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人、港台在过去的33年里，年复一年地大搞六四纪念活动。殊不知，六四纪念活动也早已成为中共大力宣扬其间谍特务的重要活动。每次纪念活动，都会涌出一大批新人新领袖，谁能被授予新领袖头衔，也由中共特务完全控制。

海外搞的六四纪念活动，名为纪念六四死难者，实际上早已演化成为那些中共特务树碑立传，将某些卧底天安门运动的中共特务造假秦城监狱坐牢，掩盖他们对六四民主运动的破坏，而将他们吹捧成六四运动的主要领袖。李进进从来都不曾在秦城监狱坐牢，王有才在秦城监狱不过是被关押不到两周，却被说成是被关押20个月。这些人就是通过年复一年的六四纪念活动，将他们的领袖地位吹得越来越大，将他们的神位哄抬得越来越神。

说不好听的，“8964”这个品牌早已成为中共的品牌，成为中共谍战的有力武器！

金融理论中一个著名的定律可称之为“大众定律”，意思是说在股票市场中，如果存在有高精尖计算支持的银行系统参与股票炒卖，那么，小股民的群体运动方向总是错误的。炒股票就要同大众群体的运动方向逆向而行。

打个比方，如果海中存在一个专门吞噬高密度小鱼群的大鲨鱼，那么，小鱼群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最危险的，是最容易被大鲨鱼吞噬的地方。

同理，在共谍占有绝对的舆论操控和情报优势的谍战战场上，大众的运动方向一定是被中共掌控和引导的。大众青睐的所谓“反共领袖”基本上就是中共刻意打造的假反共、真共谍。如果中共有能力有动力制造这种“反共”领袖，那么，那些众所周知的所谓“反共”领袖就基本上是共谍或其代理人，以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为中共服务！

我们民间没有能力使用宣传手段去打造什么“反共”领袖，我们能够同这种共谍对抗的方式就是不再帮助这些共谍去造神，不去追捧和帮助任何众所周知的“民运”领袖，更不要成为那些“反共”领袖的拥泵或追随者，而是要尽力地让所有的“反共”领袖们都成为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那么，对待海外民运组织，我们就是要坚决抵制这些所谓的“民运组织”，不参加这些民运组织，不参加民运组织的任何活动，不给他们捐款，不为他们站台，不吹捧他们的领袖，不帮助民运组织去造神，甚至就是抵制他们组织的各种“六四”纪念活动。

中共宪法在前言中就明确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就是将“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用法律形式加以固化。

中国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在中共政权的统治历史上维系时间最长的民主运动，那也就是持续50天时间。之所以能持续50天，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重要的原因是中共党内的争斗使得中共政权对暴力镇压无法在短时间达到一致，从而给民众运动提供了较长的生存空间。但这种自发的群众运动如果不能在短期内让暴政政权瓦解，就必定会导致自我熄火甚至毁灭。

从权力分布曲线来讲，权力离散化就是要将权力分布的高峰不断被降低，而让那些权力最低谷的人们的权力不断被提高。可以更形象地说：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是属于资源型再生产，就是简单再生产，人们进行简单的劳作，将各种自然资源化成各种生活必需品。这种简单再生产可以实行奴隶化或监狱化管理：生产者象畜生一样耕作，但只是获得能够维持简单生计的报酬，所有收入都归中共政权掌控，这种政府的权力相对于百姓来说就是显得无穷大。

开放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份额加大，产品参与市场竞争，原有的奴隶化和监狱化管理就被逐渐放弃，在市场竞争体制下，企业的盈利同合理的分配相关，就是说如果实行掠夺式税收，政府的总税收将会下降。进行监狱化管理就失去创造性，就无法长久生存。这自然就提高了普通人的收入，使得政府的收入相对缩小。

到目前，中共领袖已经经历了五代传宗接代：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他们实际掌控的权力是在成几何级数下降。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中共政权将面临两难选择：是扩大中共的对权力和财产的更大控制权，还是遵守市场经济规则，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两者是不兼容的。如果追求经济的稳步增长，就必须遵守市场规则，逐渐减小中共在企业管理和财产分配中所占的比重。这种权力放弃过程将是不可逆的。

所以，如何掠夺高科技行业所创造的巨额财富，将是中共政权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如果中共政权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中共政权控制国民经济中总财富的份额就会逐年相对递减，中国民营企业以及中国百姓的财富就会逐年增加。那么，中共政权的权力就会逐年被削弱。这就必然会加速中国民主化进程。

上述两种类型的共同特性是高智能财富站国民经济的总财富的比重很小。

那么，只要是高智能财富的比重能够逐渐增加，这些专制集权体制就必然会瓦解。

中东国家是以出卖自然资源为全民财富的主要来源，国家政权可将自然资源据为己有，这使得皇权专制可以继续维系。但是，随着全球高智能财富的迅速扩大，自然资源所带来的财富占整个人类的财富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甚至会被高科技所创造的能源所逐步取代。这类建立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专制政权将逐渐瓦解。

毛泽东之后的中共领导人，就面临着是选择停滞不前的高度专制体制，还是允许引入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两难选择。如果选择高度集权专制，中共能够维系在中国境内的超稳态极权，但代价是经济停滞不前，在国际社会成为落后国家，就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同样会使的中共政权被国际社会瓦解。

中共的任何领导人如果想复辟毛泽东的极权专制体制，目前唯一的道路就是象普京那样地开倒车，对人类宣战，那就无异于是代表中共选择车毁人亡的自杀之路。

我阐明了实现民主制度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权力离散化。实现权力离散化的最重要的一点就要让权力低微的人群扩大自身权力，而让那些权力超过平均权力的人们限制权力。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提高卑微人口的权利和尊严，让那些卑微人口从尊重自己、提高自己的权利意识做起，改变他们的跪拜意识，不管是跪拜当权者，还是跪拜所谓的反对派，都要唤醒他们挺起胸膛做人，见了任何人都不要跪拜，更不要参与造神。

我上述的一系列推文，都是在批判毛泽东一生都坚持的列宁主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这帮家伙居然能看出我欣赏毛主义。

我在这里再提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中国红色政权为何能够存在》，仅仅是为了提醒那些还在模仿毛泽东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海外民运们，如果要搞毛泽东式的革命运动，就至少要重温毛的这两篇著作，要分析“革命”的土壤是否存在，“运动”的必要条件是否具备。

看看在这里的几位崇拜魏京生的人，他们不仅自己跪拜魏京生几十年，还要强迫所有的中国人都跟他们一样地去跪拜魏京生。这种人，就是独裁专制的土壤和基础。

刘刚

2022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