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解释中国历史的时候，可能需要改变一个固有认知，那就是中国是汉儒（汉族+儒学）为绝对主流的单一结构帝国，即“中原中心论”，而要尝试用另一个更加开阔的多视角去诠释和观察。

此即“多元互构论”。 

在这种视角下，中国的近历史则可以诠释为，“多元互构”的中央帝国在近代跟西方海洋民族的短兵相接中，或被动或主动融入了世界秩序，慢慢从一个大陆帝国切换成了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之中介的身份。 

同时，在世纪之交，因为西方向创新经济转型，制造业因缘巧合被中国承接，形成了超大规模的东亚制造业集聚区，从而让中国顺利成为“经贸双循环结构”中的中介枢纽。

这是我们看待中国之于世界秩序的一种全新解释框架。

我们先用这套框架来重新诠释中国历史。

01 

如果我们抛弃汉儒正统的中国历史观，把草原、西域、高原、海洋这些之前很少关注的亚区域也纳入构建中国概念的宏大视野中时，我们会洞见到： 

中原汉族王朝和草原游牧民族之间，不再是侵略与反侵略的单一关系，而更多是相互嵌入和融合的过程。

虽然这个过程中不免有非常残酷的战争和杀戮，但公正的说，这并非中国历史独有的现象，而是充斥在世界所有民族的早期历史中。 

一定要提醒注意的是，承认这个构建中国的过程，并非是对其做一个价值肯定，而是承认一个历史事实的存在： 

那就是，所谓“中国”，并非仅仅是指中原汉儒的中国，他同样是蒙、满、回、藏等所有民族共同塑造出来的政治存续实体。 

不承认这个现实，就无法解释历代中国政治秩序上的诸多合法性问题。 

这里插一句，所谓历史观，说到底，就是一种解释框架。 

我之前说过，一个好的解释框架并不要求，它是个完美的框架，能够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它只是做对了一件事，那就是它打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解释力较强。 

在梳理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财政体制、地理气候以及技术变迁，这些约束性因素在影响中国历史走向上的重要性。 

比如草原帝国和中原王朝之间的“相杀关系”，可能并不像我们之前所认为的，仅仅是文明发展水平上的不同，一个野蛮，一个文明，野蛮民族就是靠抢劫过日子，没钱了就南下去抢劫文明地区。

这样的理解可能过于武断和简单化了。 

实际上，中原和草原的相处模式，都受到地理、气候和财政体制的巨大影响。 

首先，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会知道，人需要吃饭，中原汉人要吃饭，游牧民族也要吃饭，只是大家的生产方式和生存逻辑不同而已。 

农耕民族的优势在于自给自足，只要风调雨顺，没有自然灾害，汉人吃个饱饭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游牧民族就不同了，地理条件造成他们的生活资料非常匮乏。 

我们知道，有一条神奇的400毫米等降水线，把中国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南面就是农耕地区，这条线以北就是草原地区。 

有趣的是，长城的线路走向，也几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重合。虽然没有现代技术，也说不出具体原因，中国古人依然仅凭长期的生活常识洞察出了其中玄机。 

这条等降水线天然的分割了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活动区域，它不是按照基因和血统来区分，而是因为地理气候的原因，造成了生产方式上的巨大差异。

南方的农民越过这条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牧民；而原来的牧民南下进入中原，久而久之，也就变成了农民。

