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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發展挑戰財富分配財富民主成中國改革方向（圖）

2008/03/12

2007年10月31日，波士頓咨詢公司在京發布了中國財富管理市場報告，指出中國目前是亞洲（不包括日本）最大的理財市場，其家庭金融財富總額約為2.5萬億美元。報告顯示，過去五年，中國財富總量經歷了巨幅增長，年均復合增長率高達23.4%（同期全球平均增長水平穩定在8.6%），2006年一年中國財富總量就實現了31.6%的驚人增長。波士頓咨詢公司預測，未來几年中國家庭金融資產量的增速將保持在每年17.4%左右，預計到2011年資產管理總額可達5.5萬億美元。

“它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小國家”，BBC記者面對新啟用的首都機場3號航站樓的描述，無疑將成為關于中國發展成就的最新贊嘆。

　　然而，如同這句雜和了想象和夸張的話語暗示著規模巨大可能帶來的麻煩一樣，中國經濟令人驚嘆的高速成長，同樣帶來了一些新問題，比如：三十年的發展所創造的巨量財富在資方同勞動者之間、政府同社會之間、政府財政支出各項目之間如何分配才能達到社會公平的總體目的？

　　答案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所言：深化財稅、金融等體制改革，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將成為改善民生、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具體方向。

　　讓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讓人民成為改革的方向──財富民主，是以人為本的要求，更是共同富裕的倚仗。

　工資收入是多數社會成員的主要收入來源，這一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說明眾多國民尚未同步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成果

　　2003年，從西部一所重點大學畢業工作才一年的胡蘭，在西安過著優哉游哉的生活。她的第一個月工資是2314.2元，感覺錢還很經花。“一有空就和朋友在家弄火鍋、看碟，生活算是小資了。”胡蘭說。

　　睡在她上鋪的“姐妹”，大學一畢業就去了北京。2003年，在家人的資助下，買了一套位于北三環附近的房子。雖是小戶型，卻也還住得樂和。那時，“房奴”一詞還未誕生，如果愿意在北京的通州買房，價格也不過兩三千元一平方米。

　　2007年，胡蘭也來到了北京工作。但此時，買房似乎成了大學時夜談會里的童話。雖然胡蘭的家人同意資助她10萬元，自己這些年也攢下了20萬元，可是隨便看中一套房，要是買下來都會變成個“百萬負翁”。

　　國家財富的劇增

　　而在這5年間，中國的國家財政，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從負債累累的赤字財政，變為真正富足的“財神爺”。

　　在去年年底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部長謝旭人預期，2007年全國財政收入將超過5.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30.7%。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將突破20%。

　　事實上，中國的國家財政進入了一個連續的高增長期，增幅連續保持在20%以上，約為GDP增幅的2倍。

　　這樣的境況讓人很難想象，5年前的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時，財政部還對央行欠債1582億元。

　　改革開放以來至1995年之前，中國的財政收支除了1985年出現過盈余外，其余年份都是赤字。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財政透支”，所以，此后中央財政的所有赤字都通過發行國債方式來彌補。但對歷史形成的透支和借款卻未提出，也未采取有效的措施解決。

　　1995年以前的財政赤字，除了一部分依靠發行國債外，其余的都是通過向央行借款解決，結果截止1994年年底，財政累計的借款高達1582億元。

　　雙方的這起糾紛最終在2003年10月23日，被提交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第5次會議上討論。雖然在這次討論中，未能形成徹底解決這筆財政欠債的辦法。但這個罕見的、沒有引起多少關注的債務糾紛說明了一個歷史事實：那時的財政部不像外人想象的那樣有錢。

　　中國的財政收入狀況，要從中央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兩個方面來看。1994年以前，中國的財政狀況在王紹光、胡鞍鋼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中被描述為“弱中央，強地方”的格局。

　　此后，歷經數次稅制改革、財政收支體制的調整，中央財政收入迅速擴大，地方財政收入占比不斷下降。

　　對出口退稅機制的反復改革，可以作為一種參照：2004年，一改過去退稅由國家全額負擔的狀況，將超基數退稅由中央和地方按75:25比例負擔。

　　但事實上，地方財政收入同樣在高速增長。

　　2007年財政收入情況報告中的統計數據顯示，北京、上海等傳統大城市都有不錯的表現。

　　北京市財政局公布稱，2007年，北京市地方財政收入達1492.6億元，較上年增長33.6%。至今，北京的財政收入年均增長已經連續13年保持在20%以上，去年北京平均一個月的財政收入就超過1995年全年的財政收入。

　　2007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總量首次突破2000億元大關，創下十年來的次高值。

　　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的很大一部分來源于土地──源于杭州上海等地的土地儲備制度，使各地地方政府學會了將土地作為巨大的財富源泉，“土地財政”一詞不脛而走。

　　當然，稅收總量的迅猛增長，是拉動財政收入增長的主力。自1998年以來，中國的稅收保持著近乎兩倍于經濟增幅的高速增長，1998年至2006年的年均稅收增長率為經濟增長率的1.7倍。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預測：“綜合考慮2008年減稅和宏觀經濟形勢，2008年財政收入增速仍有望保持20%以上”。

　　國富民也富？

　　去年7月2日，中國勞動學會的論壇上，公布了一個“好消息”：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和職工平均工資連續4年實現兩位數增長，扣除物價因素平均年增長12%，為改革開放以來職工工資水平增長最快時期。

　　這個“好消息”招致一片熱議。

　　7月2日到7月9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對全國29個省區的1064人進行網絡問卷調查，調查表明，高達85.4%的人感覺自己低于12%這個年平均工資上漲幅度，有明顯的經濟壓力。

