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一批人从城市来到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中部分到云南边疆的知青，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远离了处于和平年代的祖国，满腔热情地越过国境线，奔赴一江之隔的对岸参加革命。

　　这些视切·格瓦拉为精神偶像的青年，来到一心向往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当崇高的革命理想为现实的生存窘境所压抑，他们的思想和命运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嬗变。从云南出走他国的知青数目到底有多少，至今仍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几千人，还有人说超过万人。

　　30多年过去了，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就如同被意外洒落的种子，在异国的土地上自然地发芽、生长、凋谢、枯萎，直到零落成泥碾作尘，自生自灭，无声无息。而属于他们的那段历史，在千里之外的故国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一代人的历史，这么快就要被人们轻易遗忘吗？那些漂泊在金三角的知青，他们当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艰险，而现在又是在过着一种怎样的生活？

　　刘义，原名侯景贤，一位至今仍生活在金三角的老知青。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的专访时，他重新打开曾经散落在热带丛林里的记忆碎片，引领我们走进那段即将被遗忘的历史深处。

　　01　汉语诗人

　　“你是从北京打过来的？谢谢你啊，谢谢你。”电话那端，刘义一再的感谢让人无法怀疑他的诚意。

　　刘义现在的身份是泰国清迈一所华文学校的老师。“我本来不想教了，但村里没人能教高中，就又把我聘去教课。”他以前曾是这个名为“一新中学”的华文学校副校长。

　　一新中学位于清迈北部泰缅边界一个叫做热水塘的村庄，村里住着的都是当年国民党残部的后代。1961年春天，一部分流落在金三角的国民党残军从缅甸撤退到老挝后，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老挝政府更是提出严重抗议。

　　台湾当局命令部队撤退回台，但段希文的第五军和李文焕的第三军拒不执行命令，在老挝政府军的追捕下进入泰缅边界地区的泰国一侧，前者在美斯乐安营扎寨，后者则把汤窝作为根据地。

　　从此，以国民党残军及随军家属为主体的汉人难民村开始在金三角形成。距汤窝几公里的热水塘就是这样的难民村之一。

　　作为目前泰北地区比较大的一所华文学校，有1400多名学生在一新中学就读，刘义是42名教师之一。他现在负责高中三个年级的中文课程，“每天晚上2个钟头”。

　　除了教书外，刘义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汉语诗人，曾有数百首诗作和小说、散文发表于当地华文媒体，在1995年和1999年，他先后两次获得台湾海外华人文学奖。

　　对于一个承受过无尽艰辛和苦难的人，是什么原因使他有闲情逸致潜心写作？刘义在接受一位作家访问时的回答多少有点出乎意料：“你受过酷刑吗？打个比喻，如果手术没有麻药，所以你只好拼命嚎叫，像狼，像被宰杀的动物，企图把那些可怕的疼痛从喉咙里吼出去，这就是诗。”

　　写作和生命旅程中的伤痛联系在一起，诗就已经不再仅仅是诗了。乐于将内心的思想通过文字来表达的人，是对现实敏感的人，更是对苦难记忆深刻的人。

　　因为每一次写作，几乎都是在重复揭开内心深处的伤疤，虽然可能鲜血淋漓，却又欲罢不能。在刘义后来的很多文字中，都能看到他本人的影子在其中若隐若显。

　　02“我的世界是灰色的”

　　1949年12月，刘义出生在云南省玉溪县的易门。因为父亲过去的国民党军官身份，从出生那时起，他的命运就注定要经历坎坷。

　　5岁那年，父亲被人五花大绑地押走，这是刘义有关苦难最初也是最难忘的记忆。“我当时就看到了父亲的背影，永远都难以忘怀。”刘义说，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父亲，也是他到现在都对朱自清的《背影》情有独钟的原因。

　　在后来的文章中，“先天的黑色胎记注定了我们的命运”成为刘义使用频率颇高的句子，无论是小说《崃兰山寨》，还是在长篇自传体文字《金三角悲歌》中，这个有些宿命的句式都出现在文章结尾。

　　在那个出身决定一切的年代，因为父亲的缘故，一家人在当地抬不起头来。他的母亲从国家干部被转为饲养员，到养猪场劳动，直到后来因肺结核撒手人寰。彼时，刘义刚刚15岁。

　　在母亲的坟前，年幼的妹妹天真地问：“哥哥，妈妈睡在这里冷吗？”刘义对《时代人物周报》说，那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自己长大了，他要承担起照顾两个妹妹的责任。没想到的是，两年后开始的“文革”使他再遭厄运。

　　像当时所有狂热的年轻人一样，刘义迅速地投入到火热的革命中，跟别人一起写大字报，参加革命战斗队，他想用实际行动洗刷掉家庭出身的污点。但一个朋友送给刘义的100斤提粮卡却将他再度推入深渊，罪名是“盗用国家战备粮”。

