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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天空/六四镇压后的崛起与陨落:回顾江泽民时代
發佈時間: 12/1/2022 12:16:34 AM 被閲覽數: 176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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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唐朝的天空
来源: 2022-11-29 13:01:5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75778 bytes)

 

 

纪念

 

2022年11月24日凌晨1点30分,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李国文先生于北京病逝,享年93岁。

李国文先生生于1930年8月24日,江苏盐城人。1949年毕业于南京戏剧专科学校。1949年8月参加工作,先后在北京中央戏剧学校、天津铁路文工团、入朝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文工团、中国铁路总工会、中国铁路文工团工作,1986年至1989年任《小说选刊》杂志社主编,后转任中国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年6月离休。

李国文先生创作勤奋,著作等身,被誉为“文坛常青树”。1957年发表成名作短篇小说《改选》,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代表作有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冬天里的春天》;短篇小说集《第一杯苦酒》《危楼纪事》《没意思的故事》;散文随笔集《骂人的艺术》《楼外谈红》《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中国文人的活法》《唐朝的天空》以及《李国文新评<三国演义>》《莎士比亚传》等。《冬天里的春天》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月食》《危楼纪事》分别获得1980年和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随笔集《大雅村言》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这里分享他的名篇《唐朝的天空》,以志纪念。

 
唐朝的天空
 
文 | 李国文
 
这应该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或者还要早一点,两位国外学者谈起中国的事了。
 
日本创价学会的会长池田大作,在一次聚会上,与英国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兴致勃勃地谈起了华夏文明。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动家,忽发奇想,问这位专门研究东西方文明发展、交流、碰撞、互动的英国学者:“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
 
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我会选择唐代。”
 
“那么——”池田大作试探地问:“你首选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长安了。”

 

唐代长安城

 

中世纪的长安,作为唐朝的首都,幅围广阔,人口稠密,商业发达,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纪前全球顶尖级的都市,堪与古罗马帝国的大罗马地区媲美。现在的省会西安,不过是在原来皇城及部分宫殿基础上,建起来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与当年庞大的长安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苍穹,很难想象当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天空,该是何等的气势。

 

1924年,鲁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为了这个天空。他一直有个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主人公是杨贵妃,因此,他来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无非实地考察一下,寻找一点感觉。这种做法,在当今先锋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为了,会对其大摇其头,面露鄙夷之色的。

 

国立西北大学暑期学校开学合影

 

“唐朝的天空”这个说法,是鲁迅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来的。他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被打乱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原来还是凭书本来摹想的好。”

 

生活之树,有时也不常绿。不看倒好,一看,结果却是大失所望。

 

此长安已非彼长安了,在唐以前,这里曾是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其中还包括黄巢的大齐等十一朝定为国都的城市,时间长达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个比黄巢更残忍的朱全忠,“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资治通鉴·唐纪八十》)。经过这次彻底破坏以后,如刘禹锡诗云“金陵王气黯然收”,长安风水尽矣!嗣后,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顺,没有一个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这里建都立国,作长治久安之计。所以,鲁迅以为来到这个以羊肉泡馍和秦腔闻名的西安,能够看到大唐鼎盛时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劳往返的了。

 

鲁迅此次访陕,看过秦腔,买过拓片,有没有吃过羊肉泡馍,不得而知。但这些离唐朝太远的事物,大概无助于他的创作,于是,那部长篇小说《杨贵妃》,遂胎死腹中,成为现代文学之憾。

 

