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红卫兵运动如同红色飓风席卷神州大地。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但是红卫兵却在斗争中出现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又分化出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严重影响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郭建波同志将红卫兵运动放在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从文革发展的要求出发，梳理了红卫兵运动的基本脉络，揭示了不同派别红卫兵及其负责人命运起伏跌宕的深层原因，以及他们对红卫兵运动两面性所负的实际责任，和由此引发的沉痛教训，读后会使我们对红卫兵运动有一个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伟大的理论 光辉的实践——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发表该文，就是要通过对红卫兵运动的剖析，还原红卫兵运动的真实状况，提示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内在联系，总结红卫兵运动的经验教训，分析红卫兵运动的作用，从对红卫兵运动的探究中来科学认识文化大革命。

　　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1、红卫兵运动的背景。

　　2、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1）清华、北大附中红卫兵的产生。

　　（2）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

　　（3）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3、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印发。

　　（2）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3）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三——红卫兵大串连。

　　（4）红卫兵运动的意义。

　　4、无产阶级专政是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1）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学生运动。

　　（2）中央严厉禁止动员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

　　（3）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5、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

　　（1）红卫兵运动的分裂——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

　　（2）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及其极端表现——血统论与出身论的斗争，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到联动。

　　（3）造反派红卫兵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4）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变化及其两面性和责任归属问题的分析。

　　（5）关于红卫兵运动主流和逆流的若干分析。

　　6、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1）红卫兵是在文革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群众组织。

　　（2）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锋作用。

　　（3）红卫兵运动培养和造就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4）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及其“左”右倾向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5）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教训。

　　（6）科学地认识、评价红卫兵运动。

　　红卫兵运动主要由青少年学生组成，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这个时期，文化大革命是在红卫兵运动的引导下不断推向前进的，广大青少年学生也在运动中经受了锻炼。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分裂，形成了运动的主流和逆流，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红卫兵运动在主流与逆流的搏击中，最终主流战胜了逆流，在斗争中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为了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就要首先分析红卫兵运动产生的背景。

　　1、红卫兵运动的背景。

　　一般来说，红卫兵运动产生的背景是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运动。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才为红卫兵运动提供了现实的舞台。同时，红卫兵运动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因而只有从文化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揭示红卫兵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红卫兵运动的主体是青少年学生，也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学生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树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远大理想。因而一旦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反修防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挺身而出，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从他们接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上来说，则是具有必然性的。这是他们所受教育和社会环境熏陶的结果。

　　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进行，因而大中学校的师生就首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行动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青少年学生成为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首先发生在文化教育单位，这样就给大中学校的学生提供了参加运动的机会。他们也就有可能率先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大中学校也存在不少问题。当时大中学校不论是在教育制度还是教学方法上，与社会主义教育的要求特别是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毛泽东这个时期发表的关于教育革命的系列谈话，大大鼓舞了青少年学生的信心，提高了他们的勇气，为进行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广大青少年学生从社会实践出发，在毛泽东教育革命思想的指导下，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实际行动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这个时候大中学校的青少年学生，年轻气盛，思想活跃，敢作敢为，雷厉风行。他们受旧的习惯势力及陈腐观念影响较小，没有社会上的世故积习，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因而在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天下为己任，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

　　由大中学校学生组成的红卫兵能够登上文革舞台，一般说来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造成的。具体说来，是由于这些青少年学生当时所接受的共产主义信念，文革首先在文化教育单位进行，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勇于献身、朝气蓬勃的特性所决定的。正是由于文革的时代要求、青少年学生本身以及所处环境的多重因素的作用，才最终使他们登上了文革舞台。这构成了红卫兵运动的背景。

　　2、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红卫兵运动声势浩大，席卷全国，以其磅礴的力量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虽然后来参加运动的红卫兵数以千万计，但是最初却是由一些青少年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开始并不被各级党委及工作组所承认，许多组织处于半地下的、秘密的甚至是非法的状态，对外影响也相当有限，一般局限于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的学校内。[1]但是，最终却发展迅速，遍于全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那么，红卫兵是如何产生的呢？工作组是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呢？红卫兵运动又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下面我们来研究这些问题。

　　（1）清华、北大附中红卫兵的产生。

　　北京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不是在大学，而是在中学产生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诞生了全国第一支红卫兵。[2]随后北大附中也产生了红旗战斗小组这样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如何产生的呢？

　　第一支红卫兵出现于清华附中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清华附中学生与教师、领导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些矛盾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不断激化，才催生出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那么，清华附中师生、领导之间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清华附中的一些学生把与教师、学校领导之间存在的意见分歧，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些学生开始主要集中于预651班和预642班，还有一些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同情和支持这些学生的意见。这些学生中多数是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也有一些其他家庭出身的学生。不仅是这个时候，其实早在一两年前，他们就与学校领导在一系列问题上意见对立，并进行过多次交锋：

　　一九六四年七月，他们曾就“学校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学校里要不要贯彻党的阶级路线”这两个问题与校方进行辩论。

　　一九六五年二月，他们认为学校提出的“兴无灭资，团结百分之百”的口号“提得过右，而且在实际中它贯彻得还要更右一些。”

　　一九六五年五月和一九六六年四月，他们两次向学校提出开展“小整风”运动，大搞阶级教育（如清明节扫墓）活动、两忆三查活动，均被学校拒绝。学校负责人说：“阶级教育在哪里不能搞，非要到烈士墓去搞！”“两忆三查不能搞，我们应当坚持正面教育，以表扬为主。”

　　一九六六年五月，预651班的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等人对校长所作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有意见，认为校领导在报告中没有强调这场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在运动中要自觉革命，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认为不强调这些，那就是假革命。此外，还对学校过去不突出政治的问题提出意见。学校领导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在不同场合批评了这些意见。

　　五月十日，骆小海写了题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的文章。文章指责学校不把毛主席的书作为最高指示，还批评学校不重视突出政治，突出业务冲淡政治，在体育运动中搞锦标主义等。

　　五月二十日，由预642班的王铭、张晓宾起草了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彻底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系统的汇报材料。他们在这份材料中写道：“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一定要斗争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把清华附中彻底搞红为止，直到把无产阶级教育方向在清华附中牢牢确立为止，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

　　随着由社教运动转到文化大革命，清华附中学生与老师、领导之间的矛盾逐渐走向尖锐，从最初仅有十几个人与校领导对立，逐步发展壮大，反对校领导的人达到几十人之多。[3]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五月二十九日傍晚，在圆明园遗址上，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陶正、高洪旭等十来个学生在一起开了一个小会。与会者认为，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为了更加有力地与校方进行斗争，有必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并一致同意将组织命名为红卫兵。“红卫兵”是前一阶段张承志写小字报时所用的笔名。这一天就成为了红卫兵的诞生日，从此揭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五月三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成员邝桃生、骆小海、卜大华、王慧成、张晓宾、王铭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学校的问题。此信洋洋万言，列举了学校的20种错误。[4]

　　六月一日晚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大大地鼓舞了刚刚组织起来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当时学校把教学楼五楼一个曾作为阅览室的大教室腾出来，专门用作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六月二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五楼大教室。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其中写道：“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有100多人在红卫兵的署名下签了名。当时的红卫兵组织很不严密，在红卫兵大字报签了名的也不一定是红卫兵，而有些人虽然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却也是红卫兵，关键在于观点是否与红卫兵一致。[5]

　　清华附中领导并没有接受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意见，反而对他们采取压制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清华附中红卫兵一方面积极向党中央、华北局、北京新市委写信反映情况，一方面向北京各有关中学进行串联，寻求支持。

　　六月八日上午，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西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学校领导感到来者不善，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闭了校门。这些学校的学生坚持了10个小时后，才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学校红卫兵的字样。此后，红卫兵的名称很快便在北京许多学校里传开了，以红卫兵或红旗等命名的学生自发组织成批出现。大约在六月三日左右，北大附中的牛皖平、彭小蒙、宫小吉等人成立了类似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自发性学生组织——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不过，到这时为止，红卫兵组织在数量上还是比较少的。在已经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的学校里，红卫兵在人数上也只占学生总数的很小一部分。[6]

　　由此我们看到，最早的红卫兵组织就是五月二十九日成立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虽然成立时没有用红卫兵的名称，但是从性质上来说也是红卫兵组织。这两个组织都是在与当时学校领导出现矛盾的情况下，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不论是清华附中红卫兵还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都是红卫兵的发起组织。[7]他们的成立拉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

　　（2）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清华、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当时的红卫兵主要出现在北京的中学。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背景下，和学校领导存在不同意见而又遭到压制的情况下，才起来造反的。这样在北京的中学里面造反的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之间就形成了对峙关系。这个时候刘少奇主持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学校派出工作组，那么工作组在派出以后与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李雪峰任第一书记的北京新市委执行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的指示，从六月上旬开始，向北京地区的51所高等学校和304所中学先后派进了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的成员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有关部委抽调，中学的由团中央抽调。团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惠庶昌担任，并从全国各地抽调了1800多名共青团干部，组成了300多个工作组，分成8个工作队，进驻北京市八个区的各个中学。各工作队的队长均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中央常委或部长担任。[8]

　　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代替了原来的校党委。由于多数工作组虽然接管了学校的领导权，但是却和校党委站在同一立场上，因而学校师生在如何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认为，工作组控制运动的做法是保护黑帮，压制革命群众，限制运动的深入发展，要求将矛头对准院校领导。他们以《人民日报》社论为武器，认为自己是按毛泽东思想行事，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而造反的，他们人数虽少，却自恃真理在握，不断和工作组发生冲突。但大多数人是把拥护工作组和拥护党联系在一起的，对反工作组的人进行激烈的反击，双方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一些学校发生赶工作组的现象。[9]

　　由此看来，工作组进校后，迅速在师生中间形成了两派，一派拥护工作组，一派反对工作组。这两派的形成又是与对学校党委的不同态度密切相关的。当时红卫兵主要出现在北京的中学，而中学工作组又是由团中央直接派出的。因而这个时候我们的研究就集中在中学工作组上。由于清华、北大附中的红卫兵拉开了红卫兵运动的序幕，这两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工作组的关系就更具有代表性，因而我们的研究就从这两个中学的红卫兵和工作组的关系入手。

　　我们先来分析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

　　当时学校内的大字报基本上都是两个内容：一是批判“三家村”，二是表示拥护校领导、党支部。也有不少大字报对预651班等反对校领导的人进行批评。以个人名义写大字报对校领导表示怀疑、甚至对校领导进行批判的极少。六月四日，团中央派了两个人到清华附中进行调查。在以后的几天里，他们分别与包括红卫兵在内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了几次座谈，红卫兵在与他们的座谈中，感觉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旺盛。此后，形势发展很快，红卫兵逐步从防守转入反攻。六月五日，红卫兵在教学一楼门庭正面贴出一张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校领导。红卫兵的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广泛关注，也招来了很多反对和批判的大字报。清华附中绝大多数的师生在当时是相信党支部的，对处于反对派地位的红卫兵程度不同地持批判态度。红卫兵在这一天还贴出了一张题为《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里，红卫兵向全校发出号召：“一切要革命的同志，立即行动起来，向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猛烈开火！我们要做无产阶级彻底革命派，决不当资产阶级保皇派。”在这里，红卫兵已经明确地把清华附中党支部称为“近在身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黑线”了。[10]

　　从中可以看到，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后，宣讲了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关于运动的八条政策规定，并说校方压制学生是错误的，支持了包括红卫兵在内的学生的“革命行动”。[11]清华附中工作组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同意他们将矛头对准清华附中党委，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获悉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由于清华附中工作组是受团中央领导的，团中央领导人非常重视清华附中的工作，认为这是打开清华大学党委的重要战线。胡克实要求在清华附中蹲点的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刘晋每天向他汇报情况。工作组承认红卫兵是左派，但感到红卫兵独立性太强，难以驾驭。胡克实根据刘少奇、邓小平的讲话精神，提出立即恢复党团，溶化红卫兵的办法。胡克实并具体指示工作组要抓红卫兵中的坏人。[12]

　　由此不难看出，清华附中工作组对待红卫兵和学校领导上的微妙态度。他们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反对学校领导，是因为当时他们已经确知清华大学党委犯了错误，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向附中党支部造反是为了打开清华大学党委这个堡垒的重要环节。他们虽然支持红卫兵进行造反，却又指示工作组在红卫兵中抓坏人，实际上还是想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纳入工作组领导的轨道，使清华附中红卫兵成为工作组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工具。

　　这个时候在对待《中国青年报》社论上的分歧又进一步激化了他们之间业已存在的矛盾。

　　六月二十三日，《中国青年报》发表邓小平审阅过的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团结大多数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调子太低，火药味不浓，是折中主义。[13]

　　六月二十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两张大字报，一张是与《中国青年报》“六二三社论”针锋相对的《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另一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在后一篇大字报中，红卫兵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六月二十五日，个别红卫兵成员还把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去，表示对反对工作组的蒯大富的支持，引起清华大学拥护工作组的许多学生的反对，纷纷到清华附中贴反对红卫兵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甚至提出要求工作组“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七月四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文中引用了毛泽东一九三九年的一段语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大字报既是针对《中国青年报》的社论，也是针对工作组的。[14]

　　我们可以看到，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一方面是工作组支持清华红卫兵造反，另一方面又想把清华附中红卫兵纳入工作组领导的轨道。工作组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造反，是因为当时工作组已经知道清华大学党委犯了严重错误，而不是工作组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矛头是要指向党内走资派。同时，工作组还想控制红卫兵，使红卫兵按照工作组的意图进行“造反”。这样就形成了清华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我们认为工作组支持红卫兵造反是有条件的，存在保留态度的。

　　我们再来看北大附中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的关系。

　　同是第一批红卫兵组织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在北大工作组进驻北大附中后，受到了工作组的强大压力。七月三日，北大工作组副组长张德华在北大附中召开座谈会，说红旗战斗小组有“方针性”错误。提出用分化中间，先拉群众，孤立少数的方法打垮红旗战斗小组。七月十一日，张承先在北大附中召开部分师生座谈会，批评红旗小组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红旗战斗小组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人数由三百多人锐减为一百多人。[15]

　　这个时候，刘少奇对北师大附中红卫兵的指示成为工作组解决中学红卫兵的指导方针。这对中学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对北京师大一附中的指示中提出：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地质附中红卫兵、二十五中东风等组织被强令解散，许多未被解散的中学红卫兵组织也受到工作组的批评、指责，与工作组处于对立状态。清华附中工作组进校之初是全力支持红卫兵的，但不久即与红卫兵产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极少数“牛鬼蛇神”，红卫兵则提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旧思想。工作组要求团结95％以上干部、群众，红卫兵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工作组认为党的领导必须通过工作组来体现，红卫兵则提出必须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工作组认为红卫兵是“不要工作组的领导，搞红卫兵专政”。[16]

　　工作组根据党中央在京领导人和团中央提出的“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团组织中来”的政策，劝红卫兵自动解散，回班级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并安排红卫兵核心成员中比较合乎理想的学生担任学校分团委委员。但是红卫兵既参加共青团组织的活动，又保持独立的组织。在文革运动的领导方针问题上，红卫兵认为工作组强调政策，防止过激的作法是“搞折中主义”，“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斗争”，“火药味不浓”。工作组与红卫兵的矛盾一天天发展，但是清华附中工作组力争主要通过诱导解决红卫兵问题，而红卫兵则力争工作组的支持，不使关系破裂。双方都想以策略取胜。因而直到工作组被毛泽东批判，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没有反目成仇。

　　其实，清华附中的情况并不多见。北京大学工作组派驻北大附中的工作组断然取缔了红旗战斗小组，红旗战斗小组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也有个别工作组支持了红卫兵，如团中央派出的石油学院附中工作组。总的看来，由于工作组对运动的控制，红卫兵的组织和活动受到限制。[17]

　　从中可以看到，作为上级部门派来的工作组，大都在不同程度上维护了学校党委或党支部。工作组虽然也赞成批反动学术权威，批牛鬼蛇神和黑帮，但他们反对乱批乱斗，主张有计划、有秩序地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18]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工作组与中学红卫兵的问题上，除去清华附中、石油学院附中等少数工作组以外，多数工作组是站在学校党委或党支部一边的，对正在进行的红卫兵造反运动采取了压制的态度。团中央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工作的。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执行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制定的方针政策。这样就与中学红卫兵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不难看出，即便是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的工作组，也与红卫兵之间存在着严重矛盾。这种矛盾集中表现在红卫兵要不要置于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如果我们将红卫兵与工作组之间存在的矛盾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存在的深层矛盾则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依靠学校党委（工作组）还是群众、采取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斗争的矛头是对准走资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是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师生上。

　　（3）红卫兵运动向何处去？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不论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还是团中央，都认为红卫兵不是合法的党、团组织，而是秘密的、非法的，因而对于红卫兵采取了否定的态度，甚至要解散红卫兵。至于清华附中工作组对于红卫兵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运动处在高压之下，确实存在着被剿灭的风险。

　　但是，他们的行动却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七月二十五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到北京大学主持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北大许多学生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在会上控诉了工作组的压制和迫害。江青对代表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发言的彭小蒙极力夸赞。当彭小蒙在发言中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19]不仅如此，中央文革小组还对其他学校反工作组的造反派师生予以肯定，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表现出与中央一线常委的不同态度。

　　我们看到，红卫兵在遭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和团中央工作组打压的情况下，却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反映出在红卫兵运动问题上，在中央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中央一线常委当时是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而中央文革小组不过是在中央一线常委领导下具体负责文化大革命的办事机构，当中央一线常委对红卫兵采取否定态度的情况下，尽管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师生造反，但是从组织程序上来说，中央文革小组最终还是要服从中央一线常委做出的决定的。

　　从前文我们在工作组问题上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尽管中央文革小组对派出工作组一再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却遭到中央一线常委的拒绝和打压，中央文革小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才不得不对这个问题持保留态度的。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这次在红卫兵问题上又一次表达了否定态度，红卫兵组织及其运动存在被解散乃至于宣布为非法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态度就成为红卫兵组织及其运动能否存在和发展下去的关键。那么，毛泽东的态度如何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3、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红卫兵出现后，不论是工作组还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都是对此采取打压态度的。即使允许红卫兵存在，也要将其纳入工作组预定的轨道，成为工作组执行其路线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确实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工作组受到批判之前，只有北京市海淀区少数中学的激进学生互相串联，学习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立名称不一的自发组织。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支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中学生和少数大学生纷纷起而仿效，红卫兵初步形成有众多学生参加的政治活动。[20]

　　青少年学生是在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和支持以后，才走向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的。那么，红卫兵运动又是如何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呢？

　　（1）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印发。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在红卫兵运动兴起过程中起着先导作用。这封信件表明了毛泽东对红卫兵肯定和支持的鲜明态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毛泽东写出这封信件的呢？

　　①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导火线。

　　当时不论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是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都遭到了工作组和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打压。但是，他们的行动却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愿意代他们将造反的大字报呈递给毛泽东。这样能否获得毛泽东的支持，就成为红卫兵运动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七月二十八日，海淀区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揭发批判工作组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等人到场，表示支持学生反工作组。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彭小蒙作了控诉工作组的发言，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宣读了一论、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并当场将这两份大字报稿交给江青，请她把大字报呈送毛泽东。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还附了一封信，其中写道：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大字报（大意）。[21]

　　我们看到，红卫兵在遭到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扩大会议和团中央工作组打压的情况下，却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这反映出在红卫兵运动问题上，中央内部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这个时候清华附中红卫兵还通过江青将他们造反的大字报呈递毛泽东，请毛泽东对此判明是非。这就意味着将他们与团中央工作组乃至于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分歧和矛盾摆在了毛泽东面前。由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执行了文革的路线，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之间也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矛盾，因而毛泽东是站在了红卫兵而不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常委的立场上。这样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的情况下，肯定并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就成为毛泽东的必然选择了。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来的。从中不难看出，清华附中红卫兵委托江青将他们遭到批判的大字报转呈毛泽东，成为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件的导火线。

　　②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内容及其评析。

　　毛泽东收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后，很快就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了回信，那么这封信的内容是什么呢？应该如何看待这封信呢？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1）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内容如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们：

　　你们在七月二十八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四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他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还有，我们支持你们，我们又要求你们注意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们，在指出他们的错误以后，也要给予工作和改正错误重新作人的出路。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22]

　　这封信虽然所署的日期是八月一日，其实早在七月三十一日就已经写好，为慎重起见，还在中央及北京市委领导层内传阅过。

　　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将这封信及清华附中的两张大字报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以及北京市委负责人李雪峰、吴德：“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23]

　　这封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是在获得中央领导层同意以后，才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文件印发会议的。这封信虽然印发了会议，最终却没有能够发出，但是这封信的内容却很快传播到社会上去了。这不仅是因为当时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他们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要求出发，将信的内容扩散到社会上，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八月三日在钓鱼台约见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给他们看了印有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文件。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激情。许多一度受挫的中学红卫兵组织重获生机，并获得更大的发展。此后，红卫兵组织不但在中学迅速发展起来，而且在高校、机关也开始有了发展。红卫兵运动初步形成有众多学生参加的政治运动。[24]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发出，但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这两张大字报却以《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题目发表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25]这两张大字报在中央党刊、党报的公开发表，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坚定支持。

　　2）对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评析。

　　清华附中红卫兵是在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高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投身于文化革命洪流中的。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造反行动却遭到了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的打压。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将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委托江青呈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判明是非，希望能够得到毛泽东对他们造反行动的支持。

　　从回信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不仅对他们的大字报，还对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大字报及彭小蒙的演说，以及全国和他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表示了热烈的支持。毛泽东在信中告诉这些造反的同学，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支持你们的。“我们支持你们”，是毛泽东和他的革命战友支持红卫兵造反行动的真实写照。这个说法当然是有着史实依据的。因为这封信是毛泽东在征求了党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意见以后才印发会议的。他还要求同学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特别是那些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的同时，也要给人以出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

　　从信中可以看到，在如何对待造反学生的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此前在中央撤销工作组问题上就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不论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还是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乃至于各地和他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造反组织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是本质上都是在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制定的文革路线，采取了造反的行动。因而即使这些造反组织的名称不同，所处的地域不同，毛泽东都对他们的行动予以肯定，采取了鲜明的支持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能否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是否采取造反的行动，是毛泽东对他们支持与否的根本标准。

　　同时我们也看到，毛泽东在支持、鼓励青年学生造反的同时，还对他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要求他们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特别是那些犯过错误的人，也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争取使他们逐步改正错误，回到革命的道路上来。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后来红卫兵运动兴起后，不少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比如首都红卫兵组织五大领袖）却辜负了毛泽东的教诲，头脑膨胀，个人主义盛行，小团体意识作怪，严重干扰了文革的进行，酿成了严重后果，造成了沉痛的教训。当然，这是后话。

　　③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意义。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并非仅仅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而是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方式，表明了他对于全国青少年学生造反运动的肯定和支持。这在信中就有明确的反映。这种表态对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也就是后来的红卫兵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中央对于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态度鲜明地支持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一种是以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反对青年学生起来造反，主张把青年学生的造反行动纳入正常的党、团运动的轨道。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当时在中央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向中央一线常委提出不同意见，主张撤销工作组，由革命师生自己进行运动，但是却遭到中央一线常委的激烈反对，始终处于压制状态。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将各地文化革命的动态及时汇报给毛泽东。如果不是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京后，经过进一步调查了解，在征求中央其他常委意见以后，果断决策撤销工作组，以后的红卫兵运动是难以发展起来的。

　　撤销工作组和支持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当时工作组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他们贯彻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与起来造反的青少年学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支持工作组，必然否定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支持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必然要否定工作组的行动。在工作组与青少年学生出现对峙的时候，撤销工作组，实际上就是对青少年学生造反行动的肯定和支持。这是因为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行动是践行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的。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正式发出，却没有因此而影响到红卫兵运动的发展。这封信的内容已经流传到社会上。八届十一中全会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了这封信，不仅出席会议的革命师生看到了这封信，八月三日王任重还在钓鱼台专门约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给他们看了印有这封信的文件。这实际上是将信件内容向清华附中红卫兵作了通报，告诉他们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是持鲜明支持态度的。

　　至于这封信当时没有正式发出，可能与八月四日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工作组问题上发生的激烈争论，以及最终迫使毛泽东改组中央常委这一重大人事变动有关。中央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政治局常委的改组，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大事。这样信件的发出就给耽搁下来了，以致于最终也没有向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正式发出这封信。

　　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在面临向何处去的十字路口，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支持。这进一步鼓舞了青少年学生的斗志，振奋了他们的造反精神，推动了造反运动的发展，由此波及全国，为后来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从前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虽然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这两个学生造反组织的名称不同，但是毛泽东在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却对这两个组织都给予了同样的支持。这是因为这两个学生组织都是响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

　　当时学生造反组织究竟叫什么，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叫什么的都有。一般都是打着保卫红色江山的旗号，充满浓厚的战斗色彩，表现出鲜明的斗争精神。即使对于红卫兵这个名称，也不是没有争议。八月十八日天安门广场大会前，周恩来曾建议：红卫兵是外国的名字，赤卫队是本国的名字，我看叫赤卫队这个名字好。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发表的讲话里号召人们学习、熟悉、掌握、运用“十六条”，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也没有一处提到红卫兵。[26]

　　这说明虽然毛泽东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印发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肯定了学生的造反行动，但是直到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的时候，还没有将广大投入造反的革命学生称作红卫兵。将进行造反的革命学生称作红卫兵，是从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之后才产生的。那么，这次大会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事件，才把广大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称作红卫兵运动呢?

　　① 天安门广场举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

　　当时是如何才决定八月十八日召开天安门广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八月十六日晚上在工人体育场开大会，外地来的学生很多，大家都想见中央领导人。[27]在这种情况下，当天晚上就决定在北京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大会的主要是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这个决定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表示将出席这次大会，要求为他出席这次大会准备一套绿军装。这将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同一个月前畅游长江一样，这个举动富有鼓动人心的象征意义。[28]

　　不仅如此，这天的群众大会情况还出乎人们的预料。毛泽东一改晚上办公，上午休息的习惯，早晨五点钟就到了天安门。当时事先谁也没告诉，只有周恩来一个人赶到，因为只通知了他一个人。这就打破了旧的规矩。[29]

　　这次大会的群众规模和热烈场面是建国以来所罕见的。关于毛泽东一早来到广场，当天的新华社通讯这样报道：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主席走过天安门前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主席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他们欢喜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到我们中间来了！’”[30]

　　本来，中央是在革命师生的要求下，才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原先并没有安排毛泽东参加大会。在向毛泽东汇报召开这次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不仅同意召开这次大会，还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并一改往日的作息习惯，又第一次在建国后穿上了军装，八月十八日凌晨五时就到达了天安门广场。当时只将到达广场的时间通知了周恩来一个人。这说明毛泽东对召开这次主要由革命师生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的高度重视，希望通过召开这次群众大会，支持青少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在建国后首次身穿军装出席这次大会，是非同寻常的，也是耐人寻味的。这不仅是为了营造革命化、战斗化的氛围，鼓舞青年学生的斗志，也是为了宣示这场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的，对中央和各地仍然对抗和抵制文化大革命的人的一种告诫和警醒，表明了将文化大革命坚决进行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经毛泽东提议，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在天安门城楼会客室里，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等人说：“我坚决支持你们！”毛泽东还与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毛泽东说：“我们不行了，只有我们这些娃娃行，小将行。”[31]

　　大会会场，几万名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大会上异常引人注目。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都由红卫兵维持秩序。新华社的报道说：“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蹦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32]

　　我们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清华、北大附中的学生代表谈话，明确肯定了他们的造反行为，坚决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还对他们寄予厚望。这是与他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相一致的。特别是在这次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不仅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更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通过现场百万群众，特别是报刊、电台、电视台的宣传报道、广播、转播，使人们不约而同地将青少年学生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冠名为红卫兵运动，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这次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林彪在大会上讲话，提出下一步的行动号召。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

　　周恩来接着在大会上讲话。他说：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制定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一切革命的同志，都要认真地学习它，熟悉它，掌握它，运用它。北京大学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也在大会上先后讲话，表示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证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大会结束后，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游行队伍经过天安门城楼前，接受检阅。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33]

　　新华社当天播发了《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消息，其中突出地报道了红卫兵的情况：“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的东西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纠纠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34]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35]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八月一日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发出前，只有清华附中的造反学生称作红卫兵，其他学校学生造反组织的称呼则是五花八门。但是，在毛泽东八月一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印发会议，特别是传播到社会上以后，不少学生才纷纷将造反组织的名称改称红卫兵，在北京各中学尤其是这样。

　　八月十八日之前，红卫兵组织已在北京各中学普遍出现，而在大学则比较少。在大专院校里，大多数还是以个人和较小的战斗队的形式进行文化大革命。北京以外的一些大城市在八月十八日之前也有少数的红卫兵组织出来。[36]

　　八月二十一日，陶铸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话中就说：“整个北京市，全国现在都成立了红卫兵，成立红卫兵是党的一个政策。”八月二十五日，陶铸在接见中南地区学生时说：“红卫兵是革命的组织，看来红卫兵有普及全国之势。……在北京，红卫兵起了伟大作用。……学校里有多少人参加红卫兵，看情况，也许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五十。”[37]

　　八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指出：“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的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38]

　　《人民日报》八月二十九日社论中写道：“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39]

　　不论是陶铸在讲话中提出大力发展红卫兵，还是《人民日报》社论对红卫兵组织性质和作用的肯定，是毛泽东八月一日印发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革命师生的新发展，都是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红卫兵运动的指示。这样就不仅进一步肯定了红卫兵的组织名称和红卫兵运动的合法性，又推动了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蓬勃发展。

　　由此我们看到，这次天安门广场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是应革命师生的要求召开的。中央是在支持革命群众的要求，推动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况下，才决定召开这样一次大会的。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不仅同意召开这次大会，还表示要亲自参加这次大会，又在建国后第一次穿上了军装，凌晨五时就到达了广场。他在天安门城楼不仅在与学生代表的谈话中，还在大会上以接受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于青少年学生的造反活动以及把他们称作红卫兵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时候新闻宣传报道也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青少年学生称为红卫兵。这样就以这次大会的召开为标志，不仅宣布青少年学生参加的造反运动是合法的，还将他们参加的运动称为红卫兵运动。随后不论陶铸的讲话还是《人民日报》社论，都在肯定并支持红卫兵运动。因而这次大会对红卫兵运动的冠名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②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

　　在八月十八日以后，毛泽东又是如何接见红卫兵的呢？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到八月二十八日，处地来京学生已达十四万人。从八月底开始，毛泽东几乎每隔半个月就要接见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40]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审阅林彪在下午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会上讲话的送审稿。送审稿中说：“革命的小将们，毛主席和党中央热烈赞扬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你们干了大量的好事，你们提出了大量的好倡议。我们十分高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在这段话后，林彪亲笔加写：“坚决反对压制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毛泽东批示：“退林彪同志：这样修改很好。”

　　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红卫兵佩戴红领巾和红卫兵袖章。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1]

　　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病后初愈的情况下进行的。

　　九月中旬，当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时，毛泽东身体不适。他在十三日晚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写了一封信说：

　　“卧病三天，尚有微温，今天略好。可在明天（十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十万人大会。我能起床，即去见见群众，不能起床，则请你主持，我不去了。”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42]林彪、周恩来发表讲话。这是毛泽东第三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3]

　　十月一日上午十时，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参加庆祝活动的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三千多名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大会结束时，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穿过金水桥，走进群众队伍中，向大家祝贺国庆节日。整个活动持续六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4]

　　十月十八日中午，毛泽东乘敞蓬汽车，沿长安街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历时一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5]

　　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从上午十时十分开始，持续七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6]

　　十一月十日、十一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十日，从上午十时开始接见，持续六个多小时。十一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乘坐敞蓬汽车接见长安街两侧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47]

　　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五十万人。二十五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开始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持续四小时。二十六日，从下午二点半开始，乘坐敞蓬汽车，接见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以西大道两旁，以及在西效机场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人次。[48]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从八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一千一百多万人。在接见活动中，往往持续六、七个小时。这对于年逾古稀的毛泽东来说，确实是一个沉重的负荷。但是，毛泽东却是乐此不疲，坚持参加每一次接见活动，即使在刚刚病愈的情况下也是这样。这表明毛泽东对接见红卫兵是非常重视的。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和王力有一个回忆，我们引述如下。

　　戚本禹回忆说：“实际上，主席也非常劳累的，即使后来安排他坐着敞篷车去接见，可一天坐下来也是非常辛苦的。但主席毫无怨言，仍然坚持要不断地接见。很多人都对毛主席那么多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表示不能理解。起先，我也是这样的。”

　　“我就对主席说，你已经那么多次接见红卫兵了。现在天气也转冷了，是不是可以暂停下来了。”

　　“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又说，列宁去世得过早，在苏联的青年人中见到过列宁的人不是很多。所以他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见到他，将来好继承老一辈的事业，革命到底。他说，接见那么多的红卫兵，不能休息，一天下来，确实很累，回去后躺在床上脚还痛。但是我还是要接见。我们将来的希望就在这些年轻人的身上。他们中间能出人才，我们的事业靠他们继承了。我说，他们都还是些小孩子。他说，对了，我们今天的事业不都是靠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干的吗？我现在接见几百万青年人，将来在这里面是会出人才的，会继承我们的事业。”[49]

　　王力后来回忆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一直有这思想，就是同苏联有关系的，他说苏联出修正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中国要防修，就要让更多的青少年直接见到我。毛主席这话说了多次。”[50]

　　从王力和戚本禹的回忆中不难看出，毛泽东之所以花费很长时间和很大精力来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是因为对他们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中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就寄托在他们身上了。毛泽东接见这些革命师生，就是希望在他去世以后，红卫兵们不要忘记对他们的谆谆教导，进行继续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接见的人数之多、每次接见的时间之长，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即使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表明毛泽东对于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殷切希望。这些红卫兵主要是青少年学生，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岁月，也就是杜勒斯等帝国主义预言家们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所寄望的第三代、第四代。这些青少年没有经受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艰难考验，也没有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斗争的丰富经历，可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却要依靠他们去传承和发展。因而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出发，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让这些青少年学生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接好老一代的班，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扬广大。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就是希望他们牢记使命，不忘嘱托，在斗争中走向成熟，能够主动地、自觉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

　　③ 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开始走向社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红卫兵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上，既支持、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又存在着重要分歧。这与红卫兵运动自身的两面性结合在一起，影响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方向。

　　1）红卫兵是破坏旧世界的先锋。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红卫兵开始大规模地走出校园，冲向社会，向旧世界宣战，为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而斗争。

