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出处：2012年08月01日07:58南方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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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1950年代,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

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的中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提供贷款是苏联援助中国的方式之一，然而，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贷款？其中有多少属于军事贷款，有多少属于经济贷款？这些贷款的具体情况如何？学术界至今没有一致认可的说法。中苏双方政府从未公布过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全面情况，故而曾引起外间各种猜测和估算。1960年8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报告说，从1950年到1956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约13亿美元（52亿卢布）的贷款，其中4.3亿美元用于经济发展，其余部分主要用于购置军火。也有的美国专家估计为22亿美元（合88亿卢布），其中4亿多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其余的用于工业化建设。而有些西方著作的说法则高达26.5亿至30亿美元（120亿卢布）。作为历史研究的结论，中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的统计差别很大，就是中国国内不同著作中的说法也不尽相同。

本文拟利用中国和俄国两方面的档案文献和相关史料，对苏联1950年代援华的贷款数额、用途及其条件做一点考察。

一、关于贷款数额

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以下简称《外交史》）提供了有关苏联对华贷款的比较全面的材料。为了便于考察，现将该书提供的材料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制成下表:





《外交史》提供的这个数字，最早大概是周恩来说的。1960年7月14-16日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委托，作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长篇报告，讲到朝鲜战争及后来苏联给中国的贷款数额，总计为56.76亿卢布（其中军事贷款43亿卢布），加上利息5亿卢布，总共约62亿卢布，预计1965年可还清。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基本建设》一书说，苏联1950-1955年向中国贷款11笔，总计金额为56.6亿旧卢布，主要用于经济建设、抗美援朝和偿付苏联移交物资等方面。这与《外交史》提供的材料大体相同。同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也说贷款共有11笔:“除1950年贷款3亿美元外，1951-1955年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10项贷款协议，其中一笔为无息，9笔年息2%，偿还期2-10年”。但其统计的贷款总金额略少:12.74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3.68亿元）。

现在看一下苏联方面提供的材料。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72）、著名经济学家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在《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以下简称《经贸史》）一书中使用的贷款数字是按照1961年1月1日苏联公布的新卢布牌价计算的，为了便于对比，现折合成旧卢布（1个新卢布折合4.45个旧卢布），也列表于下:

两方材料比较，苏联方面提供的贷款金额比中国方面提供的数字多9.357亿卢布。如果除去新旧卢布换算时出现的微小差额不计，主要差别出现在对1951年贷款数额的计算上，其他各项大体相同。这个差额与《杨尚昆日记》中所说几乎完全一致。《杨尚昆日记》1960年10月16日记载:苏联方面提出中国共贷款66亿卢布，实际情况是贷款总额为56.76亿，不是66亿，苏联多算了9亿。抗美援朝贷款为9.86亿，而算作了19亿。

现对比其他材料，逐项核查以上两表所列数字，可以看出，主要问题也出在1951年的贷款数额上。1952年9月的橡胶贷款，签订协定时确定的金额为7000万卢布，但1953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的扩大会议，基本上同意了周恩来提出的暂停在云南种植橡胶和压缩在华南种植橡胶的计划的主张。可以推断，此项计划的提前结束，导致贷款中断，故实际使用只有3800万卢布，这与《经贸史》上的数字也是一致的。1954年10月12日的特种贷款，协定签订的金额是5.2亿卢布，很可能是在实际使用中略微超出了一些（2600万）。其他项目均无问题，关键是1951年的贷款，中苏双方的计算相差9亿多卢布。那么，这个差额是怎样出现的呢？

首先应该确定1951年2月1日贷款的数额。关于这一数额，《外交史》说是9.86亿卢布，《经贸史》说1951年2月贷款为19.161亿，不过这是将折扣的9.297亿计算在内了，减去折扣，恰好也是9.86亿。但《经贸史》在另一处又称1951年的贷款是19.269亿。这就使人想到，1951年的贷款可能不只是2月1日一笔。