　　在接受审问时，被拷打之下的刘义因为错说了一句话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他说要杀了那些打他的人，对方问：“伟大领袖你杀不杀？”，他说“杀”。

　　“当时是书看得多了，讲话不注意，而且实在是被打晕了。”多年以后，刘义这样解释道。“反革命材料”被报上去后，军代表到镇上调查，觉得这么年轻的孩子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材料于是被搁置下来。

　　1968年，国家开始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刘义想都没想就报了名，他实在无法承受在当地遭遇的折磨。

　　所以，与别人哭天抹泪地离开城市相比，刘义是满怀激情地奔赴云南省一个叫甸心的地方，后来又转到了中缅边境的盈江县。

　　“在国内，我的世界是灰色的。”刘义这样告诉我们。

　　03　异国投身革命

　　“那你后来为什么又跑到那边去呢？是一种革命的热情吗？”

　　“老家那边还要把我抓回来批斗，我就跑啊，能跑一步算一步。”

　　1972年，在知青开始返城的时候，一纸通缉令却使刘义不得不再次做出人生的抉择。早前没有被立案的“现行反革命”，在通缉令中的身份成了“畏罪潜逃的反革命分子(未定性)”。

　　于是，33年前的一天，刘义在知青战友的陪伴下，从云南盈江跑到了毗邻缅甸的瑞丽，然后一个人跨过公路上的51号界碑，大步流星地向密林深处走去。

　　“我当时也有一点革命理想。在南坎参军的时候，看到红旗就好像看到延安的宝塔一样，革命激情就洋溢出来了。”参加缅共后，刘义的想法还是要好好干，“活出个人样来”，因此才把名字由“侯景贤”改成了“刘义”，“我就是想堂堂正正做人”。

　　战争的残酷超出了他的想象，无数的中国知青如飞蛾扑火一般投身到异国的革命，很多人可能还没来得及辨别方向就被打死了。

　　刘义所在的直属第二特务营是缅共东北军区战斗力最强的营，大大小小的战役打了无数，他印象最深的是冷山战役。

　　“当时先是跟独立军打，之后又和政府军打。”热带雨林里的下午，潮湿和闷热让他受尽了苦头。

　　刘义记得，他先是和战友们一路唱着军歌朝目标相反的方向走出5公里，然后调转路线从深山老林中开出一条路返回，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赶到距独立营碉堡300米处才展开激战。

　　知青们一边在前线冲锋陷阵，一边还要忍受在部队中地位低下的现实。缅共部队中士兵共分为四等，虽然各种具体分类说法不一，但知青位列最末却是公认的事实。“

　　那个时候没办法，打一步算一步，很多知青都死掉了。”当刘义谈到当时的处境时，除了无奈，更多的是一种平和。

　　04　逃亡

　　一场南下的战役失败后，在政府军的围剿下，缅共的根据地不断缩小。这时候，刘义更没有料到的事发生了——游击队内部开始大规模的整肃和清洗。

　　“查你的家庭出身，如果查到出身不好，就要清算你。”为了躲避审查，一天下午，刘义和另一个佤族战士偷了两只枪，逃走了。盗窃枪支的逃兵，如果不幸被游击队抓到，谁都知道意味着什么。两个人不得不在胆战心惊中艰难逃命，目标是泰国。

　　为了获得必要的路费，他们打算把枪卖给当地的农民。“农民们把枪骗去后，报告了政府军，我们就被抓住了。”

　　在腊戍最大的监狱里被关了1年多后，刘义和其他13名被关押的知青打算暴动，后来事情败露，缅甸政府军决定遣返他们回中国。

　　1974年6月1日，刘义等13名知青被政府军押送到与瑞丽一江之隔的南坎。下午5点半，当船划到江中间时，刘义发现势头不对，在岸边的密林里，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我就和陈厚本老师说，糟糕了，今天晚上看起来过不去了。”比刘义大十几岁的陈厚本是北京知青，现在也在金三角教书。刘义率先跳江，他的同伴们也跟着跃入水中，岸边密集的冲锋枪开始在江面上扫射。

　　知青们分头逃进丛林深处，刘义后来被缅甸一个汉人山寨的头人所救。在他写的小说《崃兰山寨》中对自己被收留后的一段经历做了详细的描绘，先是当地山上的一个道士准备收“郎小宁”为徒，想让他侍候其终老，后来“郎小宁”又差点成为当地富人胡银匠的上门女婿。“那些都是真实的，‘郎小宁’就是我的化身。”

　　离开山寨后，刘义又在腊戍被政府军抓到，当地一位华侨把他保了出来。“那个时候啊，我已经万念俱灰了，把人生的什么希望都看得没有了。到了观音山，真的想要去山上出家当和尚了。”