不过,唐朝终究是伟大的唐朝,英国的汤因比,如果让他再活一次,竟舍弃伦敦而就长安。从来不作长篇小说的鲁迅,却要为唐朝的杨贵妃立传,还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寻找唐朝天空。我一直忖度,应该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考量两位智者对于那个伟大朝代的认知,从而觉得他们的想法,属于“匪夷所思”之类。看来,这个朝代,这座城市,不仅在中国历史,甚至在全人类历史上,也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在中世纪,自河洛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长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国,由丝绸之路贯穿起来的广袤地区,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土与边陲,域外与更远的国族之间,没断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金戈铁马,狼烟鸣镝。即使到了隋末唐兴的公元七世纪,李世民开始他的贞观之治的时候,据钱穆《国史大纲》:“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馀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达五十馀,民间残破已极。”但是,应该看到,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论怎样铁蹄千里,怎样倾国来犯,其实,倒是某种意义上的“绿色”战争,相当程度上的“环保”战争,对于人类居住环境的危害,不是那么严重。甚至不如现在一个县城里的小化肥、小造纸、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继续种庄稼。所以,地照样绿,水照样清,空气照样清新,天空照样明亮。

 

中古时期,由于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因此,历经战乱的古都,由于“八水绕长安”的大气环境,能够保持,空气湿润、林木苍翠、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氛围。所以,才有可能出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场景。

 

虽然,诗的后两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似乎有点悲凉,那也只是我们读者的感受,但当事人就未必了。实际上,元二出了阳关,到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暮云空碛时驱马,秋日平原好射雕”(《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别看气候干旱,人烟稀少,沙尘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另有引人向往的一个去处。

 

唐代女子妆容

第一,当时的汉民族,还不那么深受礼教的束缚,敢于向往自由,能够追求率性,比后来的中国人要敢爱敢恨一些;第二,当时的少数民族,尚武少文,则更为放荡放肆,感情强烈。来自长安的元二先生,会在那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的帐篷中、毳屋里,生出“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吗?光那些大坂城的姑娘,就够他眼睛忙不过来了。
 
由于南北朝到隋唐的数百年间,中原的汉民族与边外的少数民族,不停地进行着胜者和败者角色互换的战争游戏,一个时期,大批被掳掠的汉人,被胡骑裹胁而西,一个时期,大批降服的胡人,进入汉人居住区域,打仗的同时,也是一个相互影响,此消彼长的融合过程。胡汉杂处的结果,便是汉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掺进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灵魂中,也铭刻下汉民族的文化烙印。犹如鲁迅给曹聚仁的信中所说“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室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这种种族的杂交趋势,一直没有停止过,到了唐代,达到了顶峰。
 
正是这种异族血脉的流入,唐人遂有与前与后大不相同的气象。
 

《虢国夫人游春图》

今天还能看到的唐人绘画,如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如永泰公主墓壁画《宫女图》中,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窦初开,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懿德太子墓壁画《仪仗图》,长乐公主墓壁画《仪仗图》中,那些策马扬鞭、引弓满月的壮士,那些膀阔腰圆、面赤髭浓的官人。试想,若“春风雨露一相逢”,恐怕连整个大气层,也就是整个天空,都洋溢着的难以名状的张扬气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许在极目无垠的大漠里,驼铃声细,马蹄声碎,会感到寂寥和单调。但当绿洲憩息,与那些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云;弦索弹拨,耳鬓厮磨;毡房夜宿,玉体横陈,那肯定是乐不思蜀了。
 
唐贞观四年(630)平东突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由于丝路重开,商贸的往来,行旅的流动,文化的互动,宗教的传播,甚至比战争行为更能加剧了这种民族之间的沟通和融合。当时的长安城里,到底生活着多少胡人,至今难在典籍中查出确切数据。从唐刘肃《大唐新语》中一则案件的记载,便可想象得知胡人在长安城里数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说,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汉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汉,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贞观中,金城坊有人家为胡所劫者,久捕贼不获。时杨纂为雍州长史,判勘京城坊市诸胡,尽禁推问。司法参军尹伊异判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请追禁西市胡,余请不问。”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判。”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依此推论,当时长安城内居住的胡人,要比现在北京城里的老外多许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诗人的笔墨中便经常出现,如李白诗:“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岑参诗:“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送颜真卿使赴河陇》),李贺诗:“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龙夜吟》),元稹诗:“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法曲》)……也证明当时的长安城里,胡人之无处不在。
 