1951年2月1日的军事贷款协定是由周恩来和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一译沙哈罗夫）签订的，当时确定的数额为12.35亿卢布。1953年12月3日，周恩来关于《苏联政府五项贷款逐步偿还初步计算》给中共中央各领导人的信函中说，我国政府将于1954年至1963年间偿还苏联五项贷款，金额总计为40.08亿卢布。这个数额基本上即前表所列1-5项的贷款数额之总和。其中橡胶贷款当时已经确定缩减，而1951年2月1日贷款仍然是按协定数额12.35亿卢布计算的。1954年1月31日，周恩来致电在莫斯科的外贸部副部长李强，要求对这笔贷款的使用情况进行清算。3月下旬，中苏双方草签了关于结束使用抗美援朝军事贷款的议定书。4月13日周恩来的批示中有这样一段话:2月1日贷款最后核算只用了19亿多卢布，未使用2.4亿多卢布，苏方提议取消，因朝战已停，只好同意。因此，欠款按武器半价、铁路器材3/4计算，共为9.8亿多卢布。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周恩来这段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话。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做出如下判断:2月1日协定贷款数额12.35亿，实际使用9.86亿，剩余2.4亿多由苏联收回。但苏联清算时确定贷款实际使用为19亿多，很可能是将1951年内的所有贷款计算在内了，而周恩来批示中所说“只用了19亿多卢布”，则只是针对1951年2月1日贷款数额而言的，不过是把实际使用9.8亿多与折扣9亿多相加而已。

证据一:1951年9月5日周恩来审改毛泽东致斯大林电，电文说，今年2月1日中苏关于军事贷款的协定所规定的贷款和4月10日来电所增加的军事贷款，至6月均已用完。鉴于“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甚大，战费极巨”，请苏联政府考虑按照2月1日军事贷款协定的条件，再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并希望新的军事订货能于1951年底以前全部交付。12日斯大林复电说，同意按以前规定的条件给中国增加6亿卢布的军事贷款，但追加的军事订货最早也要在6个月内交付。这就是说，除2月1日贷款外，4月10日还有一笔补充贷款，此外，毛泽东又要求新的军事贷款，而且已得到斯大林同意。

证据二:1951年9月20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您1951年9月12日发来的电报已收到。感谢您满足我们提出的给我们提供6亿卢布军事补充贷款和向驻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这就是说，斯大林已经同意再提供一笔新的军事贷款。

证据三:1952年3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按我们计算，从1951年2月1日开始，你们按提供军事贷款协定条件三次提供的军事贷款总额的剩余额是4亿多卢布。我们打算用这4亿多卢布购买我们的空军所必需的飞机、设备和弹药”。这就是说，1951年总共有三笔同等条件的军事贷款，即2月1日根据周恩来与扎哈罗夫协定的贷款，4月10日和9月12日斯大林电报追加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已经在使用过程中。

至于1951年后两次补充贷款的数额，已知9月12日追加了6亿卢布，而4月10日补充的贷款，根据苏方提出1951年贷款总计19.269亿，减去2月1日的9.86亿，再减去9月12日的6亿，应为3.4亿卢布。

如此计算的结果，1950年代苏联给中国的贷款应为13笔，而不是11笔，总金额大约是66亿旧卢布，而不是56.76亿。中方少算的两笔贷款，并非如斯拉德科夫斯基所说，是没有将苏联转让中苏合营公司股份的贷款计算在内，而是忽略了1951年4月10日和9月12日两笔追加的军事贷款，其原因恐怕在于这两笔贷款没有签订协议，而只是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电报中商定的。

当然，如果计算苏联向中国提供的全部贷款，还要加上1961年的蔗糖贷款。1961年3月为帮助中国解决饥荒问题，苏联提出以贷款方式向中国供应100万吨小麦和50万吨转口古巴蔗糖，经商议中国只接受了蔗糖的援助，这笔贷款为3.296亿新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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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成都宣言

这里，是四川，是成都。这里有着与生俱来的骄傲。这里的远祖，创造了中华大地最早的先进文明–三星堆文明和金沙文明。这里出现了中华大地上最早的太阳崇拜，也是最后一次出现的昂首向上的自然神明崇拜。从此以后，只有帝王崇拜，只有偶像崇拜。