　　2005年，為了給孩子一個寬敞明亮的家，蘭州大學的副教授楊芳和愛人商量后，終于下決心購置一套商品住宅。房子從購置到裝修完成，花費42萬元左右，其中購房款為33萬元，簡單裝修用去約5萬元，再加上購置家具以及必備的一些電器設施，又花了4萬余元。

　　這次的購房行動，夫妻倆不僅把多年的積蓄全部投入，另外還向親戚朋友借了近8萬元，銀行貸款7萬元。這對夫妻的工資年收入在7萬元左右，面對房子和孩子的花銷，已經覺得力不從心。

　　民眾的這種感覺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物價的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2003年以來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近5年這個指數年均增長約3.1%，2008年1月同比上漲7.1%，創下了近11年來的新高。

　　物價不僅考驗著很多人的錢包，甚至影響到年輕人的愛情指數。在北京，一對相愛多年但積蓄不多的外省年輕人，今年不得不第二次推遲婚期。結婚意味著戒指、擺酒席、婚紗照。兩人又都來自農村，傳統的家人對結婚的一些“必經程序”不容馬虎。如今，當地光是“禮錢”的標准，就已經從2002年時的1000元漲到了1萬元。當地人說，不是現在的姑娘挑剔了，而是1000塊錢現在就夠買雙好鞋。

　　另一方面，擠占居民財富的是大幅增長的稅收。1月10日國家稅務總局計划統計司司長舒啟明，在該局的新聞發布會上中稱，2007年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實現個人所得稅收入3185億元，在2006年基礎上增加了29.9%。

　　國民的收入并沒有與國民創造的財富保持相應地增長，并不是一種感覺，有數據作為証明。

　　工資收入，是衡量國民財富狀況的一個重要參數，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稱，中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呈持續下降態勢，已經從9年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遠遠低于美國57%的水平。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的另外一份報告也支持了類似的結論。該所副所長劉尚希的研究結果顯示，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1983年，中國城鄉居民的工資收入占GDP比重一度從42.1%上升到56.5%，但此后卻持續下降。直到2005年已經下降到36.7%，較最高比例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

　　因為工資收入同時也是多數社會成員的主要收入來源，這一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說明眾多國民尚未同步享受到經濟成長的成果。

　　除了國家財富與個人財富之間存在差距，中國不同階層的群體對財富的感覺也差別很大，包括壟斷企業的職工與一般企業職工﹔一般企業中的勞工與資方﹔城市居民與農村人口，農村常住人口與外出務工人員，城市中的公務員與事業單位職員，普通職員與領導干部等等。

　　按照學者的分類，當今中國社會被分為9大階層，財富的分配在這些階層中，呈現出一種復雜的不均衡。

　　根據世界銀行的另外一項計算，2005年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447，在世界范圍內貧富分化已經相當嚴重。

　　實際上，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并開始采取措施減輕民眾的經濟壓力──特別著力于與民生相關的改革。

　　比如，個稅起征點從1981年以來的800元，調整為2006年1月1日起的1600元，再調整到2008年3月1日起實施的2000元﹔在農村，沿襲兩千年的農業稅被廢除，農民負擔減輕﹔2006年，公務員加薪等等，但效果仍需觀察。(房煜余佼佼)

　面對財富分配中資本與勞動的所得嚴重失衡的局面，《勞動合同法》事實上表明政府准備在法律的構建上，直面當前勞資分配的不合理狀況，但是結果卻出現了資方不買賬，一些學者要求修改的尷尬局面

　　還沒開始實施，要求修改《勞動合同法》的聲音就已滿天飛。

　　所以兩會前夕張茵(全國政協委員、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的修改議案、馬介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達成集團主席)的“緩行兩三年”建議，都不讓人驚奇。

　　還在2008年年初的廣東省兩會期間，廣東省省長黃華華在聽取意見后就建議“將對《勞動合同法》討論的建議收集整理，在全國兩會召開時由全國人大代表再提出。”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這一話題再次升溫。“假如修改的聲音大到足夠的程度，那么全國人大將修改《勞動合同法》納入議事日程中也不是沒有可能。”中國人民大學勞動法和社會保障法研究所所長林嘉教授如此對本刊記者說。

　　另一位參與《勞動合同法》立法的專家則告訴記者，還在兩會之前，就已經有人將對《勞動合同法》的不滿傳遞到高層。其中的要求和張茵的一樣，“取消無固定期限合同”。

　　據《南方周末》報道，中華全國總工會則稱，在國務院主要領導的批示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務院法制辦、中華全國總工會三個部門已經成立有關勞動合同法實施的聯合調研組，赴東北、西北和華東調研，准備采取措施制定一些細則，使之更具有操作性。

　　這是一部已經正式實施的法律在中國所遭遇到的強烈反彈的余波。

　　在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里，這種反彈的熱烈程度，前所未有──在2005年12月24日草案首次提交審議之后一個月，社會反饋意見即達19萬條之多，遠遠超過一度讓人驚嘆的《物權法》(面向社會征求意見時獲1萬多條反饋意見)。

　　不過，對于修改一說，記者所采訪到的几位勞動法專家都不約而同地表示：馬上就修改的可能性不大。中國政法大學勞動法領域一位權威教授更是直斥媒體在其間的推波助瀾，他對一位政協委員的修改意見喝問：“他以為法律是他家的呀，說改就改？”

　　事實上，有關勞資雙方矛盾的沖突由來已久，《勞動合同法》的制定不過是提供了一次釋放機會。

　　國家意志力的介入

　　專家認為修改可能性并不大的原因在于，在制定過程中，勞動合同法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吸納民意。從2004年重新啟動，到2007年6月的正式通過，《勞動合同法》反反復復碰撞了兩三年。

　　最初的碰撞在于立法依據是《勞動法》還是《合同法》──后者將勞資雙方作為具有同等權利義務的主體，而前者則明確強調立法必須向勞動者傾斜。最終，《勞動法》成為《勞動合同法》的立法依據。

