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分析：冷战2.0是政治制度冲突而非文明冲突(组图)

联合早报

2022年是国际冲突以及多国內部矛盾不断加剧的一年。尤其年初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成为二战结束以来欧洲爆发的最大军事冲突，使得冷战结束后消失的核大战阴影，再次笼罩全球。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佩洛西去年8月访问台湾，加上“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失败，让台湾海峡战争风云密布。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取代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成为未来国际矛盾的主导。伊斯兰极端势力推动的恐怖主义，以及美国长年累月的反恐战争，曾为文明冲突论提供了实证。

以我之见，国际局势的发展，尤其是2022年的俄乌战争和台海危机，展示了文明冲突论的局限乃至误判：近年来严重军事冲突或危机的焦点，至少在地域上都出现在亨廷顿所定义的文明内部。如同冷战年代一样，在目前的“冷战2.0”版本中，政治制度而非不同文明的差别，再次主导国际冲突。因为共产主义信念下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不复存在，不妨把“冷战2.0”归结为欧美多元化体制与中俄等国的一元化威权体制之间的冲突。

这一政治体制冲突的结局难以预卜，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元化政治体制的中国大陆在经济发展速度上，显著超过了多元化体制的世界老大美国，而国际竞争的最后结果，还是取决于经济以及科技实力的对比。

在行政效率上，一元化体制显然优于多元化体制。这是否会转换为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不妨引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力作《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作者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总结国家长远成功的关键，在于具有“包容性（inclusive）”的制度，也即政治体制和经济机会都对大部分族群和社会阶层开放。在允许不同政见的包容性上，多元化体制优于一元化体制，自不待言。欧美国家近年来的缺陷，是虽然保持了政治机会开放性，经济上升渠道却越来越局限于知识精英，把蓝领阶层推向民粹主义。西方国家的长远前景，在于其多元化政治体制，能否纠正现代科技加剧的经济机会不平等问题。

正如耶鲁大学研究员、摩根士丹利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罗奇（Stephen Roach）近日强调，中国几十年来的高速发展，除了得益于全球化，主要动力还在于民营企业和创业者。随着所谓“国进民退”，中国经济机会的包容性显然在下降。另外，中国面临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和总人口即将下降的前景。这一人口危机也反映了一元化体制在表面的高效行政下，决策纠错的低效。此外，对比多元化体制下公开的社会矛盾，一元化体制下的社会矛盾经常因隐性而突发难测。

由于意识形态信念的失效，一元化体制日益转向国家民族主义。例如北京常把当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宣传为百多年前中国遭到白人“西方列强”侵凌屈辱历史的延伸。这样的历史比拟无视“西方列强”的自身演变。

以欧洲白人列强老大英国为例，如今首相是印度教移民第二代，而首都伦敦市长则是巴基斯坦穆斯林移民第二代。在当今西方老大美国，白人即将成为总人口少数，而在高教育精英群体中，曾经出席过美国各门科技工程学科全国年会的人都知道，白人早就是少数。这是近年来刺激西方白人种族主义的人口“大置换（Great Replacement）”趋势，此处不论。但是这一人口演变的现实，进一步彰显了“冷战2.0”的政治制度冲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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