　　红卫兵是改造旧世界的先锋力量。以青少年学生为主组成的红卫兵，长在红旗下，从小受到革命思想教育，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世故少，积极性高，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步伐，怀着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崇高理想，坚决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果断行动，雷厉风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红卫兵冲向社会以后，向着“四旧”猛烈开战。“四旧”，即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是在“十六条”中提出来的。这是与新社会格格不入的社会现象。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只有破坏一个旧世界，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荡涤社会上存在的污泥浊水，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在运动中不仅改地名，变姓名，翦裤腿，修发型，换招牌，刷标语，贴大字报，还围攻党政领导机关，炮打走资派，除旧布新，全面出击，形成了强大的声势，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气势，如同一股红色的巨流向旧世界发起猛攻。他们深入基层，走街串户，抓住可疑人物，锁定斗争对象，不畏艰难，勇往直前，不信邪，不怕压，英勇奋斗，无所畏惧。社会上，多少顽固的堡垒被他们攻破，多少庞然大物在他们面前倒下，多少陈规陋俗被他们破除，多少反动势力的气焰被他们打下。这股红色飓风席卷全国，震撼华夏，以其凌厉之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红卫兵运动以期蓬勃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它不仅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定支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它的坚强后盾，同时作为党中央喉舌的宣传机构还大力讴歌和鼓励红卫兵运动。

　　八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一期发表《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的评论员文章。[51]九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红卫兵赞》，指出“红卫兵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革命行动，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蓬蓬勃勃的群众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使钻进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没有这样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就不能摧毁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社会基础，就不能把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52]

　　八月二十二日新华社播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电讯，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狠！》、《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八月二十四日新华社发表《上海、天津革命小将和商业职工向剥削阶级“四旧”发动总攻》的电讯，八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出《各地革命小将向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发动总攻击》的电讯，八月二十六日新华社发出《撗扫“四旧”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各城市》的电讯，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礼！》，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霏。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都像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红卫兵的行动，真是好得狠！”。[53]

　　中央报刊及时把党中央的声音传播到红卫兵中间，指导着红卫兵运动的方向。它们的宣传鼓动吹响了红卫兵运动的号角，为红卫兵运动呐喊助威，推动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怀着崇高的革命激情，沿着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方向，以实际行动投入到革命实践中，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

　　2）红卫兵的盲动。

　　红卫兵运动虽然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先锋作用，但是他们在破“四旧”和围攻党政机关、炮打走资派的斗争中，由于其自身认识和阅历的限制，却出现了不少盲目性，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红卫兵在破“四旧”的过程中，致使一些文物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一般来说，文物和“四旧”是能够区分开来的。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有的文物还是“四旧”的载体，和“四旧”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将它们区分开来又是比较困难的。这就容易在破除“四旧”的过程中，导致一些文物遭到毁灭性破坏。从这方面来说，当时对文物的冲击和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况且当时对于封建迷信和浓厚宗教色彩的标志性建筑的封闭和破除，还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当然，不必讳言，由于认识的局限和冲动，不少文物在当时确实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是令人痛心的。

　　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些严重事件。从二十日起，在“破四旧”的旗号下，北京、上海、天津等大中城市里都相当普遍地发生强迫抄家和侮辱人格、打人等践踏法制的野蛮行为。更令人痛心的是，一些被任意指责为黑五类的人员被打致死，更多的被强行遣送回乡。[54]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而红卫兵就将矛头对准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从北京开始的对党政机关的猛烈冲击迅速扩展到全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纷纷被围攻，被炮打。相当多数的党政负责人由于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导致双方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有的被揪斗以致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无法正常工作。许多党政机关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社会秩序处于失控的无序状态。全国局势日趋混乱。[55]这个时候红卫兵在斗争中由于没有对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分析，出现了打击面过大的现象。

　　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要分清究竟是经验不足、年轻幼稚才出现的鲁莽行为，还是打着文化革命旗号，怀着个人目的，为转移斗争方向，嫁祸文革的卑鄙行为，也就是说要分清主观故意还是过失的界限。至于有人转移文革方向，故意破坏文革的行为，下文还有分析，此不赘述。从红卫兵运动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红卫兵声势浩大，波及面广，冲击性强，由于经验不足、年轻幼稚、个人主义膨胀、小团体的习惯势力作怪等因素的影响，当时造成了不少负面的影响。

　　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红卫兵运动中确实出现了过火的行为。抄家、斗黑五类、破坏文物、驱赶地富反坏右分子还乡、武斗以及对干部冲及面过大等等，就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盲目行为。这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消极现象。虽然出现了这些消极现象，但是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来比较，毕竟处于次要地位。这是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的。

　　3）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分析。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的态度上，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又表现出不同。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对红卫兵运动到底是放还是进行限制上。毛泽东认为从当时政治斗争的形势出发，在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要采取放的方针。周恩来则认为要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使红卫兵在既定的范围内活动。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方针，却又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下进行工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这是在大政方针一致下的认识分歧，属于具体政策和策略的范围，而非战略上的矛盾。

　　本来，在“十六条”中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56]但是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发生了武斗。毛泽东注视着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他在支持、肯定红卫兵运动的同时，及时采取措施解决业已出现的问题。制止武斗不过是他在处理红卫兵运动问题时的一个具体表现而已。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林彪转送的反映有关“破四旧”行动的《文化大革命情况通报》（解放军报总编室编）上批道：“已阅，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二十一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而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怎么就成流氓世界？”“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我们坚决相信多数人是好人，坏人只占百分之几。”对西安等地红卫兵提出要罢一些官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好答应，情况不清楚。”[57]

　　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还以个人的亲身体验为例说服红卫兵，对不同派别的学生不要用保皇派和造反派这些带有鲜明价值倾向的称呼，正确对待工作组成员，要处理好不同派别的学生和工作组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便于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团结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文化大革命，发展到社会上斗批改。要文斗，不要武斗。”林彪一听毛泽东这样说，立刻紧接着说：“全部形势很好，就是要去掉一个打人。不打人，就什么都好了。”那时红卫兵正在到处揪斗原由各中央机关派去的工作组。被揪斗的工作组成员，通常都要戴高帽，挂牌子，遭到“喷气式”的斗争。毛泽东说：“工作队员大多数是好的，只有极少数人不好。工作队长也不是个个都坏。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在学生中这时出现了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毛泽东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58]

　　毛泽东七月十八日回京后，由于不了解情况，一开始是保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后来在弄清了张承先在对待造反学生的态度以后，才不再保张承先了。毛泽东在这里谈到这个问题，是为了让红卫兵能够给工作组成员改正错误的机会，妥善处理好与工作组成员的矛盾，以便于消除分歧，团结起来，共同开展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九月五日发表了《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59]这个时候，毛泽东对红卫兵运动的基本态度，仍是继续主张“放”，而不是“收”。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局、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60]

　　不仅在制止红卫兵运动的武斗的问题上，而且在对一些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重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免受红卫兵的冲击上，毛泽东也是采取了保护措施的。八月十日，毛泽东在李达遭受批斗后的来信上批示：“陶铸同志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61]九月三日，毛泽东在傅连暲遭受批斗后的来信上批示：“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62]

　　八月二十九日晚，北京大学经济系一群红卫兵闯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家中进行查抄。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捡，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有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当天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立即采取保护措施，并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名单，包括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蔡廷锴、邵力子、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还写了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等，要对他们实行保护，努力减轻红卫兵对他们造成的冲击。[63]

　　从中看到，周恩来的这个名单，是在毛泽东保护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和领导干部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个名单是周恩来依据毛泽东的文革政策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周恩来几乎每天都要和来自四面八方的红卫兵打交道，做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从这时起，他的基本工作已放在了红卫兵方面。[64]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一九六六下半年，仅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余次。[65]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不仅说服、开导、教育红卫兵，制止他们在运动中的过激行为，还采取具体措施，纠正他们在运动中的错误，为红卫兵运动的正常进行创造了条件。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央碰头会的实际主持人，承担着中央日常事务和红卫兵运动的重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了中央碰头会。这个时候周恩来将许多精力用在了处理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周恩来和毛泽东以及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在红卫兵运动战略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着明显分歧。这种分歧在若干红卫兵运动的政策措施上表现了出来。

　　八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审定同意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根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批示，这件很好，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66]当李富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对中央八个口的文化革命运动规定了十条意见时，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十六条嘛，都不听。让它去搞。”[67]

　　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批示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同日，江青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发。[68]随后，周恩来将通知稿报送毛泽东批准。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通知稿中把这些部门和单位分为十六类，一一列出。二、对上述部门和单位，如发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破坏，必须依法处理。三、重要档案应加以封存。四、此通知发至县、团级，内部掌握，不对外公布。九月一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此件不发。[69]

　　九月二日，周恩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行动，应当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联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等等。三日凌晨，周恩来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上午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70]

　　从周恩来同意或制定这三个意图限制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文件，遭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否定最后没有发出来看，在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当时究竟采取“放”还是“收”的政策上，他们之间还是存在分歧的。这种分歧不仅体现在三个文件的存废上，还表现在大学工作委员会和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的设置上。

　　我们先来看大学工作委员会的成立。

　　七月二十八日，撤销工作组以后，北京市市长吴德感到无法领导运动，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请示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中央各部委所属大专院校都交由北京市委统一领导，市委成立一个大学工作委员会，各部各口派人参加。

　　周恩来指定吴德为大学工作委员会主任，陶鲁笳为副主任。委员有孔原（调查部）、丁国钰、李清泉（外交部），吴星峰（石油部）调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大学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各部各口负责接待相应学校的师生，派联络员到各学校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大学工作委员会派联络员的事情被毛泽东知道了，毛泽东批评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是与派工作组一样的错误，要立即撤销。[71]

　　我们再来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的成立。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北京新市委在八月二十四日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地点设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由市委书记雍文涛主持总站工作；党中央、国务院在联络总站设有办公室，周恩来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负总责。

　　二十六日，周恩来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他对来自五百多所大中学校的一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发表讲话说：成立这个联络总站，一是要支持、帮助你们，二是要爱护、保护你们，三是有事情好找你们商量。[72]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成立大学工作委员会还是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都是为了将首都红卫兵和学生置于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的控制之下。这对于规范红卫兵的行动，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能够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红卫兵的指示，当然是有利的。同时，也不难看出，这种作法就将红卫兵置于大学工作委员会和总站乃至于国务院和北京市委的控制之下，束缚了红卫兵的手脚，对于红卫兵运动的迅猛发展当然是不利的。这进一步表明周恩来的作法与毛泽东主张的对红卫兵继续进行“放”的政策还是存在着明显分歧的。

　　其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上的分歧还可以从当时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王力的回忆中得到验证。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与周恩来就有着相似的看法。王力后来回忆说：“周总理和陶铸同志力图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各省市也都这样作，这同毛主席有分歧，毛主席认为不能这样搞。真正理解毛主席思想的人不知有没有，我们当时也不怎么理解，后来琢磨出一点。王任重也力图把红卫兵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他在钓鱼台开了一个楼，联系指导红卫兵。王任重同江青的矛盾也包括了上述的问题。”[73]这表明当时在红卫兵运动是“放”还是“收”以及是否置于党组织的领导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这种分歧能否得到解决，不仅对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对于他们的政治命运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虽然在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上存在共同看法，但是在具体政策措施上还是存在重要分歧的。这种分歧体现在三个红卫兵文件的制定以及大学工作委员会和首都红卫兵联络总站的建立上。尽管存在着这些分歧，在当时态势下，最终还是以周恩来保留个人意见，服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张，而使他们之间的分歧得以解决。

　　周恩来与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出现这样的分歧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此前在周恩来的多次讲话中就已经流露出来了。他虽然坦言这场革命超出了自己的想象，自己与这场革命的要求存在着差距，但是却并不消极，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参加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还表示要跟上革命的步伐，进行自我革命，消除自己与革命间的距离。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四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意识形态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们每一个决心要革命的、要继续革命的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积极参加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火热的阶级斗争中考验自己，检查自己。[74]

　　八月十四日，周恩来在回答波兰驻华大使提问时又谈到：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个长期的工作。这不是突然出现的。过去我们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在由农村发展到城市。[75]

　　与此同时，周恩来并没有否认他本人思想上同这场革命之间的差距。在和学校师生们的谈话中他一再表示：自己虽然干了几十年革命工作，但就文化大革命这个新事物来说，在许多地方还不如年轻人那样思想解放，那样敢说敢闯、没有条条框框，因此，还需要老老实实地向革命师生和人民群众学习。他这样说明：“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我们跟主席一道工作，有时毛泽东思想举得不高，错误是经常要犯的，当然不是站在对立的立场上。我们要保持晚节，就要紧跟毛主席不掉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住考验。[76]

　　八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冒雨在清华大学发表讲演。他说：“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他所说的“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是把自己包括在内的。当谈到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他说：“八月八日的《决定》现在公布十四天了，你们正在学习。为什么还有隔阂呢？就是因为有许多问题不清楚。有许多问题我们也不清楚。拿我来说，就很不清楚。”[77]

　　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发言中作了自我检查。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是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毛主席，不要掉队。”又说：“我个人在这五个月中，前五十天虽两次外出，但在京时也没有做好助手的作用，对工作组只提过改良主义的办法，没有及时向伯达同志请教和深入到群众中学习，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在十一中全会后，我努力紧跟主席和林彪同志，向文革小组密切联系，有时仍有掉队之虞。”[78]

　　周恩来后来在回顾这一段情况时说：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预料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就是说，没有能够完全预料到。”“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运动的发展也常常估计不足，对于这样波澜壮阔的局面的来到，精神准备不够，总是要想办法，把它分步骤，或者分期分批，加以约束、限制。”[79]

　　从以上引用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周恩来虽然在红卫兵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存在不足，但是襟怀是坦白的，言行是光明磊落的。他并不讳言自己认识上的差距，但是表示要努力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自己的认识，跟上毛泽东和文革的步伐，经受住考验。这是周恩来坚定的信念、坦荡的胸怀、高尚的品格以及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的生动表现。当然是应该肯定的。

　　也正因为周恩来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这些认识，才引发了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评，说周恩来是“和稀泥”、“折中主义”，还在《红旗》十三期社论里加进了批评“折中主义”的内容。[80]不仅如此，十一月初，一个外地来京学生将抄自清华大字报中“周总理有折中主义”等语用电报发往当地，被邮电部门扣下。江青等人却认为电报不好扣，可以发，但不张扬。对这件事周恩来坦然地批示：“张扬出去也没有什么，这是大民主题中应有的文章。”[81]

　　十一月九日，周恩来在同一位外国兄弟党领导人谈到最近中共党内出现的路线错误问题时说：这一时期我也参加了，不能说没有责任。现在有些学校就说我是“折中主义”。那时中央决定我去清华解决问题，我去了不提刘少奇同志，也不提王光美同志。当时应该这样做，这是党的决定，在这方面我们要守纪律，任何时候我们不向群众解释，让群众责备我好了。[82]

　　周恩来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存在着误解的因素，周恩来从组织观念出发，也不便于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但是，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也不能说中央文革小组和红卫兵对周恩来的批评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的。因为周恩来确实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当时进行的大民主，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是革命队伍中行之有效的民主方法，是共产党人民主生活的生动体现。后来，有人以此来扩大中央文革小组、红卫兵与周恩来之间的矛盾则是别有用心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与周恩来之间在红卫兵运动问题上的态度总的来说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却是存在着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的一致性是主流，分歧则是支流。我们既不能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就忽略他们之间的分歧，也不能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分歧，就漠视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而是要从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对他们之间存在的一致性和分歧作出准确界定并由此进一步研究这种异同对于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

　　4）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方向。

　　以上我们分析了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那么，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又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我们知道，红卫兵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自发出现的群众组织。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一经形成，就会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前进。这些青少年学生，出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长在红旗下，深受党的教育多年，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怀着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理想，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同时由于他们年轻、冲动、政治经验少，容易任性行事，走向极端，又表现出破坏性。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及具体负责运动的中央文革小组就要承担起指导红卫兵运动的重任，使红卫兵运动能够沿着文革的正确方向发展，而不致于偏离文革目标，成为一些人谋求私利的工具。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红卫兵究竟要不要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其实，党内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内部，掌握着权力，平时以党的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运用权力，谋取私利。红卫兵是党、团以外的群众组织，由青少年学生组成，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新生组织形式。如果将红卫兵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那么，从隶属关系上来说，红卫兵就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组织；从组织程序上来说，红卫兵就要执行各级党委的命令。这样红卫兵就丧失了自己相对独立的组织形式，成为各级党委领导下的青少年组织，难以采取造反的形式了。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又怎么能够起到先锋的作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呢？这样的话，由红卫兵率先进行的文革不就流于形式了吗？

　　从文革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红卫兵是不宜于在各级党委具体领导之下开展活动的。但是，从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上来看，又必须将红卫兵运动置于文革发展的轨道上，而不能使红卫兵运动偏离乃至背离文革发展的方向。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导下，由中央文革小组具体负责展开行动。而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撇开中央文革小组，凭个人意愿和好恶随意行动。中央文革小组作为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处理文革具体事务的中央机构，直接负责红卫兵运动。其职责是要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及时、准确地贯彻到红卫兵运动中，随时注意校正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方向。后来，红卫兵领袖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命运的起伏，就与此密切相关。当然这是后话。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红卫兵运动虽然没有置于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之下，却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导下，在中央文革小组具体负责之下进行的。由于红卫兵没有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因而就便于将斗争的矛头对准隐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的走资派。这样他们就会更易遭到各级党委的打压。红卫兵在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作用。同时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由于认识局限，政治经验不足，也由于某些人处于个人得失的考虑，自身利益使然，因而在运动过程中会产生“左”或右的偏向，出现过火行为，偏离文革方向。这个时候以毛泽东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要采取适当措施，将红卫兵运动拨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红卫兵运动，总的来说是采取“放”而不是“收”的态度。这个时候处理红卫兵运动的政策措施要服从“放”这个大局。即使红卫兵有一些出格的行为，也是采取比较包容的态度，一般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是由红卫兵在文革发展阶段的先锋作用所决定的。不然的话，有人就会以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为借口来扑灭红卫兵运动，从而使得毛泽东通过红卫兵运动来打开文革局面的努力化为泡影。这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什么在对待红卫兵运动的问题上采取“放”的态度了。当然，这也是有条件的。一旦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有人扭转文革方向、破坏文革大局的事件发生，那么就要采取强力措施予以干预了。比如在处理西纠和联动的问题上。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红卫兵运动的方向无怪乎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一种是错误的。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怀着在中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激情，是自发投入到文革运动中去的。毫无疑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当然是希望红卫兵运动能够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但是，参加红卫兵运动的青少年学生的成分是复杂的，自身认识上也是参差不齐的，在全局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出现矛盾时的处理上有人也是患得患失的，因而在红卫兵运动过程中就会出现偏离乃至背离文革方向的错误。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确与错误有时也不是泾渭分明，而是混杂在一起的。在基本正确的背后，常常伴随着错误，在错误的背后又蕴含着正确的因素。比如造反派红卫兵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错误。老红卫兵虽然后来转向文革的反面，但是当初他们积极响应文革号召，起来造反，对于文革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出现又起着重要作用。

　　这样看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先锋作用的红卫兵，在具体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推动和破坏的双重作用。当然正面的一方占着优势，负面的一方处于劣势。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方向的时候，要深入分析红卫兵运动的两面性以及这种两面性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红卫兵群体上的发展变化，从而对于红卫兵运动有一个更为准确的判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就是从文革发展的全局出发，及时采取政策措施使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的正确方向发展，从而推动文化大革命进程的。

　　由以上分析我们看到，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一千一百多万首都和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还自身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支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造反行动。这鼓舞了红卫兵的斗志，极大地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成为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第二个因素。

　　（3）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三——红卫兵大串连。

　　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促进了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红卫兵大串连则是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红卫兵大串连呢？红卫兵大串连的概况如何呢？各级党委对红卫兵大串连表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红卫兵大串连在红卫兵运动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下面我们就来研究这个问题。

　　① 红卫兵大串连出现的原因。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北京的红卫兵奔赴全国各地，各地的红卫兵奔向北京，以及各地之间红卫兵的相互流动，形成了红卫兵大串连的滚滚洪流。那么，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

　　1）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要求。

　　“十六条”指出：“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83]这表明文化大革命并不仅仅在北京，而是在全国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同时进行的。

　　各地红卫兵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在批斗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诉求。况且中央、各地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要求各地红卫兵要加强联系，沟通信息，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共同斗争。但是由于地缘和各地情况的差异，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发展并不平衡。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党中央、国务院所在地，在文化大革命中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起着引领运动发展的作用。北京红卫兵消息灵通，思想敏锐，更了解中央的政策，明白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的坚定支持。因而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到走向平衡的要求出发，就需要北京和各地的红卫兵通过串连来宣传政策，交流看法，提高水平，达成共识。只有这样才能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就成为红卫兵进行大串连的内在要求。

　　2）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根本前提。

　　我们知道，如果按照原先那样通过派工作组来进行文化大革命，以及这个时候确定的对待红卫兵的政策措施，那么红卫兵运动是不可能发展起来的。正是由于在毛泽东主导下，党中央决定撤销了工作组，制定了新的政策措施，才使得红卫兵运动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起着决定性作用。

　　其实，一九六六年六月上旬，毛泽东就已经对于学生的串连表明了态度。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84]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我们看到，工作组受到批判之前，只有北京市海淀区少数中学的激进学生互相串联，学习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成立名称不一的自发组织。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支持红卫兵以后，北京的中学生和少数大学生纷纷起而仿效，红卫兵初步形成有众多学生参加的政治活动。[85]

　　这个时候不论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还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都在讲话中及时地回应了毛泽东的这个观点。

　　八月十六日上午，陈伯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大会上讲话，他根据毛泽东在杭州讲话的精神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

　　在八月十八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就有大批外地赴京串连的学生参加。周恩来在讲话中说：“我们向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和教职员工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辛苦了！”“我们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外地来的革命同学，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首都的同学，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好好接待客人，发扬无产阶级阶级友爱的精神，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有问题要好好商量！”[86]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许多外地的革命师生纷纷来到北京，而北京的革命师生则要到外地去传播革命的火种。这个时候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革命师生的这一动向，于是在中央会议上迅速作出指示，采取相应措施，支持革命师生的串连行动。

　　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

　　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87]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发现了青少年学生中间存在的这种新动向以后，及时因势利导，调整策略，作出了欢迎外地学生到京，支持北京青少年学生到外地进行活动的指示。这表明毛泽东站在红卫兵运动的潮头，推动着红卫兵运动的向前发展。

　　在毛泽东作出这样的表态后，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在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了支持红卫兵串连的观点。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本地的学生，和外来的学生，要在共同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的团结。有问题，有不同意见，要用调查研究、平等协商的方法来解决。大家都知道，各地方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都要依靠本地本单位的群众自己动手来干，才能真正搞得好，搞得彻底。我们相信，全国大串联的革命行动，一定能够有力地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88]

　　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的谈话和指示，一九六六年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组织各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革命学生全部、革命教职工代表和中等学校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工代表从九月六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以利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通知说明革命师生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还就来京师生在京逗留时间、主要活动和师生及其代表的产生、若干注意事项等问题作出规定。[89]

　　为了做好来京红卫兵的接待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保障了来京红卫兵的衣食住行和接见工作的顺利进行。国务院接待总站下设立了几十个分站，分管四千多个接待站（不含郊区），构成了完整的接待工作网络。市内交通、饮副食业、医疗卫生和代销社等部门全力以赴在总站统一领导下，协助各站、点实现“五包”（吃、住、交通、医疗和思想政治工作）。军委、总政治部派出解放军官兵上万人，参加了红卫兵的接待工作，他们将来京的红卫兵按班、排、连、营编组，并和红卫兵同吃同住同军训。[90]

　　从中我们看到，早在六月上旬毛泽东就作出了进行大串联的指示。但是，毛泽东的指示却在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的时候给搁置起来了。在撤销工作组以后，毛泽东关于红卫兵串连的指示才又得到了贯彻执行。其实，早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革命师生以前，就有不少外地的青年学生到了北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进一步做出了外地革命师生可以来京的指示，中央中央、国务院还联合下发了外地革命师生来京的通知，并为接待红卫兵做好了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外地革命师生从全国各地如同潮水般地涌向北京。正是由于这样，我们才说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是形成红卫兵大串连的根本前提。

　　3）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从八月十八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在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一千一百多万人。这一千多万红卫兵来自于北京和全国各地，如同一股巨大的洪流从四面八方涌向北京，怀着激动的心情，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红卫兵从各地到北京，又从北京到各地，这决不是游山玩水的旅行，而是负有特殊使命的政治活动。这些红卫兵到达北京以后，被组织起来，进行教育、参观、训练，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传授北京红卫兵进行文化革命的经验教训，受到毛泽东的接见，聆听毛泽东的教导，掌握斗争策略。通过在北京的活动，他们清醒了头脑，提高了见识，增长了才干，开阔了胸襟，吸取了精神力量，坚定了理想信念，而后又分赴各地，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

　　如果没有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行动，就不可能出现千万人规模的革命师生到达北京的洪流。这样不论从规模、声势还是影响力上，红卫兵大串连必然会大为逊色，难以起到通过大串连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巨大作用。正是由于毛泽东大力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不仅大规模地公开接见红卫兵，还竟达八次之多，这样就以磅礴的气势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热潮，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因而我们说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形成红卫兵大串连的重要推动力量。

　　4）青少年学生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强烈责任心，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动力。

　　早在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就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而且还写入了同年七月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一文中。[91]

　　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在共产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从社会、学校和家庭所受的教育中，从小就相信共产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立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远大志向，确立了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奉献一切的坚强决心。因而当“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义无反顾，克服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勇往直前，以实际行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

　　为了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他们以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来要求自己，锤炼自己，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他们知道，单纯依靠少数人或一个地方的红卫兵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是不行的，要想真正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动员、团结全国的青少年学生和工农群众共同奋斗才行。因而要将文革的火种撒遍祖国大地，和各地造反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动员工农起来进行文革。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以红卫兵为先锋，广大工农群众为主力军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清除走资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现祖国山河一片红。

　　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这个历史的重担就落到了红卫兵的肩上。为了中国的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他们在革命思想的引导下，怀着宏大的志愿，主动地、自觉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的重任，将文革的火种撒遍祖国山河，支持、帮助各地的红卫兵和工农共同起来投身于文革的洪流。这种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强烈责任心，就成为形成红卫兵大串连的内在动力。

　　5）工作组对各地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是红卫兵大串联形成的直接因素。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决定派出工作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秉承中央一线常委的指示，要控制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而青少年学生则要求造反，这样工作组和青少年学生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于是北京学生开始到中央反映情况，各地遭到工作组压制和打击的学生纷纷到北京告状，请求中央为他们做主。这样工作组对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直接造成了最初的串连。

　　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六月初，北京大中学校停课以后，市内学生的串连就已十分活跃。六月上旬，全市各校各单位到北京大学声援、串连的就超过三十万人。撤销工作组以后，各大中学校学生之间的串连更加随意和活跃。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二十八日的一个月当中，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共达212﹒4万多人，其中仅八月十二日一天就达17﹒96万人次。[92]

　　其实，早在工作组时期，各地学生在党中央报刊的鼓动下，像北京大学那样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领导这场运动的省市自治区以及单位负责人，却反对学生这样做。全国各地相继发生的“西安交大六六反革命事件”、“兰州事件”、“长沙惨案”、“铜川血事件”，以及发生在上海、四川等地的类似情况，使造反的学生感到诧异。他们响应党中央、毛泽东的号召进行造反，不仅得不到支持，反而却遭到地方和单位领导人的限制和打压，于是他们要找中央去评理。[93]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反工作组的学生纷纷进京告状，太原、长沙、西安等地来京告状和学习的学生接连不断。八月初，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到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外地来的，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大串连。[94]

　　八月四日，汪东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说：最近每天都有上千学生、上百批来中南海接待室反映文化大革命情况。其中有一些是外地来的，实际上形成了串连。[95]

　　八月十三日，四千多名天津大学师生因造反受阻，徒步上京告状，学习造反经验。毛泽东得知后，立即指示派车到杨村车站把他们接到北京。北京的师生称他们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热情接待。天津大学的造反派后来即以“八一三”作为自己组织的名称。[96]

　　这样我们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由于工作组对造反的青少年学生进行压制和打击，企图把造反的青少年学生纳入工作组领导的文革轨道，从而把青少年学生变成他们推行文革的工具。这样就与造反的青少年学生发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压制和打击的青少年学生，为了向中央反映自己遭到的迫害，才到北京告状的。由此看来，工作组对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是造成红卫兵串连的直接因素。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成红卫兵大串连的原因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需要，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根本前提。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重要推动力量。青少年学生破坏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强烈责任感，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动力。工作组对各地青少年学生造反的压制和打击，是红卫兵大串联形成的直接因素。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青少年学生建设新世界的革命责任感，以及工作组当时对青少年学生的压制和打击，才构成了红卫兵大串连的复杂原因。

　　当然，这些因素对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具体影响也是不同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以及反映这个需要的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决策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行动，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根本因素。红卫兵的强烈革命责任感，是红卫兵大串连形成的内在动力。工作组对青少年学生的压制和打击，则是导致红卫兵大串联的直接原因。因而我们说，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出发，红卫兵大串连的出现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是通过工作组压制和打击造反的青少年学生这种偶然性表现出来的。

　　② 红卫兵大串联将文革星火传到四面八方。

　　红卫兵大串连既包括北京红卫兵到外地串连，也包括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学习，接受毛泽东检阅，吮吸文革素养，汲取精神力量，以便回到本地后继续奋斗，还包括各地红卫兵在祖国大地上的串连。不论是北京红卫兵到外地，还是外地红卫兵涌向北京，乃至于各地红卫兵的串连，蓬勃兴起的红卫兵运动，如同红色飓风，震天撼地，横扫华夏，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其中，北京红卫兵到外地和外地红卫兵涌向北京，成为红卫兵串连的主旋律。

　　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起，红卫兵运动已形成全国性大串联的浪潮。北京学生分赴各地，向全国播撒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各地红卫兵也纷纷涌入北京“取经”。[97]为了红卫兵大串连的顺利进行，各地还按中央要求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为串连的红卫兵提供衣食住行。北京红卫兵与外地进京红卫兵的运动方向，从形式上来说似乎是相反的，实质上则是一致的，都是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实际行动。

　　八月二十二日，北京第五十五中学和第三十中学的四名红卫兵从兰州来到银川串连。他们在自治区党委门口贴出十张大字报，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衡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银川一中、女中等学校学生贴大字报欢迎北京红卫兵来宁。二十三日，银川召开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银川社教工作团负责人在会上作了检讨，学生代表在会上揭发、批判了工作团（组）的错误。北京红卫兵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区党委第一书记杨静仁在会上检讨了区党委派工作组等问题，并表示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同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一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同日，宁夏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其它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也陆续成立。

　　八月二十六日，北大附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呼和浩特串连，同呼和浩特二中红卫兵一起进行宣传活动。九月二日，到广州串连的北京地质学院附中、一○一中学的红卫兵和广州八一学校的红卫兵到广东粤剧院进行活动。九月三日，由北京五十四中学、北京帅府园中学、北京第四女子中学等学校红卫兵组成的“北京红卫兵北上小分队”，在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市火车站国际列车上进行宣传活动。

　　在中央九月五日通知后，北京市委组织的第一批去外地串连的学生共约2700人，分属北京三十七所高校和一些中学，目的地分别为上海、武汉、成都、兰州、哈尔滨、乌鲁木齐。与此同时，由北京各学校自己组织的，以及不经过任何组织自己跑出去的串连学生的数目则更大更多，确切数字无法统计。[98]

　　当时北京许多学校的红卫兵到了外地。比如产生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的北京大学就有多数师生到外地串连。至十月十八日，北大去外地串联的达5000多人（当时北大全校师生员工14400多人），地质、地理、技术物理等系外出人数已占全系人数60％以上。至十月二十三日，北大外出串联者达8000余人。至十月二十五日，北大已有95％的学生和一半教师去外地。聂元梓一行在上海去过四个有影响的工厂（上海造船厂、国棉17厂、杨树浦发电厂、良工阀门厂）、四所有影响的学校（复旦、同济、交大、华东师大），看大字报，听辩论，了解运动情况，和工人进行联系。当时清华大学红卫兵蒯大富等人也在上海进行串连，聂元梓想找到蒯大富商讨问题，由于没有找到蒯大富，因而没有谈成。[99]

　　九月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向全国各地发出通知：“第一批前往各地的红卫兵已于9月10日从北京出发，望各地党委、人委立即组织专门接待小组同他们取得联系。由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出面介绍当地文化大革命进展情况和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九月十五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再次通知各地，第二批北京去各地串连的红卫兵约1100人已经出发，串连方向分别为桂林—南宁；成都—重庆—贵阳；武汉—长沙；广州。

　　据上海市统计，到九月六日，上海共接待串连学生28600人，其中北京红卫兵10700人。

　　富于造反精神的北京红卫兵最先开始冲击上海市委。八月三十日下午，上海市委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北京红卫兵约三千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北京红卫兵批评上海市委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提出上海市委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九月五日下午，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声讨上海市委的大会。在北京红卫兵的带动下，上海红卫兵的斗争矛头也开始指向各级党委，揪斗领导干部的情况也越来越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九月份冲击各区委机关即达二百多起，参加者七千多人。后来北京造反派红卫兵又在上海设立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沪联络站、北京大学红卫兵总部驻沪联络站、清华大学井冈山驻沪联络站等，加强与上海文化大革命的联系。

　　八月下旬，北京红卫兵南下串连队与贵阳市的红卫兵一起发动了对贵州省委的冲击。九月五日至七日，北京红卫兵三天上街大游行，鼓动炮轰省市委。接着，又帮助建立了贵阳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司令部。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红卫兵及武汉部分学生，在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四日又进行了游行活动。

　　九月二日至四日，北京红卫兵两千人，在要求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接见被拒绝后，举行了静坐绝食抗议。

　　在广州、武汉、长沙、沈阳、成都、杭州、福州、昆明……在全国各大城市，北京红卫兵都无例外地冲击了各地的党政领导机构，对发动造反、校正文革方向起了重要作用。[100]

　　当年《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看到，在北京、在外省、在平原、在山野，到处都有一队队一群群红卫兵，背着背包，唱着歌，日夜兼程行进。当他怀着敬佩而又不理解的心情，同他们深入聊天时，才知道这些年轻人的心灵多么纯真忠诚。

　　一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红卫兵，同他的伙伴穿越无数的山野森林，足足走了两个多月，才到达北京。路上，他们一路向群众赠送《毛主席语录》，进行宣传活动。当一位同伴在深山病故时，他们用乱石砌成坟墓，埋葬了战友，又忍着饥饿前进了。

　　来自革命圣地延安的两个红卫兵，背着老乡送给他们的饼子、锅巴、炒面，越过黄河，爬上吕梁山。饱经战争创伤的老区人民，用玻璃瓶灌了满满一瓶吕梁山的溪水，托延安娃娃带到北京，将溪水倒进天安门前的金水河里，让它在北京陪伴毛主席。