汉人和游牧民族真有那么大分别吗？事实可能并不如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大。 

有了这个基本认知，我们再来具体看看，游牧民族南下的真正原因和动力是什么： 

当气候变化或生活资料匮乏时，北方游牧民族要生存，就只能通过贸易或者战争来解决。 

这两者，很显然贸易的成本更低，也更符合趋利避害的人性。

可是悲催在于，当中原地区诸侯割据时，各个小国处于相互征伐的原因，还会竞相和草原民族做生意，以换取战马，一旦中原统一强大，就往往干涉交易，甚至关闭贸易通道。

依靠贸易生存的人群，一旦贸易关闭，是什么结果？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

比如，明朝所谓“倭寇”猖獗 ，其实倭寇大多数都是依靠海外贸易生存的沿海中国人。其内在逻辑非常清晰，你不让他贸易，他如何生存？

最后倭寇是如何消失的呢？不是靠戚继光，而是靠开放海禁！能做合法商人，傻子才会提着脑袋去玩命。 

所以，中原统一强大之时，往往成为草原民族大举入侵中原之日，这仿佛成了中原王朝无法摆脱的魔咒。 

这怪谁？历史的误会？ 

不知道。也许历史就是这么吊诡吧，当生产力低下，技术落后，生存方式单一，就注定无法避免相互戕害？ 

但是，我们至少能够肯定一点，随着文明的普适，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的拓展，大规模的生存危机已经基本被人类解决。 

02 

再把话题拉回来。 

这条神奇的降水线隔开了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却阻止不了他们在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上的相互塑造和整合。 

历史上，草原民族的军事力量常常注入中原，成为拱卫帝国政治秩序的重要来源。 

我们应该认识到，纯汉族王朝从来没有建立过跨越长城南北的帝国，只有草原民族做到了。 

原因有二： 

1、草原帝国的战斗力强于中原帝国；

2、中原帝国的财政能力足以供养草原军事力量，形成正循环。 

在草原沿用联盟制的政治秩序，统治者身份是大可汗；在中原地区使用儒家的方式统治，统治者身份是皇帝。只有同时精通这两种治理模式才能建立起横跨长城南北的庞大帝国。 

一手军事，一手财政，缺乏任何一个环节，都会导致秩序崩溃。 

所以，大清之所以能够打破“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把统治持续了268年，就在于他们拥有高超的二元帝国的治理手段：

即精通草原模式，也懂中原模式。 

然而，仅仅拥有高超的政治手段也是无法持续的。 

要拥有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最终依然需要稳定的经济秩序，这里就需要技术革命，而这恰恰是古代中国这样的“内卷化”社会，无法实现的。 

什么是“内卷化”呢？ 

简单理解就是僧多肉少，劳动力超级多，导致没有内生动力去推动技术革命。而没有技术革命催生的工业经济，光靠农业经济是无法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的。这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整个社会就被锁死在低水平的发展状态。 

这就是内卷化。 

而这似乎是大陆帝国自身无法摆脱的宿命。 

不过，地球总归是圆的，随着近代地理大发现，有着另一套逻辑的海洋秩序迅速拓展到了中央帝国的边缘，开启了中央帝国融入全球秩序的进程。

03 

和大陆秩序严重依赖土地不同的是，海洋秩序遵循的是另一套生存逻辑：商业贸易。 

毫不夸张的说，近代世界秩序完全是在英国主导的全球经贸体系之下建立起来的。 

肯定有很多人会好奇：英国一个区区岛国，为何有这样巨大的能量？ 

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足够碾压全球的军事力量，这种力量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具备跟全球做生意的秩序储备。 

一是大社会小政府的民间自治形态；

二是拥有普通法的法律框架。 

我下面分别来说明下，为什么这两点对于海洋秩序的拓展至关重要。 

大陆帝国之所以总会遇到周期性的衰败，是因为要维护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军事力量，需要什么？钱啊！而且需要庞大的源源不断的钱进入国库，一旦财政体系崩溃，大陆帝国就会陷入危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以前的大陆帝国的拓展都有极限，就是因为管理成本太高，它们的财政收入根本无法做到长期维系。 

而英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是如何运作的呢？ 

在农牧经济时期，因为岛国狭窄，无需跟大陆帝国一样，维持一支强大的陆军来抵御外敌。所以整体的政治秩序处于国王与地方贵族共治的结构之中，大多数公共议题，都是由民间发起，通过议会决策，中央无法建立起集权，社会自治组织无论从组织能力和财政能力都异常强大。 

