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不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期间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邓小平。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却避免了震荡，开始了深刻转型。其中原因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华国锋对安排老干部复出、平反冤假错案干了些什么

　　《伐林追问》第46期，2020年1月17日首播

　　◆高伐林


　　这几期《伐林追问》节目，围绕前中共领袖华国锋的功过评价追问，也必然涉及邓小平和胡耀邦。用意就是要运用更多更广泛的史料，来验证当年中共官方的所谓“盖棺论定”究竟是否站得住脚。其实，在政治斗争中，分出了胜负，就可以说“尘埃落定”；在历史探究中，“盖棺论定”是几乎没有的——我不说“绝对没有”，是几乎没有。您以为真相大白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某一个文物出土了，某一个档案发现了，此前以为是定论的对某人的评价、对某事的论断，就可能改写。

　　华国锋（左）、叶剑英（中）与胡耀邦。

　　前几天与两位老先生聊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中国大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所写的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者的一生》，这部书去年十月在台湾出版，是研究赵紫阳的一部很重要的新著巨著。被历史和媒体专家高度评价说：“史学、政治学含金量极高，架构宏阔，史料与史识俱臻一流。”
　　但是卢跃刚书中有个观点，聊天的兩位老先生都不赞成。是什么呢？卢跃刚说：邓小平论能力、论威望，都完全能胜任一把手，但他把年轻一些的人推到前台——这不是原话，我还没有读到卢跃刚这部三卷本巨著，但他2008年来美国开会时私下告诉我，正在着手这部书。

　　卢跃刚《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者的一生》

　　两位老先生中有一位是我介绍过的党史专家阮铭先生，他写过《邓小平帝国》《邓小平帝国30年》，对邓小平有较多批评。大前年（2017年），他接受我的专访，担任《历史明镜》节目的嘉宾，讲了十八期、也就是十八个小时的“邓小平帝国”，全面剖析关于邓小平功过的神话和史实，其中有一期标题是《邓小平的五个正面遗产和五个负面遗产》。

　　阮铭认为：当时邓小平不可能接替华国锋当上中共一把手。（高伐林摄）

　　聊天中阮铭说，华国锋被整掉之后，邓小平绝无可能当上中共的一把手。为什么不可能？他指出：叶剑英一直主张要新旧交替，主张老人在后面压阵辅佐，不可能赞成邓小平当一把手；连陈云也不表赞成，态度暧昧地说：“你们两个矮子出一个吧。”“两个矮子”指的是胡耀邦与邓小平。另外一位一起聊天的老先生对这段历史也相当知情，我今天不说他是谁，过一段时间我会请他做访谈节目，他的资格和成果贡献，我到那时再详细介绍（没想到这期《伐林追问》节目播出不久就遇到了疫情，这位老先生迄今一直没有能重新来到美国。——老高注）。他对卢跃刚的《赵紫阳传》总体评价不错，认为资料详实，对赵紫阳的评价中肯精当，但这位老先生也断然否定卢跃刚书中对邓小平的说法，认为：邓小平当时当一把手，两关根本过不去，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陈云。

　　叶剑英主张新老交替，不可能赞成邓小平出来当一把手。

　　他指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是七个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华国锋是被整下去的人，仅仅挂名等待开十二大，没有话语权了；李先念是中立的、摇摆的；剩下的就是看胡赵叶陈四个人。老先生告诉我，胡赵两人再怎么推崇邓小平，也没有用，关键要看叶剑英和陈云。邓小平权衡了这个局面，知道自己很难接位，但其他三位老人叶、陈、李不论谁接位，都对他不利，那么就不如在胡赵两个政坛小辈中选一个，自己还能垂帘听政。胡赵这两人比起来，胡耀邦的资历和当时所立的功绩、表现出来的胆魄更明显，就也附议把胡推上当中共中央主席，后来改成总书记。
　　关于华国锋，还有不少值得追问的问题。这里我再说说他是否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拖延和阻挠平反冤假错案？在整他下台时，被说成是他的主要错误之一。但是，韩钢教授就发现，相关著作和回忆文章，在谈到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平反冤假错案时，其实讲的都是汪东兴。

