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二十大后，新一届权力核心的成员被认为全部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官员，包括总理李克强在内的目前中国主管经济的最高级官员几乎被全部替换。分析人士指出，二十大人事格局变动打破了中共延续几十年的诸多惯例，预示自邓小平以来的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就此结束，新时代的战略重心将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新常委中排名第2的现任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预计在明年春季的人大会议上正式接替李克强，成为中国新一届总理。而现在中共政治局最高排名第二的李克强甚至没有进入新的中央委员会，明显已被完全排除在最高决策层之外。

63岁的李强曾在2000年代初在习近平之下任职，被认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李强曾经出任浙江省省长、江苏省委书记，又在2017年出任上海市委书记，但是李强从来没有像他的历届前任那样，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他既没有担任部长，也没有担任过副总理。自中国前总理周恩来以来，在此之前的历届总理的人选最少都在两个省当过最高级官员，而且也在国务院工作过，在升任总理之前担任副总理。李强是自1976年以来第一位从省或直辖市直接升任总理而没有任何中央工作经验的官员。

此外，从中国权力结构角度来看，李强非同寻常之处更在于，此前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国务院总理并不是中共最高领导人钦命，而是党内协商和妥协的结果，权力会大致有一定的平衡，而李强的晋升则被认为完全是习近平的意愿。

现任副总理胡春华曾倍受胡锦涛赏识，一度被认为有可能出任下任总理、甚至有望成为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之一，但胡春华这次不但没有进入常委会，甚至没有进入有24名成员的政治局，这意味着他的仕途在习近平时代已到此为止。

美国政策研究机构“国家亚洲研究局”顾问查尔斯·布斯塔尼（Charles Boustany）说，李强的经历似乎并不足以让他胜任总理一职。他说：“他似乎没有任何在中央政府工作的经验。中国在经济上将面临的诸如债务和新冠病毒清零政策影响等主要问题，他的经济工作经验可能并不是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那种经验。”

明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之后预计可能会出任副总理的丁薛祥是习近平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有一些技术官僚的背景，但是从未有任何在地方或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经验。

务实、知美官员失势

除了李克强外，人们普遍预计，副总理兼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任刘鹤，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和中共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郭树清等目前中国最主要的几位官员都将退出领导层。

此外，被视为改革开放派的汪洋、以及主管贸易及对外投资的副总理胡春华也都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汪洋也曾在很长时间里被认为是接任总理的人选之一。

李克强在主掌国务院期间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乏善可陈，但多年来一直有评论人士认为李克强代表了中国的务实派，纵观其涉美言论，相对于其他中国官员也显得相对温和与友善。路透社在李克强任总理后一年后转发的一篇评论注意到，李克强在2013年召开了40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其中有30次是研究改革。中国官媒也曾赞扬李克强行事风格颇为务实，能够密切联系群众。2020年，在中国人大会议对中国迈入小康社会的一片赞扬声中，李克强忽然说，盛世之下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罕见地暴露出中国民生的一丝真相。

刘鹤曾长期在国务院、国家计委等部门工作，并曾在美国进修，他曾是西东大学的访问学者，然后以职业中期学生的身份进入哈佛肯尼迪学院，并获得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刘鹤曾在前总统特朗普时期，代表中国与美国进行了艰苦的谈判，也曾被认为是习近平信得过的人，然而这次他被习近平的另一位助手何立峰取代。此外，被认为是倾向于改革派的央行行长易纲可能会在明年达到退休年龄时下台。易纲曾在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并曾获终身教职。

中国问题专家、詹姆斯敦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林和立在本星期的一篇文章中说，许多受过西方教育、以市场为导向的官员已经离职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林和立说，很可能会接替刘鹤的何立峰几乎没有改革派的资历，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获得习近平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两人在福建省共事多年。