　　對《勞動合同法》的定位表明：中國政府准備在法律的構建上直面當前勞資分配的不合理狀況。用主持《勞動合同法》起草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信春鷹的話說，《勞動合同法》“將成為扭轉長期以來我國強資本弱勞力的標志性拐點，通過國家意志力的形式，締造一種和諧穩定的新型勞動關系。”

　　今天的中國，一方面，正在經歷持續的高速增長。GDP由8萬億增長到了18萬億。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有關數據顯示，中國2006年的GDP總量就已經逼近德國，中國即將取代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強國。

　　而另一方面，體現中國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也在“一路走紅”，由0.389到0.445再到0.463。中國職工工資總額占GDP的比例由15.8%下滑到10.9%，再到10.2%﹔全國每年受理勞動爭議的案件總數則由1.9萬件升至18.2萬件再到42萬件，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是勞動報酬爭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編寫的《2007年企業白皮書》指出，1990年到2005年勞動者報酬占GDP比例從53.4%降到了41.4%，而同期營業余額占GDP的比例從21.9%增加到29.6%。

　　有調查顯示，過去10年廣東在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廣東農民工工資10年只增漲了60多元，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實際上工資是下降的。

　　至于勞動者的權益，2005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勞動法執法檢查中發現，中小型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勞動合同簽訂率不到20%。個體經濟組織的簽訂率更低，有些企業與管理人員或技朮人員簽訂合同，而不與工人簽合同。

　　就是在北京，《中國青年報》報道稱，超過90%的農民工處于非法用工狀態，絕大多數工傷農民工無法得到工傷保險基金的保障。

　　正是面對這種強烈的反差，林嘉說：只有政府通過法律的方式，才能有效地彌補鴻溝，單純指望市場調節是不現實的。

　　國防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教授盧周來也持相同的觀點──就是在勞工力量相當強大的美國，也仍然需要勞動合同法來保障勞工的權利。“在近70年的時間里，美國建立起了一個廣泛而復雜的規范性結構，以便在公司與雇佣合同中勢單力薄的工人之間起到一個平衡的作用。”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總共通過了涉及勞動合同的約20部聯邦法律，包括對以往法律的修訂”，而“這些法律無一例外地是對雇主的約束”，其中，尤其是“對雇主中止合同的權利加以更多限制”。

　　不過，這種立法在發展仍然是主旋律、勞資矛盾卻日益尖銳的中國，注定將是一個傷筋動骨的過程。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亞洲國家的發展路徑，可以看到，在經濟發展的某一個點，一定會有一個跳躍，這個跳躍首先就表現在對勞工的保護。”信春鷹舉例說，韓國和新加坡在經濟發展到某一個點之后就由立法確定勞動者工資最低標准，標准定得很高。盡管一時企業會覺得受不了，但正因為有這樣一個跳躍，才促使社會往前走一大步。

　　而對中國《勞動合同法》制定實施中所出現的強烈的反彈，中國政法大學的那位勞動法專家憤憤地說：中國的資本家一直被寵著，現在勞動合同法稍微想回歸到一點正常的軌道，他們就忍不住了。

　　不買《勞動合同法》的賬

　　去年，以深圳華為公司補償10億元人民幣鼓勵7000名員工自愿離職為標志，連續發生類似事件：中石化河南分公司將旗下鄭州石油總公司144名員工全部轉為“勞務工”﹔沃爾瑪于2007年10月，在深圳、上海、莆田、東莞4個采購中心突然裁員逾1200名﹔瀘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公司北京片區要求80多名員工以“個人原因”辭職，而事實上大多數人都在元旦前拿到了新合同……

　　國外資金的撤離也被描述得有板有眼：在中國雇有11300名中國工人的日本的奧林巴斯，決定在2009年前把中國的兩座工廠合并為一座，并將本打算投入中國的大量資金轉投越南﹔103家韓資企業“無故撤離”山東﹔有500多家台資企業搬離廣東東莞……

　　2007年12月5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在《勞動合同法》宣傳專題新聞發布會上，對三類調整和變更現有勞動關系，規避《勞動合同法》的行為進行了通報：用人單位強迫職工辭職﹔要求職工轉換“勞動用工身份”﹔違法進行經濟性裁員。

　　緊接著，2008年1月1日《勞動合同法》正式實施后，《中國企業家》雜志主要針對制造業與服務業企業的調查表明，有超過半數的企業對新《勞動合同法》的某些條款有不同看法，有七成企業希望修改新《勞動合同法》。

　　面對已經實施的《勞動合同法》，有人認為，《勞動合同法》會“搞垮”中國經濟──“如果嚴厲執行新勞動合同法，失業率將逾8%恐怕是最起碼的”。有人則認為，通過不和勞工簽合同的方式，免交勞工應該享有的各種保險，這樣的企業利潤實際上是建立于工人起碼的保障上的，血汗工廠的時代早就該過去。

　　中國政法大學那位勞動法專家說，實際上在一般國家，勞動合同法對勞動者的保護都是遠遠超過中國的。“越南的勞動法比中國的勞動法嚴格得多。印度的法律規定外商投資企業對勞動者的工資要按照投資所在國的工資水平支付，美國人要到印度投資，要付印度工人相當于美國國內的工資。印度的公司集體裁員，二百名以上的企業集體裁員必須要聯邦政府相關部門批准。”

　　這位專家說，企業能否發展，關鍵不在于是否簽合同。如果一部《勞動合同法》就能成為“最后一根稻草”壓垮企業，那只說明這個企業早就該倒了。

　　不過，來自資方的一些意見很大程度上還是被《勞動合同法》的制定者所吸取──三位勞動法專家均向記者表示，現在的《勞動合同法》，在歷經四次審議、兩年多的反復醞釀和多方權衡之后，本身即是平衡的結果。