　　许多红卫兵，一路走，一路进行着不同观点的大辩论。一位来自西安的红卫兵说，他的哥哥在火车上同另一红卫兵辩论，对方用水果刀刺进哥哥的喉咙，顿时鲜血不止。当他俩就近下火车走进医院时，哥哥已不能说话，用笔写字告诉弟弟不要照顾他，到北京去见毛主席比他的生命重要，要弟弟代表他去见毛主席，祝毛主席万寿无疆！[101]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奔赴各地进行串连，各地的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聆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教导，理解文革的要义，领悟文革的真谛，回到本地或到祖国各地进行串连。这些红卫兵在文革思想指导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立下远大的志向，以天下为己任，为了使中国红色江山不改变颜色，纷纷北上、南下、东征、西进，跋山涉水，战胜困难，克己奉公，热情高涨，放眼共产宏图大业，足迹遍布祖国山河。他们在串连中，或者播撒文革火种，指明前进方向，或者组织本地红卫兵，建立造反组织，或者宣讲斗争方法，锁定斗争对象，或者与本地红卫兵并肩作战，共同进行斗争，使他们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为了缅怀先烈，重温革命斗争历史，磨练革命意志，红卫兵还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进行徒步串连，到中共一大会址、农民运动讲习所、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参观学习，重走长征路，吃忆苦思甜饭，大庆工人拚命拿下大油田的宏伟气魄使他们的心灵震撼，大寨农民誓把山河重安排的豪迈精神激发了他们的斗志。他们表示要继承先辈革命传统，发扬先辈革命精神，向工农群众学习，锤炼自己，陶冶情操，焕发激情，鼓足干劲，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红卫兵是践行文革的先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虽然作出了进行文革的决议，通过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进行了广泛宣传，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尚未转化为现实的斗争。即使在撤销工作组以后，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仍然存在，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制约着人们的斗争。通过红卫兵大串连就将文革思想从意识形态方面转化为现实的政治斗争，以实际的造反行动将文化大革命直接呈现于人们面前，将文革进一步推向前进。

　　从红卫兵运动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红卫兵以革命青少年的锐气，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志气，以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奔赴各地串连，播撒文革星火。他们不仅是文革思想的传播者，而且还是文革进程的推动者，以对革命的忠诚，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走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列。

　　③ 各地党委（政府）是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的？

　　红卫兵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那么各地党委（政府）对待红卫兵运动的态度如何呢？

　　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对红卫兵大串连持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与他们的态度是一致的。

　　陶铸、王任重的态度在北大红卫兵串连上表现了出来。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陶铸和王任重意图阻碍北大学生串连。为此，陶铸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聂元梓说，要“积极搞好本身的革命，创造好的经验”，“派人出去，当然以搞好本单位的运动为前提，这样支援才有力量，才更能起示范作用。”“有的同学要去外地点革命之火，自己走了当然不好。”并表示，将信“尽速印发，可在《新北大》上刊载，广为分发。”陶铸提出串连活动应该在搞好本单位文化革命的基础上进行，孤立地看，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在串连已经成为红卫兵运动发展潮流的情况下，陶铸给聂元梓的信在当时还是起到了限制全国大串连的作用。

　　王任重对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天津点火非常愤怒。他指责道：“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同时，用“考验左派”和强调“组织纪律”来约束学生，以期控制学生外流。但是，学生还是源源不断地到外地串连，面对这种局面，王任重曾无可奈何地说：“有些同学连‘十六条’也不相信了。实在要走也没有关系，让他们去窜吧！东窜西窜，窜够了还会回来的。至多把运动推后两周。”[102]

　　从中不难看出，在学生串连的问题上，陶铸和王任重的观点是与毛泽东有明显区别的。早在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与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时，就肯定、支持学生的串连活动。[103]陶铸、王任重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对北大学生的串连活动还是采取了这样的态度。这就反映出他们与毛泽东在红卫兵串连问题上的不同了。

　　九月二日，北京南下红卫兵及武汉部分学生，在湖北省委文革办公室门前召开揭发、控诉湖北省委大会。四日，又组织游行，高喊“打倒湖北省委”、“打倒张体学”等口号。当晚，湖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发表广播讲话，向全省群众介绍部分学生闹事情况。武汉地区出现和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大辩论。湖北省委甚至提出要抓“南下一小撮”，张体学在群众大会上发言，“代表湖北3200万人民控诉”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武汉所干的坏事。[104]在这种情况下，武汉市的学生代表和从北京前去串连的学生，采取了静坐、绝食、示威的反抗手段。上海市出现了日夜围攻北京学生的事件。贵阳市在“谨访政治扒手”的口号下，调集了数万名群众，对串连到那里的首都红卫兵进行了围攻。[105]

　　全国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有关负责人策动了赶走前来串连的北京和外地学生的活动，在武汉、广州、上海、重庆、成都、昆明、杭州等地，南下串连的红卫兵与当地党委（政府）部门发生了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双方群众的暴力行为。西安、沈阳等地的群众与串连学生也发生了争执和摩擦。但是由于党中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由于九月五日中央《通知》在全国各地的传播，各地的对立几乎都处于僵持不下、时进时退的局面。随着各地到北京参加接见活动后返回原地的师生人数的骤增，以及四面八方前来串连人员的沟通，各地的造反声势都在逐渐增大。[106]

　　我们看到，当时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不论是对于外地串连红卫兵还是本地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是持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态度的。他们将南下串连的北京红卫兵称作“南下一小撮”，用“谨访政治扒手”来蛊惑群众，仍然故伎重演，调动群众斗群众，不约而同地掀起了反对红卫兵运动的逆流。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的态度。

　　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待串连的红卫兵采取这样的态度呢？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毛泽东肯定、支持红卫兵的串连活动，而且还在北京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中央又下发了要求各地接待红卫兵串连的通知，但是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还是采取了如此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的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和红卫兵之间的矛盾造成的。这种矛盾既表现为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利益和认识问题，又表现为红卫兵自身的过错问题。在这个矛盾中，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利益和认识问题，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红卫兵自身的过错问题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的利益和认识这一主要方面上，利益问题又占第一位，认识问题处于第二位。

　　具体说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因而不论是北京和各地串连的红卫兵，还是本地红卫兵，都是在文革路线指导下展开行动的，他们将运动的重点对准党内走资派。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因而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就将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为运动对象。这样就形成了红卫兵和党员领导干部的矛盾。红卫兵运动作为群众运动，波及面广，冲击力强，走资派鉴别的标准也有待于明确、细化和完善，这在客观上又进一步激化了领导干部与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文革是对领导干部的立场、思想、品德、特权、作风、行为、生活等方面进行的界定、批判和重塑，严重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因而导致了他们的抵制和反对。

　　同时，文革理论对于文革的原因、目的、内容、方法、意义只是进行了论述，尚未经过实践的验证。虽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中苏论战中指出苏共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但是像后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悲剧当时尚未出现。因而不少人虽然在口头上拥护文革，实际上还是半信半疑的。当时人们不过是从现象上看到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乱象，而没有认识到以红卫兵运动为先锋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这种认识的局限性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影响到他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党内不少领导干部认识的转变，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大面积破产、新生资产阶级发展壮大、工农群众的雇佣劳动和两极分化的形成，以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沉痛教训中去重新回首文革，才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也要看到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还有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由于年轻人对文革的政策学习不够，缺乏正确的斗争方法，再加上没有经验、任性、容易冲动，往往意气行事，这样就容易发生一些错误。这也影响了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于红卫兵的态度，成为他们限制、疏远乃至于敌视红卫兵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于红卫兵采取消极、限制乃至于反对的态度，既有他们自身利益和认识的因素，又存在红卫兵自身在行动中的过错。这几个因素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领导干部自身利益和认识的因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红卫兵自身的过错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自身利益和认识这一主要矛盾上，自身利益居于第一位，而认识上的问题处于第二位。这是因为如果仅仅是认识上的问题，那么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各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正确对待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他们就应该从组织原则出发，按中央的要求正确处理和对待红卫兵运动。但是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置中央的要求于不顾，同红卫兵处于对峙状态，调动群众来抗衡红卫兵运动。这反映出他们在利益和认识的关系上，利益因素所起的作用是远远大于认识问题的。

　　我们看到，导致各地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对红卫兵运动采取消极、限制乃至反对的原因，既有这些党委（政府）领导干部利益和认识的因素，又有红卫兵自身的过错。认识的因素和红卫兵的过错是可以通过思想工作和方法改进来予以转变的，但是能不能使各级绝大多数党委（政府）领导干部摆脱个人利益的狭小圈子，回到革命利益的大道上来，直接影响到今后文革的命运和发展方向。

　　④ 大串联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

　　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由青少年学生自发结成的群众组织。

　　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形成与印发，毛泽东在北京八次大规模接见红卫兵，以及在毛泽东支持下形成的红卫兵大串连。严格说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也属于大串连的一部分，但是鉴于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因而我们就把这八次接见另立出来，作为红卫兵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因素之一。

　　在红卫兵运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虽然存在着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八次接见红卫兵和支持红卫兵大串连三个因素，但是只有大串连才把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07]在红卫兵大串连的过程中，北京红卫兵到外地串连，外地红卫兵到北京学习、训练，接受毛泽东的检阅，以及各地红卫兵进行的串连活动，破“四旧”，立“四新”，红卫兵如同红色飓风，足迹踏遍祖国大地。文化大革命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目的，文化大革命只有在广大革命群众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够完成。当时虽然有报刊杂志的舆论支持，但是还是需要青年人亲自到基层去进行宣传、发动。因而红卫兵到各地串连，不仅深入基层，接近群众，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文革理论，还要采取实际行动组织、支持当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将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尽管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了工作组，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了指导地位，但是文革政策还是要依靠各级党委（政府）来执行。这些机构的干部身居领导岗位，能不能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就成为文革能否进行下去的关键。这个时候一些中央领导人和各地党委（政府）负责人对文化大革命仍然抱着怀疑的态度，压制和反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他们言行不一，阳奉阴违，形式上支持文革，实际上却反对文革，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还是遇到了很大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红卫兵才以串连的形式奔赴各地，支持当地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帮助他们建立组织，瞄准对象，改进方法，提高水平，和他们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样不论从宣传还是实际行动上就将文革的星火播撒大地。

　　通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发现，从规模、行动和影响上来看，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从规模上来说，光进京的红卫兵就达一千多万人，有人估计一九六六年十月份串连途中的红卫兵就达三千多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数举国迁移。[108]如此规模的红卫兵分成无数个小队，到基层，到边疆，到革命圣地，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全国各地串连，声势空前，规模浩大，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从行动上来说，红卫兵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文革思想指导下，饱含激情，走出校门，进行串连，深入基层，团结群众，进行斗争，以实际行动践行文革，成为广大革命群众进行文革的先锋；从影响上来说，红卫兵运动正是通过大串连才将文化大革命真正推向前进的。大串连前的红卫兵主要是在本单位或本地进行运动，而大串连中的红卫兵通过跨地区的流动，播撒文革火种，点燃文革星火，使文革深入到青少年学生和革命群众的心中，为下一步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准备。因而我们说不论是规模、行动上，还是影响上，都是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的。

　　我们说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通过大串连，红卫兵运动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红卫兵运动的使命也已基本完成，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逐渐退出文革舞台，而作为文革主力军的工农群众则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适时中止了红卫兵串连活动。当然，期间中央也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适时进行过局部调整，提倡徒步串连，缓解“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运输困难以及乘车船串连造成的拥挤局面。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大力提倡徒步串连。社论说：“大连海运学院的革命学生，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连，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我们衷心祝贺这些革命学生长征演习的胜利，并且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十一月十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通过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步行串连回本单位倡议书》。大批红卫兵响应号召，组成了一个个长征队，开始进行徒步串连。

　　十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全国大中学校“放假闹革命”持续到一九六七年暑假，决定“从11月21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同时，还指出：“从明年4月起，还有充足的时间，凡是应来而未来北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大中学生，都会有机会免费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看望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并进行学习和交流革命经验。”

　　十一月下旬，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重申十一月十六日《通知》精神，将免费乘车船和在北京吃住的期限定在十二月二十日。此后，串连人数开始大幅度减少。

　　但是，这个规定没有步行串连问题，而步行串连的学生人数也相当多。一九六七年一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带动下，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全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夺权活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二月三日发出《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通知提出：“当前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本主义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决战。”通知规定：“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

　　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说：“目前，各地区、各学校、各机关、各企业事业单位，正在集中力量，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建立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同时，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和群众，刚刚返回本地、本单位，斗、批、改的任务很繁重。因此，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串连的计划。”此后，北京大中学校外出串连的学生明显减少，绝大多数串连学生还是按照要求陆续返回学校。

　　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学生和群众又开始到北京和其他地区进行串连，北京的一些学校又派人到外地串连。因此，中央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各地已经外出串连的，应当立即返回。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问题，应当尽量在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解决，以免影响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运动和生产。”[109]

　　我们看到，从乘车船串连到提倡徒步串连，从停止乘车船串连到停止徒步串连，中央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了红卫兵的串连活动。这种串连活动到十二月中下旬实际上就基本上停止了。徒步串连由于尚在途中，一时难以立即返回故地，因而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红卫兵大串连的中止，是因为文革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标志着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文革舞台。十二月上中旬，中共中央分别下发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即“工业十条”）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110]这两个文件的下发标志着文化大革命下一步要向工农业领域发展，随着工农群众作为主力军登上文革舞台，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这个时候红卫兵的历史使命也就基本上完成了。

　　总之，大串连被中止的原因，是由于作为主力军的工农群众开始登上文革舞台，作为先锋的红卫兵基本上完成了它的使命。通过震撼华夏的大串连，才真正显示出红卫兵在文革中的先锋作用。他们宣传文革思想，唤醒革命群众，为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准备。虽然红卫兵运动在大串联以后就基本上结束了，但是鉴于大串连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我们不能不说正是由于大串连才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

　　⑤ 红卫兵大串联的意义。

　　红卫兵大串联在红卫兵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大串联，红卫兵在全国各地的流动，将红卫兵运动推向高潮，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1）大串连的意义之一，是开创了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革的新形式。

　　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红卫兵这一新生力量，支持他们的造反行动。在红卫兵已经出现大串连苗头的时候，毛泽东又暂时停止正在进行的斗、批、改，转而支持红卫兵大串连。[111]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在北京八次大规模地接见红卫兵，对红卫兵大串连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由本地造反到大串连，是红卫兵运动形式的转变。以前进行的造反，只是本单位或本地红卫兵的独立行动，而大串连则是形成了各地之间的横向联系，共同起来进行斗争。这不仅进一步壮大了各地红卫兵的力量，还有利于在斗争中将文革推向前进。正是由于这样，毛泽东才审时度势，顺势而动，从支持造反到进一步支持大串连，就是要通过大串连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由此可见，红卫兵由造反到大串连，不仅是红卫兵运动形式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形式的变化。

　　2）大串连的意义之二，将文革星火传到祖国各地。

　　虽然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了。但是却遭到了从中央到地方许多领导干部的抵制，各地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他们的限制和打压。由于各地党委（政府）许多领导干部掌握着权力，以党和政府的面目出现，曲解中央的文革精神，因而在斗争中他们往往占着上风，致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遇到了重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串连的红卫兵，不畏艰险，勇往真前，到达各地后迅速与当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进行斗争。这样不仅增强了当地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力量，提高了他们进行斗争的勇气，还身体力行地将文革精神直接传到了那里，以实际行动鼓舞了人们的斗志，进一步强化了文革的思想武器，在辩论和斗争中唤醒群众。

　　3）大串连的意义之三，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红卫兵大串连是将文革推向前进的助推器。几千万红卫兵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走出校门，踏入社会，长途串连，宣传发动，不畏艰难困苦，冲击守旧势力，荡涤残渣余孽，革除旧俗陋习，如同红色旋风席卷神州大地。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这些红卫兵青春焕发，信仰坚定，朝气蓬勃，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所向披靡，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以排山倒海的强大威力，以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在神州大地上铺写了文革的壮丽画卷，从理论和实践上将文革推向前进。

　　4）大串连的意义之四，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大串连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此后，工农群众作为主力军开始登上文革舞台，文化大革命进入到全面夺权阶段。红卫兵和工农群众在文革舞台上进行了角色的互换。此前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是红卫兵，起了先锋的作用；此后文革舞台上的主角是工农群众，起了主力军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红卫兵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作为主力军的工农群众开始代替红卫兵这个先锋，承担起将文革推向前进的重任。因而我们说大串连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5）大串连的意义之五，是使广大红卫兵经受了锻炼。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由于青少年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让广大青少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112]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开始是在本校或本地进行活动，拘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只有通过大串连才使他们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到广阔的天地去传播、点燃文革的火种，经受锻炼。在串连中，他们不仅经历了磨难，冲破了阻碍，进行了斗争，了解了社会，还开阔了视野，考验了自己，增长了见识，提高了才干，进一步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和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这对于他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红卫兵大串连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意义表现为开创了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革的新形式，将文革星火传到祖国各地，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在文化大革命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广大红卫兵也经受了锻炼。正是由于这些意义，我们才说红卫兵大串连不仅将红卫兵运动推向了高潮，也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因而红卫兵大串连就成为红卫兵运动兴起的第三个因素。

　　（4）红卫兵运动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红卫兵运动是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那么，红卫兵运动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① 红卫兵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

　　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的学生运动，这个运动的性质说到底还是由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决定的。从性质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继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进行的又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从范围上来说，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经济基础领域进行的，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因而从性质和范围上来说，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红卫兵运动不仅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也是适应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才兴起的，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因而从性质和范围上来说，红卫兵运动也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

　　红卫兵运动是一次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表现在运动过程中红卫兵与党组织的关系上，还体现在斗争的对象和方式上。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鲜明特点相一致的。红卫兵是由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是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自发形成的，并不处于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之下。在斗争中，红卫兵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进行文化大革命。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积极地、主动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震撼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主要推动力。

　　红卫兵运动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形式。在上层建筑领域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当时尚在探索之中。不论是红卫兵组织的名称还是组织的成立乃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都是大中学校的学生凭着阶级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自觉投入进来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红卫兵形式进行的运动从表面上来说似乎具有偶然性，但是从深层上来说又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些大中学校的学生长在红旗下，受党的教育多年，不仅年轻、有朝气，还有文化、思想敏锐，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具有斗争和献身精神。他们是建国后在党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烈愿望，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从这方面来说，红卫兵运动的兴起还是具有必然性的。

　　由此看来，我们说红卫兵运动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不仅由于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产生的，是将文革推向前进的重要力量，也是由于在与党组织的关系、斗争对象和方式上，践行了文革的理论，推动着文革不断向前发展。既然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红卫兵运动又是对文革理论的实践，是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形式，那么红卫兵运动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

　　②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开路先锋。

　　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写道：“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113]看来，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就已经对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的作用作了准确的定位。

　　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各级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而是采取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这些走资派就潜藏在党内各级领导岗位上，以党的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干着修正主义的勾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耍弄两面派，镇压革命群众。这些人是横在文革道路上的“拦路虎”、“绊脚石”，是进行革命的对象。要开展文化大革命，就必须首先把这些人打倒。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改造人的世界观，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使中国社会主义能够健康顺利地发展。

　　从这里可以看到，要完成文革的任务，实现文革的目的，再像以前那样依靠各级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由各级党委来掌握文革的领导权就难以实行了。这是因为走资派不仅潜藏在各级党委内部，甚至还掌握着领导权。如果仍然由各级党委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来领导运动，就意味着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潜藏在党委内部的走资派来领导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会故伎重演，像以前那样扭转运动的方向，将矛头对准群众和一般干部，在运动中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样不仅不能取得文革的成效，还会使文革像过去的运动一样走了过场。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由于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在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机关搞起来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又集中在这里，是群众中的年轻人。他们接受党的教育多年，思想上得到熏陶，以天下为己任，朝气蓬勃，意气风发，敢想敢说敢做，一旦接受毛泽东继续革命的理论就会成为社会上的先知先觉者，为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斗争。当时他们的造反行动受到工作组压制和打击的时候，却获得了毛泽东的坚定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倍受鼓舞，精神焕发，不约而同，结成组织，以红卫兵的形式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

　　红卫兵千里迢迢来到北京，亲聆毛泽东的谆谆教导，获得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于是他们怀着远大的理想，执行崇高的使命，纷纷走向街头，奔赴各地，进行串联，宣传鼓动，破“四旧”，扬正气，斗庸俗，批折中，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下，红卫兵运动汇成神州大地上的浩大洪流，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鸣锣开道，成为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的开路先锋。

　　③ 红卫兵运动是破旧立新的突击力量。

　　破旧立新，一般说来就是破除“四旧”，树立“四新”。“四旧”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新”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这方面，红卫兵不仅走在了破旧立新斗争的前列，还是破新立新的突击力量。

　　我们知道，“四旧”是根植在社会和人们心理深处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在人们的言行当中表现出来，具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应该搞清楚的是，“四旧”是指过去留传下来的，现在又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乃至于文物，不属于“四旧”的范围，不仅不应当破除，还要予以保护，古为今用，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发展来适应时代的需要。

　　我们注意到，过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四旧”并没有随着旧的政治、经济制度的瓦解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积淀下来，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114]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要求破除“四旧”。在破除上层建筑领域“四旧”的基础上，将“四新”植入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从这里来说，破旧立新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要求。

　　红卫兵承担起破旧立新的重任。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当时的红卫兵以饱满的激情，奋勇的精神，投入到破旧立新的斗争中。不论是地名、招牌、街道的改动，还是人们衣着风貌的更新，乃至于潜藏在人们思想深处的陈腐观念和旧的陈规陋习的清除，使社会在红卫兵破旧立新的扫荡中改变了面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破“四旧”不是要把文物毁坏掉，不能把破“四旧”当中出现的毁坏文物的现象等同于破“四旧”，从而否定破“四旧”的必要性。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在破“四旧”过程中确实出现过毁坏文物的现象，出现过极“左”的行为。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因为破“四旧”过程中出现了错误，就否定破“四旧”的必要性，也不能因为要肯定破“四旧”的正当性，就讳言破“四旧”过程中出现的错误。而是在研究过程中，将破“四旧”的正当性与其出现的错误区分开来，认识到这些错误的出现恰恰是由于背离文化革命政策的结果。

　　“四旧”是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的集中体现。由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社会的新生力量。他们用科学知识武装头脑，没有社会上的世故和陋习，以蓬勃的朝气，果敢的行动，向“四旧”发起了强有力的进攻，使这些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及其附着物在红卫兵雷厉风行的行动中土崩瓦解，新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在此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以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成为破除“四旧”的突击力量，形成了文革初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过，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真正要将破“四旧”进行到底，决不是单单通过红卫兵进行的若干次破“四旧”就能够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尽管如此，红卫兵运动还是作为破“四旧”的突击力量，以其独特的威力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④ 红卫兵运动是促进社会觉醒的播火者。

　　红卫兵运动以其磅礴的力量席卷全国。毛泽东在首都北京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各地红卫兵前往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接见，在文革精神的熏陶中感悟历史真谛。同时，北京红卫兵奔赴各地传经送宝。数千万红卫兵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串联，将文革星火播撒神州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觉醒，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启蒙者。当时虽然报纸、刊物、电台对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进行了连篇累椟的宣传，播发了不少文章，在人民群众对于文化革命的认识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正是由于红卫兵疾风暴雨般的实际行动，才将文革的精神灌输到社会深层，播撒到人们心中，促使他们深入思考文化革命的意义，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文化革命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必要性。这是在身体力行中进行的启蒙，在言传身教中对文革理论的宣示。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宣传者。当时在关于文化革命的宣传上，比如为什么进行文革，如何进行文革，以及其他问题上，红卫兵成立组织，编辑小报，召开会议，组织演讲，宣传鼓动，大造舆论，进行串联，深入基层，以生动的形式，通俗的语言，干练的作风，迅即的行动，将文革精神传播开来，使其能够传遍祖国各地，如春雨润物般深入人心，以便于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到开展文革的必要性，为今后参加文革做好思想准备。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践行者。红卫兵不仅口头上宣传文化革命，还主动参加到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将文革星火传遍祖国山河，他们从内地到边疆，从城市到农村，走南闯北，奔赴各地，进行串联，发动群众，联系各地红卫兵，进行示威游行，批斗走资派，防止转移斗争方向，掀起斗私批修的红色大潮，以实际行动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红卫兵是文化革命的殉道者。为了进行文化大革命，防止红色江山改变颜色，广大红卫兵自觉践行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诺言，向人们昭示着文革理论的光辉，警示着人们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他们怀着崇高的理想，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跋山涉水，砥砺前行，不辞劳苦，英勇奋斗，用青春、汗水、鲜血乃至于生命书写着人生的华章，凝铸成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宏伟史诗。岁月在流逝，经验在积累，错误在纠正，使命在召唤。他们不是为了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政权，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他们是时代的骄子，英勇的战士，为了实现这个宏愿还有不少红卫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里我们向在斗争中殉身的红卫兵志哀！

　　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初期起着伟大的作用。他们是文化革命的启蒙者、宣传者、践行者、殉道者。他们踏遍祖国大地，掀起了滔天巨浪，将文革的精神传向四方，促进了工农的觉醒，以实际行动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进程。

　　⑤ 红卫兵运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为了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上述讲话的五条主要内容，不久被写进了《九评》。[115]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也说过：“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经风雨，见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116]

　　当时的青少年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炮火洗礼，没有受过艰难困苦的考验，没有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历练过。这些在和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能否接好老一代的班，守住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红色江山，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扬广大，是这个时候毛泽东经常思考的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那么，如何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主要的还不是在学校，而是在社会实践中。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大风大浪中产生的，是在群众斗争中锻炼成长的。只有在社会的阶级斗争中，才能使广大青少年认识到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它们的根本区别在哪里？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修正主义者要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内走资派是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以及如何才能够增强广大青少年识别真假社会主义的能力，防止和平演变，使无产阶级政权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仅仅靠书本上的灌输，学校里面的教育是难以真正达到目的的。实践出真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弄通文革理论，在锻炼中成长，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推向前进。只有投身于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群众一起斗争，才能真正懂得什么是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才能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什么维护了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他们的衷心拥护，才能增强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增强党自身的生命力、凝聚力，获得无穷的力量，立于不败之地！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参加革命斗争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条件。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才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的阶级斗争，因而红卫兵只有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才能在文革的锤炼中不断成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蓬勃涌起的一支生力军。它以磅礴的气势将文革推向神州大地，展现了在毛泽东思想武装下的青少年献身文革的勃勃英姿。红卫兵运动，从性质上来说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表现形式，从作用上来说是文化大革命蓬勃发展的开路先锋，从对上层建筑的改造上来说是破旧立新的突击力量，从文革理论的启蒙上来说是促进社会觉醒的播火者，从育人上来说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红卫兵运动是文革发展史上的壮丽篇章，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有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信的印发，二是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三是在毛泽东肯定、支持下进行的红卫兵大串连。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大串连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推动文化大革命从全面发动到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桥梁，因而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无产阶级专政是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红卫兵运动能够兴起并遍及全国，是因为有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护。无产阶级专政能够为红卫兵运动提供保护，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具体说来，表现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严厉禁止调动工农群众反对学生运动。这些措施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1）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国家机器镇压学生运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隐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岗位上，手中掌握着权力。当运动对准他们这个群体的时候，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他们总是能够找到动用国家机器的借口，来限制、打击乃至于镇压学生运动的。为了防止这种状况的出现，使以红卫兵为先锋的文化大革命得以顺利进行，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在八月二十一日下发了《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17]这两个文件的下发，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那么，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又如何呢？

　　我们先看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下发的《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个文件。

　　文件列举了各地发生的部队与学生关系紧张的事件。文件说，最近桂林、西安、兰州、包头等地相继发生学生上街游行、集会后，地方党政机关要求部队全副武装警戒会场、机关，据说桂林已调进一个营的武装部队，以应万一；还有的要求部队派人坐汽车向游行集会的学生或到工厂、学校去作宣传劝说工作等。结果搞的学生和部队之间的关系很紧张，有的学生群众来到部队进行辩论，贴大字报；有的院校师生接连给军委发来电报，说部队围攻革命师生，等等。

　　文件指出，这种情况已经造成部队和革命师生的对立，应引起极端重视。为此，文件对军队与学生、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作出了严格规定。

　　军队不得镇压或恐吓学生运动。所有部队绝对不准动用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更不得向学生开枪，就是向学生放空枪，也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将要受到严格的纪律处分。

　　对部队参与地方活动作出严格限制。地方党政机关邀请部队参加庆祝集会，要经大军区党委批准，可派少量部队参加，但一律不准携带武器。在任何情况下地方党政机关要求调动部队时，必须报经军委批准。学生与学生或学生与群众发生冲突时军队不要介入，如发现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应由本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如公安机关力量不足，请求支援时，军队可予以协助。部队不得派军队进入工厂、学校去搞宣传劝说活动。军队不得给地方学校、工厂、机关贴大字报，地方学校、工厂、机关给部队贴大字报时应表示热烈欢迎。

　　军队不要成为地方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防空洞”。任何逃避斗争，跑到军队躲藏的人，军队要他们回去，不得隐藏他们。[118]

　　我们再来看中共中央转发的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这个文件。

　　文件首先列举了最近发生的事件。兰州、哈尔滨、西安、重庆等地，学生包围了省、市委驻地。同时发生了两起人民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事件。八月五日，兰州大学学生与铁路职工、铁路中学学生发生冲突，兰州市公安局出动上百名警察，在兰大门前实行戒严。八月二十日，陕西省铜川一中学生包围了市委，在场的公安派出所长杨万杰，竟擅自鸣枪示威。

　　文件指出，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公安部六月十日曾通知各地，要全体公安干部、人民警察要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持革命师生闹革命，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但是少数地方没有认真执行。为此，文件又重新作出了严格规定。

　　严厉禁止警察干涉、威吓、镇压学生运动。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绝对不准向革命师生开枪，放空枪进行威吓也绝对不允许。

　　对捕人范围作出严格规定。重申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

　　警察活动范围作出明确界定。重申警察一律不准进入学校。警察只在街道维持秩序。遇有打架、斗殴，可以劝解。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119]

　　这两个文件对在文革期间动用军队、警察及其职权范围作出了严格规定。我们知道，党内走资派之所以有力量，人们对他们倒行逆施的行为无可奈何，就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这个权力的后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队。这两个文件从程序上剥夺了他们动用国家机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力。这样失去了权力即国家机器保护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如同纸老虎一样出现在红卫兵面前，有利于红卫兵批斗走资派，把他们“拉下马”。从这里可以看到，文件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这是两个防止有人动用军队和警察来干涉、限制和镇压学生运动的重要文件，表明无产阶级专政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

　　（2）中央严厉禁止动员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

　　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被冲击的党员领导干部或者动用军队、警察来反对学生运动，或者动员工农群众来干预学生运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严厉禁止动用军队、警察反对学生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想方设法动员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这样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就遭到了工农群众的阻拦，致使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遇到重重困难。这种状况引起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不满，于是就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二日，陶铸给中南局的电报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电报说：“有的地方学生起来锋芒对了党政机关，于是就煽动工农群众斗学生，打学生，最厉害的有天津、哈尔滨、西安、兰州、桂林等地，西安最严重。主席对此很生气，很不满意。要把这个精神告各省（区）委。总之，不准用任何借口和方法对付学生，否则一定要犯大错误，弄得自己焦头烂额。下台也会下得很惨。”[120]

　　为了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揭穿党内走资派的伎俩，唤醒广大工农群众，使得他们走上支持革命学生的轨道，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社论鲜明指出了有人这样做的目的：“那些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继续挑动学生斗学生以外，还煽动少数工人农民斗学生，来转移斗争的目标。”

　　社论进一步揭穿了他们的伎俩：“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顽固派，荒谬地把自己本单位的领导，同党中央，同整个党等同起来。他们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提出什么保卫本地区、本部门的党委的口号，如有革命学生批评他们，起来造他们的反，就被说成是什么‘反党’，‘反党中央’，说成是什么‘反革命’。有的地方，有少数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受了蒙蔽和欺骗，参加了对革命学生的斗争。”

　　社论斩钉截铁地指出：“用这种口号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

　　社论有力地驳斥道：“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单位的党组织，都必须无条件地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批评，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绝对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党中央’的‘反革命分子’。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反对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

　　社论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决不要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爷们的胡说。”[121]

　　我们看到，不论是陶铸的电报还是《人民日报》社论，都反映出当时已经出现了有人动员工农群众来抵制学生运动的情况。当时学生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的，但是地方党员干部自己却躲在后面，动员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这是以实际行动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表现。令人忧虑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在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下的较为普遍的现象。

　　八月底、九月初，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在上海发动冲击上海市委机关大院事件时，上海的工人就行动起来保卫上海市委，与北京红卫兵进行辩论。九月初，北京一些红卫兵在武汉号召炮打、火烧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市的工人、农民也起来与北京红卫兵辩论。其实，在全国各地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当以学生为主体的造反派要炮轰省市及以下各级领导人时，都有大批的群众自发地或有组织地起来反对学生，保卫当地的党政领导人。[122]

　　围绕青岛“八二五”事件进行的斗争，就是当时干涉与反干涉的一个缩影。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上旬，青岛医学院一些学生发出《给全市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提出“必须首先搞清市委的问题”。其他院校的学生也贴出大字报，批评市委“怕”字当头，致使青岛市文革冷冷清清。八月二十五日，青岛医学院部分学生到市委请愿，要求罢市立医院党总支书记张秀文的官，并在全市散发《坚决造青岛市委的反》的传单，宣称当晚要召开万人大会，冲击市委。青岛市委要各单位组织队伍，连夜上街宣传“十六条”。宣传队伍与学生发生了激烈的辩论。这就是青岛“八二五”事件。

　　青岛的造反派学生向全国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几天之内，全国有二十所院校学生赴青岛声援。八月二十九日晚，山东海洋学院、青岛医学院、山东化工学院及各中学学生联合来青岛串连的外地学生，在青岛市第二体育场召开了革命造反誓师大会，给青岛市委书记张敬焘戴上“镇压学生运动的反革命分子”的木牌和大纸帽子，进行批斗，并宣读了山东省委责令张敬焘向青医、海院、化院师生作检查，听取批评的电报。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率领工作组到青岛进行调查了解后，向中央作了汇报。八月三十日，谭启龙受中央委托再次到青岛解决问题。八月三十一日晚，谭启龙在全市大专院校学生代表会上宣布：撤销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青岛市市长李元荣代理市委第一书记。这一决定引起支持张敬焘的群众的不满，他们自发召开大会，向中央发出马上派人到青岛调查“八二五”事件真相的急电。

　　九月一日凌晨，谭启龙向自发大会群众传达了中央关于青岛问题由全市工农兵学等各界群众代表大会讨论决定的指示。这个时候自发大会作出了建议撤销对张敬焘撤销职务的决定，恢复其市委第一书记职务、严惩右派学生等六项决议。一日上午，全市流传“中央决定恢复张敬焘市委第一书记”的消息和传单，各单位纷纷到市委向张敬焘送慰问信并形成游行庆祝活动，即所谓“九一”自发大游行，人数达十五万人之多（一说四十万人）。一些人还到青岛医学院再次就“八二五”事件与学生辩论。

　　当晚，青岛市委在人民会堂召开全市各界群众和高校师生有线广播大会，谭启龙就青岛形势和张敬焘并没有恢复职务问题发表讲话。讲话并没有能缓和大多数群众的情绪，反而形成了一个有四万多人参加的静坐大会。大会接连向中共中央发出三封十万火急电报，再次要求中央撤销对张敬焘撤销职务的决定并派人来青岛调查“八二五”事件。九月二日上午，中央办公厅复电称待研究后再作答复。