　　华国锋不是个强势政治领袖，但比较开明、比较民主。

　　韩钢写道：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迄今为止，笔者没有看到哪篇著述举出华的具体言行。韩钢只找到胡耀邦在1980年11月19日政治局会议上说过这样一段话：“对大批受迫害的、有能力的老同志的解放、使用，我觉得国锋同志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我当组织部长以后，国锋同志倒还没有公开地同我讲哪一个人不能解放，我总要讲一个公道话，从一九七八年以后，确实没有过。但是，我经常向他反映一些干部的情况，他总是说，哎呀，这个事我不熟悉，把材料弄清楚吧。多半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国锋同志粉碎‘四人帮’很果断，解放老干部就那么顾虑多端，顾虑重重？我看，确实是有一种心理：这一批老家伙总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领导。这就不公正了。”
　　上面是韩钢转述的胡耀邦的话。胡耀邦这是一种对华国锋的“诛心之论”，做凭据，不是很牢靠，他是分析华的一种状态、一种心理，但即使按胡耀邦的感觉，华至多也只是“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胡是中组部部长，熟悉情况，我们后人只能推测他的感觉可能是准确的。不过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我要说：华国锋的这种心理有些道理啊！这一批老干部难道不真是“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吗？这些人出来以后难道不确实是“难领导”吗？
　　不过韩钢也明确地说：胡耀邦说华国锋对解放老干部“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同有意“拖延和阻挠”恐怕不是一回事。何况，三四十年以来不少史料，反映出华国锋的另一面。
　　以胡耀邦本人复出为例。我此前讲过胡耀邦复出时，没邓小平什么事，是叶剑英起了很大作用。但我说叶剑英抓了“四人帮”之后第六天要儿子叶选宁去找胡耀邦，后来我查了一下，胡耀邦的女儿满妹说法有点不一样，她在关于她父亲的回忆录中说，是第三天叶帅就派叶选宁来告诉胡耀邦这个巨大变故，转达他父亲的要求，请胡耀邦考虑一下有什么治国的好主意。两天之后，叶选宁再来，胡耀邦提出了那个安定人心的“隆中三策”：“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等等。

　　胡耀邦女儿满妹的《回忆父亲胡耀邦》。

　　胡耀邦透露，当时华国锋也是希望他复出的。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汪东兴曾找他谈话。谈什么，胡自己没有说。但满妹说谈的就是请他出来工作的事情。满妹回忆，抓捕“四人帮”后，经叶剑英提议，华国锋先是亲自登门看望胡耀邦，请胡到中央党校工作。胡婉拒了。1977年2月26日，华国锋再次邀胡耀邦到中南海商谈工作问题，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同胡耀邦谈的，华告诉胡：中央党校即将恢复，请胡去党校主持工作。胡耀邦仍没有答应；后来是叶剑英出面，讲了“四人帮”粉碎之后，干部多么紧缺，胡耀邦才答应。
　　再比如胡绩伟的出山。胡在自述中说，他回到人民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就是华国锋亲自找他谈话的。胡绩伟文革前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革中打倒。1975年，他被调到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当时这是个冷衙门，也没有给他安排任何职务。

　　胡绩伟晚年回忆了亲身经历过的许多党史重大事件。（高伐林摄）

　　1976年10月底，“四人帮”刚垮台不久，有人举荐胡绩伟，华国锋专门找胡绩伟谈，要调他回人民日报社工作。胡绩伟以能力差、不能胜任为由推辞。据胡绩伟回忆：“华国锋笑着对我说：‘你能力差？你难道还不如那个草包总编辑高明？’——他说的“草包总编辑”，是鲁瑛，此人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因为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调到北京管人民日报，文化水平低，经常念错别字，“钓鱼岛”念成“钩鱼岛”“墨西哥”念成“黑西哥”，“洛杉矶”念成“洛彬矶”，更可笑的是把斯里兰卡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叫成“班禅夫人”。人民日报社内传为笑谈。华国锋一提鲁瑛，对胡绩伟真叫“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胡绩伟说：“华国锋是老实人，说的是真心话，他的激将法对我还真起了作用。我不服气地说：‘当然，我比他高明！’……华国锋说：‘好，中央决定让你回去，明天就去报社上班！’我只好服从。”
　　再比如张爱萍。据张爱萍之子张胜记述，张爱萍的复出是华国锋亲自召见谈话的。华告诉张爱萍：专委现在由他来接——“专委”是领导原子能工业的机构中央专门委员会。张胜说，华国锋和叶帅商量过了，相信张一定能把“两弹一星”抓上去。华还说，通过1975年，他就看出来了张爱萍。张胜还记述了华国锋对张爱萍一番颇为坦诚的谈话。