　　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從何而來

　　在《勞動合同法》具體的法律條款中，最受爭議的一條是無固定期限合同。

　　它在媒體的報道中被說成是為將來的“最牛釘子工”的出現打下了伏筆。

　　不過，全國人大法工委相關負責人几次表示說，無固定期限合同是為了對企業的用工有所限制，不能夠讓他們總是通過壓榨工人青春的方式盈利。這并不妨礙企業的自主權，企業仍然可以通過合法的正常地途徑解雇員工。

　　而中國政法大學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勞動法教授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即使按照現在的標准，中國的勞動合同法所確立的約束程度仍要遠遠低于國外。他舉例說，在一些國家，只要用工超過三年就要簽訂無固定期限合同。

　　事實上，在勞動者內部、資方內部，也分成不同的利益群體，雖然在各自的整體利益上他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全國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張世誠將資方看作是兩種。在2008年1月27日召開的勞動合同法權威論壇上張世誠指出，《勞動合同法》的實施，只有違法企業的用工成本將大幅度提高，對合法企業的用工成本影響不大。相反，對合法企業的長遠發展還有好處。

　　而對于勞方，作為“挺資派”的中國勞動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董保華提出：勞動者是分層的。在他看來，作為第一層的總經理、董事長、職業經理人等是最強勢的勞動者﹔第二層的具有投票能力的一些白領、專業技朮管理人，實際上與資方有相當的談判能力真正弱勢的是作為第三層的制造業的工人和第四層的失業、半失業、非正規就業的勞動者。

　　董保華說，一二兩個層次都沒什么大問題，重點保護顯然是在三四兩個層次。

　　《勞動合同法》的無固定期限合同，把職業穩定作為勞動者最根本的目標，實際上真正有利的是一二兩個層次。“一方面無固定期限合同的目標可能正在殺傷企業正常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社會底層并沒有從中受益。可能正在形成一種‘雙輸’格局。”他說。

　　這一點，在記者采訪北京市泰福律師事務所田坤律師時得到他的材料支持。田坤告訴記者，很多民工子弟學校、一些民間NGO，都處于剛剛發展萌芽階段，一旦面臨新的《勞動合同法》，根本就無法承擔該為員工上繳的各項保險。

　　對此，林嘉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問題也許并不在于《勞動合同法》本身。勞動者就業應該由《就業促進法》解決，簽了合同后需上繳的保險太高，可以呼吁降低企業稅率。

　　可以看出，很多問題的爭論超過了《勞動合同法》本身所能承載的范圍。

　　有意思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一位博士在記者采訪時向記者提起“不落空”的一群。他說，無論怎樣制定法律，總會有一些特殊群體，有好處時總有他，有承擔時他總不在。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更直白地撰文說：“勞動者的工資增長從何而來？國家應當割誰的肉補勞動者的瘡？答案其實很簡單，那就是割超額利益所得者的肉，補弱勢群體的瘡。超額利益所得者在哪里？在權力者那里，在依靠權力獲得不法利益者那里，在依靠自然資源壟斷獲取暴利者那里……而不在普通的經營者那里。”(何忠洲)

中國醫保兩極分化：國人被分為五個等級的群體?

　　醫保，是政府財政支出的一個重要部分，這個原本應該統一的醫保制度，被人為分割為四塊，將國人分為五個不同等級的群體

　　“當務之急還是“蓋房子’”。3月3日下午，中國醫療保險研究會副會長兼祕書長熊先軍對來訪的《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1998年政府搭建了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平台，之后又分別在2005年和2007年啟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與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從而在框架上讓醫保制度得以完整。

　　目前，參加“新農合”的人群已經達到九成，今年將完成覆蓋﹔城鎮居民醫保的覆蓋率今年也將達到一半。

　　但在硬幣的另一面，至少還有2.5億人沒有參加任何醫療保險﹔即使參加了“醫保”的10.5億人，也不時面臨著缺醫少藥和報銷比例偏低的問題。

　　一步跌進自費醫療的“地獄”

　　27歲的苗浴光在最近的一年里，運氣差到了極點，命運兩次捉弄了這位2006年從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的研究生。

　　第一次發生在2007年1月29日的招考公務員體檢。之前，她在大連海關的公務員考試中成績優異，筆試第一，面試第二，只要過了體檢這一關，就可以成為大連海關2007年新招3位公務員中的一位。

　　但體檢中心的醫生告訴她，血相偏高，建議立即復查。

　　4天之后，在大連工作的舅媽帶她到大連友誼醫院復查血常規，醫生拿到結果后，沒敢和苗浴光說實話，而是悄悄地告訴了她的舅媽。

　　那一天是2月2日，撫順市新撫區公安局巡警大隊一級警督苗福田和另兩位同事一起，正開著一台警車巡邏。9時許，苗福田的手機響起，電話那邊，女兒的舅媽說了好多話，他只記住了3個字：白血病。

　　半小時后，苗福田和妻子乘上了開往大連的虎躍“快客”，下午2時許到達，妻子和前來接站的苗浴光的舅舅抱頭痛哭。

　　第一個療程在大連展開，主要的工作是化療。兩個月的工夫，僅治療費用，苗福田花去了5萬元。

　　效果不理想，通過朋友的幫助，苗福田在2007年4月6日把女兒轉到北京的解放軍307醫院繼續治療。次日，老苗回了一趟撫順，找到昔日的几個同學，盼望著其中的某位同學能夠盤下他開價15萬的房子。同學塞給他几萬塊人民幣，說：我們不要這房子，如果要了，就叫落井下石。

　　大劑量化療的效果很理想。到6月中旬，常規檢查已經無法發現體內的癌細胞，“全家人都感到欣慰”。到此時，治療費用又增加了8萬，這不包括一家四口在北京學知橋邊每月兩千元的租房費用。