　　九月四日，中央作出对青岛问题的三条处理意见：一、中央委托山东省委谭启龙负责妥善解决青岛工人与学生之间的纠纷问题；二、对学生与工人发生的纠纷，要说服双方，无论如何不能发生冲突，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三、工人与学生发生的问题，可采取互派代表，由省委领导协商解决。[123]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学生将矛头对准青岛市委的时候，市委负责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学生运动，而是动员群众上街游行去与学生进行辩论。这是造成“八二五”事件的主因。当谭启龙代表省委宣布撤销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职务时，支持市委的群众非但不听，还要向中央打电报要求进行调查，后来又自发决定要求山东省委撤销这个决定。不仅如此，他们还造谣说中央同意恢复张敬焘的第一书记职务，蛊惑人心，又主动挑起与学生的辩论，甚至进行静坐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从团结出发，指示省委会同青岛各界代表共同协商来解决问题。这个答复是按照文革精神作出的慎重决定。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这种状况在青岛市并不是孤立的。中共青岛市委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副团长、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结合自己下乡所在地的情况，写出调研报告于九月四日上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报告中说：青岛市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不是号召工农兵坚决支持学生的革命运动”，而是“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说吃着农民的饭，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不能去胡闹”。“对学生不是叫他们游泳中去学游泳”，而“是说服教育不准进城”。“这是和中央对立的”。报告认为学生批判的方向是对的，“组织工人农民支援”批判对象，“这是方向的错误”。[124]

　　由于报告反映的问题具有代表性，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九月七日，毛泽东阅后批示：

　　“林彪、恩来、陶铸、伯达、康生、富春、任重、江青各同志：

　　此件请一看。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北京就没有调动工农整学生，除人民大学曾调六百农民入城保郭影秋，其他都没有，以北京的经验告地方照办。

　　谭启龙和这个副市长的意见，我看是正确的。

　　请你们商议一下，酌定政策。”[125]

　　毛泽东在批示中肯定了谭启龙和王效禹的意见，实际上也就否定了青岛市委及其支持者和崂山县“四清”工作团党委的作法。从中可以看到，组织工农反学生并不仅在青岛发生，在长沙、西安等地同样也出现了。这是一个较为普遍性的问题，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行动。这样搞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而毛泽东建议由中央发一指示，写一篇社论，把北京的经验转告地方，劝说工农群众不要再干预学生运动，各地也不准再动员他们这样做。

　　九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把毛泽东的批语和王效禹的报告转发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等，并对不准调动工农干预学生运动作了四条具体规定：

　　一、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

　　二、凡是发生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地方，必须公开承任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

　　三、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

　　四、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怕农民、怕群众。要放下架子，站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126]

　　这四条规定是针对各级党委负责人作出的原则性指示，具体表现在如何处理工农群众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如何主动责任承担，如何正确对待学生运动，如何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等问题上。这不仅对于解决青岛问题，而且对于解决全国类似的问题，都具有指导意义。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人民日报》九月十一日发表了题为《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地方，有些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找出种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甚至调动一部分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来反对革命学生，同革命学生对立。”社论提出：“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我们工人农民对党的浓厚的阶级感情，播弄是非，制造我们同革命学生的对立，让他们从中钻空子。”社论号召：“我们工人农民，应该热烈欢迎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革命学生在斗争中出现一些缺点，是难免的。我们应当相信，绝大多数是要革命的，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127]

　　不论是毛泽东的批示，中央的文件，还是《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是在学生运动兴起以后，针对地方党委负责人动员工农群众来对抗学生运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现象并非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具有普遍性。我们上面举了青岛的例子，就是以点带面从工农群众干涉学生运动的斗争中，反映出地方党委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抵制态度。毛泽东后来还谈到过这个问题。

　　十月一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谈话时，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128]

　　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又一次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有些干部害怕群众，不想革命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中都存在这种状况。在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面前，他们不是积极支持、参加文革，在运动中作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进工作，洗心革面，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而是企图调动军队、警察来保护自己。在无法调动军队、警察的情况下，就调动工农群众来跟学生作对，抗衡学生运动。这反映出党内领导干部与文化大革命的对峙心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着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将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批斗走资派的时候，不仅没有得到他们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了他们的抗衡与抵制。在他们无法调动军队、警察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而自己又不便于直接出面的情况下，于是就隐藏在后面，以党的领导人的名义，打着维护党的领导和社会稳定的旗号，利用工农群众对于党的信赖，动员工农群众起来打压学生运动。这反映出他们不仅没有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认识到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反而逆文革潮流而动，为了维护个人的既得利益，采取实际行动来反对文化大革命。这对文革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3）红卫兵运动的坚强后盾。

　　红卫兵运动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

　　红卫兵由大中学校的学生组成，红卫兵运动就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也是红卫兵运动。为了红卫兵运动的顺利发展，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下发了不得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文件，还作出了禁止动员工农群众干预学生运动的指示，排除干挠，消除障碍，为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创造条件。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在文革发动过程中起着先锋队的作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潜藏在各级领导机关内，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因而斗争的矛头就要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这些人平时以党的领导干部的面目出现，手中掌握着权力，一般情况下穿戴言行和其他领导干部没有什么不同，脸上又没有贴着走资派的标签。这样在斗争的时候就容易出现混淆，误伤好人，甚至造成扩大化。

　　当着红卫兵将斗争矛头指向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就打起了维护党的领导的旗帜，利用工农群众对于党的信任，动用盘根错节的关系，将党的领导和个人混为一谈，运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力，调动军队、警察和工农群众来保护自己。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又能够调动国家机器，还骗取了工农群众的支持，这样就使得红卫兵运动的发展遇到了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下发了不得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文件，从程序上剥夺了他们动用军队、警察的权力。同时又通过批示、文件、社论以及大量的思想工作，使被他们鼓惑的工农群众警醒过来，转变态度，支持红卫兵运动。在剥夺了走资派调动军队、警察的权力，解决了工农群众对他们“支持”的问题以后，就有利于消除红卫兵运动的障碍，推动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在发动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强后盾。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发动起来的。红卫兵运动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政治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坚强后盾支持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在红卫兵运动时期，这种支持既表现在严禁动用军队、警察镇压学生运动上，也表现在使工农群众从走资派的蒙蔽中清醒过来转而支持学生运动上。这些决定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主持下做出来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正是因为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牢牢掌握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因而才能够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坚强后盾。

　　5、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

　　红卫兵运动在斗争中发生了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开始的时候，保守派红卫兵在党政机构的支持下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但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造反派红卫兵队伍逐渐壮大，占据了优势，保守派红卫兵则处于劣势。从红卫兵运动的整个历程来说，造反派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是红卫兵运动的逆流。红卫兵运动则是在主流和逆流的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1）红卫兵运动的分裂——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

　　红卫兵在斗争中分裂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派是以是否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来作为划分标准的。主张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的红卫兵，被称为造反派；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的红卫兵被称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两派红卫兵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红卫兵运动分裂的端倪已现。

　　其实，“五一六通知”下发后，在工作组时期，大中学校的学生围绕支持党委（工作组）还是反对党委（工作组）就分成了两派。支持党委（工作组）的一派，被称为保守派，又叫保皇派；反对党委（工作组）的一派，被称为造反派。保守派一方，因为有党委（工作组）作后台，当时占据多数，因而又称为多数派；造反派一方，因为反对党委（工作组），因而遭到党委（工作组）的压制和打击，当时占据少数，被称为少数派。这样早在文革刚刚发动的时候，大中学校的学生就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党委（工作组）出现了分裂。

　　在大中学校学生中分裂的两派，围绕如何对待党委（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党委（工作组）支持保护自己的一方，压制和打击反对自己的另一方，这样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并最终导致了学生运动的分裂。这种分裂是在学生之间发生的，实际上就是群众与群众之间的斗争，后来被称为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样通过暗渡陈仓的方式，使斗争的矛头由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转向了群众，悄无声息地转移了运动的方向。在这种斗争中大批反对党委（工作组）的师生被打成反党分子，遭到了严厉处理，严重影响了运动的发展。[129]

　　一般来说，在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革命师生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由以红五类为主体的学生组成，被称为老红卫兵。与后起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对应，老红卫兵一般被认为是保守派。[130]老红卫兵主要由干部特别是高干子弟来领导，这个时候积极参加运动，对于批判前北京市委、地富反坏右这些死老虎，以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感兴趣，对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则表现出消极态度。老红卫兵时期大中学校的学生就在斗争中产生了分裂。这是后来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前奏，对后来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

　　总之，早在工作组时期，大中学校的学生围绕如何对待党委（工作组）问题就产生了分歧，导致了分裂，形成了两派学生组织。这是后来红卫兵运动分裂的渊源。

　　②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

　　早在工作组时期，学生之间就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撤销工作组后，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得到缓解，而是继续进行着。这种斗争最终导致了红卫兵运动的分裂。

　　1）撤销工作组后，保守派红卫兵仍然掌握着学校运动的领导权。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工作组时期，依据对党委（工作组）态度的不同，大中学校的学生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

　　工作组组织的“左派”骨干队伍，是能够依靠工作组开展工作的文革运动积极分子，基本是根红苗正的党、团员学生，在干部子女较多的大、中学校，干部子女，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女占据了显赫的学生领袖地位。[131]八月一日以后，在很多大学开始出现红卫兵组织，发起人几乎都是高干子弟，因为他们及时得知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的消息。这些大学红卫兵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在工作组领导下积极参与抓学生“反革命”、抓“右派”、抓“游鱼”。所以他们千方百计保工作组过关，阻挠被打击的学生平反。[132]

　　一般来说，这些人由红五类（工、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烈士）组成，在工作组支持下进行活动，他们将矛头指向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彭、罗、陆、杨这些死老虎，以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知识分子，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表现为拥护党委（工作组），要在党委（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

　　造反派则是主要由平民子弟组成，他们往往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在运动初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造反，将矛头指向了党委（工作组），具体表现为组织学生运动，开展了反对党委（工作组）的斗争。结果却遭到党委（工作组）的压制和打击，整了他们的黑材料，给他们带上了右派的帽子。

　　当时这两派学生组织的力量是不对等的。由于当地党委（工作组）的支持，也由于人们习惯于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因而保守派力量比较强大，造反派力量弱小。撤销工作组的时候，工作组虽然组建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但是却没有解决好两派之间的矛盾，而是由保守派的人员控制着校文革委，仍然掌握着学校运动的领导权，造反派处于孤立地位。同时工作组也没有妥善处理好前一段对造反派打击的相关事宜，没有销毁整造反派的黑材料，没有对造反派进行道歉和平反，因而引起造反派的不满。两派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工作组的撤销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激化了。这成为酿成两派学生分裂的重要因素。

　　2）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的形成及其问题。

　　在首都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涌现了一批红卫兵运动的风云人物。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号召，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将学生组织起来，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领导者。这些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以五大学生领袖为代表，成为引领红卫兵运动的旗帜。不仅对首都红卫兵运动，还对全国红卫兵运动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

　　五大红卫兵运动领袖，是指北京大学成立了新北大公社的聂元梓，清华大学成立了清华井冈山的蒯大富，北京地质学院成立了地院东方红的王大宾，北京航空学院成立了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北师大井冈山的谭厚兰。他们是怎样成为首都红卫兵运动领袖的呢？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了第一张抨击北大党委的大字报，而后经毛泽东批准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并在《人民日报》配以评论员文章发表后闻名遐迩的。蒯大富是在清华大学贴出反对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以后，遭到工作组的打击和压制，以绝食表示抗议，最后在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才获得自由的。他们两人虽然在文革初期积极参加运动，同工作组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随后进行的斗争中缺点和错误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没有能够及时改正，成为后来他们在政治斗争中遭到挫折的主要原因。聂元梓的问题以后我们再介绍，现在我们主要研究一下蒯大富的问题。

　　蒯大富虽然恢复了自由，但是在清华大学仍然受压，比较孤立，组织不起自己的队伍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曾多次要别的学校的造反派设法支持蒯大富。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其他学校红卫兵的鼓励下，蒯大富成立了井冈山红卫兵，提出了“批工作组错误路线”、“批‘清华大学红卫兵’”、“为‘蒯式人物’平反”三大口号。第一个口号符合当时中央的斗争要求，但是第二个口号不是团结保守派红卫兵而是将斗争矛头对准他们，在斗争目标和策略上显示出“左”的倾向。第三个口号单独提出为“蒯氏人物”平反，而不是提出为受到工作组错误批判的师生平反，流露出小宗派的苗头。

　　十二月中旬，清华大学出现了三个比较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即唐伟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刘泉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临时总部，以及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红卫兵总部。为了进一步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势力，争取保守派红卫兵转变立场，江青建议三大派进行联合，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争取保守派的学生转变过来。三派合并后仍然采用井冈山的名称，改为清华井冈山兵团。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筹委会宣告成立，成员由原三总部人员协商产生。但是令人意外的是，蒯大富却未经其他成员同意，独自做主改换了业已协商好的人员名单。这引起了唐伟、朱德明和许胜利的不满，成为几天后他们辞职的主要原因。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要不要去天安门广场宣传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唐伟和蒯大富发生意见分歧。唐伟问这样做会不会打乱中央的部署，提出是不是请示一下周总理？蒯大富却以群众要求为由对唐伟予以了拒绝。这最终导致十二月二十四日唐伟、朱德明、许胜利三人贴出了“常常跟不上形势，对总部的一些行动很不理解”，因而“自行退出总部筹委会”的《辞职书》。

　　就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又出现了28团和三纵队两个新的红卫兵组织。28团由第一星火、烈火、打落水狗、八一、雄关漫道、第一红岩等战斗组组成，首脑人物有藏令瑜、李自茂、孙耘、吴文忠等人。三纵队有以唐伟为首的毛泽东思想纵队、沈如槐为首的八八纵队、陈楚三为首的东方红纵队组成。28团和蒯大富站在一起，坚定支持蒯大富，与三纵队之间存在分歧和斗争，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后来分裂为势不两位的两大派，成为团派与414的渊源。

　　令人遗憾的是，蒯大富在三总部合并后，没有能够利用这一有利的机会，团结三个组织的红卫兵，争取、分化保守派红卫兵，将全校红卫兵组织起来，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以班、系、校为单位，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筹划民主的决策系统。从蒯大富参加运动的历程来看，他几乎就是靠单打独斗起家的，缺乏团结其他头头、组织队伍、应对分歧的能力。[133]不仅如此，他对文革战略意图的理解上也存在着重大偏差。由此我们看到，蒯大富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的文革战略部署，没有建立起坚强有力的红卫兵组织，再加上缺乏民主作风，不注意团结、争取其它红卫兵，以及“左”的倾向和小团体主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对蒯大富后来的政治生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我们看地院东方红的发展状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斗队等组织联合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共一千余人。[134]

　　当时地院学生朱成昭是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王大宾是二把手。参与造反的院党委成员李贵等干部、教师，考虑到当时情况暂未担任公社的负责职务。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虽然带着地院工作组撤走了，走前在八月十三日也作了检查，却没有对工作组收集整理的造反派批评工作组的材料，围剿批评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特别是把李贵、王大来等13名干部打成反革命在全院批斗，以及要对造反的师生进行秋后算帐的做法作出交待，更不用说进行道歉和平反，销毁整理的黑材料了。[135]这引起了地院造反派的不满，成为造反派四进地质部的导火线。

　　八月二十三日，地院东方红全体成员步行到地质部，坚决要求地质部交出曾在地质学院工作组任组长的邹家尤，由他们带回学校批斗。地质部党委不同意交出邹家尤，东方红的学生即静坐绝食。在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出面支持地院东方红的情况下，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这就是“一进地质部，炮打何家店”。

　　九月五日，地院东方红一千多人开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双方陷入僵持状态。九月七日，西纠（即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到地质部，要求地院东方红撤走，地院东方红拒绝，双方发生武斗，西纠抓走地院东方红八人，关了一天后放出。事后双方都印发了大量传单，向对方表示抗议。从九月十四日起，地院食堂工人三天不给东方红在地质部的学生送饭，一些学校的造反派则给地院东方红送去《毛主席语录》和食物，以示支持。地院东方红在地质部造反十五天，于九月十九日撤离。这就是“二进地质部”。

　　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质学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邹家尤，认为事情“要由工作组负责，由地质部负责，由邹家尤负责”。十月八日，地院东方红三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大院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十月二十七日，又四进地质部，进一步将斗争引向深入。地院东方红在斗争中声名远扬，成了全国有名的造反派。[136]

　　我们注意到，地院东方红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不同意见，也形成对立的派别。其实出现分歧和争论并不奇怪，当时他们还都是青年学生，即使存在一些偏激的观点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里关键是如何对待与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这不仅是一个立场问题，也是在政治斗争中团结自己、取胜对手的策略问题。当年地院东方红负责人却缺少这一智慧。

　　从地院东方红一进地质部上访请愿开始，东方红核心组内部在行动的方式方法上，在斗争策略方面，就有了不同意见的争论。二进地质部上访请愿时，蔡新平等人更是不愿意采取静坐、绝食的激烈手段。在讨论夺取地院广播台时，蔡新平等人又是主张不要去抢夺院文革斗批改的广播台，怕引起武斗伤了人。而朱成昭则是坚决主张采取激烈行动来夺取院广播台的。王大宾当时是站在中间偏向朱成昭的，认为斗争策略要讲，但首先要斗争，是对方不执行周荣鑫秘书长轮流使用广播台的指示，破坏双方协议引起的争端。

　　本来研究问题时，大家存在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就要通过民主讨论说服对方，即使暂时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也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以待将来实践的证明。但朱成昭不但由此指责蔡新平、殷维侯等人为策略派，更在一次战斗队队长会议上，公开点名指责蔡新平、殷维侯等是右倾机会主义，给他们扣上了帽子。周永璋、蔡新平等人在被朱成昭排挤出东方红总部核心组后，他们又分别成立了只有少数人的红色造反兵团、六二六革命造反兵团。殷维侯等人还贴出《搬掉东方红，地院才能大乱》的大字报。朱成昭则进一步指责他们为托派。地院东方红内部两派的分歧与对立被进一步激化了。这反映出朱成昭这个一把手，缺乏民主作风，存在心胸不宽阔、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缺点，容不下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对朱成昭这种扣帽子的作法，王大宾是劝阻与反对的，但是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其实，王大宾和朱成昭在如何对待北京市以时传祥为头的捍卫团的态度上，也发生过激烈争论。王大宾认为时传祥是位掏大粪的工人，是旧社会最底层被人看不起的劳动者，受到了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接见，表达了对他们劳动的尊重。现在他们不知道上层斗争的情况，在刘少奇被批判后，组织了一个捍卫团，要捍卫刘少奇，这应是情理中的事。我们要理解、原谅时传祥他们。这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工人，要相信他们内心也是拥护毛主席的。对于王大宾的这个认识，在讨论会上，朱成昭把王大宾批评了一顿。[137]

　　凡是生在世上的人都会犯错误。有了缺点和错误倒不怕，只要立场一致，就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如果立场和方向不同，就会南辕北辙了。人在一定条件下总是会发生变化的。造反派红卫兵负责人也是这样。本来，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是朱成昭，在地院红卫兵造反运动中是做出了贡献的，不论在地院还是北京红卫兵中都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后来却被人策反，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即使在中央文革小组和地院东方红战友的多次挽救下仍不回头。这样也就只好把他从地院“东方红”领导队伍中清除了。[138]二把手王大宾就成为地院东方红的一把手，担负起地院东方红的领导重任。

　　我们现在再来看北航红旗的发展状况。

　　八月一日以后，北航的高干子弟闻风而动，成立了北航红卫兵总部并张贴宣言和纲领，支持工作组，掌握了北航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八月二十日，北京航空学院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学成立了北航红旗战斗队，一成立就有一千多人。北航红旗战士虽然几乎都是红五类，却是造反派，是与北航红卫兵总部对立的派别。红卫兵组织领导人由选举产生，普选出的五位常委韩爱晶、井然（当时名：井冈山）、田东、仇北秦、杜玉荣，被称为勤务员。朝爱晶由于位于首位，因而被称为一号勤务员，也就是北航红旗一把手。[139]

　　国防科委的局长赵如璋担任过北航工作组组长，北航红旗要求赵如璋回校做检查，但是却遭到了拒绝。为了达到目的，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北京航空学院的主管机构）斗争了二十八个昼夜。

　　八月二十五日，北航红旗学生开始在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组长的赵如璋（国防科委的局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报告林彪，说“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给学生批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后又多次向林彪报告情况，请求指示，没有得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把北航红旗在国防科委安营扎寨、提出要求的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态度鲜明地支持北航红旗学生的要求，他说：不要怕，不要让学生席地而坐，搭起棚子来，让学生闹上三个月。知道了毛泽东对此事的态度后，中央文革小组即以明确的态度公开支持北航红旗的行动。九月二十一日晚，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的学生，赞扬他们说：“你们是少数，少数是优秀的，先进的。”鉴于国防科委和赵如璋仍然对此采取拒绝态度，二十二日夜里，为了让赵如璋回校检查，陈伯达在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亲笔写下了担保书：“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学生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九月二十三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学生撤走。北航红旗的斗争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北京响当当的左派。[140]随着北航红旗的声名远扬，一号勤务员韩爱晶也进入了首都红卫兵领袖的行列。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北航红旗只是要求赵如璋回校检查，国防科委负责人就以赵如璋有病接受不了批斗为由予以了拒绝。最后经过了二十八个昼夜的斗争，是在毛泽东支持下，由陈伯达写出担保书以后，赵如璋才不得不回到北京航空学院进行检查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防科委和赵如璋对于文革的抗衡态度。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少数派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由于谭厚兰等北师大学生在反工作组时期就声名在外，后来又组织造反派红卫兵积极参加运动，因而谭厚兰成为北师大红卫兵井冈山的负责人，成为首都红卫兵的一位学生领袖。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下而迅速崛起的造反派红卫兵，一方面在校内不断与多数派进行斗争，一方面在社会上大造舆论，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旗帜，不断冲击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

　　九月二十三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在校内造反，查封了院文革办公室，夺取广播台，与拥护院文革的工人赤卫队、斗批改兵团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造成了数百人受伤。事情的缘起是由于多数派违背事先约定造成的。

　　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在九月二十三日成立，二十四日就在校内发动了夺取广播台的攻势。

　　同一天，北航红旗、外语学院红旗大队也都在各自的学校与多数派发生了争夺广播台的纠纷。十月五日，北航红旗在夺得部分广播权后，又查封了院系文革筹委会的材料组、专案组。

　　十月八日，农机学院东方红夺了校内的广播台，并开始到八机部造反。十月十日，北外红旗召开大会批判工作组，为了搜查黑材料，连夜到外交部造反。[141]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他们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号召动员学生，组织红卫兵，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是在斗争中产生的首都红卫兵领袖人物。当然，我们也发现不论是他们还是在红卫兵组织内部也存在着不少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在斗争中不能得到解决，不仅对他们的政治生命同时也会对红卫兵运动造成严重影响。

　　3）首都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与斗争。

　　首都红卫兵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两个派别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此前工作组时期两派学生斗争的进一步发展。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又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不仅在本校内建立组织进行活动，还走出校门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在斗争中形成了三个首都红卫兵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北京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成立了三个司令部。

　　八月二十七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成立。北京轻工业学院学生汪延群（汪东兴的女儿）任指挥，刘平凡（刘志坚的女儿）、刘克府、朱新民、朱新嘉等为副指挥。参加一司的有二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个组织，约六千人。除北师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等几个组织是造反派，多数是保工作组的保守派。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等出席了成立大会。江青在大会上说：“我个人参加你们的大会，我相信我们小组也是支持你们的”，“我们建议杨成武、刘志坚成为你们的辅导员。”江青给他们交代了任务：“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中南海、大会堂、钓鱼台等地方。”一司创办了自己的报纸《红卫兵》，九月一日创刊。

　　八月二十八日，北京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没有参加一司的三十八个高校群众组织发表声明，认为一司的成立是非法的，是分裂主义的，它不能代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当天，康生接见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时说：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我们中央、市委事先也不晓得，昨天，事后调查，是他们几十个学校自己搞的。”矿业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提出三点意见：一、不承认昨天下午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二、重新成立总部；三、如不能解决，就向毛主席直接请示。康生说：“没有加入的，你们重新成立一个。”

　　九月五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成立。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周太安（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之子）任临时指挥，乔丹林、吴连之、李延明、朱仲仁、罗开富、曾延丽、周亮等任副指挥。二司包括四十八所高校的四十八个组织，共一万一千多人。其中只有极少数的造反派（如北航红旗、轻工红鹰），保守派占绝大多数，曾被造反派讥为“保皇司令部”。江青、谢富治、杨成武、刘志坚、汪东兴等出席了二司的成立大会。江青、刘志坚在大会上讲了话。二司的辅导员也是杨成武、刘志坚。二司的报纸为《东方红》，十月一日创刊。

　　九月六日上午，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成立。它由十七所学校的十九个组织约四千人组成，绝大部分为造反派，其中有地质东方红、清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邮电学院东方红、外语学院红旗大队、政法学院政法公社、农机学院东方红、北工大东方红、农大东方红等。三司的召集人为地质学院学生周永璋和清华学生唐晋。刘志坚、周荣鑫、戚本禹出席了成立大会，刘志坚讲了话。三司的辅导员也是杨成武、刘志坚。三司的报纸为《首都红卫兵》，九月十三日创刊。

　　在这三个司令部以外，北京大专院校还先后成立过一些全市性的组织，如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成立的，当时被称为第四司令部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委员会，是由北京工业学院等一些院校的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的，但规模小，人数少，影响不大，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北京中学红卫兵的活动大多局限于本校或学校附近的周边地区，在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前，基本上没有成立什么全市性的组织。

　　八月二十五日，北京西城区三十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师大女附中集会，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之后不久，又有西城区的十九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陆续加入了西纠。比西纠稍晚，北京东城区（九月十日）和海淀区相继成立了东纠和海纠，但都活动不多，影响远小于西纠。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简称首都兵团）成立，这是由北京二中、五中、二十五中等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组成的多校联合组织。首都兵团后来发展壮大，成为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最重要的组织之一。[142]

　　我们看到，不论是大学还是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联合组织，大学的红卫兵联合组织有一司、二司、三司以及第四司令部等，中学的红卫兵联合组织有西纠、东纠、海纠和首都兵团等。在大中学校一些红卫兵联合组织中，虽然同时存在着保守派或造反派组织，但是这并不从根本上影响红卫兵联合组织的派别属性。大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一司、二司，中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西纠、东纠、海纠，往往是高干子弟挑头，具有鲜明的保守色彩；而大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三司，中学红卫兵联合组织中的首都兵团，则表现出坚定的造反态度。这些红卫兵联合组织虽然名称不同，具体组成也不一样，斗争策略及政策水平又有差别，但是总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保守和造反两大派别的。两派之间及两派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形成了尖锐复杂的斗争，造反派内部甚至还演变成天派和地派的争论。这就是首都红卫兵出现的分裂与斗争。

　　4）地方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与斗争。

　　不仅首都红卫兵出现了分裂与斗争，地方上的红卫兵也是这样。地方上的红卫兵也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些造反派和保守派又与工作组时期的斗争具有密切联系，是工作组时期两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在地方党委支持下各地成立了与造反派相对立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夺取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这些保守派红卫兵由于有当地党委的支持，还获得一部分工农群众援助，因而一时力量强大，在斗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掌握着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在北京以外的各大中城市，大约也都在八月中下旬以后陆续成立了一些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在省委控制和支持下开展活动。这些组织后来大多都成为保守派，在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七年初左右纷纷瓦解。

　　八月十七日，长沙红色政权保卫军正式成立，它是长沙最早的全市性的群众组织。其成员有许多是省委、省军区干部的子女。

　　八月二十日，中共山西省委在太原五一广场举行十五万人参加的欢庆文化大革命大会，省委、省人委、省军区、驻晋部队的负责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宣布成立全省红卫兵组织筹备领导机构，领导全省的红卫兵运动。省委希望通过这样的组织实现对红卫兵运动的领导，避免进一步失控。

　　八月二十四日，重庆全市各大专院校按党政机构的部署统一成立了毛泽东思想赤卫军（简称赤卫军）。这个组织最初包括大专院校中的红五类学生及教职工，后来学生大多转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后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赤卫军就成为以大专院校教职工为主体的群众组织。

　　同日，重庆医学院一批红五类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在党政领导支持下串连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九月三日，在重庆市委支持下，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市委派来了管弦乐队和记者。九月八日正式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由市委提议，经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政治部主任梁大斗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

　　八月二十五日，南宁省红卫兵联合司令部在红星剧院召开成立大会。自治区党委、南宁市委领导人出席大会。大会提出“破四旧、立四新”的倡议。

　　八月三十一日，杭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简称红一司）成立，下设红卫兵纠察队。红一司大量印发北京西纠的一些通令，并在闹市区设立纠察，制止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

　　九月三日，广州市红卫兵第一次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中共中央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广东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红卫兵宣言》。

　　九月七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向各学校发出筹建乌鲁木齐市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的通知。九月九日，乌鲁木齐地区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自治区党委和新疆军区领导人参加了大会。会议宣布成立乌鲁木齐大中学校红卫兵总部筹委会（后改为红一司）

　　九月十日，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红卫兵总部的总辅导员，王砚泉（昆明军区副参谋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任辅导员。红卫兵总部后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总部”。

　　九月中旬，济南市一些大中学校红卫兵组织联合成立了两个相互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济南红卫兵师和红卫兵济南指挥部。红卫兵师多是支持学校领导的学生组成，而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多为学校中反对校领导的学生组成。十月下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红卫兵师及其下属组织纷纷瓦解，红卫兵济南指挥部则不断壮大，形成全省性组织，并改名为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上海市在九月十二日成立了上海市红卫兵总部，九月二十六日成立了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这些红卫兵主张在党委领导下开展运动。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兴起，这两个红卫兵总部被公认为保守组织，十一月以后相继垮台散伙。十月以后，开始出席几个全市性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影响较大的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会）、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上三司），以及从中分离出的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简称红三司）。中学跨区红卫兵组织在全市有影响的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上海东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东北）、红卫兵上海西南地区指挥部（简称红西南）、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委员会（简称红反会）等。[143]

　　从中可以看到，这些红卫兵组织不少是在当地党委支持下成立的，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这些组织的保守态度了。这些红卫兵组织有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当头头，当地党委作为后台，还有其它社会力量的支持，一时力量比较强大，在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中占着上风。但是，两派红卫兵之间以及两派红卫兵各自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斗争。这些分歧和斗争造成了红卫兵力量在两派之间及其内部的分化与组合，影响着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红卫兵运动过程中发生了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产生在首都北京，也出现于地方，是工作组时期学生分裂的进一步发展。总的看来，不管红卫兵运动中间出现了多少组织、名称，规模、斗争策略又有何不同，基本上可以划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类，保守派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占有优势地位的。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又都存在着复杂的分歧和斗争，正在经历着此伏彼长的变化。斗争中产生了一批红卫兵领袖，首都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就是其中的代表。如何使造反派红卫兵能够保持一致，不断发展壮大，使两派分裂的红卫兵逐渐走向统一，让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正确的方向发展，是对参加运动的红卫兵特别是其领袖政治品质和组织能力的重大考验。

　　③ 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原因。

　　红卫兵在其发展过程中，根据其对党委（工作组）态度的不同，形成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派红卫兵。这两派红卫兵又是由不同的红卫兵组织构成的。即使在同一个单位内部，不仅存在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各自内部又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这样就在红卫兵运动中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致使不同派别和组织的红卫兵不断进行着分化与组合。红卫兵运动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不断向前发展的。

　　毛泽东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144]红卫兵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分裂，并不是令人感到特别意外的事情。但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如此大规模的范围内出现分裂，即使在同一派别内部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组织，“左”右倾错误在红卫兵运动中同时大量出现，则是不正常的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那么，红卫兵运动中出现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1）认识上的差异。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不仅是由于思想觉悟的高低，也是认识能力的不同造成的。具体说来，就是对为什么要进行文革、如何进行文革以及青少年学生在文革中究竟应该怎么办存在着重大分歧。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行为。文革中的派别及其相互之间的斗争，是在不同认识的指导下才出现的。保守派红卫兵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有力量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地富反坏右这些过去的反动力量，而是潜伏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也就难以理解为什么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虽然符合文革的要求，但是在如何处理与保守派关系的问题上，往往又失之于偏颇。没有认识到既要与其进行斗争，还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在斗争中将保守派争取过来，转变到造反派的行列，而不是将他们在政治上消灭掉。即使在造反派内部，也要从大局出发，进行整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践行社会主义民主，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以便于消除分歧，取得一致意见，而不是无原则的争斗，打派仗。因而能不能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红卫兵及其领导人正确对待和处理派别分歧的思想基础。

　　2）利益上的不同。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利益上的分歧，因而利益分歧成为红卫兵分裂的重要原因。这里的利益分歧，表现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时，当然是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如果是这样的话，自然无话可说，但可惜却不是这样。红卫兵运动出现分裂，就是由于没有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造成的。不论是保守派红卫兵、老红卫兵还是由干部子弟组成的西纠、联动的形成，则是把群体、团体、家庭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当文革发展到触动这些利益关系的时候，就发生了转变，由积极参加文革变为反对文革了。造反派红卫兵内部出现的矛盾、分歧、宗派主义以及打斗现象，也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些利益关系造成的。能否正确处理这些利益关系，就成为红卫兵运动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3）党委（工作组）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红卫兵作为文革的先锋，自然就要把矛头指向党委，在党委内部寻找走资派。文革伊始，上级对党委瘫痪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由工作组来领导运动。这样造反派就将矛头指向工作组，不少学校的学生开始驱赶工作组。这个时候不论是党委还是工作组，在遭到青少年学生中的造反派攻击的情况下，就以党的名义出现，在青少年学生中寻找、培养可靠力量，支持他们的行动，利用他们来抗衡造反派，将他们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这个时期隐藏在党委（工作组）中的走资派，根据斗争形势，拉拢保守派，争取逍遥派，孤立造反派，打击造反派骨干，采取隐蔽手段，将造反派红卫兵与他们之间的矛盾，转化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挑动群众斗群众，在两派红卫兵的斗争中坐守渔翁之利。这就成为红卫兵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4）过去运动的影响。

　　过去运动的影响，也是红卫兵分裂的重要因素。不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还是一九五九的反右倾斗争，都出现了扩大化。在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开始后，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甚至怀有私心或报复心理，把在整风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对党委及其领导人提出了中肯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右倾分子，这样就造成人们难以通过正常途径对党委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意见，从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实施遇到很大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后运动要支持、拥护党委及其领导人，而不是因为提出批评意见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就成为人们汲取的重要教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吸取以往运动教训，支持、保卫党委（工作组）及其领导人，与反对党委（工作组）的造反派进行斗争，就成为保守派红卫兵的选择。这成为红卫兵分裂的又一重要原因。

　　我们看到，红卫兵分裂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认识的因素，利益的原因，又有党委（工作组）的作用，以及过去运动的消极影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红卫兵及其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造成了红卫兵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使红卫兵运动出现了阴暗面，损害了红卫兵的形象，削弱了红卫兵运动，还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④ 党中央是如何对待红卫兵运动分裂的？