　　张爱萍（左一）长期领导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

　　胡绩伟、胡耀邦、张爱萍都是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走资派”，胡耀邦、张爱萍在刚刚一年多以前的“批邓”中被诬为邓小平的“黑干将”。韩钢教授评价说，华国锋以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或登门，或约见，求贤若渴，一片诚心，不仅没有“阻挠和拖延”，也看不出“不积极，不热情，不公正”。
　　1977年，一批曾经被打倒或受冲击的资深官员如胡耀邦、罗瑞卿、吕正操、万里、任仲夷、陈丕显、张劲夫等，重新进入或首次进入中央委员会；聂荣臻、徐向前、乌兰夫、赵紫阳、方毅、耿飙、余秋里、张廷发、彭冲、陈慕华等人再次或首次进入政治局，不能说与华国锋没有关系吧。
　　平反冤假错案，华国锋没有胡耀邦那么功勋卓著，但也不是毫无作为，我们也应该实事求是地肯定。震惊全国的内蒙古最大冤案“内人党案”，是由解放军滕海清将军1967年下半年开始的一场大规模迫害运动，毒刑拷打，把上百万人定性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简称“内人党”）成员，1980年最高检察院对当时负有直接罪责的打手的起诉书说：34.6万人被关押，而学术界估计共关押了约50万人，《内蒙古自治区史》中的数据得到认可：2.8万人被迫害致死、12万多人致残。“内人党案”的复查平反报告，就是华国锋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报告送上去之后仅过四天，中共中央就做出批复正式平反，而中央的批示也是华国锋亲自拟写的。
　　另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胡耀邦在中组部召开冤假错案案例座谈会，也是华国锋批准的。汪东兴阻挠胡耀邦复查平反历史案件，不交中央专案组全部材料，华国锋指示要他们交。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被认为是中共划时代转折的会议。

　　这里我还要说，1978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共历史上最为民主的一次会议，是华国锋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高层权力核心从这次会议开始从华国锋转移向邓小平。但是华国锋本人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题，按照中央事先的原本是三项：一、如何尽快把农业搞上去，讨论有关此议题的两个文件。二、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但在作为三中全会预备会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党内一些重要历史问题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彭德怀案需要给与正确评价。陈云的发言突破原定会议框框，通过会议简报传开来产生爆炸性的反响，直接推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转变议题。

　　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小组会上发言，石破天惊。

　　与会者对包括“两个凡是”问题在内的批评尖锐而激烈，直指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包括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也间接触及华国锋本人。华没有采取压制和对立的姿态，反而肯定“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华虽然没有直接受到批评，却在“两个凡是”等问题上主动承担了责任，表示“我应该作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表现出包容、厚道、民主的精神。会议最终获得成功，同华国锋的高姿态很有关系。
　　但是后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得到官方极高评价，有人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但都对华国锋的作用闭口不谈。倒是与会的两位官员学者多年后回忆时公道地评论。

　　于光远为华国锋说了公道话。

　　于光远说：华国锋“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对会议提出为‘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提出解决许多重大的冤假错案，会议提出‘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这样的问题，我认为他是有精神准备的。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他在闭幕会上没有再提‘两个凡是’，没有再采取引用‘最高指示’这种方式来讲话，让出席者更加讨厌甚至激怒许多出席者；二是他批准北京市常委扩大会上对‘天安门事件’讲一篇与自己在1977年3月工作会议调子很不一样的话，想争取到一些主动。整个说来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大家意见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胡绩伟在著述中也称：“华国锋对于自己的这个重大错误（指‘两个凡是’），是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的”，“他的态度比较温和，为人比较厚道，处事比较谨慎”。胡还称华“是我党历史上一位比较开明比较民主的领袖”。
　　中国独立学者荣剑说：毛临死前把权力交给华国锋，但华彻底葬送了毛的“革命事业”，毛钦定的接班人成为他自己的政治掘墓人。华国锋以“党内武力解决”方式粉碎“四人帮”，而邓小平以“党内和平解决”方式让华国锋交出权力。
　　韩钢教授则评述说，华国锋不算是强势政治领袖。他主政期间，高层权力核心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次是毛泽东逝世后最高权力真空的填补，一次是从他本人转移到了邓小平。经历如此大的变局，中国大陆却保持了平稳和安定，避免了可能发生的新的震荡，并且开始了深刻的社会变化和转型。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是单一的，而华国锋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韩钢教授还有一句话，值得大家深思：“这种经验告诉人们：一个社会的深刻变化和转型，未必需要强势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