　　苗浴光的姐姐大苗在北京聯合大學教書，她和父親一樣，獻出了自己的造血干細胞。通過配型，父女二人都可以幫助小苗進行骨髓移植。

　　在進行骨髓移植手朮之前，還需要進行最后一次的腰椎穿刺。

　　6月25日，一種名為甲胺蝶呤的藥物被注射進苗浴光的腰椎。

　　由于上海醫藥集團華聯制藥廠生產環節質量控制不嚴，將另一種只能用于靜脈注射的藥物──硫酸長春新鹼──混進了甲胺蝶呤。腰穿之后第3天，苗浴光在走路時突然摔倒，自此以后，她的腿腳開始麻木，摔跤成為家常便飯。半年之后，當記者在苗家的出租房里見到苗浴光時，她的下肢已經徹底癱瘓。

　　小苗的脾氣變得越來越壞，年過五旬的父母除了暗自垂淚，在已經癱瘓的小女兒面前不敢流露出一絲絕望的情緒。

　　3月2日下午，老苗重新核賬：到目前為止，僅僅苗浴光的醫藥費已經達到了40萬，全部是自費。

　　苗浴光的花費，并不是白血病患者中的頂級。來自汕頭的對外經貿大學2004級本科生熊云(化名)，在受到“硫酸長春新鹼”傷害之前就已經花費了50萬元之巨，“好在學校報銷了其中的30萬”，熊云的母親說。同時，在受到假藥傷害之前，她已經成功地做完了骨髓移植手朮。

　　東北人老苗覺得小女兒“點兒背”，和熊云相比，自己小女兒的舊患未除，又添新病﹔另外，“如果她早半年，遼師大會管她﹔晚半年，大連海關也會管她﹔都是公費醫療”。

　　在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和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三大醫保體系之上和之下，分別是公費醫療與自費人群。苗浴光不幸就在后者中。她在2007年的兩次“點兒背”，讓她從天堂跌入了地獄。

　　公費也有級別

　　和已經當上大學老師的姐姐大苗一樣，苗浴光從小就是一個好學的孩子，一直努力向上。19歲那年她考上大學，在不經意間結束了自己沒有醫保的歷史。

　　2006年初，小苗一邊找工作一邊報考公務員，因為分心而沒考上。次年，她全力以赴，終于在上千人的競爭中勝出，一只腳已經踏進了大連海關的大門。

　　“如果她的第二只腳也能踏進去，也不得這場病，我苗家就是生活最好最幸福的家庭。”老苗說。

　　僅從醫保這個角度而言，成為公務員和成為大學生都是公費醫療，但后者屬于事業單位。社保資深學者、武漢大學教授王保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公務員看病由財政兜底，即上不封頂，花多少都可以按級別報銷絕大部分。而事業單位雖然名義上也是沒有封頂線，但因資金來自上面撥的人頭費，往往不夠，如果單位‘創收’不足，醫療費報銷就大打折扣。”

　　由此也就不難解釋，為何對外經貿大學生熊云治病只能報銷50萬當中的30萬，而一位權威經濟學家卻花費了中央政府千余萬元。

　　“同時，公費醫療的費用長期以來沒有公開，民眾并不曉得，公務員們究竟看病花了多少錢。”王保真說。

　　對公費醫療的開銷數字，《中國新聞周刊》曾經在衛生系統和勞動保障系統多方求証，均被婉拒。只有一位中央部委的相關負責人說了一個大概的數字：在我這里，每天一台寶馬車。

　　換言之，僅僅這一個部委，一年就要花上億元的醫療費用。

　　目前唯一在公開場合對這一數字有所披露的，是衛生部前副部長殷大奎。2006年9月，殷大奎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健康產業論壇上“放炮”稱,中國政府投入的醫療費用中，80%是為了850萬以黨政干部為主的群體服務的。當時，全國衛生總費用約為7000億元/年，占GDP的5.6%。其中，政府投入占衛生總費用的17%，約1190億元，這里面的80%──也就是952億元，用在了850萬黨政干部身上，其他13億人分享其余的20%──區區的238億。

　　“福利是剛性的，很難削減。”王保真說。

　　三大醫保體系的建立

　　上世紀60年代建立起來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隨著改革開放而解體。從現代醫保制度角度回顧，1998年前，中國人口被分割為兩部分：擁有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正式編制的人，他們享有公費醫療的權利﹔其他的，就是自費醫療人群。

　　曾經擔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醫療保險司副司長的熊先軍回憶，1998年城鎮職工醫保──三大醫保體系的第一個建立的起源，在于配合國企改制。

　　以1998年國務院44號文件(《國務院關于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決定》)為標志，國企職工正式從公費醫療人群剝離出來，進入新成立的城鎮職工醫保體系。文件中這樣規定：基本醫療保險費由用人單位和職工共同繳納。用人單位繳費率應控制在職工工資總額的6%左右，職工繳費率一般為本人工資收入的2%。隨著經濟發展，用人單位和職工繳費率可作相應調整。

　　單位與職工兩者相加之后的繳費，大約只占到職工工資總額的8%，是公務員這個比例(40%)的五分之一。

　　“作為城鎮職工，一年所繳納的醫保費用總額平均約為1100～1200元”。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一位研究人員對記者說。與公務員的華屋相比，城鎮職工醫保只能稱得上是草屋。

　　后來推出的另兩大醫保體系──城鎮居民醫保和新農合，則是質量更差的草屋了。前者每年的保費約為250～300元，后者約為100元左右。

　　具體到報銷比例，公務員由于財政兜底，平均可以報銷醫療費用的90%左右﹔在城鎮職工醫保體系那里，這一比例是70%～80%，在城鎮居民醫保體系(俗稱一老一小，指沒有工作單位的城鎮居民)那里是50%左右，到了新農合那則只有30%左右。

