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名晖 2022年09月10日



为苏联共产政权闭幕的戈尔巴乔夫离世，中国的政治氛围更为敏感。（资料照片／美联社）

2022年8月30日，为苏联共产政权闭幕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离世，中国的政治氛围更为敏感。政治学者沃格林（Eric Voegelin）虽早预言苏联解体，但这种“宗教运动”和“威权主义”的神话，历经30年前仍未抹灭，更成为当时初步仕途的中共政治人物的意识经验。

而今这一代人历经三十年一个世代，早已是中共二十大的决策者，更影响未来五年的国际秩序。30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和苏联旧事仍如影随形，这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始终对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怀抱不信任，更因此信奉威权主义带来的稳定秩序。

面对美中贸易战和乌俄战争的外部压迫，以及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双重衝击，中国的天安门政治符号仍屹立高悬，被定位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思想”，还是被中共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救赎。即使“一带一路”不如初始几年亮丽，经济成长也不若胡锦涛时期稳定，但在中国百年近代化的历程来看，仍被视为满足民族主义的期待。毕竟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难得能将影响力走出国门，甚至将影响力伸进欧洲国家，这是百馀年前遭受不平等条约的中国所不能想像的境地。

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共同发展历程虽然满足部分的“中国梦”，但是在共学的过程中却也看到威权国家难以“放下”的课题。从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改革的路上没有模板，政治与发展模式矛盾的潘朵拉盒子打开后，接踵而来的是经济崩溃、社会失序、外国势力介入，也因为如此中国才有机会介入“苏联们”的机会，特别是从苏联独立出来的独立国协各国。

此外，中国的现代化的探索过程不是没有走过弯路，若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起手式定调发展路线，中共也难以经济成就持续政权的“合理性”，即使在波涛汹涌中渡过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1991年的苏联解体也让中共和社会各阶层受到震撼。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领袖就在“柏林围牆”后，迅速地在自己手上落幕，影响所及不只是当代中共领导团队，同样对初涉政治的干部子弟圈烙下深刻的印象，短期间改革的代价过于庞大，但国情与庞大的国家体量又没有相似的经验，只能更倾向保守。

诚如《纽约时报》9月的评论，苏联的教训在中国极为受到重视，苏联的解体，以及随之诞生的独立国家和政党的消亡，正是习近平毕生致力所避免。伦敦大学历史学家布朗（Kerry Brown）也表示，“中国领导人会把戈尔巴乔夫所做的一切，视为一本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的教科书”。

习近平本人早期经历的福建经验，更让他对自由与威权的两种制度之间有更为深刻的体会，虽然中国从自身或“一带一路”的经验，并未放弃在威权神话与发展之间寻求有序的途径，但是台湾却曾在过去对习近平造成相当的影响，2013年10月访问印尼时甚至引用蒋经国的“计利当计天下利”。



若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起手式定调发展路线，中共也难以经济成就持续政权的“合理性”。（维基百科）

1991年底，习近平尚在福州市任职，任内兴建长乐国际机场、福州至厦门公路、开发马尾新港区。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接触将近300间台企，佔引入福建的外企五成，让他从原有的政治体制中首次接触到来自其他价值与意识的群体。虽难以断言习近平从台湾人身上被影响多少，但是从台湾人身上言说的威权到开放的发展历程，恐怕让习近平感受到两种不同发展与制度的衝击，并且对于秩序和发展有自身一定程度的见解。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的经历也给予习近平相当的影响，习仲勋本人出身西北野战军，与“抗美援朝”的名将彭德怀元帅有旧，在1959年4月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协助总理周恩来工作长达10年，深知中共建政初期的民生经济问题。由于政治因素，习仲勋从1962年到1978年之间遭受文化大革命衝击，并且被下放地方，直到1978年底才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正式重回政治序列，并且在邓小平政策的支持下发展广东经济。

这段浮沉的经历对于习近平在干部子弟圈之间的排序颇为不利，也是后来薄熙来不甘屈下的原因。薄一波的级别是“正国级”，而习仲勋到后来任人大副委员长也不过“副国级”。由于其父的经历，政治秩序的稳定对于习近平而言格外重视，稳扎稳打的低调做人，更是习近平在到任上海市委书记前谨守为人的最佳写照。习仲勋在“天安门事件”前后的经历，更让习近平深刻体会到戈尔巴乔夫贸然开放和苏联解体的关联。

“天安门事件”期间，习仲勋和万里是中共元老中较同情学生者，强烈反对出兵镇压学生，因此被迫远离政治核心。由于两人同样遭受整改的经历，以及历练地方的经验，较为深刻体会经济和改革的关係，中国甚至有民谚：“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习仲勋在1993年3月退休后长居深圳兰园迎宾馆，平时以游泳锻鍊度日，深居简出不见客，其境遇更像是一个中国版的戈尔巴乔夫。初起宦途的习近平缺乏强大的庇荫，因此在福建期间游离边缘，更像是被安置地方的干部子弟。

由于中国的发展历程和个人经验，让习近平更加追求稳定的秩序观，以及个人如何一偿父愿，在历史上为中国写下一笔。然而苏联旧事和个人经验，让他更加追求内生稳定，对内反腐和维稳也因此成为其重要的施政措施，他不想也不能让自已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体认到西方国家在相异制度上的不可信任性。俄国在叶尔钦(Boris Yeltsin)时期未能受到西方接纳，也未能走入欧洲的大家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更称：“叶尔钦时代的结果是，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生活等，所有基础都被摧毁或洗劫。”

对于习近平那一代的中国政治工作者而言，苏联解体的惨痛经验深植人心，民族主义和忠诚的意识形态更成为政治神话维持的必需，这也让习近平主政后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和纪律的工作。习近平上任后陆续推动“反腐运动”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点工作，也不难预见在二十大前夕，加强封锁与控制，这种新常态不只是因应政治活动，更是反应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唯恐重现历史感的思虑。

由于强调民族主义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使得中国更向西伐利亚体系下的晚期民族国家，必需藉由“民族的统一”来形成发展所需的秩序，而所谓民族的统一并非是基于客观历史事实，更多的是基于旧有的神话体系和民族情感，所形成的精神想像，形成现今中国对现实绝对认知加以掌控的思维，这使得中国与西方的自由主义和现代性历程相去更远。但是对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而言，如何在内外挑战之中避免苏联旧事，才是维持政治秩序的首要之务。

中共领导人与习近平的当代经历与个人体验看到自由民主的好，也曾走过压迫与外部挑战交织的考验，能否从历史中提取真实的意识经验，而非将重蹈覆辙作为虚假秩序的理由，将决定中共二十大走向真实的秩序或是当代神话。

※作者为台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