　　在红卫兵运动出现分裂的情况下，党中央又是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其实，不论是对工作组时期还是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造反派、保守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态度都是一贯的。撤销工作组后，学生中间出现造反派同支持工作组的保皇派的尖锐对立时，毛泽东为了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就说：“保皇派这个名称要取消。中央下的命令，人家怎么不保？不能怪工作组，现在又怪到工作组底下的学生去了。你们要去传，我也保过六天皇，保的只是张承先，后来不保了。”[145]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是要两派不要纠缠于过去的分歧和矛盾，而是要抛弃前嫌，消除分歧，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文化革命。

　　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中央的文革精神，因而党中央是支持造反派的。但是并没有因此歧视保守派，而是要求造反派对保守派采取团结的态度，帮助他们扭转思想，提高认识，迅速转变过来。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把这两派红卫兵称为少数派和多数派，而没有采用造反派和保守派这样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称呼。这里面寄托着中央对于保守派的希望。

　　红卫兵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为文化大革命开辟道路的。党中央是要竭力避免红卫兵出现分裂的，更不要说红卫兵之间出现的武斗和派仗了。但是由于复杂的原因红卫兵在运动中还是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使分裂的红卫兵在共同目标上团结起来，一起投入到文革的洪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发展。

　　因而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支持造反派红卫兵，争取、分化、团结保守派红卫兵，使分裂的红卫兵走向统一，既反对、打击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右派（比如西纠和联动），又反对、打击红卫兵运动中的极“左”派（比如后来的“五一六”兵团）。这是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

　　中央对待红卫兵各派的政策取决于红卫兵各派对于文革路线的执行程度。当时中央对于各派红卫兵组织是采取支持、争取、团结还是打击的政策，最终是由于这些红卫兵组织执行文革路线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就是以是否执行中央文革路线来划分的。况且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及其各自内部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因而中央对于这些红卫兵派别的政策也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总的来说，中央是通过教育、疏导和耐心地思想工作来促进保守派红卫兵的转变，使他们步入文革的正确轨道。对其中的极端势力，拒绝挽救，我行我素，不听招呼，煽动武斗，进行打砸抢，破坏文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它们采取专政手段的。

　　从中不难看出，党中央的政策措施对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决定着红卫兵运动的盛衰。工作组时期学生中间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形成，就是与工作组执行当时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的政策密切相关。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以后，纠正了中央一线常委的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指导着红卫兵运动，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迅速发展。这个时候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是由于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派，而分裂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中的头面人物又是与这些党内领导干部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缘故。为此，九月二十五日，陈伯达在接见各地学生时说：“如果高干子女在各学校、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话，最好让工农兵和普通干部的子女来担任。”但是，有人却很快采取对付的措施，趁群众不知道，为了争取主动，用金蝉脱壳的方法，辞去了职务，指定了他认为立场“最坚定”的人来接替。[146]他们就是采取这样的方法来抗衡中央的文革政策。

　　红卫兵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有中央政策的指导，又有及时提出的策略方针，还有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坚强后盾。只有在中央文革路线的指导下，红卫兵运动才能得到健康发展。任何企图脱离中央文革路线的红卫兵组织及其负责人，不仅没有发展前途，也难以逃脱灭亡的命运。这个时候的红卫兵组织及其领导人，就要紧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步伐，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反思斗争历程，加强沟通，纠正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具有民主作风，而不能自以为是，盲目出击，个人主义、小团体意识作怪。只有这样才能在红卫兵运动的大潮中，弄潮儿自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后来有些红卫兵组织及其负责人的命运，就是因为背离文革路线而拒绝改悔造成的。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⑤ 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影响。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红卫兵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各派内部还存在着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随着斗争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又进行着分化和组合。在红卫兵运动前期，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两派红卫兵的态势在不断发生变化，红卫兵运动是在斗争中被推向前进的。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本来，作为文革先锋的红卫兵，当时起着冲锋陷阵的作用。这个时候在他们内部出现了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将斗争的矛头由党内走资派转向对立派别的群众，这样就导致了群众斗群众，转移了文革的重点斗争对象，容易使文化大革命流于形式，走了过场，致使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遇到很大困难。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制约了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作为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红卫兵运动，这个时候出现了严重分裂，内部产生了尖锐复杂的矛盾，还出现了激烈的斗争，甚至进行了武斗，打起了派仗。这样就严重削弱了红卫兵的战斗力，使得红卫兵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严重制约了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严重破坏了红卫兵的形象。红卫兵是执行中央文革路线的先行者，在文革舞台上是正面形象，朝气蓬勃，具有重要影响力。但是红卫兵运动在发展中产生了分裂，相互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直至发生了武斗，本位主义、派性意识和小团体主义随之表现出来。这里面有造反派的责任，主要还是保守派的责任。红卫兵运动出现的分裂，严重损害了红卫兵的形象，对他们继续进行文革产生了消极影响。

　　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又是红卫兵运动走上文革正确轨道的契机。造反派和保守派是由于执行不同文革路线区分出来的。当时造反派执行了中央的文革路线，保守派则没有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出现，就将红卫兵内部这两部分人的政治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从而为中央下一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支持、依靠造反派红卫兵，感召、分化、瓦解保守派红卫兵，使红卫兵运动走上文革正确轨道创造了条件。

　　这样看来，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具有正面和负面的双重作用。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影响时，既要看到分裂的负面作用，也要注意分裂的正面影响。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分析和总结红卫兵运动分裂的影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红卫兵运动发生了分裂以后，如何使分裂的红卫兵走向统一，使中央文革路线践之于红卫兵运动的具体实践，使造反派红卫兵不断发展壮大，进而掌控红卫兵运动，使红卫兵运动由分裂走向统一，则是下一步发展的关键。

　　（2）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及其极端表现——血统论与出身论的斗争，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到联动。

　　从前文的研究我们看到，红卫兵在斗争中分裂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那么，这两派红卫兵的形成及斗争情况又如何呢？现在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先研究保守派红卫兵的发展状况。

　　① 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

　　保守派红卫兵在斗争中是如何形成的呢？

　　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还是要追诉到“五一六通知”下发后校园里出现的学生运动。由于对中央通知、学校党委和负责人的认识不同，以及其它复杂的原因，校园中出现了保守派和造反派。特别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派出工作组以后，由于工作组执行一线常委确立的文革方针政策，压制学生运动，把反对党委、工作组视为反党，直接在师生中间抓右派，进一步激化了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两派围绕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愈演愈烈。

　　两派在学生中间的形成，既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立场上的不同，还有工作组及其他人在背后的挑拨。两派之间的分歧虽然在具体事件上产生，但是却主要在是否向党委、工作组造反的问题上表现出来。造反派主张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在“五一六通知”指导下，造党委、工作组的反；保守派主张党委、工作组是代表党来进行领导的，即使存在问题，也要通过组织程序来清除党委、工作组里面的坏分子，认为向党委、工作组造反就是反党。这样就形成了学生运动中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这种斗争实际上就是中央两条文革路线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当时由于复杂的斗争形势，特别是刘少奇主张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支持保守派，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以毛泽东主张的文革路线，处于次要地位，支持造反派，因而暂时保守派占据优势，造反派处于劣势。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以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仍在进行着，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保守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形成的。

　　毛泽东八月一日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印发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学生中间的保守派和造反派顺势变为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是由过去学生中的保守派演变而来的。不过，保守派红卫兵这个时候仍然暂居优势，两派红卫兵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在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早在八月上、中旬以前，北京的校园里就已经出现了红卫兵。这些红卫兵由于产生的时间早，对红卫兵运动的冠名和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因而被人们称为老红卫兵。老红卫兵的主要成员由红五类组成，以干部乃至高级干部子女偏多，打着文革的旗号，积极投身于运动中。[147]这些人虽然热衷于文革，但是却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牛鬼蛇神、黑帮、黑五类及其子弟，即使指向党内，也是热衷于批斗“死老虎”（即已经被揪出来的走资派），反对批斗“活老虎”（即仍然在党内领导岗位上工作的走资派）。因而老红卫兵虽然参加造反的时间早，对于文革的宣传、造势、发动起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总体上来说他们的作用则是消极的。这是问题的主导方面。因为他们背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是红卫兵运动中的保守派。

　　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时候，这些老红卫兵的行动实质上是与当时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因而他们是文革的积极参加者。当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代表的文革路线遭到批判（这种批判是以撤销工作组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两条文革路线的交替期间，老红卫兵的燥动便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北京的红八月、大兴县的杀人事件以及八月二十四日进攻清华的十二校红卫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是老红卫兵对文革的反动，是两条文革路线在红卫兵运动中间斗争的表现形式。这个时候的老红卫兵就由文革的参加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了。

　　保守派红卫兵是由过去学生中的保守派形成的，老红卫兵以及后来由它演变的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是其中的极右派。这些红卫兵组织是在中央两条文革路线的斗争中产生和演变的，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和家庭遭到冲击的缘故。

　　② 围绕血统论与出身论进行的斗争。

　　在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老红卫兵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掌握运动的领导权，自命不凡，拉帮结派，背叛阶级论，宣扬血统论，引发了人们的激烈争论。在争论中，出身论应运而生，针锋相对，与血统论进行了公开的论战，形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道奇观。

　　1）围绕血统论进行的斗争。

　　血统论产生于古代，盛行于世袭制社会，依靠血缘关系和家庭出身来对人进行定性或作出政治判断，具有浓厚的宗法制色彩。其实，即使在古代，血统论也是饱受非议、危害深远的，不然的话，贵族政治又怎么会被官僚政治所取代呢？本来，血统论的残余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出人意料的是，这种陈旧、反动的观念却又被某些人检起来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在红卫兵运动中沉渣泛起。让人没想到的是，围绕血统论的激烈争论是由一幅对联引发的。

　　这幅对联七月二十九日出现于北航附中的校园，是由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幅对联一出现，就在校园里面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反对的一方慷慨陈词，据理驳斥，指出这幅对联的错误；支持的一方针锋相对，毫不示弱，还将这幅对联称作“鬼见愁”，认为能够压倒对方的气焰。

　　八月一日晚，北航附中的学生把对联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主要高等院校。八月二日下午，北航附中组织了近千人到清华大学游行，不停地呼喊对联，以壮声势，引发了清华园内的一场辩论。以血统论为基础的对联，开始在北京传播开来。凡是校园内出现“鬼见愁”对联的，都在对立的学生之间发生了激烈辩论，往往持续到深夜十二时以后。[148]

　　这幅“鬼见愁”的对联以及围绕对联展开的辩论，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注意。为了化解双方的矛盾，指明斗争的正确方向，八月二日凌晨，陈伯达接见辩论双方的代表，指出这幅对联“不全面”，并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149]

　　不仅如此，八月四日，江青也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将矛头对准走资派。八月六日，受对联影响的北京一些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中央文革小组的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讲台始终为支持对联的红卫兵占据着。江青一再重复对联刚刚出现时陈伯达提出的建议，即把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150]她说：“我觉得不应该在枝节问题上消耗精力，大敌当前，要斗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场的绝大多数红卫兵并不接受她的建议，仍然坚持原来的对联。[151]

　　我们看到，在围绕对联进行的辩论中，一部分学生赞成，一部分学生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和江青认识到这幅对联宣扬血统论，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会将红卫兵运动引向歧途，因而才提出修改这幅对联，纠正其中的血统论倾向，但是却遭到了支持这幅对联的红卫兵的反对。这说明双方的斗争情绪还是非常激烈的。

　　在支持、宣扬这幅对联的红卫兵中间，北京工业大学三系三年级学生谭力夫的表现独具特色，以其出色的诡辩，为这幅对联的传播发挥了独特作用。谭力夫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他的父亲谭政文曾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在北京和广东做过公安部门的领导工作。当年参加湘南暴动后随着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上了井冈山，是一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从谭力夫的出身看，他对这幅对联的宣扬是颇有意味的。

　　这幅对联由于明目张胆地宣扬血统论，所以社会上头脑稍为有些灵性和社会经验的人即便心中赞成这幅对联，也在这幅对联的表态上持谨慎态度，一般不会贸然支持它。因为在当时态势下，这很容易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谭力夫自然明白其中的究理，因而虽然明目张胆地为这幅对联叫好，但是在为这幅对联的辩护上还是费了一番心机的。

　　当时谭力夫在北京工业大学三系担任文革小组长，即后来的巴黎公社红卫兵负责人。八月十二日，他写了《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他在大字报中大声疾呼：这幅对联“好得很！”这了说明这个观点，他诡辩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分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分论者”。为了进一步从哲学上论证这个观点的合理性，他把“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幅对联和前一幅对联联系起来进行诡辩，他说：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一个“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因而要把它“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152]

　　我们看到，谭力夫不仅在大字报中为“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公开叫好，还搬出党中央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的政策来论证其正确性，又把陈伯达修改过的后联拿来作“陪绑”，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桂冠扣在了两幅对联上，企图用后一幅对联来掩饰前一联的错误。这样谭力夫就以退为进，形式上修正实质上肯定前联的方式，论证了血统论的合理性。貌似客观，实则荒谬，他为血统论辩护的目的也就由此昭然若揭了。

　　其实，“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对联与党的讲成分又不唯成分论的政策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幅对联明确宣扬血统论，而党的成分政策是既肯定家庭出身对于人的影响，又重视个人在社会中的变化，将家庭出身和个人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对人进行考察，重在个人表现。而这幅对联将家庭出身对人的影响绝对化，横批又对此作出了进一步肯定，因而通观此联是肯定家庭出身的绝对影响，宣扬血统论的。谭力夫置这幅对联的根本观点于不顾，只抓住横批中的“基本”二字与党中央的成分政策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以此说明这幅对联的合理性，不过是他以现象上的联系来代替本质上的不同的诡辩术罢了。

　　当时人们对这幅对联存在着质疑和不满，谭力夫自己恐怕也意识到仅仅这样解释还不足以服众。于是，他又把陈伯达修改后的对联拿过来弥补前联的不足，还煞有介事地说，前联是唯物主义的，后联是辩证法的，两幅对联合起来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了。由于后联是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提出来的，在学生中间有着影响力，将后联和前联结合到一起，给这两幅对联戴上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帽子，这样就以肯定后联的方式肯定了前联，把前联表现出来的浓厚的血统论色彩给遮掩起来。这说明他是用后联弥补、肯定前联，本质上还是为论证前联合理性才这样做的。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还要这样费尽心机地修修补补，而不直接否定前联，肯定后联，和中央文革小组保持一致呢？

　　谭力夫的大字报贴出后，同一日，北京铁道学院出现了一张与谭力夫大字报只字不差的大字报，只是落款处将“工大”改为“我院”。在谭力夫讲话的影响下，北工大连续两天发生了强撕《江青在天桥剧场对红卫兵的讲话》的大字报的事情，并引致了北工大校园内宣传血统论的一次又一次的浪潮。八月二十日，谭力夫在关于工作组和阶级路线的辩论会上发言，善于言词的谭力夫在全校集会上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了数十分钟的闻名全国的讲话。[153]

　　这篇内容庞杂、直抒胸臆的讲话，宣扬了血统论，支持了工作组，为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进行了辩护，表达了对于文革的不同态度，是一篇颂扬血统论的宣言书。

　　谭力夫认为：绝大多数老干部和工农、干部子弟是好的，即使有一点缺点错误，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小革命遇到新问题”，绝不能把他们打成“老反革命”和“小反革命”。他反对冲击、批斗党的各级干部，把攻击工作组和批斗党的干部说成是“右派翻天”。面对批斗干部的人们，他站在干部的立场上，在辩论中质问道：“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他公开声明拥护北工大的工作组，说：“老杜（即北工大工作组组长杜万荣，总参防化兵部副政委）进校才一天”，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党的阳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从此照进了工大”；“你就是说得天花乱坠，我也是喜欢杜万荣”。他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名，行歪曲文革政策之实，还为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说：“有人习惯于翻本本，找条条，都等中央指示，还要你‘首创’什么？”“世界上哪有完善无缺的东西？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就是毛泽东思想，也还要不断发展。”[154]他在讲话中还以英雄自居：“我反正权力还在手，我就敢骂人。骂完了，我挺着肚子，象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不能象狗熊一样，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155]

　　谭力夫在讲话中打着文革的旗号，用了不少时髦的语言，以其出色的诡辩，流畅的发言，打着红旗反红旗，着实迷惑了不少人。他以英雄自居，立足于维护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进行辩护，反对将矛头指向党内干部，认为这样做是右派翻天。在中央撤销工作组的背景下，他不仅肯定和支持工作组，还无限信赖北工大工作组组长杜万荣，又以反对教条主义进行创新为名，行背离文革路线之实，显示出一个当年积极投身文革，但当文革与其家庭、个人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却又为家庭、个人利益站台的青年学生的复杂心理。

　　从中不难看出，谭力夫的讲话不仅违背了党中央讲成分而又不唯成分论的政策，还背离了党中央制定的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撤销工作组的政策措施。他以创新和“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正确的东西”为由，说了“不能给无产阶级丢脸”的话，不过是他为自己曲解党中央的文革政策、维护个人言行进行的诡辩而已。

　　由于谭力夫在讲话中宣扬血统论，支持工作组，反对冲击、批斗干部，代表了领导干部及其子弟的利益，因而他的讲话很快风靡北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有人用红纸转抄，而且张贴在路人皆过的要道旁。这个讲话对外地的影响就更大了。它一出笼，便被长途电话和航空信件传递到全国各地。以福建省为例，那里的省、市负责人都认为讲话写得很好。在省委指使下，在不长的时间里，全省就复制了几十万份讲话，并由新华书店发行到工厂和农村。有的单位规定每天要学习讨论四个半小时讲话，不少人被谭力夫的讲话迷了心窍，纷纷改名为力夫。仅福州市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就有五个人易名。[156]

　　不论是谭力夫的《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还是谭力夫的讲话，都是在为血统论进行辩护的，因而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批判。

　　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对血统论展开了凌厉的攻势。九月十三日，北师大井冈山战斗团贴出致筹委会的公开信，说谭力夫的讲话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要求他立即收回这个反动讲话，以此拉开了批判谭力夫血统论讲话的序幕。九月十五日，北工大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以及首都十几所高等院校召开串连会，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十六条”联委会，对谭力夫的血统论讲话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北京的中学红卫兵也串连在一起，公开批判血统论。[157]

　　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分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158]

　　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和公安部长谢富治都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点名批判了谭力夫及其宣扬的血统论。十一月十八日，王力对从苏联回国的留学生作报告时说：“他（谭力夫。——引者注）的讲话与‘十六条’是根本对立的。这里一个‘十六条’，那里一篇讲话，到处翻印，到处广播，到处散发，还到处执行，执行谭力夫的。”[159]

　　尽管谭力夫狂热地宣扬血统论，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还是想把谭力夫争取过来的。谭力夫的父亲谭政文原来是康生的部下，康生就跟戚本禹、关锋讲，看能不能把谭力夫给争取过来。戚本禹、关锋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觉得没有什么希望，但是既然康生打了招呼，也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里的一天把谭力夫叫到中南海西门接待室谈话。谭力夫一开始还以为挺重视他的，上来就给戚本禹、关锋讲了一大堆血统论的“真理性”。戚本禹打断他说，你这是在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知道吗？他一看情况不对，就争辩说戚本禹这是在给他扣大帽子，他说毛主席也没说他不对。戚本禹说江青同志传达的就是毛主席的思想。父母英雄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这个就是毛主席的思想。他听了说：“江青改的对联也是对的，两个对联可以并存。”戚本禹、关锋看他是这个态度，知道难以把他挽救过来，就叫他回家去好好地“闭门思过”。[160]

　　至于谭力夫的个人命运，也是起伏跌荡的。随着十二月份社会上对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打压风潮的兴起，十二月十八日谭力夫被投入监狱。在监狱中被关了几个月后，他于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被放了出来。[161]不过，这个时候的血统论已经沦落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地步了，谭力夫的观点虽然没有改变，但是他本人如同丧家犬一般再也恢复不到过去那样的神气了。这是后话。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当时由对联引发的关于血统论的辩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不仅出现在北京，还波及到全国广大地区。这说明围绕血统论的争论业已在一部分人中间引起强烈共鸣，导致了另一部分人的激烈反对。随着争论的激化，青少年学生被人为分成由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军人和烈士子弟组成的红五类和由地富反坏右组成的黑五类。这两类群体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只有出身红五类的青少年学生，才可以组织、参加红卫兵。出身黑五类的青少年学生，则被剥夺了组织、参加红卫兵的资格。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宣扬还是抵制血统论的意图所在。

　　从文献资料中还可以看到，在辩论对联的高潮中，北大附中红旗写的《自来红们站起来了》，清华附中红卫兵齐向东写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等文章被大量翻印，广为宣传，对血统论思潮的广泛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在血统论盛行的时候，一部分出身于红五类的学生，打击、压迫出身于黑五类的学生，成为非常普遍的现象。因为出身问题，许多学生被剥夺了参加红卫兵以及游行和庆祝活动的权利，很多人遭到污辱打骂，尤其在中学生中间，在迫害黑五类的学生时，采取的手段更为严厉、野蛮和残忍。他们拦下列车查成分，要求红五类留下，黑五类滚蛋。宣传血统论的对联，很快传遍全国，歧视、压迫、打击出身于黑五类家庭学生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162]

　　不仅如此，出身黑五类的学生还被红五类的学生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语录歌，读语录的权利，被集中起来看报、学文件，甚至上厕所都要请假。劳动的时候，也是按出身进行编组，由红五类中最厉害的人带队黑五类组，喊着“自来红万岁”的口号，甩着皮鞭辱骂他们，让他们干最脏、最烦重的活。在这种被歧视、压迫的背景下，有的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为了摆脱个人的屈辱地位，居然还去和出身红五类的学生套近乎，夹在红五类中去充当对黑五类出身的人的打手。北京第二医学院曾出现了一张大字报《飞出了一只白乌鸦》，便是对于这类出身黑五类的红卫兵打手的尖刻讽刺。[163]

　　在红卫兵中间出现的这些问题着实令人震惊。围绕血统论的辩论，将青少年学生分成红五类和黑五类，不能不引发我们的进一步深思，为什么一幅宣扬血统论的对联会在校园里引发这么激烈的辩论呢？中央文革小组又为什么要修改这幅对联，三番五次地做这些学生的工作，要求他们转变观点，跟上文革的步伐呢？

　　这是因为这幅宣扬血统论的对联已经破坏了党中央的文革政策，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校园里的青少年学生本来是一个整体，出身不由己，立场可由自己选择，只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都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但是不论是上联还是下联，都说明了两个阶级斗争的泾渭分明，横批又进一步强调这个论断是符合一般斗争规律的。这样就将学生按家庭出身划分为红五类和黑五类，人为地将学生割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剥夺了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违犯了党中央的文革政策。

　　其实这幅对联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远的不说，近代历史上的革命者，好多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他们却成了坚定的革命者，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周恩来、彭湃等人就是这样。同时，也有一些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比如出身工人的向忠发、顾顺章、赫鲁晓夫等人，最后却走向了反面，成为叛徒、修正主义者。

　　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论断最早写入了“二十三条”。既然重点是整走资派，那么斗争的矛头就要指向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寻找走资派。由于走资派隐藏在党内，头上并没有贴着标签，还讲着党员干部的语言，以党员干部的面目出现，因而要想分辨出真正的走资派来，一般说来还是比较困难的。这样势必会造成对于党员干部队伍的冲击，他们的家庭也会由此受到重大影响。这个时候鼓吹血统论，实际上是以家庭出身作为对人定性的根本标准，从而将他们个人和家庭置于优越的地位上。这样就悄然地将打击的矛头由党内转向了过去的地富反坏右，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

　　同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时候，能否掌握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不仅关系到在运动中的地位问题，还关系到运动的走向。有人提出并宣扬这幅血统论的对联，不过是以显摆自己的出身为名，打压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剥夺他们参加运动的资格，为自己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创造道义条件。在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以后，就可以从两类不同家庭的出身出发，根据个人及家庭利益的实际需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出身的子弟，转移文革的斗争方向。围绕这幅对联争论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宣扬血统论的一方，是将自己出身的家庭置于优越位置，为个人在运动中争取到有利的地位，以便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将打击的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转移文革的斗争方向。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才对这些人进行反复教育和劝说，希望他们摒弃血统论，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反对血统论的一方，一方面是认识到这幅对联宣扬了错误的血统论，另一方面是由于这幅对联将矛头对准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处于维护自身及家庭的利益来反对这幅对联，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自己及家庭的地位，以便能够争取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反对血统论的人，如果抛开其出身暂且不论，在反对血统论的问题上是会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当然，即使出身不好的人，只要在斗争中能够站稳立场，一般来说也是会得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

　　由此可见，围绕血统论形成的对峙，以对联的争论为突破口，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的实质，是家庭出身对个人定性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是具有参加文革的资格还是文革的打击对象。这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指向党内还是地富反坏右。这才是双方争论的要害所在。

　　2）围绕出身论进行的斗争。

　　由对联引发的围绕血统论的争论，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争论中，遇罗克主张的出身论针锋相对，脱颖而出，成为与血统论进行斗争的利器。

　　遇罗克是北京人民机器厂工人，父母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由于家庭出身的原因，遇罗克不仅在上学期间受到很大压力，入不了共青团，还两次投考大学被拒之于门外。后来他到北京大兴县红星农场落户当了几年农业工人，回城后又干了两年临时工，才被分配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徒工。[16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罗克并没有热情地投入其中，而是采取一种冷眼旁观乃至于敌视的态度。这表现在作为文革导火线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遇罗克便给中央报刊杂志投稿，批驳姚文元的文章。他在日记中对正在进行的文艺批判和文艺革命冷嘲热讽，揶揄军报关于突出政治的宣传，质疑工农兵参加的论战，还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无非是骗局而已”。[165]

　　遇罗克本来就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愤愤不平，文化大革命又为遇罗克贴大字报申诉发声提供了机会，他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被卷入到争论中的。宣扬血统论的对联，等于对遇罗克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在政治上判处了“死刑”，这更刺激了遇罗克敏感的神经。于是，他提笔在手，一吐积郁，精心撰写了反击血统论的檄文——《出身论》。

　　遇罗克的《出身论》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初写出初稿，九月进行了修改，又于十一月再次修改后才最终定稿的。十一月，遇罗克将自己用毛笔抄写的《出身论》贴在了王府井大街的北京工艺美术服务部。在门前的台阶上，遇罗克和老红卫兵围绕家庭影响大于社会影响还是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进行了辩论。遇罗克到广州串连的两个弟弟将油印的《出身论》在广州散发，而后遇罗克的弟妹又骑车将油印的《出身论》在北京的重要街道张贴，还寄给中央文革小组和中央领导人。后来首都红卫兵三司宣传部长也向办报人牟志京要全套《中学文革报》，说是受中央文革之托，要为毛泽东准备八份最有影响的红卫兵小报。[166]

　　《出身论》刚一问世，就吸引了大量的读者。人们读着，议着，抄着，思考着，辩论着。

　　北京四中学生牟志京、王建复等人，按照油印稿上的联系地址找到了作者，决定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名义办一份《中学文革报》，全文刊登《出身论》。一九六七年一月，刊有《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公开出版发行了。第一次印刷三万份的小报，一抢而空，接着重印六万份，又一抢而空。《中学文革报》一共出了四至五期，先后刊登了遇罗克写的批判血统论的系列文章。[167]

　　《中学文革报》虽然只在北京发行，但是他们还是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有时每天的来信多达几千封。除台湾、西藏两省区外，各省市区的来信比较均匀。北京的来信，在数量和质量上倒不突出。大多数来信只是附款邮购，来信中一个不小的比例是向作者倾吐自己的遭遇和心声，以及读了文章后产生的强烈共鸣。[168]

　　为了反击血统论，宣传出身论，遇罗克写了多篇文章，但是纵观这多篇文章，《出身论》无疑是遇罗克的代表作。遇罗克在《出身论》中以宣扬血统论的对联为靶子，系统地批驳了血统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出身论》分为三部分，一是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问题，二是重在表现问题，三是受害问题。他认为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具有决定性作用。判断一个人关键是要看他的表现，而不是成分。成分不好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遇罗克说：“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说穿了，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实践恰好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了家庭影响，家庭影响服从社会影响。”[169]

　　他还进一步说：“出身和成分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分是儿子的出身。”“出身和成分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必须要划清出身和成分这两者之间不容混淆的界限。谁抹煞了这两条界限，……实际上就是抹煞了阶级界限。”“出身和表现根本没有统一性。”[170]

　　从这里我们看到，遇罗克认为社会影响对于人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判定一个人不应该看他的成分，而应该看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他还认为出身和成分不能相提并论，两者没有统一性，因而要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这样就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出身代替成分，否定了成分在政审中的作用。当时在招生、招工、招干过程中，成分是政审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单单这一条就把不少成分不好的人给刷了下来。同时，在各种运动中成分不好的家庭成员又往往成为斗争的对象，遭受过重重打击。因而遇罗克在这里是代表成分不好的家庭人员特别是学生提出抗议，是在为他们说话，为他们谋求利益。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载有《出身论》的小报一扫而空，出身不好的人大力支持和拥护遇罗克的出身论了。

　　由于出身论锋芒指向血统论，老红卫兵又是宣扬血统论的，因而最初激烈反对遇罗克的是老红卫兵。载有《出身论》的第一期《中学文革报》就被联动分子抢走、销毁了几千份。第二期《中学文革报》还没有出，坚持血统论的红卫兵就来过几次，将发行报纸的四中接待站洗却一空。北大附中彭小蒙（曾在红卫兵运动早期广为流传的讲话上引用对联）率百余之众砸《中学文革报》，四中联络站的外墙上就贴满了咒骂《出身论》和《中学文革报》的大字报。[171]刊登过《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也常常被撕、被抢，甚至卖报和读报的人也要遭受围攻和殴打。遇罗克经常被要求辩论的人围攻，但是他却能言善辩，旁征博引，常常能够击败对手，在辩论中占上风，支持他的群众也在为他解围助阵。[172]

　　不仅如此，双方还通过文章进行激烈论战。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了《评〈出身论〉》一文。文章开篇就断定《出身论》是一篇大毒草，作者错误的关键在于“抽去在人的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阶级斗争这条纲”，反对遇罗克提出的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的观点。二月二十二日，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发表《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说《出身论》借批判血统论这个形“左”实右为名，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是一篇杀气腾腾的反革命复仇书。[173]

　　为反驳清华附中红卫兵，遇罗克撰写了《谈“纯”》、《“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兼驳清华附中红卫兵〈评‘出身论’〉》的文章，批驳了唯出身论的“纯”，提出要做化合物，不做混合物！矛头直指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尖锐地指出了特权阶层问题。他还写出了《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谈鸿沟》、《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拔出〉》、《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再评北京轻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进一步阐述了出身论，批驳了血统论。《首都风雷》第一期刊载步曙明的文章《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驳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出身论〉》，遇罗克又写了《我们有责任捍卫最高指示》一文，反驳步曙明。[174]

　　我们看到，遇罗克的《出身论》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种反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出身不好的人支持出身论，因为出身论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是为他们谋求发展的空间，维护他们的利益而斗争；出身好的特别是老红卫兵对出身论群起而攻之，销毁载有出身论文章的小报，还向遇罗克等人施加了强大压力。这是因为出身论猛烈抨击血统论，触犯了他们及其家庭既得利益的缘故。出身论在黑五类和红五类之间的不同反响，引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激烈辩论，对红卫兵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既然保守派红卫兵特别是其中的老红卫兵反对遇罗克的出身论，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由于造反派红卫兵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出身并不好，遇罗克反对血统论的出身论确实反映了他们的心声，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会获得他们的同情、理解和共鸣。但是，遇罗克将社会影响绝对化，否定家庭影响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就与造反派接受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点产生了矛盾，引发了遇罗克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争论。一九六七年二月至三月，遇罗克最后发表在《中学论坛》和《中学文革报》上的3篇文章，就是与造反派进行的辩论。[175]

　　既然出身论在黑五类和红五类群体之间引发了激烈争论，遇罗克与造反派红卫兵之间也存在着争论，那么中央文革小组又是如何评价出身论的呢？

　　《中学文革报》创刊之时，《红旗》杂志社的两名记者便定期造访，了解情况。在第三期出版前后，他们向《中学文革报》主编牟志京传达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的指示，即大方向错了，必须“悬崖勒马”。[176]

　　但是，遇罗克等人并没有接受劝告，仍然在为《出身论》的宣传奔走，直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对《出身论》公开点名批判后，才为《中学文革报》的出版画上了一个句号。[177]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张春桥、谢富治、戚本禹接见红卫兵代表时，戚本禹在讲话时说：“我看《出身论》也不对，有很大错误，是大大错误的！它的错误就是否定阶级观点，否定阶级分析，否定阶级出身对人的影响。他是用客观主义伪装的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结果同血统论走到一起，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在我国产生了种姓制度。否定阶级分析，抹煞阶级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抹煞阶级出身。……它否定了阶级烙印，它完全否定了一个人家庭出身对他本人的影响，否定阶级地位。……它实际上就是彭真反党集团所歪曲的‘重在表现’，它煽动不要做外围，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反对血统论，煽动部分青年对党不满，向党进攻。这是大毒草，我希望同志们不要上当。”[178]

　　从以上引用的关锋、戚本禹的指示、讲话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反对《出身论》的。戚本禹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出身论》的错误在于否定阶级出身对于人的影响。从《出身论》的系列文章中不难看到，遇罗克始终回避、否定家庭出身对于人的影响的重要性，还反复说社会影响超过家庭影响，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实，一个人在发展过程中，既受到家庭的影响，又受到社会的影响。由于家庭影响是在人一出生就存在，具有先入为主的作用，同时也与个人的利益具有密切关系，因而家庭影响对于个人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大的。随着人的成长，到了社会上以后，就会受到社会的影响。这个时候人就有可能在社会影响下发生分化，有的可能背叛自己的家庭，有的还可能继续维护自己的家庭。因而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都是存在的。既不能只肯定家庭影响，而忽视社会影响的存在，也不能只肯定社会影响而忽视家庭影响的存在。血统论夸大家庭影响的存在，实际上忽视了社会影响。遇罗克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夸大社会影响，漠视家庭对人的影响。

　　我们看到，围绕出身论进行的斗争是复杂的，形式上是在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层面上展开，实际上则是中央文革小组、造反派红卫兵、遇罗克及其《中学文革报》、红五类、黑五类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一般来说，红五类主张血统论，反对出身论；黑五类支持出身论，反对血统论。造反派中的人对出身论虽然有些共鸣，但是一般来说对出身论还是持反对态度的。尽管出身论在反对血论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离开了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因而在斗争中陷入了迷茫，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才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否定了出身论。

　　最后要说明的是，主张出身论的遇罗克于一九六八年一月初逮捕，一九七○年三月初被处决了。这是令人遗憾的。后来有人把这件事，作为攻击文革的利器，否定文革的证据。本来，出身论与血统论的论争，进行理论的思辩，是文革的应有之义。遇罗克的出身论及其批驳血统论的方法固然是错误的，但是在反对血统论上还是与中央文革小组具有一致性的。从文革政策上来说，是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将他判处死刑的。

　　其实，遇罗克被处决的原因是复杂的。当时遇罗克的案卷一共有24卷，堆在一起差不多有桌子那么高。[179]从遇罗克被捕到处决有两年多的时间。可见，当时对这个案件也并非鲁莽行事，而是经过了详细侦察以后才结案的。最后又是经过最高法的核准后才执行的。从司法程序上来说也不存在什么问题。从遇罗克的判决书上看，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的原因有三条：由于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书写万字的反动信件、诗词和日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网罗本地和外地反动分子十余人，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扬言进行暗杀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仍十分嚣张。[180]