　　三大醫保都是有封頂限制的，例如北京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就針對老人和兒童做了不同的限制，前者為7萬，后者為13萬。

　　此前，衛生部醫政司原司長于宗河曾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對這一等級制度提出批評：政府應該保証每個公民的最基本的國民待遇，不應厚此薄彼。

　　他以上海的醫保制度改革舉例，公務員們在本世紀初即已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考慮到福利剛性，公務員再另有醫療補貼，“起碼邏輯上理順了”。

　　但他同時也承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多年來中央部委一直以各種借口不參加北京市城鎮職工醫保，成為改革的阻力之一。

　　“目前還有至少2.5億人沒有參加各種形式的醫保，所以政府的重點在于雪中送炭。”王保真說。

　　熊先軍坐在辦公室里算了一筆賬：城鎮職工醫保費用全部由用人單位和個人負擔，政府除了在繳費部分免除稅收，并無其他扶持﹔但在城鎮居民和新農合方面，財政繳費占到了七到八成。“比如新農合，100元中，政府出了80元﹔北京的城鎮居民醫保，政府出了1400元當中的1100元”。

　　“財富的流向，應該說還是正在向弱勢群體傾斜。”熊先軍表示。

　　在草屋搭建之后，由于多種醫保制度并存，其中的縫隙與重疊變得不可避免。盡管政府還沒有具體的統計數據，但農民工兩邊都不參保或者兩邊都參保(城鎮職工醫保與新農合)的事例在各地都曾出現。

　　“我們也正在研究相應的辦法，但解決起來絕非一朝一夕”，熊先軍說，“新農合啟動的時候標准只有50元，現在是100元左右，說明草屋正在加固。”(楊中旭)

　人大代表參與政府預算案的決策討論，使政府的財政支出走向透明、公平、接受公眾監督，溫嶺開了個好頭

　　2月24日下午，浙江省溫嶺市新河鎮塘下片代表團除領銜代表莫海亮以外的15名鎮人大代表離開會場，抗議該代表團提出的“關于增加塘下片教育資金投入”的議案并沒有被人大主席團采納。

　　在新河鎮黨委書記朱寶卿和新河鎮人大主席林仁福的解釋勸說下，退場的代表們才返回會場，繼續參加新河鎮第十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

　　“人大代表退場表示抗議，這在全國恐怕也是第一次。”溫嶺市委宣傳部理論科科長、溫嶺市民主懇談工作辦公室副主任陳奕敏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仍然很興奮。

　　這是新河鎮實行“參與式預算”的第四年。

　　此外，溫嶺市的箬橫鎮、澤國鎮、濱海鎮和大溪鎮四個鎮也在今年首次試行“參與式預算”──人大代表參與政府預算案的決策討論。

　　財富民主之風不僅在這里的鄉鎮一級推開，也開始擴展到市一級政府──1月13日，“2008年部門(交通)預算民主懇談會”，溫嶺市委、人大、政府和16個鄉鎮(街道)的代表以及部分離退休代表參與懇談，對溫嶺市交通部門的預算編制提出意見建議。

　　民主協商3.0：參與式預算

　　除了創辦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業、迎來新世紀第一縷曙光，溫嶺還有第三張城市名片：“民主協商”。

　　1999年6月，浙江省在全省開展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活動。當時溫嶺市松門鎮領導主動向陳奕敏提出，能不能做些創新。這次談話的成果是后來舉辦的“農業農村現代化教育論壇”。

　　論壇的形式類似記者招待會，干部當面回答居民的各種提問，能解決的當面解決問題，不能解決的需要給出措施和最后解決期限。

　　創辦者當時并未想到這個小小的創新會走得這么遠。那次論壇有100多位居民自發前來參加，對大到投資環境、建設規划，小到鄰里糾紛、液化氣價格等提出問題。當年松門鎮就舉辦了四期類似的會議。

　　1999年底，溫嶺市委推廣了松門鎮的做法，各鄉鎮出現了“民情懇談”“村民民主日”“農民講台”等多種活動形式。后來，這些形式多樣的民主對話活動統一更名為“民主懇談”，被推廣到鄉鎮市政府各職能部門和非公有制企業。

　　開展得好的鄉鎮可以在年終考核時獲得“創新獎”，年底考核還可以多計入一分。

　　在不斷介入的學者和媒體的影響下，陳奕敏認為民主懇談不僅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載體，更是基層民主的一種原創形式。2001年以后，一些鄉鎮開始以民主懇談的方式就某些重大的決策議題征求公眾意見，并有選擇性地采納。

　　2005年，民主懇談進入第三個發展階段。溫嶺人開始利用民主懇談激活處于“不活躍”狀態的基層人大，試圖將游離于體制外的民主懇談會納入現行的制度框架內。

　　也是從這一年開始，新河鎮的人大代表可以對鎮政府預算提出質詢和修正。

　　充滿火藥味的人大會場

　　“程序安排我們就討論了十遍左右，最開始的那個方案被專家否定了，又制訂第二個。這次人代會只准備了一個月，是最倉促的一次。”新河鎮黨政辦副主任、人大政協干事張小鵬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根據《新河鎮預算民主懇談實施辦法(試行)》，在人代會召開之前，由鎮人大主席團領導下的人大財經小組組織預算報告初審民主懇談會。不是人大代表的普通民眾也可以參與，報名被批准參會后，分為工業、農業、社會三個專門小組進行討論，各小組形成預算初審報告。

　　2月23日下午，在新河鎮政府五樓會議室召開的新河鎮2008年預算草案初審會議上，社會事業組要求追加老城區改造、塘下片教育投入、綜治、歷史文化遺產修復、農民健康體檢工程、健康俱樂部建設等支出。其他兩個小組也各自提出了預算各項增減的建議。