据陈寅恪《读莺莺传》考证,胡人的行踪,更渐渐由西而东,直至中原。他认为那位漂亮的崔相国之女,其实是诗人元稹有意模糊的一个文学形象。实际上,她是来自中亚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北古布丹)的“曹”国女子,移民到长安洛阳之间的永济蒲州。他们以中亚的葡萄品种,酿成“河东之乾和葡萄酒”,那是当时的一个名牌。既美且艳的莺莺,其实是一个当垆沽酒的“酒家胡”,用今天的话说,一位三陪小姐而已。
 
从元稹笔下“最爱软欺杏园客,也曾辜负酒家胡”来判断,张君瑞不过是诗人自己的化身罢了。如果曹九九(陈寅恪设想出的这位小姐芳名)不是胡女,真是相府千金,也就不至于被“始乱终弃”了。
 
总而言之,唐朝的天空底下,是一个张开臂膀,拥抱整个世界的盛世光景。
 
对于李唐的西向政策,对于边外胡人的大量吸纳,唐初有过一次讨论。唐吴兢所著的《贞观政要》一书,在《论安边第三十六》中,记载了各个论点的交锋。中书令温彦博主张:“天子之于万物也,天覆地载,有归我者必养之。”秘书监魏徵认为:“且今降者几至十万,数年之后,滋息过倍,居我肘腋,甫迩王畿,心腹之疾,将为后患。”凉州都督李大亮更上疏:“近日突厥倾国入朝,既不俘之于江淮以变其俗,乃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虽则宽仁之义,亦非久安之计。每见一人初降,赐帛五匹、袍一领。酋长悉授大官,禄厚位尊,理多靡费。以中国之租赋,供积恶之凶虏,其众益多,非中国之利也。”
 
讨论的结果,只有四个字:“太宗不纳。”
 
于是,用温彦博议:“自幽州至灵州,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以处之,其人居长安者近且万家。”
 
 
如果以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需求,一个由僧侣统治的国家,其被统治者的最佳状态,是庙宇里的泥塑木雕;一个由法老统治的国家,那就应该是陵墓里的木乃伊;一个由太监统治的国家,他的公民应该全部都是性无能者,至少也是阳痿患者;而对一个警察统治的国家,其被统治者最好都是“从现在起,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呈堂作供”的嫌疑犯。这样,“普天之下”“率土之滨”,就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
 
然而,厚德载物的李世民,却是一个懂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的明主,他相信“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政体第二》)。因此,他以大海不择细流的精神,汉人也好,胡人也好,中土也好,西域也好,都是大唐的臣民,不分畛域,不计人种,不在乎化内化外,不区分远近亲疏,都在他的胸怀之中。因此,他不害怕别人的声音,更不忌惮与他不同的声音,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如果不是唯一,也是少有的能听得进反对他声音的君主之一。
 
于是,我开始理解汤因比为什么要选择唐代为他的再生之地,鲁迅为什么要寻找唐朝天空为他长篇小说的背景了。这两位大师看重的,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也就是李唐王朝曾经达到如此器度闳大而不谨小慎微,包容万物而不狭隘排斥,胸怀开放而不闭塞拒绝,胆豪气壮而不畏缩怯懦的精神高度,这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及的。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到了贞观四年(630),“天下大稔,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那一年,李靖破突厥,唐王朝“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资治通鉴·唐纪九》)。所谓“唐朝的天空”,从广义上讲,以长安为中心,向东,江湖河海,向西,丝绸之路,既无边界,也无极限,因为这是一个高度放开,略无羁束的精神天空。你能想象得多么遥远,它就是那样的毫无止境,你能想象得它多么辽阔,它就是那样的无边无沿。
 