　　从遇罗克这个时期的言行看，判决书中的判决词并非胡编乱造，而是有着事实依据的。遇罗克确实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党的阶级路线表示不满，不论是他的日记、信件还是文章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也并非空穴来风。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一九六七年夏，遇罗克和《中学文革报》的几个人在东北长春车站上领了武器却没有交回，他的弟弟遇罗文还将手榴弹私自带回北京，在风声吃紧时又和几个人将手榴弹埋在了香山。这件事后来被公安局查出来了。[181]他在监狱中的态度可能也为他最终被判处死刑起了一个催化作用。

　　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遇罗克是在“一打三反”（即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的背景下被处决的。离开“一打三反”的具体背景，以及中苏之间边界冲突造成的紧张局势，就难以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分析遇罗克案件就要从当时“一打三反”的具体背景出发，立足于遇罗克案件的判决，从遇罗克在文革中的言行以及埋藏手榴弹表现出的集团行为和被捕后的态度中，来发现遇罗克被判处死刑的真实原因。遇罗克案件是一个错案，并非冤案。因为判决依据的事实是真实的，程序上也是合法的，不过是不该判处死刑而已。

　　至于遇罗克对血统论的猛烈抨击，是否会导致赞同血统论的既得利益者乘机对遇罗克进行报复，利用当时“一打三反”的氛围，将遇罗克从重判处了死刑。从逻辑上来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目前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现实证据。

　　3）围绕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斗争与文革的关系问题分析。

　　从以上研究我们看到，双方围绕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关系到他们家庭和个人的前途与命运，是他们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反映。一般来说，宣扬血统论的人，是出身较好的红五类，主张出身论的人，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血统论出现于前，出身论形成于后。他们虽然在斗争中打着文革的旗号，却不是从文革而是从两大群体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为了维护家庭和个人利益进行的群众运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用的红五类和黑五类这两个术语，不过是沿用当时的一种称呼，并非是对于这两个群体的定性，不具有价值判断的含义。

　　围绕血统论和出身论进行的斗争，是从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两个层面展开的。考察双方的争论，我们注意到，血统论无限夸大家庭影响并将其绝对化，形式上重视实际上无视社会影响的作用；出身论却专注于社会影响并将其绝对化，实际上漠视家庭影响的作用。虽然两者是对立的，但是却犯了同样的错误。这种错误就是割裂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的关系，将一方肯定并绝对化，忽视另一方面的存在。究其原因，除了认识的原因以外，还是利益使然的缘故。

　　宣扬血统论的人，由于出身好，因而侧重于宣传家庭影响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无视社会影响可能会导致人的变化，背叛自己的家庭和信念，转到另一方面。宣扬出身论的人，由于出身不好，因而就侧重于宣传社会影响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漠视家庭影响对于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性。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它们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将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却没有在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的前提下抓住重点。这样就违背了党中央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政策，造成了无谓的争论，挑动群众斗群众，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

　　为什么说这种争论干扰了文革的大方向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就潜伏于党的各级领导层，因而运动的主要矛头就应该对准党内走资派，而不是地富反坏右。不论是出身好的红五类，还是出身不好的黑五类，都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资格。这就不能仅仅依据成分和出身来对人们进行分门别类，规定哪些人可以参加文化大革命，哪些人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要是这样的话，不仅不利于群众的团结，更难以动员全体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反而会酿成群众之间的激烈斗争，将运动的重点从走资派转移到斗争的双方，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正是因为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不论是对于血统论还是出身论，都采取了否定和打压的态度。因为两者都违背了党中央的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政策，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宣扬血统论的人认为他们出身好，应该掌握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斗争矛头不应指向他们的家庭（父母），而应指向地富反坏右。主张出身论的人认为，血统论是错误的，不应该将斗争矛头对准出身不好的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要求在各个方面给予他们与出身好的人一样的待遇。

　　从中可以看到，不论是血统论还是出身论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在理论上的表现是，血统论只看到家庭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绝对化，实际上却否定人在社会影响下还存在发生转变的可能性；出身论只看到了社会影响并把这种影响绝对化，实际上却否定家庭利益、亲情以及先入为主的观念对人的重要影响。这样血统论和出身论不仅走上了形而上学的邪路，还陷入了唯心论的泥潭。

　　党中央的政策是讲成分但是又不唯成分论，重在个人表现，将家庭影响和社会影响结合起来，而以社会影响下个人的表现为重点。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这里不难看出，不论是血统论还是出身论，都是与党中央的政策背道而驰的。

　　从实践上来说，血统论和出身论的争论会挑动群众斗群众，形成群众之间的内耗，造成学生乃至社会群体的撕裂，将斗争的主要矛头从走资派转移到群众中，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血统论和出身论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反动的。

　　③ 保守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之一——老红卫兵的反戈。

　　人们一般把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以前的红卫兵称作老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以红五类为主体，属于保守派红卫兵，是与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对立的。[182]他们以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在工作组撤走以后，意图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实行工作组的路线。[183]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老红卫兵是积极参加的，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清华附中红卫兵委托江青转交毛泽东的两张大字报以及毛泽东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北大附中彭小蒙红旗战斗小组，就是老红卫兵积极参加文革的重要表现。这个时候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于他们给予了“热烈的支持”，[184]北大女附中红卫兵还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截上了红卫兵袖章。[185]随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这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老红卫兵固然是比较早地起来造反的，但是他们主要是造地富反坏右（即牛鬼蛇神）的反，而不是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即便有时候他们将矛头指向党内，也是那些已经被点名批判的走资派，而不是将党内走资派作为运动的重点来批判。这样就转移了斗争对象，保护了党内走资派，从而使得文化大革命走向歧途。当他们投身文革的时候，可能对这个问题认识得并不清楚。但是，随着文革的进行，他们的父母和家庭遭到冲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开始实行对抗文革的行为了，也就是由支持文革变为对文革的反戈一击了。这就是保守派红卫兵中的老红卫兵的演变轨迹。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对于老红卫兵态度的变化是由于老红卫兵对于文革的变化造成的。

　　老红卫兵背离文革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这些老红卫兵出身好，不少又是出自于干部乃至高级干部家庭，养尊处优，本来就觉得自己高人一头，因而打起人来愈发凶狠，造成了不少严重后果。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打人、武斗问题上，或者是认识不清，或者是不懂政策，或者还有别的原因，党中央并没有简单地将打人者绳之以法，而是从大局出发，积极做好双方的工作，在处理上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的海淀区中学生代表大会上支持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同时也谈到了打人问题，她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八月二日，工交政治部主任陶鲁笳在接见北京铁道学院的师生时，也谈到毛泽东对打人问题的态度。陶鲁笳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主席说：‘为什么不把我的话全面讲呢？我后面还有一句话，今后不许打人。’今后要宣传打人是犯法的。”[186]

　　八月六日，张春桥在接见天津学生时说：“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人，怎样？只好解放这些学生。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了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187]

　　从中我们看到，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张春桥的话，都是反对打人的。张春桥还以“六一八”事件为例作出了进一步说明。打人这种现象是违背文革政策的，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但是鉴于当时出现打人现象的特殊背景，既没有对打人者绳之以法，也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只是对此做出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这样做是以今后不许打人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化解双方的矛盾，将打人者解放出来，不致于使他们背负更大的包袱，以便将他们争取过来，共同奋斗。尽管这样，还是有人从个人、小团体的利益出发，怀着卑鄙的目的，对毛泽东的话断章取义，为自己打人寻找依据。毛泽东“今后不许打人”的质问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发出的。

　　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反复重审不许打人，老红卫兵还是制造了不少暴力和血腥的场面。比如，八月五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出现了红卫兵将本校副校长卞仲耘（女）殴打致死的恶性事件。[188]参与这些事件的老红卫兵后来又上演了道歉闹剧。其中的一个老红卫兵宋彬彬（即在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在二○一四年一月十二日就文革期间批斗老师的行为，向母校老师和校领导道歉。但是，折腾了半天，就是不肯说清当年的事件真相。这种掩盖真相开脱自己的行为，引发了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强烈抗议。这位九十三岁的王老先生表示：“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盖着，为此发出郑重声明：“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189]

　　本来，红卫兵运动中出现打人事件后，是以牙还牙，对打人者施以暴力行为，还是采取慎重的态度，这对运动的发展是起着重要导向作用的。从前文毛泽东和江青、张春桥关于打人问题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他们是反对对打人者施以暴力行为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没有能够这样做，反而以暴治暴造成了严重后果。八月二日，北京四十七中红卫兵组织红红红的一名学生被几个小流氓用刀刺伤，经北京新市委同意，北京中学红卫兵于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大会，对五名小流氓进行斗争。会上，把他们拖到会场，弯腰，然后跪在地上，背上还踏上一支脚。一些红卫兵不顾大会组织者的阻拦，冲过去用皮带抽打被斗者。这对以后打人风的盛行起了重要影响。[190]

　　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负责北京市的运动，因而这次大会的召开他是负有领导责任的。江青后来在中央文革小组生活会上对王任重进行了批评。[191]从这里可以看到，在如何处理打人的问题上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也是存在分歧的。这对于制止、妥善处理打人问题当然是不利的。

　　这个时候老红卫兵为了掌握运动的领导权，又发表了一个红卫兵《紧急呼吁书》。

　　在八月六日的天桥剧场辩论会上，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三校红卫兵散发了一份《紧急呼吁书》。[192]

　　《紧急呼吁书》对他们认为的所谓右派指出：“你们也喊‘造反’，但是无产阶级造反同流氓造反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再一次严正声明：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右派流氓胆敢乱说乱动，立即镇压！”“我们向全市真正革命的红卫兵、红旗及其他左派组织呼吁：（一）各校真正的左派联合起来，行动起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格制止乱打人，耍流氓，破坏国家财产等坏行为。提高警惕，监视、管制反革命分子，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二）毫不留情地勒令那些故意破坏党的政策的混蛋们滚出红卫兵、红旗及其它真正左派组织；假左派组织一律解散！今后谁还胆敢破坏党的政策，我们绝不答应！”[193]

　　康生、江青等人当场表示支持《紧急呼吁书》。这份《紧急呼吁书》还被印发给正在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但是时隔不久，江青等人发现这份《紧急呼吁书》被有些人利用压制群众造反，又发出通知收回了这个《紧急呼吁书》。[194]这是为什么呢？

　　单纯从《紧急呼吁书》的表面文字来看，是打着文革旗号，呼吁左派团结起来，制止打人事件的。虽然《紧急呼吁书》中也说了“不许右派翻天”的话，但是这里的右派到底是指造反的学生，还是指保守的学生，单从文字上看还真是难以识别出来。江青等人态度的转变是因为他们发现，发出这个《紧急呼吁书》的老红卫兵，为了夺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紧急呼吁书》为尚方宝剑，以不许右派翻天为借口，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打击报复，压制他们造反，要求他们服从领导，企图使红卫兵运动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

　　毛泽东的态度也是这样。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全都在场的会上，毛泽东曾以肯定语气饶有兴趣地谈到这份《紧急呼吁书》。后来江青把十万人大会批斗几个中学生的事告诉毛泽东后，毛泽东批评十万人大会的事欠妥，对《紧急呼吁书》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八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十万人大会，把凶手抓起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团中央改组，原想开会改组，现在看不准，过几个月再说。急急忙忙作出决定，吃了很多亏，急急忙忙派工作组，急急忙忙斗右派，急急忙忙开十万人大会，急急忙忙发呼吁书，急急忙忙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195]

　　鉴于八月十三日召开的十万人大会批斗五个中学生，对北京乃至全国出现的打人现象造成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而对以后召开这样的会议党中央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八月二十五日，北京市第十五女子中学初中的红卫兵到崇文区榄杆市抄家的过程中，发生了资本家李文波持菜刀砍伤红卫兵的事件。李文波被当场打死。事后，红卫兵以资本家进行阶级报复为由，要求召开十万人的公审大会，公审李文波的妻子。后经周恩来反复做说服工作，才阻止了大会的召开。[196]

　　我们看到，老红卫兵发《紧急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这在此后他们的行为中得到了证实。他们还置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今后不许打人”的要求于不顾，曲解妥善处理红卫兵打人问题的指示，抓住公安部门一时也难以追究打人者责任的机会，依然我行我素，实行暴力行为，破坏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八月十九日，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红卫兵同市委教育部文化革命小组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批斗大会。会上将北京市、西城区主管教育工作的领导干部张文松、张国梁、李晨、韩作黎、汪家镠、侯维城、杨荣海及四中、六中、八中三校的领导干部押到会场进行批斗。他们被强迫作喷气式，用嘴叼着“黑帮”牌子，罚跪，惨遭皮带毒打。此事也在全市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西城区就有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女三中党支部书记兼校长沙坪、师大二附中党支部书记姜培良被红卫兵揪斗、折磨、毒打致死。[197]

　　本来，在八月八日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十六条”中就提出“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98]但是，他们还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公开践踏中央的文革政策，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辞去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社会上的批斗是与校园里的批斗相结合的。校园是老红卫兵的根据地，为了夺取校园文化革命的领导权，老红卫兵联合起来在校园里展开行动。

　　八月二十三日，北京大学转抄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八月二十四日凌晨，毛泽东的大字报由北大传到了清华，清华的造反派马上贴了一大批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如《炮轰刘少奇》、《刘少奇7月29日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等，把当时还是中央机密的内容一下子捅到了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另外还有许多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大字报。中午，这类大字报贴满了清华园。

　　这种情景，被一些老红卫兵认为是右派翻天。下午二时许，清华大学自控系红卫兵占领了广播台。五时，清华附中等十二所学校的红卫兵二千余人在清华大学文革临筹负责人贺鹏飞的率领下进入清华园，实行戒严。他们对大字报进行拍摄、抄录后，将大字报全部撕去。然后，他们闯入宿舍捉拿右派，对原校领导、黑帮分子进行殴打和抄家，并勒令一些群众组织解散。这就是震惊北京的清华大学“八二四”事件。这一事件迅速影响到其他学校。当晚，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封锁大字报区，把攻击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移走，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覆盖了所有攻击刘少奇的大字报。[199]

　　老红卫兵的暴行迅速反映到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戚本禹给江青写了关于北京市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报告肯定了八月十八日之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随后指出了运动的一些缺点和副作用，着重指出北京新市委的一些领导人对红卫兵运动采取消极观望态度，不敢出来积极领导运动，薄一波、陶鲁笳等就是工交口各院校保皇派的支持者。报告提请注意的是，个别人利用某些学校的红卫兵对抗“十六条”，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落到了保皇派手里，他们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报告提出北京新市委应站到运动第一线去领导运动、对工作组的路线应进行批判、陶鲁笳等人不宜继续领导北京市的学生运动、薄一波等人应当做出适当检讨等四点建议。八月二十八日上午，毛泽东阅后批示：“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中央文革小组、北京市委以及薄一波、陶鲁笳各同志。此事应当讨论一下。”[200]

　　从关锋、戚本禹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这些老红卫兵不仅对抗“十六条”，而且有些院校红卫兵的领导权已经落到了他们手中。在这些老红卫兵的背后还是有着一批高级干部在支持他们，北京新市委采取了观望态度。报告建议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毛泽东阅后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北京市的暴力行为主要发生在八、九月间。这些暴力行为固然不都是老红卫兵造成的，但是老红卫兵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则是无疑的。据统计，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北京市共打死1772人，其中最为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大规模的打死人事件。自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大兴县的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最大的八十岁，最小的仅三十八天，有二十二户人家被杀绝。直到市委书记马力到县去制止，事态才平息。[201]

　　大兴县暴力事件的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当年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戚本禹认为，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在得到大兴县发生的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戚本禹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到大兴。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却早已经得到风声跑了。他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谓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还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在了解大兴县的基本情况以后，戚本禹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戚本禹马上给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202]

　　鉴于大兴县发生的惨痛事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九月二日，中共北京市委为制止城乡出现的打死人现象，发出《紧急通知》。

　　一、通知提出：各级党委、人委党组、公安部门，均应根据“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精神，表示明确态度，支持群众的革命热情，但要用最大努力耐心说服和坚决制止一切打死人的现象。

　　二、过去有少数单位提供所谓流氓分子名单，鼓动群众去斗打，这是错误的，从现在起一律禁止提供名单，违者要受纪律处分。

　　三、除现行犯外，五类分子的名单，有关部门也不要向群众提供。[203]

　　大兴县发生的杀人事件表明，这些行凶者已经走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敌人。这些凶手以法西斯式的屠杀，践踏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给党内外诋毁文化大革命的人提供了口实。他们的暴行已经不属于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之争，而是以暴力手段转移斗争对象，挑衅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行为。

　　大兴杀人事件被制止后，当时并没有马上对杀人凶手追究弄事责任。大约在三四年后，才对一些主要责任人进行了处罚：大辛庄公社主任高福兴和公社团委书记胡德福被处以八年有期徒刑。杀死人最多的黎明大队（共杀六十多人）书记杨万杰被判八年徒刑（服刑时在狱中自杀），黎明大队贫协主席杨景云被判八年徒刑。[204]

　　中央文革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直接领导机构，将许多记者派到各地去收集文革信息，了解文革情况。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戚本禹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戚本禹，她也从其它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鉴于这种情况非常严重，中央文革小组立即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周恩来参加了会议。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会议决定戚本禹带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一起去了解情况。戚本禹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即原东安市场），当时这里是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戚本禹进去一看，里面被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满身鲜血，在墙面上用活人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他看到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赶忙让随行的战士夺下了她手里的钢鞭。他问这个女红卫兵为什么要打人？女红卫兵说，她是个坏女人，搞了许多男人。戚本禹说，胡闹，哪怕她是一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她。然后让人把这个妇女和其他被打的人都送往医院，把其他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都全部没收，结果装了满满的好几筐。

　　当时戚本禹看到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在一起，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戚本禹就到那里的派出所去问是不是他们提供了名单，派出所的领导说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回来后戚本禹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绝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己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

　　戚本禹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时就向周恩来、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陈伯达在讲话中强烈谴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江青说：他们这样做，不是给文革抹黑吗？关锋说，有些人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这些老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骂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戚本禹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205]

　　老红卫兵敢于这样干，是因为他们钻了“十六条”的空子。制定“十六条”的时候，鉴于工作组时期打击革命师生的教训，“十六条”为了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才规定：“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该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206]老红卫兵是利用“十六条”中对造反革命师生的保护措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一时也不便于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立即采取专政手段的机会，才横冲直撞实施暴力行为的。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以红五类为主体的老红卫兵，由于刚刚参加运动，自身的政治倾向性尚未暴露，同时也由于运动刚刚开始，还没有触及到干部队伍及其家庭，因而他们才积极参加文革运动，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个时候他们的行为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文革的矛头指向他们父母及其家庭的时候，他们的立场发生了变化，由积极参加支持文革向反对、破坏文革转化了。这个时候为了夺取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他们采取的斗争策略是，打着文革的旗号，转移斗争对象，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制造了种种暴力行为，对文革进行反戈一击，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他们也就失去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了。老红卫兵后来演变成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继续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对抗。在他们背后还有一批党内干部的支持，因而局势的演变就更显得扑朔迷离起来了。

　　④ 保守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之二——西纠（东纠、海纠）的产生。

　　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分裂成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中的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是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端团体和组织。这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团体和组织，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在某种程序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了推动作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是破坏了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最终走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反动，遭到取缔和解散的命运。

　　其实，与西纠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东纠（东城区红卫兵纠察队）和海纠（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红卫兵纠察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是由老红卫兵转化而来的，[207]他们与老红卫兵具有一脉相承的联系。由于西纠出现得早，影响大，其它两个组织在活动能力方面又逊色于西纠，因而我们就以西纠为研究对象。

　　1）西纠的出现。

　　毛泽东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以后，红卫兵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各地出现了一系列红卫兵组织。这些红卫兵组织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派别不同，纲领纷呈，以各自对文革的理解展开行动。西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西纠的全称是北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是由西城区四中、八中等学校的红卫兵发出倡议，西城区几十所中学红卫兵响应、参加，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成立的红卫兵组织。[208]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革正在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泽东发出“要文门，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209]

　　西纠自封为红卫兵纠察队，名义上是要管控红卫兵的秩序，实际上是想以纠察为名，取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因而西纠的袖章就比别的红卫兵组织的袖章宽，以示与其它红卫兵组织的区别，彰显西纠的领导地位。本来，西纠在天安门城楼上想给毛泽东献上袖章，但是周恩来却阻止他们说，毛泽东是全国红卫兵的领袖，不适宜只戴西纠的袖章。但是西纠还是给其他中央领导人戴上了袖章。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林彪戴着西纠袖章的照片印在西纠的证件上，以扩大西纠的影响力。[210]西纠从成立时就想取得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便使得红卫兵运动沿着自己既定的轨道前进。

　　西纠的成员主要出身于干部、军人家庭，而且大部分是高级干部子弟，发展到三百多人。[211]

　　西纠的司令是孔丹，副司令是陈小鲁、董良翮。下设几个组：宣传组组长是秦晓，李三友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组织组组长是王向荣；后勤组组长是赵胜利。马凯也在其中做了不少工作。下设两个纠察连：一个连全部队员是四中的，孔栋任连长；另一个连是师大女附中的，邓榕参加了这个连。一个连有几十个人，驻在总部，应付紧急情况以便集中行动。[212]

　　西纠主要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子弟组成，要纠察、管理红卫兵运动，是以领导面目出现的红卫兵组织。这不仅在纠察队的命名和袖章制作上显示出来，也在他们是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的出身上，乃至于陶铸、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周荣鑫等中央领导人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上，以及他们受委托在天安门广场和北京火车站维持社会秩序上表现出来。[213]另外，西纠在发展过程中，又以自己的强力行动显示了社会存在，因而才声名鹊起，夺取红卫兵运动领导权的。

　　2）西纠的两面性及其在文革中的作用。

　　西纠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两面性。一方面西纠在文革初期确实做了一些事务性的有益的工作。这是次要的；另一方面从西纠的整个作为看，又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背道而驰的，还在行动中搞了一系列暴力事件，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这是主要的。只有对这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以后，才能对西纠的行为作出准确评价。

　　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以红卫兵纠察队的面目出现的，这表明西纠要在运动中行使管理、监管红卫兵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西纠自封的，而不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是不可能授予西纠这样的权力的。西纠之所以敢于对其他红卫兵组织行使监管权力，不仅是由于西纠的成员多数出自于高级干部家庭，才使他们认为自己有资格监管其他红卫兵组织，也是由于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对西纠的支持所决定的，同时还有让西纠参与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因素。后来西纠的司令孔丹在回忆中说道：“本质上讲，‘西纠’这件事反映了‘文革’初期党内一些老干部，希望借重一种群众组织，也就是一部分红卫兵来抵制‘文革’路线的一个思路。”[214]正是因为这样，西纠才敢于自报奋勇地承担起监管红卫兵的任务，在得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鼓励和支持后，他们的意图才得以实现。

　　西纠自成立之日起，在一个多月的活动中，陆续发布了十个通令，提出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革命干部，保卫国家机密，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批斗中的武斗、体罚等，想通过通令来引导红卫兵运动按照自己的意图来发展。西纠在三个月中承担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任务。比如参加了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维护秩序的工作，承担了维护北京火车站秩序和为旅客服务的任务，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活动，并在北京饭店等外宾住宿地方担任警戒，保护班禅大师、程砚秋家属，也制止过一些过激的行为。[215]西纠这个时期做得这些工作，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当然是必要的，有意义的。这是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行为的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再来看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另一面。西纠发布了十个通令，比如第三号通令规定“尤其不允许拦截和检查首长的汽车！”“绝不允许任何人……查抄国家负责干部的家！”“保卫革命老首长的安全！”[216]这些通令特别是六、七号通令，从表面看来都是冠冕堂皇的，实质上则是以保护老干部为名禁止将斗争矛头指向干部，维持现有秩序。

　　其实，党内走资派就潜藏在各级干部队伍中，只有通过群众运动，才能将这些走资派揪出来，整倒他们。反对将矛头指向干部队伍，又如何抓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呢？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地富反坏右，把对这些人的残酷打击来表明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

　　不仅如此，西纠还以实际行动与到地质部造反的地院东方红和到国防科工委造反的北航红旗相对抗，打压造反派红卫兵。[217]西纠虽然在发布的通令中反对打砸抢和武斗，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是那样。他们反对别人进行武斗，而他们自己就制造了不少暴力事件。他们是用暴力来进行纠察，打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维护自己在红卫兵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这样他们就直接违背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败坏了文化大革命的声誉。从中不难看到，西纠不仅转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还通过暴力事件来维护自己在红卫兵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从西纠表现出来的两面性上来说，后一个方面是主要的，前一个方面是次要的。我们在分析西纠两面性的时候，既要看到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了一些具体工作，同时更要看到西纠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作用。既不能因为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作用，就否定西纠做的一些具体工作，更不能因为西纠做了一些具体工作，就否定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坏作用。同时具体工作和破坏作用并非等量齐观，而是破坏作用是主要的，具体工作是次要的，与破坏作用相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微不足道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将具体工作和破坏作用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既要看到两者的存在，又要分清主次，把西纠的两面性和破坏作用占主要地位联合起来，才有可能对于西纠形成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

　　西纠在文革中表现出的两面性及其占主要地位的破坏性，不是没有原因的。应该说，西纠成员开始的时候还是满情热情地投入到红卫兵运动中的。但是他们斗争的对象是党外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而不是党内走资派。即使指向党内，也是已经被揪出来的走资派，而不是尚在党内领导岗位上的走资派。他们在文革中的狂热行为，针对地富反坏右、造反派和其他人的暴力事件，不过是他们想以此表明自己积极投身文革，为赢得话语权，使红卫兵运动沿着他们认定的轨道前进的具体手段而已。

　　从文革发展的进程看，这些举动不过是螳臂挡车，蚍蜉撼树，文化大革命在排队了重重干扰之后，仍然以不可阻挡的气势滚滚向前。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当着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干部特别是他们的家庭和父母时，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由文革的参与者变成文革的反对者了。当时就被造反派讥讽为“保爹保妈派”。这从后来西纠司令孔丹的回忆中可以得到证明。孔丹说：“‘西纠’后来的命运走向衰落，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与地院东方红和北航红旗的两次对抗。这两个事件标志着我们思想的转变，无论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说是一种自觉，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运动不是对着一两个党支部，而是要对着整个干部队伍，特别是高级干部队伍了。”[218]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纠的转向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必然性不仅是由于他们出身于干部家庭以及文革对他们家庭和父母的冲击上，也是由于他们对于文革的认识和思想觉悟上。文化大革命触动、打击了他们家庭的既得利益，对他们父母造成了重大冲击，西纠成员又是与这些干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他们就在文革中打起了保护老干部的旗号。孔丹后来也回忆说：“我觉得，如果要讲‘西纠’的产生，就是有那么一个大背景，其实质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反动。社会上正好有我们这样一批人，就自然成为‘西纠’的基础和骨干。我们和老干部有着天然的联系，老干部受冲击时就要站出来保护；另外，我们有组织观念，要自觉维护党和国家的机密；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对群众，甚至成分不好或有问题的人采取暴力的做法。这些就是我们成立‘西纠’时的基本观念。”[219]

　　实际上这是以保护老干部的名义，在保护自己家庭和父母的动机驱使下展开的行动。虽然他们在通令中制止武斗，但是当着他们出身的家庭遭到冲击，从小形成的养尊处优的生活遭到打击，原先的社会地位失去的时候，他们就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迫害人，泄私愤，由此形成的暴力行为，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尽管有些暴力行为不是西纠总部决定实施的，但是作为西纠总部下级组织的暴行，固然应该由实施暴行的下级组织负主要责任，但是领导这些组织的西纠总部也是难辞其咎的。

　　西纠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两面性：一面是做了一些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这是次要的；一面是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这是主要的。西纠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表现在，将打击的主要矛头从党内走资派转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为此还制造了一系列暴力事件。用暴力手段来转移斗争方向，夺取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这样就形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逆流。

　　3）西纠的暴力事件。

　　西纠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表现就是在文革中制造的暴力事件。虽然在西纠发布的通令中有禁止武斗的内容，但是他们自己却对违背他们意愿的造反派和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实施暴力行为。这直接违反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值勤的时候，就是挥舞着皮带来维护秩序的。[220]这些西纠成员在平时行动中出现的暴力行为更是比比皆是，我们看下面的资料。

　　北京市六中是西城区纠察队员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对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被西纠抓进了六中劳改所。这座劳改所设在六中的后院里，屋旁稍稍突起的门楼被辟做劳改所的岗楼，抓去的人直接从小门进入，与前院隔成了一个独立的居所。西纠认定的黑七类、狗崽子、混蛋之类被押进劳改所后，不仅失去人身自由，而且要经受跪煤渣、油漆涂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火烧头发、刀跺屁股、开火洗澡、打靶、突刺、扫蹚腿等残绝人寰的刑法的逼供审讯。纠察队员还用被酷刑折磨而流出的人血，在审讯室墙壁上写了字有拳头大小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就在这红色恐怖下，王光华被活活打死。在六中干了一辈子、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徐霈田，被诬为残渣余孽之类。毒打后施用开水洗澡刑，即把滚开的锅炉水往身上浇。徐霈田被烫得全身都是燎泡，最后被红烧、勒死。在这座劳改所中，被打、骨折、残废、脑震荡的，不下二三十人。

　　北京市一中的监狱也和六中劳改所差不多。他们成立了一个由三百余名同学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我国古代使用过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或与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221]

　　以上不过是西纠暴力行为中的一些表现。其实，西纠的暴力行动并非个例，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些暴力行动表明西纠已经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反动。他们用残酷的刑罚，肆意的伤害，来对付地富反坏右或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这些行为给文革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对于文革的敌对情绪。西纠身处北京腹心区域，他们中的多数出身于高级干部家庭，又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因而他们的暴力行为不仅对北京的红卫兵运动，还对全国的红卫兵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对西纠进行定性的重要因素。

　　4）西纠的没落。

　　西纠的行为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的注意，于是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西纠的暴力行为了。

　　其实，江青对主要由高干子弟组成的西纠还是比较警惕的，西纠成立后就是这样。八月三十一日，孔丹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江青献了一个袖章，还自我介绍说是孔原、许明的儿子，江青说：噢，噢。江青戴上袖章以后，“啪”地就用大氅把袖章盖上了，那一瞬间孔丹的反应还是有的，感到她可能对西纠有看法。当时成立西纠的指导思想，主旨是维护秩序，也就是对于红卫兵的造反持反对态度，因而后来西纠被江青叫做保皇派，还有一个说法叫消防队。[222]

　　虽然在“十六条”中曾规定，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223]但是西纠的行为已经践踏了“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个时候解决西纠的问题成为文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十一月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生重要通告。通知说：“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允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者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国法和党纪的严厉处分。从今天起，如有再犯以上罪行的，要立即处理。”全国各地也陆续转发了这一通告。

　　十一月十九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市六中劳改所看到西纠的暴行后，指出：“无论对什么人，都不能这样搞”，并命令西纠立即解散劳改所。十二月十六日，北京市召开了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会议指出：“纠察队已被坏分子用来打击革命造反派”，会议宣布取消纠察队。第二天，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又重申了上述决定。[224]

　　在十二月十六日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鉴于西纠的严重暴力行为，江青气愤地说：“对一小撮杀人犯、打人、破坏革命……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她当场点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副秘书长雍文涛和不在场的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和孔原、许明五个人的名字，指出他们在西纠问题上的责任，还让在场的周荣鑫、雍文涛当场站了起来。即便如此，为了防止处理西纠时出现极端化，江青还是在讲话中强调了政策问题。她说：“我希望你们对这些青年，犯了错误的同学们，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对于中年的、老年的、幕后的、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死不回头的要斗倒、斗臭、斗垮！”

　　周恩来在讲话中从新生事物发展的角度讲了西纠的问题。他说：“总结这四个月的经验，成绩是主要的。新生的事物诞生以来不可能没有毛病，没有缺点，甚至也可能出现错误，乃至于个别的严重的错误，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你们不必为此惊慌。要晓得，任何一个新事物，一个新生的孩子，刚从胎里出来毛手毛脚的，生一个疮呀，长一个疱呀，把它割去就是了，新生的力量总是要成长起来的。”

　　尽管周恩来说过纠察队是红卫兵的一个创造，对西纠也给予过支持，还委派他们去执行过任务，[225]但是西纠的暴力行为以及与造反派的抗衡显然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周恩来在第二天召开的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劝告各纠察队马上自动解散。他说：“我提议各校红卫兵取消纠察队的名字。纠察队这个名字是你们起的，起了相反的作用，希望你们自动取消，取消这个名字，不要我们命令。”

　　十二月十八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等造反派代表时，江青又进一步说：“北京的这一股歪风一定要镇压下去，给全国做个示范。对于那些打人多的、态度不好、年纪大一点的，可以镇压，一定要判刑，年轻的可以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红卫兵纠察队不管是什么样的，都要解散。”关锋也气愤地说道：“把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揪出来，严重的枪毙。”当然，他们说的是气话。从后来披露出来的资料看，不论是西纠成员还是其支持者，即没有判刑，更没有枪毙，不过是把其中的一些人关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放了出来罢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江青在一次接见北京大中专学校红卫兵代表时批评西纠“凌驾于红卫兵之上，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凌驾在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之上”，“对极少数人要专政。如不专政，你们的大民主没保证，我们也没保证。”她还说：“对极少数小家伙专政，是一种教育，有的通过他们的家长，让他们的子女自己去投案，这些人之中，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总理、副总理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这些都不在话下。（拍桌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226]

　　对于来自中央文革小组的强大压力，西纠是不服气的，要求与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辩论。由于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曾经给西纠提供过一些帮助，这个时候要求西纠退还当时提供的交通工具。西纠后期负责人蓝小兵、骆小峰、王向荣等人给周荣鑫写了一条便条，反映了他们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对抗情绪。这张便条是这样写的：“周荣鑫同志：汽车，我们半辆也不退！！！中央文革要我们解散，必须把原因讲清楚。否则一切严重后果由中央文革负责！！！望周同志将这些话转达给陈伯达同志，并告诉他我们全体西城纠察队员找他！”[227]我们看到，他们不仅蛮横无理，不退还交通工具，还倒打一耙，威胁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要找他算帐。这是西纠猖狂行为的反映。

　　为了取缔西纠的据点，制止他们的暴力行为，由警卫车开道，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指战员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徼凶器。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败下阵来。[228]西纠的一些负责人董良翮、粟寒生、孔丹等陆续被投入监狱关了起来。[229]

　　孔丹这些西纠的负责人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前后就离开北京到外地串连去了。[230]但是他们对西纠此前的作为还是负有领导责任的。因为实施暴力的下级组织固然应该对暴力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比如六中），西纠的组织体系也并非那么严密，[231]但是这些组织当时却是处于西纠总部的领导之下，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西纠总部也是难辞其咎的。