这里有着与生俱来的勇敢。汉之始、三国鼎立、唐之中兴、宋末的最后抵抗、辛亥保路运动、八年抗战、改革开放，这里总是亡国的最后抵抗，总是中兴的最早酝酿。一次次濒于灭绝，一次次火中涅槃。这里有追求自由的土壤，这里是勇敢者的家乡。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今天，来自天南海北的十八男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荟聚成都，成立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一自由俱乐部。其宗旨:学习交流自由思想，普及传播自由思想。

自由，是天赋权利。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天生喜爱自由生长，天生厌恶和反抗束缚、阻碍、限制、强迫。

人类的文明，以天赋自由、天赋人权为标志。人人平等，人人自由，是公理，是永恒之法，是法上之法，高于一切教会、政府，政党的人定法和人为权利。二千多年前，东方的先知曾经留下了永恒的政治智慧，老子、孔子、墨子、杨朱等，最早宣示了道高于权、道高于法：最早提出了小政府、仁者治国、平等兼爱、合理的快乐的个人主义等政治主张。人民通过自由选择，授予或取消执政者的公共服务权利。人民是否享有自由的生存权、选择权、发展权，终极判决一个国家的正义与非正义终极判决一个政府的民主与不民主。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但是：今日之中国，正处于最无自由最无人权最无安全感的时代。天下汹汹，民怨沸腾，农商失业，食货俱废。乱政十年，执政者让中国的经济断岸式下滑，民企倒闭，外企脱逃，股市崩盘，房地产业濒临崩溃，债务炸弹进入倒计时。外汇贮备见底，国际产业链断裂，香港的金融贸易和自由贸易中心地位不复存在。雄安新区烂尾了，芯片大跃进烂尾了，成千上万个开发区烂尾了，“一带一路”烂尾了……终于，经济基本面加速恶化，税源枯蝎，消费崩溃，失业暴涨，戾气横行，政治生态污染，社会道德沦丧，所有预期和信心全部破灭。

今日之中国，三年新冠疫情，提供给独裁者权力扩张的契机。亿万人民承担了一次又一次的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失，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肉体折磨和心理折磨。除了肉眼可见的苦难，对人民最大的创伤是“对人的驯化”。以上海封城为标志，不惜代价的自杀式清零政策，如同周幽王烽火戏诸候，如同尼禄大帝自焚罗马，制造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自残自毁的暴行。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笼罩在集中营式的白色恐怖之中，2500万人成了居家囚犯。没有自由，没有法治。可以随意核酸检测，可以随意抓进方舱，可以随意竖隔心离网拉铁丝网封楼封门，可以随意破门而入喷消毒水。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被滥用于监视与限制每位公民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被滥用于控制社区和削弱开放社会。

今日之中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包括每一个干部、公务员、企业家、教师、军官、警察……八小时内外，没有公域私域之分，互相监视，互相举报，互相伤害。

今日之中国，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直至大学教育，强制灌输各种奴化思想，日日思政教育，课课领袖指示，从小毁灭青少年的判断力和创造性，形成豢养奴隶的标准流程。

噫吁哦！乱政十年，几代人积累的社会财富和文化创造力，轰然崩塌。为什么当年创造改革开放奇迹的果敢智慧的爷辈父辈一下子颓唐了绝望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变革，最终的结局总是苦难的轮回和悲剧的重演？

怎样才能走出苦难的轮回和悲剧的重演？

我们认为，天赋人权，而人权的基础是财产权。创造并拥有财富，是人类永恒追求的梦想。每位公民凭借天赋、勤劳、智慧和幸运所收获的财富，是公民赖以生存的基础和保障。“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承认并保护私有财产的完整所有权和处分权，让公民享有财务自由，享有体面的生活，才有长期稳定的预期和安全感。必须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写入宪法，绝对不能以所谓“分配正义”的名义随意褫夺个人权利及私有财产。两千多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百多年来，一切献给党，一切献给国家。今天，我们要说：不！再也不应该无选择无判断无条件地为党为国奉献。我们要维护天斌的个人权利，要理直气壮地为合理的个人主义辩护，为合理的私心私利辩护。老百姓在吃、住、行、医、教等方面无后顾之忧了，才有心情有能力为国家做贡献。如果一个政府治下的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越来越艰辛，那么这个政府的强大与人民有什么关系？国家好的标志，是人民的生活富裕而舒适。能够拥有并且有能力守护自己及其后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才是最自然最健康的爱国主义。