　　當日下午各代表團審議鎮政府、人大兩個工作報告及預算草案。

　　根據新河鎮《2008年財政預算細化說明》顯示，2008年新河鎮計划收入15530萬元，其中的最大收入是土地出讓金返還，預計9990萬元。計划支出15500萬元，最多的是城鄉社區管理事務支出，共計6530萬元。包括項目征地報批成本3000萬，各地塊配套基礎設施支出1100萬，各地塊政策處理費用300萬元，江濱公園建設350萬元等。

　　4年的參與式預算實踐極大地提高了人大代表的參政議政水平，代表們發言尖銳積極，不少代表還保留了去年的預算草案，拿出來與今年的對比。

　　2月24日上午，預算民主懇談會舉行，人大代表開始審議預算報告，鎮政府負責人回答人大代表提出的詢問，政府根據懇談內容修改預算。這次還增設了一個環節，各團可以由領銜代表與普通代表商議，五人聯名提出修正議案。

　　肖家橋村代表顏瑋鈞提出，農村聯網公路經費目前只有80萬元，應該增加到100萬元。他還建議對農村4米寬以上的村道進行補助，建議從交通尾欠工程一項和疾病防治一項各減少10萬元。

　　對此，新河鎮鎮長郭海靈答復，如果按這樣的標准，補助范圍一下子就很大了，經費將遠不止20萬元，而是后面再加個0，所以這一項還是要堅持原來的政策。

　　上莫村代表莫海亮則提出塘下中學門口交通環境比較差、還沒有操場等，遠遠比不上新河鎮中學和長嶼中學，應該加大投入。為了計算出相對可靠的數據，他不但請來列席的塘下中學校長，還專門打電話叫來下林小學校長，計算出應該加大投入到200萬元。

　　此外，他還提出，預算細化仍然不夠，如支出方面的第一項里各地塊“政策處理”(即付給農民的土地征用費)300萬元，到底用于哪些地方？

　　副鎮長黃文燁當場答復他關于學校建設的問題：鎮里確定2008年為“校網調整年”和“校舍建設年”，需新建部分教學樓、食宿樓。因為塘下片的下林小學暫時保留，所以沒有大的建設項目，但這不意味著不投入。比如，校建工程有750萬元的預算。如果有項目，這筆預算就可以支持，如塘下中學校門口環境改造、下林小學的食堂建設、塘下小學的電腦室建設等，已經都有過投入。

　　對于預算細化不夠的問題，黃文燁沒有回答。

　　但塘下片的其他代表對此答復不滿意，于是出現開頭退出會場的那一幕。

　　最后，在收到的17個修正案中，除了與預算無關的、政府已做修改的及協商解決的提案，只有老城區改造和通向旅游景點長嶼洞天的長麻路建設兩個修正案參加票決。表決結果出乎政府工作人員的預料，這兩個修正案都因反對票超過半數而沒有獲得通過。

　　“各個代表團都是從自己村的利益出發提出修正案，馬上進行票決很難獲得通過。這里明年我們會增設一個環節，安排各個代表團游說、彼此妥協的時間，此后再進行票決。”陳奕敏說。

　　對預算修正案投票表決，不是人大常用的舉手表決，也是此次“參與式預算”的新亮點。

　　“中國人都講‘面子’，怕得罪人，即使心里不同意也不敢不舉手，用舉手表決修正案難以表達代表的真實意愿。”張小鵬說。

　　政府壓力減輕了

　　票決預算修正議案之后，人大代表全體舉手通過了《新河鎮2008年預算修改方案》，這個方案對預算草案做出五項修改，如：交通運輸支出中農村聯網公路支出增加20萬元，綜合治理支出增加50萬元。城鄉社區管理事務中項目征地報批成本減少50萬元，各地塊政策處理費用減少20萬元,等等。

　　“鄉鎮一級財政問題比較多，收支平衡壓力大，教育支出、社會保障支出和社會事業等剛性支出加大了，民生工程、社會事業工程不斷增多。蛋糕就這么大，怎么分？政府的壓力也很大。”新河鎮鎮長郭海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現在讓人大代表參與預算，預算制定更加合理，也更能反映群眾的意愿。也減輕了鎮長的壓力。財務公開透明，支出按照預算來執行，村一級來要錢上項目的現象減少了。”

　　據他介紹，在財政預算執行半年以后，還要開一次民主懇談會，請人大代表來對預算大方向進行調整。每個季度政府都會向財經小組、人大主席團匯報預算執行情況，接受監督。

　　人大代表講“實惠”

　　莫海亮遞過來的名片上，在自己公司的名稱下面，還用紅字印著“溫嶺市第十四屆人大代表”。

　　“農民群眾就是‘實惠’，大家都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參加預算審議一方面是規范政府行為，一方面財政預算合不合理，也對老百姓影響很大。”莫海亮說。

　　競選人大代表，是最近几年溫嶺商人中的熱門活動。張小鵬說：“一是有政治地位﹔二是顯示了一種信譽，和人大代表做生意會比較放心﹔三是方便和政府打交道，也能參與政治，說得上話，爭取自己的利益。”

　　顏瑋鈞是肖家橋村村主任，今年是他當村干部的第26年，市人大代表第18年。去年他當選鎮人大代表，提了個加強工業區投入的修正案。當記者問他為什么提這個時，他略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因為家里開了個小廠，做機械的。

　　當人大代表并不是從天而降的桂冠。據張小鵬說，競選鎮一級人大代表大概要花10萬到20萬元，競選市人大代表要花50萬元。這些錢大多花在請選民吃飯，在當地辦公益事業，比如為當地的老年協會捐錢、修路等。