　　此后，他幸运地遇到了一个汉人马帮，跟随着马帮走了一个月，一直走到泰国。

　　05　扎根金三角

　　马帮的终点就是泰北的汤窝，作为当年国民党残军第三军的聚集地，那里有很多云南人。浓郁的家乡情结，是刘义留下来的主要原因。但其间的几次离开，又让他尝到了人生的另一种滋味。

　　经过数年征战，当时的第三军只剩下了数千人马，为扩充兵源，队伍开始在当地“抓兵”。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知青在颠沛流离后，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负责保护马帮运送走私的鸦片、玉石、象牙等。

　　“我怕他们把我抓去，就跑到曼谷了。”到曼谷后，他不得不为生存继续流浪，先是在一位刘姓老板开设的工厂里做了半年工，然后到一家轮胎厂当工人，还曾在牛仔裤工厂做工。后来，他返回了热水塘，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

　　刘义的妻子是国民党第三军一个副师长的女儿，祖籍四川。“她很能干。”刘义说，当初妻子在家里为别人做些缝缝补补的活计，他自己则开了个小商店，加上教书的工资，日子倒也还可以维持。

　　现在，刘义的收入在学校里是最高的，每个月7000泰铢，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四个孩子都在曼谷，一对女儿已经工作，收入是他的好几倍，两个儿子还在读大学。而刘义的两个妹妹现在分别生活在云南的玉溪和龙门，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回国省亲。

　　当国内的动荡和异域的战争硝烟都已经随风远去，那群当年有着特殊经历的年轻人，也渐渐湮没在岁月的滚滚红尘中。他们在心中一直对祖国怀有既复杂又亲切的情感，这种情感远非亲历者所能想象和体会。

　　“你现在对祖国的理解是什么？”

　　“我现在心里想，还是祖国好啊，可她离我们似乎又是那么遥远。我们所期盼的就是今天祖国的强盛，我们所愿意看到的也就是祖国的今天。”

　　06“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有人说，生活与历史的神秘性，总是通过某些个体和群体的特异遭遇，得到不可思议的凸显和表述，无论是幸运还是灾难，都要选中一些人，并由这些被选择者代表人类去承受。

　　如果以此来看待流浪到金三角的知青，作为其中的代表，刘义其实正是那个历史的承受者之一。在几次的聊天中，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坚强、自信，以及孤独和寂寞。

　　时代人物周报：怎么评价您当年离开祖国的选择？

　　刘义：那时候我一定要离开国内。一个原因是环境所迫，另外我以前看过很多小说，很想到外面去看一看这个世界，是抱着流浪的心态跑出来的。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经历吧？

　　刘义：完全意料不到，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啊。

　　时代人物周报：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给您平反的消息的？

　　刘义：那是1977年，家乡寄来封信，给我平反了。当时看了后，我很想回去，就是想给那些整我的人看看，看他们有没有把我整死。

　　时代人物周报：那后来回国看到他们了吗？

　　刘义：见到批斗我的那些人了，我还很恨他们，差点冲上去揍他们，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时代人物周报：您的孩子都理解您吗？

　　刘义：他们不理解。他们对祖国没有太多概念，也根本不了解我们那一代人的遭遇，我很少给他们讲，因为他们不相信啊，他们认为好像是爸爸在编一个故事骗他们。凤凰卫视的片子我放给他们看，他们好像是在看别人的遭遇一样(香港凤凰卫视“唐人街”的工作人员曾经到热水塘呆了6天，为刘义制作了一部45分钟的专集)。

　　时代人物周报：可是，你们那一代人的历史不该这么快就被忘记。

　　刘义：我也在担心啊。可是我觉得，知青这段历史啊，很快就会被人遗忘的。

　　时代人物周报：当年到金三角的知青多数都已经星散，结局不同，下场各异，您觉得这个群体的命运……

　　刘义：其实我们这批人啊，已经麻木了，麻木了。回祖国来，没有我们容身之处，我们只有在这里客死异乡。我觉得我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给我带来的伤痛也是无法愈合的。

　　时代人物周报：从1972年到现在，整整33年了，回想起当年，您做何感想？

　　刘义：我觉得，人生啊，回忆起来好像一部小说一样的，是那样真实，又是那样不真实。我从缅甸当兵，被关进监狱里，又跟着走私马帮来到泰国，我觉得我活得太充实了。别人没有经历的我都经历到了。有时候回味一下，它好像太不真实了，但是它又是那么真实。

　　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本身就是错误。更大的错误在于毛泽东利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大肆镇压反革命、搞暴力流血土改。激化矛盾、制造仇恨，造成毛泽东认定，建国后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消灭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强调阶级斗争、增强阶级观念，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什么是建国以来最大错误？抗美援朝！