关于农牧经济时期，中世纪欧洲的普遍社会形态，参见我之前的文章。（“野蛮”的日耳曼人，缔造了西方文明） 

所以，在近代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后，这些强大的社会力量迅速开始开拓海外市场。也就是说，英国在近代的海外扩张，并非政府行为，而是民间行为。这些巨大的投入和成本并不需要政府来负担，而基本是依靠民间力量在进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近代的殖民地大多也沿用自治的模式，能不占领就尽量不占领，只控制一些港口城市或海上交通据点，比如香港、新加坡、好望角、直布罗陀等等，为什么？保证贸易啊！ 

能扶持当地人统治就绝不派官员过去，为什么？省钱啊！ 

海洋逻辑和大陆逻辑非常不一样的就在于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 

海洋秩序的关键词是贸易，而大陆秩序的关键词是土地。 

不管你用什么天花乱坠的政治理论，你会发现决定性因素最后都会归到人性的两大诉求上：

生存和自由。 

大陆的生存模式依赖土地，所以对土地极为看重，海洋的生存模式是贸易，所以对开放极为看重。 

国际政治的冲突大多由此衍生。 

如果你对此没有深度的洞见，那你只配拥有庸俗的世界观和对历史毫无解释力的沮丧感。 

除了大社会小政府的自治传统，英国人还有一套很能打的秩序武器——普通法。 

对通行于世的两套法律体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施展用了两个非常简明精准的词来加以区分。 

他说，普通法是“发现”出来的，而大陆法是“发明”出来的。 

因为中国沿用的是大陆法系，同时对“制定法律，规范臣民”的法家传统耳熟能详，所以对英美普通法的思路非常陌生，中国人大多都不太明白，法律明明是被人“发明”、“制定”出来的，如何能是被“发现”出来的呢？ 

这就要回到西方历史中去找答案了。 

我之前在论述中世纪日耳曼蛮族的传统时说过，中世纪众多封建王国的权力结构，是合伙人关系，以契约为基础。原因就在于，中世纪犬牙交错的权力格局，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占到压倒性的优势。 

封建割据，王权和教权长期博弈的结果，就是博弈各方都深知大家如果不遵守契约，游戏就玩不下去，国王的实力有时候还不如大贵族，所以久而久之自觉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潜规则，这不是国王愿意服从法律，而是力不从心的无奈。 

而普通法就是在这些契约的基础上，不断演化出来的法律体系，由一个个的案例所组成。 

所谓“发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些案例和法律表达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预先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而是由一份份互动博弈后的契约，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抽象出来的。 

反观大陆法的出现，就是伴随着欧陆国王的日益强大，用罗马法的方式以立法的名义，实际上传达的就是国王的意志，因为这个时候的欧陆国王已经拥有强大的陆军来压制不服的贵族，形成君主专制。 

而英国恰好因为岛国的地理条件，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王权，还是延续了日耳曼大社会小政府的传统，很好的保存了普通法系。 

那么，为什么说普通法就有利于英国的海外扩张呢？ 

这恰恰是因为普通法是“发现”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互动博弈的产物，天然带有普适性和扩张性，它最擅长的就是在大不相同的文化习俗之上寻找共通规则了。 

英国商人走到哪儿，英国法律就会被带到哪儿，而且他们并不要求对方国家接受英国法律，而是保留各自的法律，去找到超越于各自法律之上的、更有普遍性的一些规则，让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陆法就好比强买强卖，我说多少就是多少，而普通法就是自由交易，允许讨价还价。 

那你说，谁会更受欢迎？谁更具备普适性和实操性呢？ 

当然是普通法了。 

于是，英国各种民间组织和商人就靠着这两套秩序武器，把英国的政治秩序和经贸秩序迅速扩展到了全世界，误打误撞的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 

要知道，英国政府自身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它可没有那么大的本钱，这完全是依靠英国商人的冒险和投资行为，自发形成的。 

然而，正是因为扩张发自民间，也让这个扩张成本最低，效率却最高。 

04

如前所诉，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技术跃迁，海洋秩序很快就扩展到了中央帝国的边境。 