　　另外，孔丹说他当时还是反对血统论的，在这个问题上和其他老红卫兵存在着分歧。[232]这可能是真的，当然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我们要问的是，即便如此，为什么当文革的矛头指向党内干部队伍的时候，孔丹却要极力反对呢？而且还和别人一起成立西纠，反对造反派红卫兵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干部中间潜藏的走资派？这表明虽然孔丹口头上反对血统论，但是在实际行动上却和主张血统论的人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这里要说一下的是，西纠司令孔丹的母亲许明自杀的事。许明当时是党内一位优秀的女干部，在国务院任副秘书长，负责中央联合接待室的工作，她的自杀，确实是令人惋惜的。孔丹后来始终对母亲的自杀有一种内疚心里，认为是自己在西纠的作为影响到了母亲的命运。[233]其实，许明的自杀也是有她自身原因的。试想一下，许明在文革中受到的磨难再大，能超过王光美吗？当时王光美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穿上旗袍，登上高跟鞋，还在脖子上挎上由乒乓球串成的项链，在三十万人参加的大会上予以批斗，也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顽强地活到了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许明精明强干，雷厉风行，性格刚烈，宁折不弯，干工作是把好手，但是一旦遇到磨难，则难以抗衡，容易走极端。

　　对于许明的自杀，当时在国务院秘书厅担任秘书室主任的吴庆彤后来回忆说，其实，许明自杀前，情绪已经十分颓丧，整天憋在办公室里，不愿与大家见面。每天到食堂就餐，都要等到快结束时才去。她自杀的那天下午，还到吴庆彤的办公室坐了一个小时左右，询问近日机关的运动情况等。吴庆彤发现，一向梳状整洁、谈笑风声的许明，一下子变成了蓬头垢面、沉默寡言的人。吴庆彤后来常常自责道，如果他警觉性高一些，及时向有关领导反映情况，做做疏导工作，或许可以防止这个悲剧的发生。每念及此，深感内疚。[234]

　　除了性格的原因外，还是由于许明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决定的。在工作组时期，许明就是支持工作组的，而且八月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在接待站批评陈伯达改对联时，许明没有旗帜鲜明地制止老红卫兵攻击陈伯达的行为。许明支持西纠，而西纠又是与地院、北航的造反派进行对抗。这些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简报送到毛泽东的案头，毛泽东对此作出批示：“许明，支右压左，如不能改正，应调动其工作。”

　　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立即停止许明的工作，而是说如果再不改正，就调动其工作。许明当时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对许明批评得很厉害，停止了许明的工作，要她好好反省。许明压力很大，就给戚本禹打电话，说她只是给西纠弄了些办公的房子、车子和一些经费，对于西纠干的无法无天的事并不清楚，绝没有在背后指使他们，希望戚本禹向江青去说明一下。通话当天，戚本禹就跟江青谈了这件事，还说也许许明说的是真的。她是总理身边不可缺少的人，让她检讨一下算了。江青表示同意，还说，等她见了总理，再跟总理讲讲。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许明就自杀了。[235]这是令人惋惜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名躁一时的西纠，虽然在红卫兵运动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它们的主要行动却是为了保护家庭和父母的地位而斗争，还践踏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以暴力来表达他们的诉求，成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股逆流。这样也就难以逃脱被解散、取缔的命运了。

　　⑤ 保守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之三——联动的出现。

　　联动是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一脉相承，又有所发展的保守派红卫兵极端组织。它直接将矛头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甚至文化大革命，成为文革发展的敌对力量。那么，联动是如何形成的呢？

　　1）联动的形成。

　　联动与西纠（东纠、海纠）一样，是由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联动成员大部分是革命干部之弟，多数是老红卫兵，有些人的父母就在运动中受到冲击。[236]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进一步扭转了文革的方向，将打击的矛头指向了党内走资派，联动成员的父母和家庭遭到了更大的冲击。随着父母和家庭受到冲击，他们自身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于是他们才要成立一个联合组织来抗衡文革，维护自己和家庭的地位。

　　联动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的简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矿院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人大附中、京工附中、钢院附中、农大附中、北医附中、一○一中、女六中、八一学校、育英学校、十一学校、丰台三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在北大附中举行会议，商定联合起来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会议还决定，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集体主持日常工作；决定问题采用协商办法，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参加联合行动。总部设在北大附中，于增寿任总联络员，以后牛皖平成为主要负责人。[237]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宫小吉起草联动宣言。[238]

　　联动宣言起草完毕后，经过集体商议通过，由钢院附中红卫兵、矿院附中红卫兵、师院附中红卫兵、石油附中红卫兵、京工附中红卫兵、外语学院附中红卫兵、农大附中红卫兵、清华附中红卫兵、北航附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地质附中红卫兵、北大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旗、八一学校八一革命军、八一学校红卫纵队联合签署后生效。联动开始是以海淀区十几个中学的老红卫兵的名义发起，后来形成了全市赞成联动观点的老红卫兵都自动成为联动成员的局面。

　　十二月五日，联动正式成立。这里夜里北京街头出现了这样一些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数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了一道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239]

　　从这里可以看到，联动一成立，就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向中央文革下了挑战书。

　　2）联动的矛头所向及其行为。

　　从前文引用的资料中我们看到，联动成立当天他们就在北京市内贴出大标语，宣告联动成立并且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这是联动政治态度的宣示。如果要对联动进行准确的定性，还是要从联动的两个宣言书入手，看看联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红卫兵组织。因为这两个宣言书是联动的行动纲领，最能够反映出他们的政治态度。为了全面、准确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引用了两个宣言书的全文。

　　第一个宣言书是联动成立时的宣言，全文如下：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

　　本委员会誓死忠于党、忠于毛主席，为了粉碎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时刻准备施行必要的行动。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它威胁着革命群众血汗换来的胜利果实，它将使群众重新回到被专政、被压迫的地位，它将夺取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胜利。它将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它将使历史车轮倒转。

　　它，威胁着我们！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240]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联动在宣言中打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维护文革的旗帜，反复说明他们是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要将文革进行到底的。不仅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指出了这条路线的危害性，还表示要联合起来同这条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

　　那么，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呢？

　　不难发现，联动处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在宣言中采取了隐晦的方式，没有明确说出来。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来揭示这个论断的真实涵义。

　　当时党中央正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因为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着这种路线。这是一条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与党中央的革命路线相对立的一条路线。[241]这条路线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障碍，只有在彻底批判这条路线以后，文化大革命才能够得到继续发展。

　　尽管联动在宣言中也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术语，但是他们所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显然是另有所指的。他们打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的旗帜，将矛头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乃至于中央的文革路线。这是因为联动是由老红卫兵组成的，他们本来是将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及其子弟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在干部中间批斗走资派，他们的父母和家庭成为冲击的对象。中央文革小组就是要执行党中央的这一条文革路线，充分发动群众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中。这个时候的造反并不是红五类特别是老红卫兵的专利，而是包括改造好了的黑五类子弟在内的广大群众都拥有的权利。这对“不许右派翻天”的老红卫兵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当时的态势下，他们相信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将老红卫兵组织起来，成立了联动，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从斗争策略考虑，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机会，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将中央文革小组限制他们破坏文革的行动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反过来将斗争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红卫兵，企图扭转文革的方向，使他们的父母和家庭免遭文革的冲击，维护他们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因而我们说它的内涵与党中央正在批判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存在本质区别的。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宣言书。这个宣言书比前一个宣言书更进一步地表明了联动的态度。第二个宣言书的全文如下：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帅、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省市委革干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中央秘字003，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的原则精神和中共历代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地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

　　（1）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子弟组成；（2）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织；（3）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续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她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 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地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全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242]

　　这个宣言书比起第一个宣言书更进一步地反映了联动的本质，是对联动政治态度的充分暴露。这说明联动已经成为一支抗击文革的别动队。

　　这个宣言书明显是依照中央文件的格式来起草的。为了增强宣言书的号召力，还戴上了一个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大帽子”。不过，从这个宣言书的格式来看，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比如宣言书抬头就没有按照中央文件的惯例进行排序，而是杂乱无章的。再比如，其中“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与“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是前后矛盾的。这到底是起草人的粗心还是有意为之，令人深思。因为宣言书对形势的判断和政治力量的认知，显然是一般的联动队员难以企及的。虽然这是从反面来讲的。

　　在这个宣言书中，联动号召不仅中央机关的干部子弟，还有从中央到地方直至基层的干部子弟都要团结起来，接受北京联动的领导。为了点缀起见，他们也象征性地说明了还要“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加入到联动的队伍中。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联动是要求全党干部子弟的联合与团结的。因为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走资派就隐藏在党的各级干部队伍中。因而干部队伍遭受冲击就是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

　　联动提出要“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句话颇为耐人寻味。这两个主席究竟是指谁呢？难道是指毛泽东、林彪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仍然是党的主席，原先的几位副主席中，只有林彪继续被称为副主席，其他几位副主席的职务不再提起。[243]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他们这样讲的用意。至于几个委员，很可能指的是陈伯达、康生（他们不仅是中央委员，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以及其他在中央委员会内坚决支持文革的人。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宣言提出“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表明联动不仅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还对六十年代前期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社教、“三反五反”、“四清”运动，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们还把正在进行的文革视为“白色恐怖”，更加鲜明地表露了联动对于文革的敌视态度。联动还狂妄地要求召开中共全国党代会，选举中央委员，这是希望通过选举提供的机会来中止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因而这是联动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

　　至于联动说要“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很显然指的是造反派红卫兵。联动只许自己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本来，他们是要垄断造反权利，将造反世袭化，不准他人革命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打破了联动的造反梦，造反派红卫兵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他们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触动了联动成员的父母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自然会引起他们的仇视与反对。这并不让人奇怪。唯其如此，他们造反的真相也就大白于天下了。

　　这个宣言书表明，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联动成员不仅在北京自动地联合起来，还要将他们的组织扩大到全国。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已经超越了以前的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公开地将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成为社会上一支抵制文革的别动队。

　　从联动的两个宣言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联动对待文革的政治态度。他们不仅公开跳了出来将矛头对准了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还对在毛泽东领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以及在这种总路线指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都给予了否定性的回答。既然如此，在这样的宣言书指导下，联动又是如何行动的呢？

　　我们知道，在联动成立的当天夜里，联动成员京工附中邹建平等人爬上数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下了一道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表达了他们与中央文革小组势不两立的态度。

　　十二月六日，北大附中红旗的牛皖平等十余人来到三司所属的一个组织，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牛皖平等人反对三司揪斗老干部。十二月七日，在民族文化宫举行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与三司代表进行争论，迫使三司代表退出会场。[244]

　　首都三司、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与联动是对立的。他们的人数比联动多得多，又能讲出道理来，对付联动是有办法的。联动在哪里闹事，他们就好多人围上去。联动的人讲又讲不过他们，打也打不过他们，最后只好灰溜溜地逃走了。联动在与首都三司等造反派红卫兵的争斗中占不了上风，是不甘心的。一次，北航附中的几个联动分子在偷摩托车的时候，被人抓了，并把他们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把这几个人扣留起来了。于是，联动的人就聚集起来冲公安部。他们把公安部玻璃窗砸了，还把公安部的副部长给打了。[245]联动分子一共对公安部冲击了六次。

　　十二月十六日晚，联动成员集合在一起，冲击了抓了人的公安部。同时，与和他们直接对抗的三司红卫兵发生了直接冲突。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联动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沉默就是死亡，战斗就是生存”等口号。会后，他们在全市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讥讽“江青太狂了”，提出要“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掀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三十一日两次组织力量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被捕人员。[246]

　　十二月十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个人到清华大学贴出大标语“绞死反革命分子蒯大富！”遭到清华井冈山的围攻和批斗，其中一人被扭送公安部。这个时候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也要联合起来与联动进行辩论与斗争。十二月二十八日，北京中学造反派红卫兵为了表示与联动针锋相对的立场，由清华附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京工附中红旗、人大附中红旗、一○一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医附中东方红、地质附中东方红、农大附中八一八红卫兵等组织在二七剧场成立了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行动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清华附中红卫兵成员以“延征”的笔名贴出了《致中央文革》的大字报，其中写道“中央文革小组今天的作法，与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的作法，何其相似乃尔！”[247]

　　一月四日，中学红卫兵组织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对联动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联动分子与他们辩论时占了下风，既颓丧又不服。他们随后在一月六日、一月七日、一月十一日对公安部发起三次攻势，并喊出了“刘少奇万岁！”的口号。在无法发泄的情绪下，他们臂戴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联动怀着对文化大革命使他们父辈遭受迫害的仇恨，把矛头指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同时，竭力发泄他们的愤怒之情，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由于与对立面发生冲突，图书被撕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椅板凳被拆卸，甚至以各类物资筑营建垒，作为互相动武的工事。[248]

　　从以上引用的资料中可以看到，联动在社会上不仅与大中学校的造反派进行斗争，还六冲公安部，直接冲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在公安部搞打砸抢，喊口号，贴标语，进行武斗，搞垮对立面，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破坏。联动向上对准中央文革小组、公安部，向下攻击大中学造反派红卫兵，对党中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耿耿于怀，上窜下跳，横冲直撞，成为抗衡文革发展的一支敌对力量。

　　不论是联动的宣言书还是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都对联动的定性具有决定性意义。宣言书是他们自己说的，他们不仅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还要否定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活动是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将矛头对准造反派红卫兵、公安部和中央文革小组。从他们的说和做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中，可以判断出联动的前途和命运。顺应文化大革命发展潮流的，就会不断得到壮大；反之，则会遭到削弱和淘汰。联动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因为逆文化大革命发展潮流而走向没落的。

　　3）联动的末日。

　　联动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六冲公安部，与造反派红卫兵进行对抗，成为社会上抗衡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我们知道，“十六条”确曾规定，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249]但是，联动已经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践踏了“十六条”，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因而中央文革小组和公安部在反复研究后决定对联动采取行动了。

　　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起，中央文革小组接见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北京市中学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开始对老红卫兵、西纠和联动采取行动。十二月十八日，中央文革小组和谢富治召集北京红卫兵三司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江青气愤地说：西纠是保守组织，是保护走资派的保皇派，要坚决取缔。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它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50]

　　本来，联动六冲公安部。公安部领导人是一直对此采取克制态度的。无奈的情况下，有时也只好通过北京市委动员公安部附近的街道群众来对付联动分子。因为联动分子身上带着匕首等武器，这些群众手里也拿着菜刀、擀面杖过来。一来就是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这些联动分子知道警察不能抓他，又不能打他，所以他们不怕警察。可是看到那么多老百姓拿着家伙过来了，怕自己吃亏，往往就落荒而逃了。[251]

　　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公安机关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有责任有义务来保卫文化大革命。鉴于“十六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往往采取克制的态度。联动就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滋事生非的。鉴于联动行为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安部在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决定对联动采取行动。

　　一月十七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一月二十一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也先后被镇压，联动的头头遭到逮捕。

　　一月三十一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中明确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从而掀起了整个社会对于联动进行大围剿的浪潮。在八一学校举办联动罪行展览的基础上，三月八日，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举办了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陈伯达、康生、谢富治、关锋、戚本禹、陈永贵等高级领导人先后参观了展览并讲了话。各机关、学校、群众组织也纷纷前往参观。社会上广泛掀起了批判联动思潮的活动。

　　北京造反派红卫兵配合公安部展开对联动的行动。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联动觉出了危机。有些联动成员自暴自弃地说，反正老子注定要完蛋了，因此，只得破釜沉舟，拚命一干。三月八日后，联动成员多次冲击了展览会。三月十八日，部分联动成员贴出三张大字报，认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如同“黑暗的旧社会”，质问“社会向何处去”，“党向何处去”，并且表示，“跌倒了，就站起来”，再继续干。在北京一○一中学里，一百余名联动分子降下国旗，升起老红卫兵的旗帜，而且降半旗，在校园里，还到处张贴“联动万岁”、“联动永存”等大标语。在这前前后后，北京三十一中学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绝对如此”的对联。“永远压不倒联动”、“打倒谢富治”、“火烧江青”、“炮轰公安局”等标语在北京不少学校里散见，还出现了“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252]

　　这里口号和行为进一步暴露了联动的本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攻势面前，联动如鸟兽散，但是仍然困兽犹斗。特别是他们贴出“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就特别发人深思。这不仅使我们进一步发问，他们十年后要干什么呢？联系到文革后期以及结束后的社会发展，这是相当耐人寻味的。

　　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一九六七年清明节，共有139名联动头头被逮捕，关押在北京半步桥第一监狱。[253]这些联动分子大多数是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的。有个已故将军的儿子，他父亲原来和谢富治是老战友，可是因为他儿子抄写了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反动标语，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谢富治也把他关起来了。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的儿子参加了联动，也被群众扭送到了公安部。公安部没有关他，把他交给了军队处理，军队把他放回了家。可陈士榘知道以后，亲自把他儿子送到公安部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后，还表扬陈士榘“大义灭亲”。后来董必武也为他的儿子董良翮参加联动的事，向毛泽东写了检讨。[254]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执行毛泽东的指示，释放了关押的联动、西纠成员。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回去后，不要搞向毛主席请罪活动，这样不好，这也是毛主席反对的，应当以实际行动跟着党干革命。”江青对他们说：听说你们有些人骂我，说我这个人不好？她知道联动的负责人是牛皖平，还关切地询问谁是牛皖平？牛皖平站起来后，江青以长辈的态度宽慰道：啊，久闻大名，今天才见到。[255]她知道西纠的负责人孔丹也在其中，同样关切地问道：“哪个是孔丹啊？站起来我看看。”孔丹站起来，江青看了看说：“坐下吧。”[256]

　　江青对他们讲话说，你们吃苦了，然后对他们谆谆教诲。当时被关的联动分子中的许多人都向江青表示认错。有的还当场喊口号：“感谢江青阿姨！”但其中也有一些人不服气，怕自己的队伍被分化，就在那里唱起了毛泽东悼念杨开慧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当众给江青难堪。江青也拿他们没办法。随后谢富治宣布了毛泽东释放他们的指示，他们就喊毛主席万岁！然后就走了。[257]

　　联动成员被释放后，有些人并没有真诚诲过。释放他们的时候还和江青对着干，释放后更是变本加厉。为了制造声势，发泄不满，联动成员成群结队，每天在天安门广场骑车飞奔，高呼口号。不少学校的联动成员还召开了老红卫兵新生大会，并参与中学生中势均力敌的“四三”、“四四”两大派斗争。五月初，全市联动成员串连在一起，与北京二十八中的对立派发生武斗，占领北京二十八中学三天之久，还在全市搜捕与之对立的人。失而复得的自由使他们用各种方式发泄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仇恨。他们高喊“把狗崽子斩尽杀绝！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叫你们尸体堆成山，血流成河，要杀尽你们这些狗崽子！”“狗崽子靠边站，红五类要掌权！”联动在这时无法把矛头直接对准中央文革，因而，一切出身不好的“狗崽子”成了他们发泄仇恨的对象。

　　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红卫兵诞生一周年。当北京部分红卫兵举行集会纪念这个日子时，在天安门广场上，以联动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召开了一个红卫兵万岁大会，并与对立派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这也是联动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的最后一次高峰。

　　在一片批判的声浪中，联动组织瓦解了。然而，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地下室仍设有联动的联络站，虽然处境十分困窘，却也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春夏之后。[258]这个时候随着上山下乡的风潮渐起，联动分子也被裹胁其中，到广阔的农村、边疆接受教育去了。

　　联动的行为是逆文革潮流的，也是不得人心的。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大背景下，联动已经将矛头指向了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地支持联动的所作所为。这样在中央文革小组、公安部和造反派红卫兵以及人民群众的共同打击下，联动也就难以逃脱覆亡的命运了。

　　4）联动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原因分析。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联动是由中学生组成的保守派红卫兵极端组织，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其成员主要是由先前的老红卫兵组成的。不论从活动的区域还是成员的范围，乃至将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斗争上，联动又是远远超过老红卫兵和西纠（东纠、海纠）的。联动向全体干部子弟发出倡议，要求以北京的联动组织为核心，组建遍及全国各地的联合行动委员会，维护他们及其家庭的既得利益。他们公开站在了文化大革命的对立面，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红卫兵，成为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红卫兵运动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我们注意到，联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发展起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要批判有人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而是对准牛鬼蛇神，企图转移斗争方向。这个时候联动成员的父母及其家庭就处于被冲击的范围内，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们自己的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前宣扬的意图打压地富反坏右的血统论，反过来又成为对他们自己进行打击的利器。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此时的他们在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的打压下处于不利地位。独木难成林。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只有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激进组织，才能够在运动中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地位。联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最能够反映联动本质的还是他们发布的两个宣言书。这两个宣言书虽然都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让人觉得他们仿佛是拳拳忠心，但是他们提出的“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乃是对当前运动的最大威胁”、“忠于马列主义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等这些体现他们本质内涵的话，则表明联动不仅反对中央文革小组，还进一步反对文化大革命及此前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联动的宣言及其行为表明，他们已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这里让我们深思的是，尽管联动成员出身于干部乃至高级干部家庭，他们的消息来源广泛，相互之间又四通八达，第二个宣言书在起草的格式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像在宣言书中出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形式”、“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这些对党内斗争和形势的论断，很难想象是出自于联动成员这些只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学生之手。这反映出在联动的背后似乎有人在给他们出谋划策，联动不过是党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用来对抗文革的工具而已。

　　联动的宣言书公开对从北京到各地、从中央到基层的干部子弟发号施令，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在北京联动领导下，将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和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下的造反派红卫兵。这在第二个宣言书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其目的还是为了维护他们家庭的既得利益而战。虽然这样的话没有在宣言中明确地表述出来，却是心照不宣的。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联合各地干部子弟，直接同中央文革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斗争，实际上则是反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联动的背后还站着一批联动成员父母辈的党内领导干部做他们的后盾。比如后来在二月逆流发生的时候，聂荣臻就曾经对中央文革小组对联动采取措施表示过强烈不满。[259]

　　联动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革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他们利用“十六条”中除了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大中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的相关规定，[260]趁机起事，建立组织，招摇惑众，扭转方向。这是过去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发展的继续，也得到了党内不少领导干部的支持和帮助。联动是在文革深入发展的情况下，为了抗衡文革、维护自身和家庭利益产生的极端保守派红卫兵组织。这些出身于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平时养尊处优，盛气凌人，自身活动能量又挺大，因而在运动中简直是无法无天，肆意打砸抢，成为阻碍文革发展的别动队，红卫兵运动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上的特殊反映。

　　联动否定文化大革命，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及其支持的造反派红卫兵，六冲公安部，提出忠于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直接挑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已经冲破了文革的底线，最后对他们采取措施是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联动贴出“毛主席正确不正确，十年以后见”之类的标语，表示出他们在强大攻势面前要继续顽抗下去的决心。虽然联动组织瓦解了，但是他们以及散布在各地的成员仍在，他们仍然在寻找能够东山再起的机会，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的天安门事件以及各地爆发的示威活动中就隐现着他们的身影。

　　⑥ 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

　　在红卫兵队伍的力量对比中，开始的时候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发生了分化，他们中的不少人脱离保守派红卫兵的阵营，转移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呢？

　　原因之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保守派红卫兵分化的基础。

　　从考察中发现，保守派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迅速分化的。保守派红卫兵来源于工作组时期的保守派。虽然撤销工作组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为文革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在党内存在，继续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制约着人们的行动，阻碍着文革的发展进程。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六六年十月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而不是牛鬼蛇神。这不仅进一步肯定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造反行为，还为他们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保守派过去在工作组（党组织）支持下，将矛头主要对准牛鬼蛇神，而不是党内走资派。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中的反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对他们这种主张和观点进行批判。这个时候工作组撤走了，保守派失去了依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不得不改弦更张，向着造反派阵营转变的。

　　原因之二，党中央对待保守派红卫兵的政策，是他们分化的重要条件。

　　由于造反派执行了中央的文革政策，保守派违犯了中央的文革政策，因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支持造反派，没有支持保守派。当初，学生中间出现造反派和保守派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尽管支持造反派，但是在处理两派的问题时不用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些带有鲜明政治倾向的术语，而是用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两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术语来称呼这两派。当时保守派人多，把他们叫做多数派；造反派人少，称他们为少数派。这种称呼不仅有利于减少两派之间的对抗，还表明中央对于保守派是寄于希望的，为保守派向造反派的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了化解两派之间的矛盾，促进保守派的转化，中央及中央文革小组还在两派之间做了大量工作，告诫造反派不要揪着保守派的错误不放，启发开导保守派，让他们认清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以便及时转变过来。这样就为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转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原因之三，中央文革小组的鲜明态度，是保守派红卫兵分化的重要因素。

　　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直接负责文革、处理文革具体事务的中央机构，在红卫兵运动中具有很高的权威和号召力。中央文革小组在红卫兵中间的活动及其对两派红卫兵的态度如何，会对两派红卫兵的发展造成不同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对两派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中央文革小组对两派的不同态度，会对保守派红卫兵造成很大的压力。中央文革小组秉承中央的文革政策，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在此基础上会不断发展壮大；保守派红卫兵由于其价值取向在斗争中难以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那么保守派红卫兵就会逐渐走向衰落。除去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以外，其他保守派红卫兵是不能不重视中央文革小组对他们的这种态度的。这就成为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转化的重要因素。

　　原因之四，保守派红卫兵认识的深化，是他们出现分化的重要动力。

　　保守派红卫兵中，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居多。他们在工作组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保守派，除了当时中央一线领导的原因以外，一般来说还是由于产生于他们心中的根深蒂固的组织观念的缘故。在学校党委瘫痪以后，派来了工作组，工作组代表上级党委，行使党的领导权，因而他们认为应该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运动。这个时候他们之所以成为保守派，在相当程度上来说，也是由于认识的不同造成的。一旦认识转变以后，他们对待文革的态度也会发生相应变化。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在中央占据指导地位以后，原先具有的组织观念这个时候反过来会有利于促进他们这种认识的转变。保守派红卫兵从现实出发，结合以前在工作组指挥下与造反派斗争的教训，会进一步深化对文革的认识，接受中央的文革政策。正是这种认识的深化，成为他们出现分化的重要动力。

　　原因之五，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的产生，是保守派红卫兵分化的推动力量。

　　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是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为了使人们对这些极右派的言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前文我们对他们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这些人出身于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家庭，支持或赞成血统论，以成分、出身划线，主张斗争的主要矛头应该指向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反对将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即便他们同意批斗党内走资派，也是已经被中央点名揪出来的走资派，而不是仍在台上的走资派。当文革的矛头指向他们的父母和家庭的时候，他们不是接受文革的考验，理性地处理此事，而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和家庭的利益，以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的形式，在党内一些高级干部的支持或默许下，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甚至于文革本身，以实际行动抵制文革。这样就脱离了一般家庭出身的保守派红卫兵的诉求，拉大了与他们之间的距离，暴露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面目。这无疑就进一步促进了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

　　以上我们从五个方面分析了保守派红卫兵出现分化的原因。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发现，尽管保守派红卫兵一开始占据优势，但是随着两条文革路线在中央位置的互换，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行，中央实施适宜的政策，以及保守派红卫兵认识的提高，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出现分化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分化会使保守派红卫兵的力量遭到削弱，分化出来的保守派红卫兵又加入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进一步壮大了造反派红卫兵的力量。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保守派红卫兵是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迅速出现分化的，造反派红卫兵也是在这个时期不断发展壮大的。从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到联动，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这些极右派红卫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走向孤立的。这对红卫兵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造反派红卫兵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前文我们研究了保守派红卫兵的发展状况。现在我们来研究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状况。

　　红卫兵运动中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是过去工作组时期造反派和保守派斗争的继续。我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不论是数量上还是力量上，造反派红卫兵都比保守派红卫兵弱小得多，但是后来造反派红卫兵却在发展中不断壮大，最终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主导了红卫兵运动。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又是如何壮大的呢？

　　① 少数派变为多数派。

　　文革发动时期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红卫兵运动，少数派就是造反派，多数派就是保守派。我们这里说的少数派变为多数派，不是说造反派变为保守派，而是说造反派经过发展后，人数众多，力量壮大，由过去的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这实际上就是许多保守派红卫兵，纷纷脱离保守派，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这样造反派红卫兵就由过去的少数派变成多数派了。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派不仅力量弱小，而且还处于受压制的状态。由党团员、积极分子以及老红卫兵组成的保守派，人数众多，力量强大，还有党委或工作组做后盾，他们在与造反派的斗争中处于有利态势。这个时候两派的斗争及其力量对比，是两条文革路线斗争及其在中央不同指导地位的反映。

　　在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常委，下发“十六条”以及一九六六年第十三期《红旗》杂志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全党上下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造反派红卫兵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迅速发展壮大，在斗争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社会政治力量的分化，文革方针政策进一步明晰化，斗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保守派红卫兵逐渐产生了分化。他们中不少人的思想认识产生了变化，于是从保守派红卫兵转变为造反派红卫兵。当然，也有的人是利益使然，出于投机的趋向才这样做的。但是，这无损于当时红卫兵运动的大局。造反派红卫兵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保守派红卫兵不论从数量、力量还是影响力方面都是呈现出越来越衰微的趋势了。

　　少数派变为多数派，反映了红卫兵内部两派力量斗争对比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出现的。文革的发展促进了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造反派红卫兵的不断发展壮大，又进一步推动了文革的深入发展。

　　② 造反派红卫兵发展壮大的原因。

　　造反派红卫兵是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最终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主导了红卫兵运动。那么，造反派红卫兵又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呢？

　　1）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符合文革发展的方向。

　　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发展前途，取决于他们的行动是否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造反派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直接将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是和文革的重点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相一致的。而保守派红卫兵则并非这样。他们反对将矛头指向党内，觉得应该保护党员领导干部，认为将矛头指向党内造反，是右派翻天，是反党的行为。在两派红卫兵的力量对比上，保守派红卫兵开始的时候处于强势，造反派红卫兵则处于弱势。这不过是暂时现象。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两派红卫兵的力量强弱最终还是取决于他们与文革的发展方向是否一致。造反派红卫兵的行为符合文革发展方向，会在文革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保守派红卫兵违背了文革的发展方向，会随着文革的发展逐渐走向衰亡。两派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动是否与文革发展方向相一致造成的。这是两派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2）造反派红卫兵的正义斗争及其对保守派红卫兵的策略。

　　造反派红卫兵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处于弱势，但是一直在进行着坚定的斗争。即使在处于危难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执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进行的斗争是正义的。这种斗争的正义性来自于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最大的危险是产生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因而就要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与保守派红卫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反派红卫兵斗争的正义性、坚定性预示了他们光明的发展前途。这就为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随着中央文革精神的进一步传达，保守派红卫兵中有不少人对自己的立场和行为进行了反思，产生了怀疑，于是开始脱离保守派红卫兵，转向造反派红卫兵。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在党中央指导下，从大局出发，以宽阔的胸怀，抛弃前嫌，讲究政策，检讨自我，共求团结，欢迎保守派红卫兵转入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这样两派红卫兵就在新的条件下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到与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中。

　　3）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

　　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具体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为了及时掌握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小组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抽调了一批优秀记者，又从部队抽调了四、五十名干部以记者名义到各地了解情况，将各地文革实情以《快报》形式迅速反映到高级领导层。[261]中央文革小组根据中央的文革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着各地文化大革命的发展。红卫兵运动就处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之下。比如，中央文革小组就支持过蒯大富反对清华工作组的斗争。[262]地院东方红也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肖力保持着联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成员戚本禹还做过地院东方红造反派红卫兵领袖朱成昭的思想工作。[263]当时各地特别是北京有影响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及其领导人都与中央文革小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斗争中得到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指导和支持。

　　当时的红卫兵分裂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两派红卫兵的分裂，主要是由于执行不同的文革路线造成的。两派红卫兵的斗争，是两条不同文革路线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红卫兵运动中的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关键还是看那一派能够执行中央的文革路线。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确定支持对象的根本标准。中央文革小组就是根据是否践行中央的文革路线来决定支持哪一派红卫兵的。

　　由于造反派红卫兵践行中央的文革路线，自然会获得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中央文革小组作为中央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办事机构，是代表中央来处理文革问题的，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中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这样造反派红卫兵在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就获得了发展壮大的条件。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支持他们的行动，还为他们提供指导、政策咨询，纠正他们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指明发展的方向。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红卫兵的支持，实际上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造反派红卫兵支持的具体表现。这样就为他们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中央文革小组这样做，当然是因为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缘故。

　　4）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的转变。

　　不论是在毛泽东的谈话、指示，还是中央下达的文件中，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当时并不用造反派和保守派来定性红卫兵运动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而是用少数派和多数派来称呼他们。这样就化解了保守派红卫兵的抗衡心理，缓和了他们的敌对情绪，为日后做好保守派红卫兵的转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是与保守派红卫兵的转变分不开的。这是因为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在全国的数量是一定的。当红卫兵在运动中分裂成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还占据优势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壮大，就意味着保守派红卫兵的缩小；反过来，造反派红卫兵的缩小，就意味着保守派红卫兵的壮大，两者之间呈现出此起彼伏的关系。这个时候造反派红卫兵队伍的壮大，就是由保守派红卫兵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造成的。

　　保守派红卫兵要加入造反派红卫兵阵营，就必须改变立场，更新观念。这是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转变的必由之路。这种转变的发生，一方面是由于文革发展的大势所趋，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与文革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只有改变发展方向，才能赶上文革的潮流，另一方面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认识的深入，觉察到他们行动的错误所致。这样在形势发展和个人认识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守派红卫兵才转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中。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投机分子，随波逐流地投身到造反派的队伍中。其中也有一些红卫兵（比如西纠和联动成员）思想顽固，不思改悔，对文革仍然抱着深深的敌意。但是，这毕竟是少数人。

　　造反派红卫兵的发展和壮大，得益于保守派红卫兵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改变了两派红卫兵的力量对比，缩小了保守派红卫兵，扩大了造反派红卫兵。以前的保守派红卫兵就纷纷转变立场成为造反派红卫兵。造反派红卫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为红卫兵运动主流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造反派红卫兵是在斗争中改变了与保守派红卫兵的力量对比以后，才不断发展壮大的。造反派红卫兵发展壮大的原因，是由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符合文革的发展方向，在运动中他们坚持了正义的斗争并及时对保守派红卫兵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同时又获得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以及保守派红卫兵向造反派红卫兵阵营的转变。正是因为这样，造反派红卫兵才改变了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弱势地位，获得了红卫兵运动的主导权，将红卫兵运动转入了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

　　③ 造反派红卫兵在发展壮大中产生隐忧。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保守派红卫兵不断加入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阵营，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不断壮大，最终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符合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他们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不是将造反的主要矛头指向地富反坏右等社会上存在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在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掌握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后，他们在今后的斗争中是否还能够继续跟上党中央的文革步伐，以实际行动完成中央的文革部署，推动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对造反派红卫兵的严峻考验。因而造反派红卫兵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却又存在着隐忧。

　　这个时候文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又摆在了造反派红卫兵的面前。这些问题表现在如何处理造反派红卫兵内部不同组织之间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将造反派红卫兵团结起来共同完成文革的任务；造反派红卫兵如何能够准确锁定党内走资派，防止斗争扩大化；全面夺权过程中，如何通过革命的三结合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建立革命委员会及维护革命委员会的权威；斗、批、改阶段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解放走资派，以及对干部的甄别、平反、使用问题；如何能够真正理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部署，将紧跟党中央的文革步伐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造反派红卫兵的实际行动中，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出现，是对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的严峻考验，决定着他们以后在文革发展中的政治命运。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是一贯的，但是由于在文革不同发展阶段上面临着不同的任务，因而所表现出来的具体政策又是不一样的。文革政策是文革路线的具体表现形式。这样能不能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就在能否执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革政策上表现出来。