李世民剧照
 
就在这一年,李靖凯旋回朝。据《新唐书》:“夷狄为中国患,尚矣……唐兴,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曾经不可一世,曾经逼得李渊向其俯首称臣的颉利可汗,由于李靖出奇兵,终于将其擒获。现在,这个最能带头作乱,最狡猾,也最卑鄙,最反复无常,也最能*****的,为唐之患久矣的颉利可汗,束手就擒,俯首降服,李世民等于祛除了一块心病。于是,在长安城的南门城楼上,搞了一次盛大的顺天门受降仪式。这位突厥族首领终于不得不承认李世民为天可汗。
 
时为太上皇的李渊,很大程度上也是拍自己儿子的马屁,连忙出面,在兴庆宫张罗了一个小型派对,赶这个热闹。“上皇闻擒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上皇召上与贵臣十余人及诸王、妃、主置酒凌烟阁。”那时不兴开香槟庆祝,也不搞烟火晚会助兴,但李靖缴获的战利品中,肯定少不了产自中亚的葡萄酒。那时胡俗甚盛,街坊多酒肆,遍地皆醉人,宫廷也不例外,大家喝得醉意盎然的时候,晚会上出现了一个史官不经意写出来的细节,但仅这一点点精彩,却表现出来只有在唐朝的天空底下,才会有的精神状态。
 
酒酣,上皇自弹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为寿,逮夜而罢。(《资治通鉴·唐纪九》)
 
宫廷舞会,在西方世界,是习以为常的。在东方,尤其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里,九五之尊的天子,庄严肃穆还来不及,哪有一国之主,“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道理?因此,凌烟阁里的这场舞会,正是钱穆在其著作《国史大纲》中所说“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的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的最好写照。你也不能不服气在唐朝的天空下,这种在别的朝代少有的百无禁忌的强烈自信。
 
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匈牙利犹太裔小说家凯尔泰斯的《大屠杀作为一种文化》中,曾经引用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一个有活力的社会必须保有它的智慧,以及对其自身及自身条件的自我意识,并且能够不断地予以更新。”老实说,很难想象,我们中国的皇帝,从宋以后直至清末,这一千年间,由赵匡胤数到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可曾有过一位,在大庭广众,即兴起舞?而且,还要跳一种高难动作的少数民族舞。因为李渊手里的琵琶,是胡人的乐器,那么李世民跳的舞蹈,也必然是当时流行的“胡旋舞”。这一通狂舞,绝对是那个时期里,大唐帝国活力的最高体现。
 
唐代“胡旋舞”
 
按《新唐书·礼乐志》,这种“舞者立毯上,旋转如风”的“胡旋舞”,节奏极火爆,情绪极热烈,动作极狂野,音乐极粗犷,是从西域流传到中土的舞蹈。白居易有一首《胡旋女》的诗,描写了一位女舞者的表演:“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颻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可以想象李世民伸展双臂,在舞场上或旋或转,老爷子反弹琵琶,亦步亦趋,该给这个唐朝的天空,增加一抹多么鲜丽的亮色啊!
 
于是,我对于这位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的李世民,钦服不已。就凭他以万乘之尊,翩然起舞这一点,其豁达豪爽之中,浪漫风流之外,所表现出来的万物皆备于我的大手笔,大作为,大自信,大开放,应该是英国的汤因比,中国的鲁迅这样的大智慧者,才对盛唐的辉煌,格外刮目而视的。
 
汤因比(1889—1975)生前曾经预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
 
若如此,我相信,那时中国的天空,将更灿烂。

 

选自《短经典·唐朝的天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版

 





六四镇压后的崛起与陨落:回顾江泽民时代

文章来源:      

江泽民在1989年六四血腥镇压、社会一片政治动荡时,接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2022年,他在另一场席卷中国海内外的“白纸运动”中逝世。在江泽民主政时期,中国走向市场经济、踏入世贸组织(WTO)、申奥成功。同样,在江泽民的主导下,镇压法轮功、缩紧网路、纵容腐败。回顾江泽民时代,他在中国历史中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足迹?