“内卷化”的中央帝国在经受了被列强压制的痛苦过程中，也在不断酝酿摆脱“内卷化”的新出路。 

在历史机遇面前，中国的最佳定位，即不是海洋秩序，也不从属于大陆秩序，而应该是这两种秩序的中介和枢纽。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让中国内部本身就同时具备海洋、大陆以及海陆中介这三大部分。 

东部沿海地区是海洋秩序，西部地区是大陆秩序，而中原腹地就是中介连接，负责把东部产生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 

这三大部分本身自成体系，是中国无法替代的核心实力。

中国在融入并重构世界秩序中，香港和新疆是两个关键节点。

香港的二元性，使得中国得以和全球秩序有效连接，获得来自海洋秩序的强大资本；

新疆（与欧亚内陆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的二元性，让中国得以和欧亚内陆无缝连接。

香港和新疆本身具备的无可替代的二元性，不但可以让中国获取来自两种秩序的资源，也可以借以向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投放影响力，从而进退自如，这是最符合中国特点和国家利益的定位。

05

根据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理论框架，之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中心-外围”的结构，这个“中心”毋庸置疑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外围。 

从工业革命以来，作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技术等等几乎所有秩序，外围国家只能成为中心国家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 

因为西方国家的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秩序覆盖能力，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结构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世纪之交，西方国家开始了创新经济的转型，其制造业开始大量外包。而恰巧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施行分税制和土地财政，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空白工业开发区。

于是，借着这个因缘巧合，中国以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迅速崛起，成为这场西方制造业大转移中的最大赢家。

中国本身具有的巨量人口和超大体量最终导致，全球的制造业在环中国海地区形成了足以供应全球的集聚区，这就是经常见诸媒体的“世界工厂”的由来。 

全球制造业的大转移导致的结果是： 

西方国家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事实上，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经贸隔离。 

什么意思呢？ 

因为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落后，缺乏形成制造业基地的各种条件，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只能处于提供原材料的最低端地位。 

在之前的“中心-外围”结构中，研发、制造、销售基本为西方国家所垄断和支配。西方国家需要和这些原材料来源地国家打交道，来获取原材料。 

然而，随着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了中国，那么情况变了，跟他们直接打交道的国家变成了中国，西方国家只需要跟外包方——中国打交道，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只需要跟上游环节——中国打交道。

这就是所谓的“经贸双循环结构”： 

第一循环：中国对西方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 

第二循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 

在这两个循环中，中国都处于中介枢纽地位。 

虽然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依然在西方，这是因为制造业的根本需求和驱动力在于创新经济的拉动，这很好理解，没有需求，何来制造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制造业秩序中，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占据了重要一环，也是美国催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深层忧虑所在。 

美国意识到，不把握制造业，必然受制于中国。 

制造业大量外包，虽然卸下了包袱，提高了效率，也同时增加了风险。

在中美目前政治较劲的关系背后，实际上有着经济、贸易、供应链和高科技上的全方位考量。 

以上所有判断，都是源自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构，以及中国在古代与近现代与世界的真实连接方式的梳理之上。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全新的解构抛弃了很多可能束缚我们的陈旧观念，使用的工具不老套、不空洞，具备强大的解释力，并拓展了我们在面对未来与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虽然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各国正在激烈对抗并形成针锋相对的阵营，部分脱钩的现实，让曾经赚的盆满钵满的中国的“经贸双循环枢纽”的最佳定位已不复存在。

目前问题已非我们还想不想站稳这个最佳定位的问题，而是美西方已经达成共识不让中国站稳“经贸双循环枢纽”的最佳定位，而试图在自己的价值阵营内自建供应链。

未来的世界将不可抑制的重新走向分崩离析，由全球统一市场进入分割市场的年代，由双循环走向数个内循环。

这是让人遗憾的现实，却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们可能不得不需要重新找到另一条路来建立与世界的通路。

在全体化正在走向终结，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关口，我们将如何抉择和应对，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