我们认为，最危险的敌人：是中央集权，是一党专政，是国家垄断。最高等级的剥削者，来自无限制的权力，而不是资本。中央集权，必然产生专制；一党专政，必然产生腐败；国家垄断(包括行政垄断、资源垄断、经营垄断和贸易垄断)，必然产生经济衰退。当权力可以支配一切，规定一切，获取一切，特别是支配经济利益，中国社会的制度型腐败只会愈演愈烈。专制与腐败是共生关系，通过任命制保持下级权力对上级权力的绝对忠诚，是专制社会隐秘的政治机制，生活在思想垄断，行政垄断和资源垄断的超经济的强制社会，如同生活在超级规模的黑社会，人民不可能有平等、自由和创造力。

启蒙运动的先贤曾经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为人民提供了防止专制的三面盾牌。但是，如果没有人权不可侵犯的政治文化传统，如果缺乏培育立宪制度的土壤，三权分立的架构形同虚设。

因此 必须建立一道防止 权力越的有效屏障一一地方自治。当权力扩张到无限制的程度，扩张到专制独裁的地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一句空话。必须在国家结构设计上分拆权力、限定权力、制衡权力。国家、省、市、县、镇各级政府之间，废止任何上下级式的制约关系，每一级都是独立运作的直选政府，构建外交国防事务上国家化、内政事务上分权化的联邦制政体。通过分权，保持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还政于民，各级政府仅仅对自己的授权者–选民负责。依法限制中央政府的集权欲望，严禁中央政府干预地方官方任命、干预地方经济决策、干预地方行政事务管理。各省自订宪章，决策各省之经济、民生、行政等事务，因地自宜，坚持和维护各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不同特色，使整个国家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人景观。

因此，必须提供一种对抗专制集权的自卫武器。这种武器，不似枪炮，胜似枪炮：舆论监督。让人民知情，让人民参与，让人民批评，让人民监督。舆论监督以其对公职人员的严苛标准视为自然法则，以其时效性、广泛性、开放性，对权力主体构成强大的杀伤力和威慑力。媒体只能是人民的喉舌，决不能成为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所以，媒体的崇高职责，就是“妄议中央”，就是“诽谤领袖”。把眼光死死盯住控制权力最大，控制资源最多的人，做民主的守门人，做自由的狙击手。为了保护媒体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特别是对执政党和政府的监督权，必须严禁官方办报办台，必须严禁官方控制网络，

因此，宪法绝对不能接受任何一种主义、思想成为国家建设的指导思想，因为任何一种主义、思想都不是完美的，都不可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所谓“包医百药”的药方。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六年的奇迹，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直接关系；而祸国殃民的乱政十年，却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必须摧毁国家体制中的邪教信仰和圣化结构，灭圣人、灭完人、灭救世主、灭英明领袖，凡是追求所谓最优的统治方式、所谓最完美的规划，实现难度越高，权力对人性的强制就越多，敲骨吸髓的能力就越强，个人权利也就越幸微。我们只能追求的是一种低调的“可容忍的相对满意的不完美制度”，谨慎地挑选”最不坏的选择”。

我们认为，相对合理的制度设计是：一块基石，两把利剑，三面盾牌。一块基石是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两把利剑是地方自治权和类论监督权，防止和对抗中央集权及其国家犯罪行为：三面盾牌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独立并互相制衡，既防止中央政府高度集权，又防止地方政府过分民主。

谨此，自由俱乐部约定其宗旨和最低学习宣传纲领。

宗旨–学习交流自由思想，普及传播自由思想。批势二千多年来的帝王专制制度批判一百多年来的一党专政制度。捍卫每位公民天赋的自由平等的权利，推动地方自治推动多党轮流执政。限制政府干预，减轻税赋。争取司法独立，教育独立，媒体独立。把中国建成为立法、行政、司法、地方自治、舆论监督五权分立互相制衡的联邦制民主国家。

