”的,说明人们对此的认识还不清楚。【完】

作者简介:石毓智,斯坦福大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职。本文原文来自:管理学季刊



世上最刁钻的问题和最绝妙回答,让人心服口服

作者:霜天红叶  于 2021-9-13 10:20 发表于 最热闹的华人社交网络--贝壳村


世上最刁钻的问题和最绝妙回答,让人心服口服

史上最刁钻的问题和最绝妙的回答,每一个都让我看的心服口服。

其中的涵义,更是值得我们深思。

1

刘文典是当年清华名教授,他给学生上课,追求学术性强、内容新、语言独特。

他曾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

没有渊博的学识底气,谁敢说这话?

那年代的学生,那年代的大学课堂,开放得很。你敢发大话,我就要探虚实。

有一次,学生大声问:“先生对写文章有何高见?”

刘文典应声道:“问得好!”

随即朗声念出5个大字:“观世音菩萨。”

众学子无不愕然——这是哪跟哪呀!

接下去,刘老师神秘地解说道:“‘观’,多多观察生活;‘世’,须要明白世故人情;‘音’,讲究音韵;‘菩萨’,要有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

果然非同凡响,令众学子闻所未闻,细细想来,真是“高见”,把写文章的学问概括得既全面又深刻。

不仅是写文章,生活也要做到“观世音菩萨”

2

1982年秋,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中美作家会议上,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请中国作家蒋子龙解个怪谜:

“把一只5斤重的鸡放进一个只能装1斤水的瓶子里,您用什么办法把它拿出来?”

蒋子龙说:“您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您显然是凭嘴一说就把鸡放进了瓶子,那么我就用语言这个工具再把鸡拿出来。”

金斯伯格不由赞赏:“您是第一个猜中这个怪谜的人。”

“你怎么放进去,我就怎么拿出来。”这句话除了具有“我用你放进去的方法拿出来”的字面意思外,实际上还隐含着另一个信息——“如果你根本就放不进去,我也就无须拿出来。”

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被蒋子龙成功地抛了回去。

当别人刻意出问题为难你时,或许你可以换个方式,把问题还给他。

3

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多年的陆侃如教授,年轻时留学法国。

1935年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一位“隆目深眼”的洋考官提出一个刁钻古怪的问题:“‘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不往西北飞?”人们无不面面相觑、脸色愕然。

“孔雀东南飞”用的是比兴手法,与内容没有必然联系,简直让人无法回答?

但是“方额秀目”的陆先生稍一思索,即朗声答曰:“因为‘西北有高楼’。”

“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这答案出自《古诗十九首》。

因为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阻断了孔雀西北去路,它才索性折身而返,振羽东南!

“妙答”对“刁问”,人们相顾莞尔,满场粲然。

陆先生此答,显示出他面临诘难时的机敏睿智,与古代典籍谙熟于胸的深厚古典文学功力。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诗词更是其中的璀璨之星,读点古诗词,不仅能提升自己的文化气质,也许还能帮助我们回答别人的问题呢!

4

观众:请问法师,我的小孩不听话、不爱学习怎么办?

法师:您影印过文件吗?

观众:影印过。

法师:如果影印件上面有错字,您是改影印件还是改原稿?

(场内立刻响起雷鸣掌声。后有人答道:改原稿。)

法师:应该原稿和影印件同时改,才是最好。父母是原稿,家庭是影印机,孩子是影印件。孩子是父母的未来,父母更是孩子的未来。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在你要求孩子优秀的时候,请先自己做到优秀。

5

一位女士不停地述说自己的苦难,没完没了。

法师打断她的话说:你的苦还真多呀。

女士:别人诉苦最多需要三天三夜,我诉苦需要三年。因为我的苦得从前几年就开始说。

法师:那不是过去了吗?为什么还紧抓不放呢?(停了一下)你拉出的粪便臭不臭?

女士:当然很臭啦。

法师:现在粪便在哪里呢?

女士:拉完就冲掉了。

法师:为什么不把它包起来放在身上?见到人就拿出来告诉别人,说我被这东西臭过?

女士:那多恶心。

法师:对呀。苦难也是一样,它已经过去了。回忆和诉苦就如同把粪便拿出来向人展示,既臭自己又臭别人。听懂了吗?

女士:听懂了。

法师:那以后你还要不要诉苦?

女士:不要了。

法师:记住,越诉苦越苦,越抱怨越怨。

放下过去,不要抱怨,笑对未来,方得快乐

这5个不一般的对话, 不仅有趣,还富有哲理,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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