曾经担任美国国会众议员的布斯塔尼说，在目前选出的常委中看不到有像刘鹤这样的经济工作经验丰富、又了解美国的人，在银行监管、货币政策和整体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协调至关重要，但是现在三位主要经济顾问都将被排除在外。他说：“它给全球经济所必需的任何形式的经济政策协调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说，新一届领导班子中，几十年来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亲市场务实主义者已不见踪影。那些既有政治地位又有技术专长的干部不再位居中共领导层，其中包括刘鹤、郭树清和易纲。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金融分析人士对中国新的经济团队表现出一定的信心。李强虽无在中央统筹全盘的经验，但曾在浙江、江苏和上海三个中国富有且发达的省市主政，美国商业新闻网CNBC援引全球性金融服务机构野村证券的一份报告说，李强“被广泛认为是一位有能力的亲市场和亲增长的政治家”。

李强因今年初上海实施了长达两个月的严厉疫情封城措施而饱受诟病，但是野村报告也指出，在2020年和202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上海也曾被视为“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增长之间实现合理平衡的榜样”。

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显示，李强似乎对电子商务颇感兴趣，曾大力推进建设所谓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并将此作为一项重要国家战略举措。他在担任浙江省省长期间曾称要打造一个“ 全球最优跨境电商生态圈”，要让浙江成为全国“互联网＋外贸”的示范者。

“增长”转向“安全”

二十大后有关中国走向最为引人关切的是，随着李克强等人的下台，中国的经济政策将会如何变化。

多年来，政治观察人士一直指出，李克强是中共几十年来历任总理中最弱的一位，在习近平的强势之下，李克强给人的印象是，虽然对清零等一些政策多有不满，但也是敢怒不敢言。《经济学人》曾在一篇题为“非常中式的政变”的文章中说，李克强的问题并非无能，更主要的是无奈。

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约翰·李(John Lee)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早已经济大权在握，这次人事变动的最终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进一步揽权，“而是要重组整个经济”，以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

中国本星期公布了最新的GDP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过去三个月有了微弱复苏的迹象。7月到9月，中国的经济产出同比增长3.9%，尽管略高于经济学家此前估计的3%，却远低于中国几十年来平均的增长速度，也与年初时设定的全年5.5%增长目标有相当的差距。

资产管理公司“骏利亨德森投资” (Janus Henderson Investors)新型市场投资经理艾尔斯·考特尼(Ales Koutny)对路透社说，中共新领导班子“显示中国正从经济务实主义向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他预计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只有大约2%-3%。

哈德逊研究所的约翰·李说，长期以来，中共领导人一直竭力追求经济增长，将经济繁荣视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然而，这一现象现在似乎已经发生转变，中国似乎目前已经不再把GDP的增长作为其首要目标了。

这位前澳大利亚外交部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在双循环政策上变本加厉，如果你看一下双循环政策的具体含义，就是将国家资源引导到可以提升中国经济技术水平的行业，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中能够主导高新技术产业。他说：“这与试图使GDP增长最大化无关，而是更多地与确保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财富要素被用来巩固和推进中国的战略目标有关。”

他强调，中国现在要确保在跟美国的竞争中占据优势，中国不再是追求一般性的经济增长，而是将重点放在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新兴技术领域。

经常对北京发出严厉批评的、海曼资本的创始人兼首席投资官凯尔·巴斯（Kyle Bass）星期二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在美国关系急剧恶化、台海冲突可能性越来越高之际，中国似乎是组成了一个“战争内阁”。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季米特里·斯瓦斯托普洛（Demetri Sevastopulo）在本星期的一次讨论会上说，人们可以从习近平中工作报告中的语言，以及政治局常委、乃至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构成中明显看到，中国的重心已经“显然从经济转向到国家安全”。

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中国新的领导层并没有放弃经济，但现在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看重增长率了。在习近平的工作报告仍然强调经济发展，但是与五年前的十九大相比，今年更加频繁地提到“安全”。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俞伟雄说，不管是短期和长期，中国经济本身现在都有很大问题，其中包括清零政策的影响、房地产泡沫、政府债务、人口结构变化等等，中国应该首先注重结构性的改善，而不是强国抗衡美国。“中国最不想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像前苏联的瓦解，就是重视军工、想要打造一个强国梦，想要跟美国对抗，这是一个非常不智的战略决定。”

俞伟雄说，在目前的这个权力体系之下，下面的官员没有办法把真实的问题反应出来给决策者，风险非常大，“所以坦白讲这是令人很担心、很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