最低学习宣传纲领–利用互联网，利用数字化，启蒙民智，普及常识。

什么是常识？就是回答依靠什么才能救中国。不是什么主义什么思想救中国，不是什么特色什么模式救中国，是按常规办事救中国，是凭良知办事救中国，是给老百姓一点自由一点权利就能救中国。三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的正直、思勇、开明的领袖人物，挺身而出，响应人民的呼声，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们做了一件在原有体制下显得十分伟大的事情：让人民享有一部分自由，包括私营的自由、融入世界的自由、有限的学术自由、有限的文学艺术创作自由。允许市场化、契约精神和西方三百年的技术积累这三大要素进入中国。允许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试图完成奉行造反夺权准则的革命党向遵守法治原则的执政党的转变，试图改变党的性质即由无产阶级先锋队变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试行党政分家。改革开放的全部秘密是：你给老百姓一点自由一点权利，你给老百姓一点资源一点市场，他们就可以发挥潜能创造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但是，如果一再拒绝一再延捆政治体制改革，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就会转化为公权者及权贵集团的权力寻租，成为权力腐败的原动力。转眼间，变成低薪的盛世，失业的盛世，饥饿的盛世。

什么是常识？就是我们今天的述求，不是什么颠覆政府，不是什么西方背景的颜色革命。它本是中国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保护人民权利的承诺。夺取政权前夕，毛泽东曾经向中国人民庄严承诺：”诚意实行真正民主自由的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请牢牢记住：毛泽东将“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同于“法西斯独裁统治”。同时，提出了“国家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1946年，中共中央发表《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承诺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的信仰、言论、出版、结社、营业、罢工、游行等自由；承诺无保留的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等检查制度；承诺政府应脱离执政党的直接领导；承诺自下而上的普选；承诺并坚持各省地方自治，中央与地方之权限，采用均权主义，各省应该自订各省宪法；承诺实行经济民主及企业自由，取消国营工业之特殊待遇；承诺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等等。后来，国共分裂，内战爆发，中国人民尤其是大多数知识精英选择了站在共产党一边，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权。当时，他们觉得自己选择了民主，选择了自由。但是，七十多年过去了，诺言迟迟没有兑现。我们有权利提醒执政党：不忘初心，信守承诺！

什么是常识？就是，以下权利，我们本应享有：

有权利要求：对于公权，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私权法无禁止皆可为。

有权利要求：天赋权利不容剥夺。每一位公民享有言论的自由。宗教信仰及活动的自由，组党结社的自由，集会和游行示威的自由，消费的自由，迁徙的自由，教育的自由。

有权利要求：公民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一级政府不得制定褫夺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不得制定追溯既往的法律。

有权利要求：开放党禁。

有权利要求：禁止官方办报办台，禁止官方控制网络。

有权利要求：国家领导人和国会议员任期制，差额竞选。

有权利要求：省、市、县、镇政府官员差额竞选，且在本地居住五年以上的公民才有竞选资格。

有权利要求：处级以上官员财产公开。

有权利要求：执政党干部的薪酬由党费开支，严禁国库支出。

有权利要求：全民免费教育。

有权利要求：全民免费医疗。

有权利要求：取消退休金双轨制。

有权利要求：废除户籍

有权利要求：非议会表决通过，增税违法。

有权利要求：非国会表决通过，外援违法。

有权利要求：为“六四民主运动”平反。

有权利要求：禁止阻止和侵扰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宗教组织的信仰自由及活动自由、出版自由、宣传自由。

有权利要求：公布十年反腐运动没收的巨额财产清单和财产去向。

有权利要求：军队国家化。军队的性质为国防军，接受国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保护国家领土完整，保护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的国际和平。军队必须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和中立性，禁止效忠任何政党或领袖，绝对不能成为任何政党或领袖镇压人民的专政工具。

今天，锦江右岸，千古江水作证：十八男女歃血为盟，献身自由，献身正义。

千古江水作证：我们宣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千古江水作证：为中国历史，留下一份有血性的记忆，留下一份有尊严的记忆。

我们知道，争取自由的新长征路上，充满坎坷充满荆棘。获取自由，需要代价；至暗时刻，需要勇气。我们是最小的反对派，我们却有最勇敢的心。为了自由，为了公平为了民主，我们义无反顾，奋寡击众，举弱震强，”虽千万人吾往矣”。

自由，属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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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光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