　　过去造反派红卫兵能够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大力称赞和支持，就是因为他们的造反行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符合党中央的文革方向。这表明造反派红卫兵执行了党中央的文革政策，这是造反派红卫兵能够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在造反派红卫兵发展壮大并掌握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后，在文革形势发生变化以及继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能否像以前那样继续获得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主要还是看他们的行动是否能够继续跟上党中央的文革步伐，执行党中央的文革政策，在行动上与党中央的文革部署保持一致。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在这方面犯了一系列错误。

　　这些错误不仅表现在造反派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内斗上(这里有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争权夺利、政治觉悟、对文革政策的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还表现在对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认识以及人员的安排上。在全面夺权以后，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当时文革形势的发展就从过去破坏旧秩序转向建立新秩序上。这是文革发展的大局要求。但是不少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却没有认识到，在文革形势发生变化、进入新阶段的情况下中央文革政策的转变，而是仍然像过去那样去造反。这样就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建立新秩序巩固文革发展成果的战略部署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当时党中央的政策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进行斗、批、改。这个时候出现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对于被冲击、靠边站以及定为走资派的领导干部的处理上。这个问题不论在北京还是全国都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七至九月间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谈话中就批评了造反派红卫兵以我为中心的错误观念，对造反派红卫兵提出了警告，还意味深长地指出：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愚蠢的。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要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264]

　　再比如，直到一九六八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内部仍然存在着武斗，甚至还呈现出愈演愈烈趋势，这两个学校的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聂元梓等人对此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个问题最终还是靠毛泽东亲自出面，召见北京五大红卫兵领袖才得到解决。[265]后来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决定了造反派红卫兵特别是其领袖的政治命运，他们的人生也呈现出跌宕起伏的悲风。

　　文化大革命发动之际，造反派红卫兵能够获得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是因为他们的造反行动是与党中央的文革路线相一致的。在造反派红卫兵掌握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后，他们的行动只有在继续践行党中央文革路线的基础上，才能够获得党中央的进一步支持。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反派红卫兵对文化大革命认识的局限性也表现出来了，同时文革不同发展阶段的方针政策也存在着重大不同，这个时候就需要造反派红卫兵能够把握形势，保持清醒头脑，认清不同发展阶段的方针政策差异，不断反省自我，及时纠正错误，沿着新的发展阶段的文革轨道前进。但是，他们的行为却让毛泽东失望了。一九六七年五月，毛泽东不无遗憾地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往往带有投机性。”[266]

　　文革路线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文革政策，文革政策是文革路线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表现。没有认识到文革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政策的不同，就不能执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文革政策。既然不能执行不同发展阶段的的文革政策，那么执行文革路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而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以后，能不能继续执行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就成为今后他们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

　　总之，造反派红卫兵是在文革发动阶段践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才在党中央的支持下不断发展壮大的。后来造反派红卫兵掌握了红卫兵运动的领导权以后，能否在文革形势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以后，继续跟上中央的文革步伐，与中央的文革路线保持一致，就成为对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袖的严峻考验。这也决定着党中央能否像以前那样继续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动。后来造反派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在文革期间命运的沉浮，尽管有着复杂的原因，但是在继续践行中央文革路线上的变化，成为决定他们日后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应该汲取的沉痛教训。

　　（4）关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变化及其两面性和责任归属问题的分析。

　　现在我们对红卫兵运动中的若干问题作出进一步分析。

　　① 红卫兵运动在斗争中步入正规。

　　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内部存在着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两大派别。这两大派别在文革的打击对象上存在着重大不同，这种不同集中体现在文革的重点到底是不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在两派的力量对比上，开始的时候，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造反派红卫兵处于劣势。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出现分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纷纷加入造反派红卫兵。这样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并主导了红卫兵运动。

　　两派红卫兵力量对比的变化，说到底还是由于两派红卫兵进行的斗争是否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相一致造成的。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保守派红卫兵的斗争不符合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走向衰落。两派红卫兵的分歧集中在要不要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上。这种分歧在红卫兵运动内部表现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发生的斗争。红卫兵运动也就是在这种斗争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在红卫兵运动中，当保守派红卫兵占据优势的时候，虽然红卫兵运动能够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但是却伴随着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激烈斗争，在这种斗争的背后呈现出浓厚的保守色彩。这鲜明地体现在对文化大革命斗争方向的扭曲上。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当着造反派红卫兵不断发展壮大，最终主导红卫兵运动的时候，这个时候的红卫兵运动由于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就呈现出浓厚的造反色彩。这个时候红卫兵运动由于克服了自身存在的保守性，将斗争的目标指向党内走资派，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推动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红卫兵运动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而兴起的，期间伴随着造反派红卫兵与保守派红卫兵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在斗争中，保守派红卫兵由于逆文化大革命潮流而动，由强大走向弱小；造反派红卫兵由于顺应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潮流，由弱小走向强大。这样在红卫兵运动内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红卫兵内部就由保守派占主流转变为造反派占主流了。造反派红卫兵主导下的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这样也就标志着红卫兵运动走向正规了。

　　② 红卫兵运动的两面性及其责任问题。

　　我们不仅要看到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一系列两面性，还要注意到这些两面性是不平衡的。从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上来说，红卫兵运动一面迅速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另一面又对文化大革命起着冲击、阻扰的作用；从红卫兵运动的历程上来说，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次要方面是错误的；在红卫兵运动的初期，保守派红卫兵居于运动的主要方面，造反派红卫兵处于运动的次要方面；在红卫兵运动进一步发展后，造反派红卫兵居于运动的主要方面，保守派红卫兵处于运动的次要方面；从保守派红卫兵的作为看，错误是主要的，功绩是次要的；从造反派红卫兵的作为看，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系列的两面性使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摇曳多姿复杂多变的局面，因而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以后，才能够准确地把握红卫兵运动的发展状况。

　　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只有对红卫兵运动的两面性及其不平衡性进行分析以后，才能够准确判定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作用。

　　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正义性，这是主要的、本质性的；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原因所造成的破坏性，这是次要的、非本质性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历程上来说，红卫兵运动确实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先锋的作用，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但是在红卫兵运动中，出现了抄家、武斗等暴力事件以及其它违犯文革政策的行为，这又冲击、破坏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从整个红卫兵运动的发展来看，正义性无疑占主要地位，破坏性则占次要地位。当然，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

　　我们既要看到红卫兵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所起到的先锋和推动作用，也要看到红卫兵运动中的阴暗面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既不能因为要肯定红卫兵运动正义性的一面，就忽视红卫兵运动中的阴暗面，也不能因为红卫兵运动中出现了阴暗面，就否定其正义性。有些人因为要肯定红卫兵运动，就忽视乃至淡化其阴暗面；又一些人因为要否定红卫兵运动，就置红卫兵运动的正义性不顾，片面强调甚至夸大其阴暗面。这样就离开了辩证唯物史观，走向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也就难以对红卫兵运动做出全面、准确地判断和分析，因而是错误的。

　　对于两派红卫兵也是这样。保守派红卫兵由于背离文革的方针政策，在运动前期处于优势地位，因而所犯错误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这个时候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扭转文革方向、北京的红八月及其暴力事件和与造反派红卫兵的斗争上，而成绩则突出表现在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文革的宣传、鼓动和造势上。比如保守派中的老红卫兵就是这样。这个时候他们也进行造反，但是一般是造牛鬼蛇神的反，即使他们将造反的矛头指向党内，也是那些已经成为“死老虎”（已经被打倒）的走资派，而不是仍然是“活老虎”（尚未被打倒）的走资派。随着文革的发展，老红卫兵由文革的参与者变成了文革的反对者。

　　造反派红卫兵执行文革的方针政策，在运动前期处于次要地位。这个时候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在造反派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以后，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错误却比较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在局部地区和事件上，错误占了主要地位。两派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作用是不同的。从总体上来说，造反派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一定时候也存在着阻碍性。保守派红卫兵对于文化大革命起着破坏作用，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其内部的一些人也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起着有利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中，保守派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中由主要地位向次要地位转化，而造反派红卫兵则是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化。两派红卫兵主要地位的互换，是在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必然会将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推向前进。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红卫兵运动中的责任问题也就得出了结论。红卫兵运动中的责任问题当然应由红卫兵来承担，红卫兵运动的领导人要对此负主要责任。具体到两派红卫兵的责任归属问题，是由两派红卫兵的立场及其在红卫兵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所决定的。不管是保守派红卫兵还是造反派红卫兵，他们的立场决定了各自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倾向，显示出根本不同的态度。由于造反派红卫兵推动了文化大革命，保守派红卫兵背离了文化大革命，从这方面来说，造反派红卫兵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保守派红卫兵的错误是第一位的，功绩是第二位的。

　　由此再进一步分析，无论是哪一派红卫兵，当它处于优势地位的时候，就要为这个时候发生的错误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占有优势地位的红卫兵对于当时红卫兵运动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缘故。保守派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开始的时候处于优势，就要对这个时候的错误负主要责任。造反派红卫兵后来占有优势，就要为这个时候的错误负主要责任。当然，无论在哪一派红卫兵占有优势的时候，另一派不占优势的红卫兵所犯的错误还是由其自身负责的。从红卫兵运动的整个历程来看，虽然造反派红卫兵在成为主流后也出现了一些争斗，犯了一些错误，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但是红卫兵运动的阴暗面，主要还是保守派红卫兵造成的。因而保守派红卫兵就应该对此负主要责任，造反派红卫兵负次要责任。至于两派红卫兵中都存在的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无疑应该承担两派红卫兵所负责任中的更大责任。这就是在责任归属上的不平衡性。

　　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要对两派红卫兵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弄清复杂情况，对红卫兵运动及其两派的责任问题作出准确判断。

　　③ 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红卫兵运动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红卫兵运动。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壮大及其内部两派力量对比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它们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所决定的。当着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时候，就会不断发展壮大；反之，就会遭到消弱并被校正其发展的方向。两派之间的力量变化也是这样。起初保守派红卫兵占优势，但是由于其背离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因而才在运动中不断遭到削弱，从优势向劣势转化；造反派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方向相一致，因而才不断发展壮大并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只有从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出发，才有可能揭示红卫兵运动及其两派关系变化的发展规律。

　　毫无疑问，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起着先锋的作用，工农群众则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在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以及随后的一个时期内，红卫兵是文革舞台上的主角儿。这个时期的红卫兵将文革星火传播到全国各地，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当着文革进行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这个时候的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参与者。文革形势的发展要求红卫兵及其领导人认清大局，发挥自己的优势，到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一起参加夺权斗争。红卫兵是将文革推向前进的生力军。夺权以后建立革委会，是文革由破坏旧秩序发展到建立新秩序的阶段。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就要从政治斗争的大局及其力量对比出发，按照中央文革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在革委会内部谋求适宜的位置，而不能超越这个现实，为了派别和个人去争权夺利，干扰斗批改工作的开展。此后红卫兵及其负责人政治命运的沉浮就与此密切相关。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来毛泽东为什么说不要聂元梓、蒯大富那样的人了。[267]

　　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密切关注着红卫兵运动，对红卫兵及其负责人寄于很大的希望。一旦发现红卫兵运动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就及时予以指导，纠正其错误，使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的轨道健康前进。比如，对两派红卫兵不用保守派和造反派这样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称谓，而用多数派和少数派这些中性的术语，无疑对保守派向造反派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不论是在一九六七年夏秋之际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作出的重要指示，[268]还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学生领袖的谈话，[269]都对红卫兵及其领导人发出了严重警告。这对于红卫兵运动沿着文革轨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卫兵运动是在文革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红卫兵运动只有在与文革方向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够得到发展壮大。能否与文革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决定着红卫兵运动及其领导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以上我们对红卫兵运动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析。红卫兵运动是在保守派和造反派两大红卫兵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走上正规的。红卫兵运动及其两派在斗争中存在着两面性，其责任虽然要由两派来承担，但在归属上却呈现出不平衡性。红卫兵运动只有放在文化大革命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大背景下，才能够把握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找到其兴衰成败的真实原因。

　　（5）关于红卫兵运动主流和逆流的若干分析。

　　我们知道，红卫兵是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者，文化大革命的先锋。红卫兵运动虽然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却也出现了消极影响。运动中既存在主流，也有支流，出现过逆流，更涌现出正流。当时的景象是，正流与逆流相对，主流与支流相生。我们将红卫兵运动对于文革的极大推动作用，称为红卫兵运动的正流；将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消极影响，称为红卫兵运动的逆流。同时，我们还发现正流在红卫兵运动中处于主要地位，是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逆流在红卫兵运动中处于次要地位，是为红卫兵运动的支流。正流和逆流是从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作用来界定的，主流和支流是对正流和逆流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不同地位来区分的。只有对这些关系进行准确界定以后，才能对红卫兵运动作出正确的评价。

　　首先我们来分析红卫兵运动的正流和逆流问题。

　　要分析这个问题，就要从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上来入手。具体说来，就是红卫兵运动对于文化大革命究竟是起到了推动还是阻碍的作用。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广大红卫兵不辞辛苦，激情迸发，奔赴各地进行串连，将文革的火种撒向祖国大地，极大地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为转入全面夺权阶段准备了重要条件。这是红卫兵运动的正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利益、认识以及自身的局限性，在红卫兵运动中确实出现了不少阴暗面，不论是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还是对党内干部，武斗和暴力事件时有发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这是红卫兵运动的逆流。

　　我们再来分析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

　　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问题，也就是正流和逆流在红卫兵运动中究竟是哪一个占主要地位的问题。

　　从红卫兵运动对文化大革命作用的历史考察中发现，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文革开始阶段舞台上的主角儿。红卫兵运动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促进了工农群众的觉醒，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进程。这个正流在红卫兵运动中显然占有主要地位，是为主流。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红卫兵运动中违背文革政策，出现了武斗和暴力事件，对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破坏作用。这同正流相比，毕竟占次要地位，是为支流。如果正流处于主要地位，就会肯定红卫兵运动；如果逆流处于主要地位，就会否定红卫兵运动。两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决定着对红卫兵运动作出怎样的评价，关系到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从这里我们看到，正流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逆流是红卫兵运动的支流。既然这样，那么组成红卫兵的造反派和保守派，到底处于红卫兵运动中的哪一个方面呢？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红卫兵主张将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这是与文化大革命的方向相一致的，无疑会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保守派红卫兵主张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牛鬼蛇神，也就是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弟，这样就扭转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无疑会阻碍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从是否有利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来说，造反派红卫兵与保守派红卫兵的行动对于文化大革命具有推动和阻碍的不同作用。推动文化大革命发展的造反派红卫兵，无疑会处于红卫兵运动的正流，也就是主流；阻碍文化大革命发展的保守派红卫兵，无疑会处于红卫兵运动的逆流，也就是支流。这是对两派红卫兵在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宏观分析。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造反派红卫兵中存在极“左”派，保守派红卫兵中也有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这些极右派。保守派红卫兵中的不少人后来也发生了分化，转到造反派红卫兵的行列中。联系两派红卫兵中的极“左”派和极右派在红卫兵运动中的行为，以及保守派红卫兵的分化进行分析，红卫兵运动中主流和逆流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相应变化。保守派红卫兵中的极右派制造了不少暴力事件，造反派红卫兵中的极“左”派也存在一些武斗行为，这构成了红卫兵运动中逆流（支流）的主体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便于笼统地将保守派红卫兵称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而应该把极右派和极“左”派特别是极右派红卫兵视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更为适宜。这是对红卫兵运动中逆流的派别属性的进一步界定。

　　这样我们总结如下：红卫兵运动对文革的极大推动作用是正流，出现的消极影响是逆流；正流是红卫兵运动的主流，逆流是红卫兵运动的支流；一般说来，造反派处于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中，保守派处于红卫兵运动的逆流里；具体说来，造反派中的极“左”派和保守派中的极右派，占据逆流中的中流地位。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中，存在着若干错误倾向：一是只看到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正流），而漠视其中逆流（支流）的存在；一是只看到红卫兵运动中逆流（支流）的存在，而否定主流（正流）的存在；一是将红卫兵运动中的主流（正流）和逆流（支流）颠倒了位置。这些错误出现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用唯物的辩证的方法来研究红卫兵运动，没有抓住红卫兵内部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造成的。

　　这个基本矛盾就是红卫兵运动与文化大革命的矛盾，要解决这一基本矛盾就必须使红卫兵运动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需要。这是红卫兵运动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评价红卫兵运动的根本标准。主要矛盾就是红卫兵内部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造反派红卫兵顺应文革的发展方向，因而是正流（主流），保守派红卫兵扭转了文革的发展方向，特别是极右派制造出一系列暴力事件，因而是逆流（支流）。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造反派中的极“左”派也扩大打击面，搞过武斗。这样他们与保守派中的极右派一起构成了逆流（支流）中的主体力量，承担起破坏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责任。

　　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大局出发，着眼于两派红卫兵之间的斗争，立足于正流还是逆流处于主要地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红卫兵运动做出客观的评价。因而要正确认识红卫兵运动，就必须既要看到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正流），又要看到其中的逆流（支流）；既不能因为主流（正流），而忽视逆流（支流），更不能因为逆流（支流），而否定主流（正流）；同时还要对两者的主次地位作出界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红卫兵运动有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否则的话，只见主流（正流），不见逆流（支流），就不能全面把握红卫兵运动，吸取教训；只见逆流（支流），不见主流（正流），就会诋毁、否定红卫兵运动；颠倒两者的主次位置，同样会造成否定红卫兵运动的结果。

　　总之，研究红卫兵运动的时候，要正确认识和区分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对红卫兵运动中的正确和错误方面进行准确定位的问题。不仅要看到正确的一面，也要看到错误的一面，又要看到这两方面在红卫兵运动中的不同地位。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认定这些问题究竟是红卫兵中的哪些派别造成的。只有将这些问题搞清以后，才能对红卫兵运动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

　　6、红卫兵运动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以上我们研究了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概况。根据以上的研究，我们对红卫兵在文革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如下：

　　（1）红卫兵是在文革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群众组织。

　　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形成的群众组织。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红卫兵，也就不会出现红卫兵运动。当时尽管其它行业也有人将建立的群众组织称作红卫兵，毛泽东也说过其它行业可以成立红卫兵，[270]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当时的红卫兵运动还是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其它行业的红卫兵并没有发挥作用。因而我们这里说的红卫兵是指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红卫兵运动。

　　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来说，青少年学生积极参加文革运动是具有必然性的，但是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群众组织最终以红卫兵来命名，则又带有偶然性。“五一六通知”就支持、鼓励广大青少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说过，我们的青年没有经过革命战争年代的考验，要使青年一代经受锻炼，想通过文化大革命练练兵。[271]随后，不论报纸、刊物、电视、广播等宣传工具，还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对于青年学生都是寄予希望的。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看到，清华附中第一支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后来他们经过几番商议才最终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红卫兵。当时各地也出现了由青少年参加的不同名称的群众组织。这些青少年自发建立的群众组织之所以最终统一命名为红卫兵，虽然与红卫兵这个名称的响亮、简捷和富有朝气有关，但更具有决定性的则是毛泽东发出了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以及亲自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青少年和革命群众。在这种情况下，各地青少年才不约而同地将他们成立的组织统一冠名为红卫兵。从这里可以看出，广大青少年参加文化大革命是具有必然性的，至于他们被命名为红卫兵则是带有偶然性。

　　红卫兵是由青少年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组织。他们是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深受党的教育多年，思想敏锐，血气方刚，敢想、敢说、改干。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怀着革命斗争的激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主动结社，组织串连，奋发向上，斗志冲天，自觉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

　　这是自发的行动，不是出自于别人的授意，是青少年学生以群众运动形式参加文革的尝试。他们是群众中的先行者。

　　（2）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先锋作用。

　　从前文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了先锋作用。 “五一六通知”下发后，革命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登上文革舞台，聂元梓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正是由于这些以青少年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师生的迅速行动，才在校园内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进而影响到社会，开创了文革的新形式。这个时候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闪亮登场，成为破旧立新的突击力量。他们将文革星火传到祖国各地，是促进社会觉醒的播火者，在运动发动阶段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

　　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登上文革舞台后，将矛头指向党内，造走资派的反，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一线常委却向学校派出了工作组，以维护学校秩序为名制止学生的造反活动。于是围绕工作组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形式上是在造反派和保守派师生及工作组之间展开，实际上则是党中央内部两条文革路线斗争在群众中的具体表现。由于双方当时力量对比的限制，工作组在中央一线常委的领导下一度取得了运动的主导权，造党委或工作组反的革命师生遭到孤立和压制，刚刚燃起的文革星火有被扑灭的危险。

　　这个时候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在听取意见汇报后，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样以工作组的撤销为标志，毛泽东代表的文革路线又一次在中央占据支配地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毛泽东批评工作组的时候，由于刘少奇以不怕下台为由，拒绝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改正已经出现的错误，于是毛泽东才不得不提议改组中央常委，改变刘少奇的党内接班人地位。这样就从中央解决了文化大革命的障碍问题。这个时候虽然广大青少年学生还没有以红卫兵的名义开展活动，但是他们实际上就是后来的红卫兵。他们积极参加文革，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践行文革路线，驱赶工作组，清除文革障碍，推动文革发展，在文革发动阶段起到了先锋作用。

　　随后，毛泽东在北京八次接见红卫兵，通过全国大串连，红卫兵将文化大革命的星火播撒到各地，掀起了全国范围的红色飓风。他们到各地后，宣传鼓动，传经送宝，互相支援，患难与共，帮助各地建立造反组织，促进造反派的团结与联合，和各地造反派一起同镇压他们的走资派进行斗争。他们不仅宣传了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和精神，还以实际的行动落实到各地造反活动中。这对于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中可以看到，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他们在“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率先登上文革舞台，践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同另一条文革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斗争围绕着工作组问题展开，进一步影响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消除了中央存在的文革阻碍，而后又以大串连的方式将文革风暴推向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红卫兵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起来，为下一步工农群众登上文革舞台作了重要准备。因而从文化大革命发展的历程来说，红卫兵起到了文革先锋的作用。

　　（3）红卫兵运动培养和造就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文化大革命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必要条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由青少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受锻炼，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能否万古长青，老一辈的革命传统能否传承下去，无产阶级政权是否改变颜色，关键还是能否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主要地不是在学校的课堂上，而是在社会实践中。只有激烈、复杂的革命实践，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锻炼和考验青少年，促进他们的茁壮成长。

　　参加红卫兵的青少年学生，当时身处校园，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没有经历过社会的风风雨雨，没有参加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这极不利于他们的成长，也难以成为立场坚定、果敢有为的革命青年。因而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就要使他们到激烈的革命斗争中去经受锻炼。文化大革命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进行革命斗争的舞台。

　　文化大革命发起后，广大青少年学生走出校门，深入社会，走南闯北，遍布全国。不论乘车还是步行，纷纷到工厂、农村、边疆、革命圣地，宣传文革精神，进行串连工作。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同时他们在实践中还同自身存在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逐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在斗争中他们坚定了信仰，开阔了视野，磨练了意志，砥砺了品格，增长了才干，获得了丰富的社会经验。既读有字之书，又读无字之书，在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中增强了辩识能力，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真正认识到搞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意义，逐步成长为一个坚定有为的革命青年。

　　只有革命斗争的暴风雨，才能够锻炼出展翅翱翔的雄鹰。文化大革命为红卫兵提供了进行革命斗争的舞台。红卫兵运动就是广大红卫兵参加文革的具体行动。广大红卫兵在运动中锻炼成长，经受考验，在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成长的必要条件。红卫兵运动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

　　（4）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及其“左”右倾向破坏了文化大革命。

　　红卫兵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文革的认识、自身利益及其它复杂的原因，出现了严重分裂，形成了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伴随着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分裂，又产生了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不过是这两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而已。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红卫兵也不例外。[272]红卫兵运动的分裂，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具有必然性的。这两派红卫兵的分裂，从根本上来说是在斗争中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等“活老虎”还是地富反坏右等“死老虎”。这是中央两条不同的文革路线在红卫兵运动中的反映，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则是两条不同文革路线斗争的结果。造反派红卫兵践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而保守派红卫兵则是违背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执行另一条相对立的文革路线。党中央的文革路线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方向，而另一条文革路线则是与其相反。因而践行中央文革路线的造反派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推动力量，保守派红卫兵则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碍乃至破坏力量。

　　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内部存在着极端派红卫兵，也就是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一般来说，造反派红卫兵属于左派红卫兵，保守派红卫兵属于右派红卫兵。极“左”派红卫兵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激进派，极右派红卫兵属于保守派红卫兵中的顽固派。极“左”派红卫兵虽然在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中，打着造反的旗号，实际上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不讲政策和斗争策略，随意扩大打击面，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反面。比如，首都“五一六兵团”、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红卫兵，就是极“左”派的代表。极右派红卫兵有时也打着造反的旗号，以保护老干部的名义，造牛鬼蛇神的反，甚至还将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企图扭转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实际上则是反对文革。比如，老红卫兵、西纠（东纠、海纠）和联动，就是极右派的代表。极右与极“左”虽然分属于保守派和造反派这两个不同的派别，在是否造党委反上有着根本不同，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又会相互转化，在采取的手段比如打砸抢上也具有相似之处。这两派红卫兵不管打着什么样的旗号，采用什么样的宣传伎俩，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者。

　　当然，除了这两个极端派红卫兵，不论是造反派红卫兵还是保守派红卫兵内部，也是存在分歧和矛盾的。这些红卫兵各派内部的分歧和矛盾，与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的矛盾比较起来，毕竟还是次要的，当然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在造反派占据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后，造反派内部能否从大局出发，抛弃小团体观念，通过整风、批评和自我批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不仅对红卫兵运动，也会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总之，红卫兵运动是由于执行不同文革路线才分裂为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不过是这两派红卫兵的极端表现而已。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相对于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的分裂来说毕竟是次要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处于主要地位。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力量，保守派红卫兵严重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造反派红卫兵在占据主导地位后，能否处理好他们内部的分歧和矛盾，防止内部极端情况的出现，也会对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而造反派红卫兵如何能够处理好他们内部的分歧和矛盾，如何将保守派红卫兵争取过来，分化、瓦解极“左”派红卫兵和极右派红卫兵，对于造反派红卫兵的壮大，和整个红卫兵运动乃至于文化大革命发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5）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教训。

　　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起着先锋的作用，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迅速发展，使得文化大革命以澎湃的气势席卷全国。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考察红卫兵运动的发展状况时，又会发现其中存在着应该汲取的教训。

　　教训之一，红卫兵运动的分裂，保守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红卫兵的对峙与冲突，严重消弱了红卫兵的战斗力和号召力。

　　从历史角度来看，红卫兵运动的分裂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分裂纯洁了队伍，净化了组织，让人们认清了两派红卫兵的真实面目，也并非全是坏事。不论是造反派红卫兵还是保守派红卫兵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分裂，实际上都是这样。保守派红卫兵反对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而走资派就潜藏在领导干部的队伍中。这样他们实际上就站在了与造反派对立的立场上，保护了走资派。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将矛头指向党内领导干部，也没有割舍他们与党内干部之间业已存在的利益关系，致使他们与造反派发生了激烈的斗争，阻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从考察中我们发现，红卫兵运动的分裂，确实削弱了红卫兵的影响力，给了走资派以可乘之机，使得他们借力打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将文革的矛头从自己身上挪开，保全了自己，转移了文革的方向。不论是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之间以及彼此内部发生分裂的时候，当时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大局出发，在文革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推心置腹的思想交流，主动做好保守派红卫兵的工作，与造反派内部不同意见的红卫兵进行沟通，化解彼此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在大的原则上使更多的红卫兵团结在一起，增强红卫兵队伍的凝聚力。后来许多保守派红卫兵转变过来，参加到造反派红卫兵的队伍中，就说明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这是对红卫兵特别是其领导人政治能力的严峻考验。这方面存在着需要汲取的教训。

　　教训之二，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造反派内部出现的分歧和矛盾。

　　虽然造反派在将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上是一致的，但是许多造反派内部组织之间却是并存的，派别林立，人员混杂，成分不同，认识和利益的诉求也不一样，特别是在党内领导干部中究竟哪些人是走资派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另外在斗争方式、手段、权力分配以及政治形势的判断上也存在不同意见。在文革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造反派内部出现这些分歧和矛盾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当造反派内部产生分歧和矛盾的时候应该如何来解决，而不致于导致矛盾激化，进而在造反派之间大打出手。这就要求双方从文革发展的整体利益出发，按照文革的政策要求，抛弃彼此存在的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通过内部整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民主作风，耐心进行商讨，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暂时解决不了的，还可以搁置起来，防止矛盾激化，导致组织分裂，以至于发生武斗。这不仅会严重破坏红卫兵运动的团结与统一，败坏红卫兵的形象，还会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比如清华内部“团派”与“四一四派”之间的混战就是沉痛的教训。

　　教训之三，要正确对待党内领导干部、识别走资派以及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不是整党内全体领导干部。这就不能将党内领导干部都当作走资派来进行批斗。可是，走资派就隐藏在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中，他们头上没有贴着走资派的标签，而是以共产党领导干部的名义出现，平时讲着共产党的话语，确实不易识别出来。在批斗走资派的过程中，弄不好的话，搞少了就容易犯右的错误，搞多了又容易犯“左”的错误。这就要求红卫兵不能把整个领导干部都当作走资派打倒，而是要将走资派在领导干部的队伍中识别出来。因为只有识别走资派，才能将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派，取得运动成效。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走资派一般情况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对待走资派通常还是按照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来进行处理的。这就要讲究政策和策略，在他们承认错误、悔改、劳动改造以后要及时予以解放，好的还要酌情安排到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中。而不能抓住干部过去的一些问题不放，一直将干部挂起来，滋生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对抗情绪，制造文革的敌对力量。

　　本来，按照毛泽东关于批斗走资派的政策，践行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要求，这些问题都是不难解决的。可是在整走资派和解放走资派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这里既有认识的问题，也有个人利益在作祟，应当引以为戒。

　　教训之四，要文斗，不要武斗，力戒采用暴力手段或极端行为。

　　本来在“十六条”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人民日报》社论中，就多次提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在红卫兵运动中还是出现了武斗。武斗在两派红卫兵及其内部和红卫兵与党政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之间表现出来。当然，产生武斗的原因是复杂的，并不都是红卫兵造成的。从历史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有些是红卫兵组织挑起的，有些是被动自卫的，有些是双方政见不同又得不到有效处理才致使矛盾升级的，有些纯粹是小团体主义作怪才大打出手的。

　　同时，有的红卫兵组织采取暴力手段，抄家，打人，搞逼供信，激进的破“四旧”，进行人身攻击，将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一律遣送还乡等等，在斗争中表现出随意性和散漫化，流露出流氓无产者的特性。这既破坏了红卫兵运动的形象，也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及时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行为不论是对于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还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进行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北航红旗红卫兵负责人韩爱晶当时就打了彭德怀的耳光，北师大红卫兵破坏山东曲阜孔庙，以及各地红卫兵之间发生的冲突和暴力行为，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事件。

　　教训之五，既要防止红卫兵运动中出现极右和极“左”行为，又要及时教育、转化、清除、打击红卫兵队伍中的极右派和极“左”派分子，保障红卫兵运动的健康发展。

　　红卫兵运动兴起后，要从思想上认识到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极“左”和极右行为不仅会扭转红卫兵运动的方向，还会破坏红卫兵运动，因而要提高警惕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些行为出现在红卫兵运动中。在红卫兵运动中产生的极右派和极“左”派红卫兵，虽然打着造反的旗号，积极地投身于运动中，但是却反其道而行之，践踏了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破坏了文化大革命。不同的是，极“左”派红卫兵（比如首都“五一六兵团”、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红卫兵）主张“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从“左”的方面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派红卫兵（比如西纠、联动）将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右及已经打倒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些“死老虎”，包庇、解脱隐藏在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这些“活老虎”，是从右的方向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极右派红卫兵在北京红八月中的严重暴力行为，私设牢房，扣押乃至采取残暴手段对待异己力量，甚至干出了北京大兴县的严重杀人事件。

　　不论是极右派红卫兵还是极“左”派红卫兵的行动，不仅败坏了红卫兵的形象，其中有些人还严重扭曲了文化大革命，成为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别动队，红卫兵运动中的逆流。因而既要采取教育、劝说的手段，希望他们转变过来，也要对他们予以揭露、打击，必要时运用专政手段，追究他们的责任，将他们清理出红卫兵队伍。比如，北京三司红卫兵对付联动，以及公安部拘押联动分子，就是其中的重要事件。

　　从中可以看到，在处理好红卫兵两派之间及各派内部的关系上，在如何对待党员领导干部及识别走资派、要文斗不要武斗以及极右派和极“左”派的问题上，是存在历史教训的。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给红卫兵运动，也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因而总结、汲取这些教训，对于正确认识红卫兵运动，分清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和逆流，认清红卫兵运动的本来面目，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6）科学地认识、评价红卫兵运动。

　　要对红卫兵运动做出科学的认识与评价，就必须把红卫兵运动放到文化大革命的历程中来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红卫兵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作出准确评价。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起着先锋作用，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活动及其大串连，使红色飓风吹遍神州大地，以磅礴的气势将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及其向全国扩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因而我们应该对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及其贡献予以充分肯定。

　　我们也注意到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表现在有些红卫兵违背文革方向，表现出小团体主义、派性作怪、武斗以及激进行为，对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影响了文化大革命的正常发展。但是，从红卫兵运动的发展历程上来说，这毕竟是次要的，也只是发生在某些区域或时间段上，况且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下也及时得到了纠正，没有对整个红卫兵运动造成致命的影响。

　　同时，我们还要进一步界定这些阴暗面到底是红卫兵运动中的哪些人造成的。不能因为出现了阴暗面，就否定红卫兵运动；也不能因为要肯定红卫兵运动，就否定阴暗面的存在。这就要从实际出发，通过对红卫兵运动中的阴暗面及其责任归属的分析，准确界定这些阴暗面的责任承担着。

　　从对红卫兵运动的考察中我们发现，造反派红卫兵和保守派红卫兵在里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阴暗面有造反派红卫兵的责任，主要还是保守派红卫兵的责任，其中的极右派红卫兵和极“左”派红卫兵对此要负首要责任。通过这样的责任定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既不能以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逆流来否定红卫兵运动的主流，也不能让全体红卫兵来为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些派别“背黑锅”，更不能让这些人的错误行为来玷污整个红卫兵运动，而是要在客观、全面的分析中来科学评价红卫兵运动。

　　总之，要科学地认识、评价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是在文革背景下产生的由青少年学生参加的群众组织。红卫兵运动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有效途径。我们既要看到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到的先锋作用，又要看到红卫兵运动的分裂及其“左”右倾向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阻碍与破坏性，尤其要注意分清两者的主次及其责任归属，从而科学地总结红卫兵运动的教训，作为历史的借鉴。

　　二○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