六四后主政13 96岁病逝

中国官方媒体公布,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于2022年11月30日12点13分病逝于上海,享年96岁。

此前,江泽民重病垂危的消息风传已久。报导说,江泽民患白血病合并多脏器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但文中没有提到江泽民的妻子王冶坪与两个儿子江绵恒、江绵康的情况。

江泽民病逝的消息公开之际,中国正因强硬的疫情清零政策引发全国及海内外的激烈抗争,“白纸运动”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上个月,中国二十大落幕,习近平成为自毛泽东以来首位三连任的中共总书记,并在巩固权力后出访海外。

江泽民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019年10月1日,他与胡锦涛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站在习近平左右两侧,观礼中共建国70周年庆典。

(天安门枪响声)

1989年6月24日,六四天安门屠杀后的中国政局一片混乱。在邓小平的钦点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成为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随后开始执掌中国党、政、军最高权力长达13年,直到2002年才逐步卸下职务。

在二胡与吉他之间:香港移交、中国入世、申奥成功

江泽民出生在江苏扬州一户富裕的家庭,他的祖父江石溪弃医从商,对音乐艺文颇有热情。耳濡目染的江泽民被送到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基础的扬州中学,后到交通大学学习机电。这些背景使得江泽民罕见地成为能以多国语言谈笑风生,能在京剧与爵士乐、二胡与吉他间转换自如的中国领导人。

江泽民:“为了使我们今天晚上这个环境更加轻松一点……,在我祝酒之前,我去弹一曲‘Aloha Oe’这个吉他,请州长夫人演唱!”(现场欢呼掌声)

江泽民这段吉他即兴演出,是在1997年的访美期间。那年,香港主权刚完成移交,江泽民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50年不变。几个月后,他展开中国最高领导人近12年来的首度访美,江泽民与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发表《中美联合声明》。

对于重建自1989年后趋于中断的美中关系,这趟行程至关重要。

克林顿在回忆录里评价江泽民时说,“与他相处越久,对他越有好感”,“他耐人寻味(intriguing)、风趣、高度自信,但总乐于聆听不同观点。尽管我不总是认同他,但我相信他正在以正确的方向,快速地改变中国。”

江泽民在哈佛英语演讲:“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戴著粗大方框眼镜、经常穿着高腰西装裤的江泽民,在国际舞台显得游刃有余。1997年,他在哈佛大学以英语全程演讲。2001年,江泽民在上海主持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他穿著唐装跟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说英文、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讲俄语、用日语跟日本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寒暄。

同一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接著获得了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办权,开启了外资进入中国的一轮盛世。

“要发展经济、要开放,就要向西方开放、就要像美国开放。在那个环境下,江泽民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改善与西方关系)。”现居美国前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告诉本台。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接受本台访问时说,江泽民最大的两个正面积极遗产就是确立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以及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提出“三个代表”。前者为中国打开走向世界的大门,后者标志着中共从无产阶级政党走向全民政党的转型机会。

“三个代表思想留给中共党和中国未来变化很大的政治空间和思想空间,但后来由于党内极左的力量不断攻击,以及共产党本身思想和理论资源的枯竭,使得江泽民很难把这三句话变成明确的理论。江泽民缺的是思想资源、政治勇气。”蔡霞说。

“稳定"至上:镇压法轮功、管制网路、纵容腐败 

“谚云得意便忘形,弹唱吹拉从不停。可怕话痨难治也,惯于作秀显高明。”已故的中共党史专家李锐曾在诗集里这么评价江泽民。直到因八九民运下台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掌权的江泽民都没有解除对他的软禁。

在历史学家冯崇义看来,胡耀邦、赵紫阳是有远大抱负的政治家;李鹏、江泽民则是“胸无大志、浑浑噩噩的利禄之徒”。

一部由政府内部档案编辑而成的书籍《天安门文件》(中文书名《六四真相》)曾揭露江与六四镇压强硬派的紧密关系,江泽民公开反驳这是“歪曲事实”。

《天安门文件》的译者、美国著名的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告诉本台,邓小平看中了江泽民在上海镇压的成功,又避开了北京候选人的勾心斗角,才钦点了江的接班。"在中国的历史上,老实说我觉得江泽民不会变成一个重要的人物。"