　　为中国改革、特别是农村改革做出重要贡献的杜润生老人，对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和党内斗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探索，因为他兼任主任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都被明令撤销了。但是，他的视野和思考的范围更广阔了。九十年代有一天，杜润生突然考我：“你说，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是什么？”我答道：“是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党中央决议中定的浩劫？”杜润生摇摇头后深沉地说：“最大错误是抗美援朝。”

　　杜老不仅认为中国参与朝鲜战争，本身就是错误。更大的错误在于抗美援朝造成了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判断失误。对于什么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有一种看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要务。另一种看法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应以阶级斗争为纲，消灭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由于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认为，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机会到了。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10月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批评镇反运动中出现了右倾，要求加大镇反力度，防止出现漏网之鱼。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

　　本来对两种主要矛盾的不同看法持调和并列的二元论的毛泽东，逐步改变了模糊不定的观点，认定阶级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因此才在国内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打击、消灭各种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思想，直到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因此，杜老认为，抗美援朝是建国以来的最大错误。

　　二、毛泽东本人也认为，中国牵连进朝鲜战争“绝对错了”。

　　在决定是否参与朝鲜战争时，中国领导层有过激烈争论，除了毛泽东、彭德怀以外，总理和各位副总理、九位元帅及其他政治局委员，都不赞成出兵渡过鸭绿江参加朝鲜战争，林彪、粟裕两位战将都以有病为由婉辞帅印。事后看来，不出兵的意见是正确的。连毛泽东本人在1957年也认为，中国卷入朝战，绝对错了。

　　1957年7月5日，毛泽东在杭州接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谈到朝鲜战争时，毛泽东指出，斯大林、金日成对中国刻意隐瞒发动战争的时机及作战计划，最后，中国却被牵连进战争，这是错了，绝对错了。【薛理泰、赵刚：《中国国家安全的罩门——谈朝鲜半岛局势之走向》，《领导者》总第37期，（2010.12），第11页】

　　王明在《中共50年》一书中，回忆了1952年11月10日参加苏共十九大的刘少奇谈及毛泽东后悔不掌握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对华战略方针而出兵朝鲜事。毛连声问道：“我们出兵对吗？”“我们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刘少奇说 ：“当美、英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北朝鲜形势危急。毛主席怎么也不能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抗美援朝。政治局两个星期白天黑夜讨论也未能做出决定。毛主席说：‘只要我们一出兵，中美传统友谊就完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友谊？此外，我们设想一下，出兵后，不能击退美军又怎么办？’一句话，他怎么也不能作出决定。只是在美军占领新义州之后，美军和中国仅有鸭绿江桥一桥之隔的情况下，毛主席才不得不做出决定。他说：‘现在我们不能不出兵了！如果我们的部队马上出国，我们还能指望获得光荣和有利条件，就是战斗只在朝鲜领土上而不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如果等到美军渡江过来，然后我们再参战，那就会即丢掉了光荣，又失去了有利条件。’当毛主席知道杜鲁门不许麦克亚瑟集中轰炸沈阳到满洲里沿线全部地区，而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时，毛泽东懊丧地说：‘我们出兵对吗？’后来，当麦克亚瑟打算把战火扩大到东北，投下最后赌注（要不就接受他的要求，要不他就拒绝担任远东司令）时，杜鲁门撤掉了麦克亚瑟，毛主席十分苦恼，并且说了：‘假如，我们事先知道事物是如此多变，知道美国真不愿和我国打战，那我们为什么要出兵抗美援朝，破坏中美关系呢？唉，既然已经打起来了，那就考虑尽快地结束此事吧！只有结束战争，我们才能寻求逐步恢复中美友谊的途径。’”（王明著、徐小英等译《中共50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年3月第一版，第201页）

　　我本人在1980年初期会见过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系薛君度教授，他当时就讲过，他看过美国内部资料，在1950年杜鲁门有一个对台湾的处理方案，在大陆解放军解放台湾时，美军第七舰队不会支持国民党军队，反而会将蒋介石送到菲律宾去流亡。接着，美国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企图拉拢中国对抗苏联这个最危险的敌人。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是民族主义者，是大铁托，不会像东欧领导人俯首贴耳地听命于苏联斯大林。薛君度叹道：“你们共产党缺乏战略情报，判断失误 ，才决定抗美援朝。”不先解放台湾，而出兵朝鲜，结果台湾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确系最大错误。

　　所以，抗美援朝最终取得停战协议的平局，虽然提高了国威和民族自信心，但是，付出了牺牲近百万人命、延迟了建设和开放、人力、物力、财力巨大损失和遗留了台湾难题的沉重代价，这是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正如毛泽东总结的这是一个建国以来“绝对错了”的极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