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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早報

40多年前，有位瑞典青年學者寫了本書，名叫《不公正的看法》。他在書中說，西方人之所以不理解東方，就是因為總是高高在上，有一種強烈的文化優越感。最近，我在雜志上讀到一位瑞典學者依據此書的觀點，來解讀包括瑞典人在內的西方人面對中國崛起的心態。他認為，西方人對中國的擔心、憂慮，甚至恐懼，大體上都與這種高居講壇之上的心理有關。

　　在不久前的瑞典之行中，我和一位瑞典朋友談起這個觀點。他沒有正面表示自己的看法，卻講了去年他在中國旅游時看到的一幕。那是在北方一座城市郊區的十字路口，一輛黑色的奧迪轎車在紅燈亮后，竟毫不猶豫地沖了過去，而另一條道上已停下來的兩輛小車，也跟著加大油門闖了過去。朋友和我談完這件事，用一種近乎于輕描淡寫的口氣說了一句：“這需要一個過程。”

　　朋友的講述讓我想到了瑞典人對法律的敬畏。當瑞典人看到某些中國人如此輕慢地對待法規之時，他們心中難免就會對中國有更多的擔憂。而這樣的所見所聞會不會也在無形中讓他們有了更多的優越感呢？

　　我們常說，現代化需要兩個層面的基礎建設，一是硬件，比如高速公路、高樓大廈等﹔二是軟件，比如遵紀守法的習慣和道德觀念等。前者可能比較容易在較短的時間內建成，后者則需要長時間的積累。現在我們體驗到的一些中西間的文化隔膜，有不少就是因為后者的差距而造成的。

　　在几乎所有介紹瑞典的書籍中，都會提到瑞典人遵紀守法的良好習慣。記得新華社記者曾寫過一篇報道，稱瑞典政府一年發布近500條新的法令法規，絕大多數都能得到很好的執行。比如，2006年，瑞典的酒吧和餐館開始實行全面禁煙制。寒風中顫抖著過煙癮的人們雖然抱怨連連，但半年后的調查表明，違反此項新法令的比例連1%都不到。

　　瑞典人之所以會如此遵紀守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數百年來長期生活在法律社會之中。現代瑞典法律的肇始大體上可以追溯到13世紀初。盡管與那時相比，現代法律的條文有了很大的“進化”，但那部古典法規所追求的公正合法的基本思想卻沒有變化。

　　據《瑞典史》記述，當時，各地農民們為了解決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要發生的一些爭執，制定了一些規則。而在各省法典中最早的一部就是《韋斯特耶特蘭法》，它帶有很強烈的宗教色彩，大體上體現了宗教的理想，即建立一個公正和平、和睦相處的社會。

　　按照這部法典，殺人、綁架要受到懲罰，偷竊、罵人要被罰款。最早的公民理念也在法規中顯現而出，比如，法規稱瑞典人可以承認一個國王，但也可以把他廢黜。即瑞典是一個由選舉產生的君主國家，誰來統治，要由國民的意志來決定。據說，最早的“法官”對所有這些法規倒背如流，如果有人干了違法的事，他就負責將大家召集在一起，宣讀法律，執行法規。

　　瑞典是一個崇尚自由的民族，但也深深地懂得自由首先意味著公正，意味著遵紀守法。可以說，數百年來，法制觀念已經成為這個北歐民族性格中最突出的特征。至今，人們仍然常常吟誦15世紀中大主教托馬斯﹒希蒙森的著名詩句：“自由是最美好的事情，也是世界上最值得追求的事情，而只有秉持公正的人才能享受自由，如果你尊重自己，就應愛自由勝于愛黃金，因為自由可以帶來榮耀。”

　　瑞典人的法律文化傳統是几百年積累而成的，也成為他們內心深處用以觀察這個世界的一面鏡子。如今的地球正在變成一個村落，到中國來串串門不是件很難的事。瑞典人，或者別的西方國家的人不再像以往那樣，隔著大牆揣摩背后的中國人，更不會再像上世紀50年代那樣，把中國想象成為一個美好的烏托邦社會。

　　但是，一個真實的中國未必會像我們所期盼的那樣，使隔膜減少，正像那個瑞典人看到的中國街頭的一幕，有的時候，它反而會產生出更多的隔膜與誤解，我們需要的可能是更多的內省，而不只是一味地責怪別人。（丁剛資深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