在林培瑞看来,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背后,"给权贵开了一个绿灯",这让中国重要的经济活动、国营企业掌握在有权势的几个家族之中。

对六四的表态暧昧不明,但谈到中国政治自由化的前景,江泽民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曾辩称,一旦中国采取了西方世界的议会民主,“唯一后果就是12亿人没有饭吃,天下大乱。”对于封锁提供关键信息的海外新闻网站,江泽民直言对人口大国中国来说,“稳定很重要。”

当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访谈节目《60分钟》主持人华莱士(Mike Wallace)面对面直言江泽民是位打压新闻、宗教、私人企业自由的“独裁者”时,江泽民笑着为自己辩白,维护他主导下大规模镇压并迫害法轮功信众的做法。他辩称,法轮功是“企图制造政治混乱、制造恐慌的”邪教。

“用政治暴力来压制社会不同信念、信仰、思想文化的生长,以及压制接受这些观念的人群,维持这个党的统治,这个做法肯定是错的,而且带有血腥和罪恶。这是中共本质和江泽民本人都要承担各自责任。”蔡霞说,共产主义信念的破产,为当时民间的各种信仰提供了生长机会,法轮功在新华门前的静坐震撼了中南海的官员,定调镇压法轮功。

“江泽民时期,北京也发生过一波又一波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但江用武警打压下去,那规模比现在大得多了。”邓聿文说,江泽民沿袭的是中共惯用的两手准备,一面开放经济,另一面一旦危及中共统治就打压人权与维权人士。

一些历史学者认为,江泽民主政片面追求“稳定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官场腐败、环境破坏,以及市场的扭曲。

“维稳体制的始作俑者是邓小平,建立于江泽民主政的13年间。”冯崇义说,

习式独裁下 膜蛤文化”的政治抵抗

江泽民:“你们有一个好,……比其他西方记者跑得还快。但是呢,问来问去的问题啊,too simple,sometimes naïve!(太简单、太幼稚)。我今天是作为一个长者跟你们讲啊!”

在被中国封锁的视频网站油管(Youtube)上,这段2000年江泽民怒斥香港记者的画面,当属史上最火爆的中国领导人视频。

事实上,在习近平独揽大权、政治统治日益高压、社会走向封闭之际,近几年中国民间社会掀起一股怀旧“江时代”的浪潮。与习近平的拘谨、强硬及封闭相比,江泽民仿佛代表了中国领导人的最后一丝真诚,或是让人怀念起技术官僚统治下“闷声发大财"的时代。

这股怀旧浪潮自2014年逐渐形成“膜蛤文化”,直到被当局打压。

膜字取“膜拜”之意,而“蛤”则是因为戴著大眼镜的江泽民被批评者笑称貌似蛤蟆。“蛤丝”关注著“长者”的一举一动,用他的形象制作贴图、传唱金句,或戏谑、或暗讽。有学者分析,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抵抗,也是人们在更黑暗的时刻对过去投射的想象。

“从否定江泽民、否定胡锦涛、否定邓时期……,习近平把中国曾有的‘进步’抹煞了,而局限和本质上阻挡中国前进的制度弊端则被他放大了。”蔡霞说,一旦耗尽原有中国社会进步的成果,中国民间社会与共产党的根本冲突就因此被激化。

在中共发布的江泽民死讯中,一段叙述赞扬了他在十六大筹备期间,主动提出交班的意愿。“为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他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并从中央委员会退下来,以利于促进党和国家高层领导新老交替。”

这段领导者愿意交棒的叙述,在被严密控的中国互联网上被广为转帖,人们暗讽着追求终身制的习近平,也啄磨着又一场群众运动后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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