　　根據《新河鎮第十五屆人大代表大會代表情況表》顯示，絕大多數人大代表是村干部或者曾經擔任過村干部。村干部的選舉更為昂貴。選村長至少要花50萬，花200萬還沒有競選上的并不罕見。

　　不排除部分富裕了的商人追求政治地位參選，但巨大的土地轉讓利益驅動也不可小覷。當地居民張瑋瓏告訴記者，尤其是城郊農村的土地升值很快，村委會參與土地流轉權力很大。比如給政府的價格是十几萬元一畝，卻只需要給農民兩萬多元一畝。巨大的利益導致干群矛盾尖銳，相關事件也曾經發生過。

　　2005年，新河鎮第一次搞參與式預算，莫海亮沒有發言，他記得那時候經常冷場，主持人不斷地調動氣氛，叫人發言。“我在看，到底發言了有沒有用，年底看決算報告，他們還真按照預算實行了。現在感覺發言比不發言好。”他說。

　　每一個來溫嶺的專家和記者几乎都會問陳奕敏，溫嶺的民主協商如何制度化，陳奕敏開玩笑說：“制度化？化不了。”

　　雖然現在和人大制度結合，但民主協商的前路依然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對此，陳奕敏的期望很小也很大。

　　在他看來，重要的是對老百姓進行民主熏陶，讓民主成為他們的習慣和生活方式。 (周麗娜)

　對于社會財富，“不患寡而患不均”。這里的“均”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結果平等，而是指“政理之均平”，就是指制度設計合理，財富配置正義

　　貧困，固為人所不欲也﹔然而，有財富而配置不公，亦人所不欲也。

　　尤其是在一個以財富為主要甚至唯一價值標准的時代，國民財富配置不公、甚至人為實施的分配不公，必會引起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

　　上屆政府自執政之初，就已經清醒地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并著手采取措施解決問題。過去几年談論得最多的“民生”政策，其本質就是借助政府的力量，引導財富在社會各群體之間重新分配。

　　政府的努力

　　政府的努力在財富生產與分配的三個環節上展開。首先，政府試圖調整勞資關系，總理直接過問企業拖欠農民工薪酬問題，《勞動合同法》也試圖扭轉雇主、雇員關系的失衡局面，以此提高員工的福利收入。有關部門也准備采取措施規范國有企業員工收入。

　　其次，政府也調整了多個領域的稅收，把更多財富留給民眾。這包括取消農業稅;統一內外資企業所有稅，實際上降低了內資企業的所有稅。提高個人所得稅的免征起點，不少低收入群體免除了交納個人所得稅的義務。有些地方進行的增值稅試點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業負擔。

　　最后，政府也在逐漸調整財政支出結構，增加民生方面的投資，比如向農村、師范教育投入公共資金──2007年國家財政支持“三農”資金增至3917億元，教育財政支出占GDP比重超過3%，恢復師范生免費等等。

　　政府的這些民生政策已經收到了一定效果。

　　但是，由于財富配置的基本制度框架問題猶存，上述努力還未達到政府所追求的效果。

　　比如，政府一直表示要規范國有企業收入，但未拿出有效辦法。政府本擬以《勞動合同法》調整勞資關系，但該法引起了廣泛爭議，不少經濟學家、企業家要求修改這一剛剛實施的法律。政府想解決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問題，但很多政策出台后，房價并未得到根本遏制。

　　顯然，解決財富配置失衡問題，還需要一些新思路和更大的魄力。

　　無論中外，社會問題激化，通常發生在社會整體財富快速增長、但財富配置機制嚴重扭曲的時期──因為財富的快速增長會提高人們的預期，財富配置失衡必然使很多人的預期落空。這樣，即便他們的處境縱向來說已有所改進，但橫向的比較也會讓他們產生失望、不滿心情。

　　因此，對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來說，能否創造出財富當然是重要的，財富配置是否合理，同樣重要。兩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這里的“均”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結果平等，而是指“政理之均平”，就是指制度設計合理，財富配置正義。

　　財富配置的三層失衡

　　過去二十多年，尤其是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整體國民財富同樣在高速增長，每個人的財富都有所增加。

　　但這些財富尚未給民眾普遍帶來預想的那么多幸福感。相反，從近几年的輿論可以看出，民眾的心理焦慮并未顯著緩解。症結就在于，合理有序的收入格局雖已基本形成，但在某些方面國民財富的配置失衡，其表現在從創造到財富再分配的各個環節。

　　首先，市場過程中的財富分配失衡，其中最主要的表現是國有壟斷企業收入大大高于一般企業，尤其是最近几年，國資委管理的國有企業的利潤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一般企業，國有壟斷企業員工的收入也大大高于一般企業。

　　同時，在一般私人企業部門，資本與勞動的所得又嚴重失衡。人們議論比較多的現象是，若干年來，農民工的工資收入基本上沒有調整。

　　這種財富分配失衡的根源是市場制度不夠健全，市場參與主體的自由、權利不平等，造成財富配置的格局取決于參與分配的人的權利配置格局。

　　比如，相對于一般私人企業，國有壟斷企業在市場活動中享有政府賦予、法律、政策保護的特權。他們可以免費占用資源，可以借助權力禁止私人企業進入某些利潤丰厚的行業。在這種情況下，即使不提高效率，依靠占有資源和壟斷利潤，國有企業就可以在賬面上實現高收入。

　　在一般私人企業部門，資本與勞動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地方政府官員為追求政績，紛紛投入到GDP競賽中。各級政府不約而同地采取了昆山市政府所概括的“親商、富商、安商”政策。由這樣的政策所塑造的市場活動的制度框架，是對資本有利的，相對于勞工，投資者、企業享有了特權。企業可以從政府那里得到各種照顧。這樣，勞工與雇主談判的力量大大削弱，當然也就無力使自己的收入與企業效率同步提高。

　　其次，財富被創造出來之后，在社會與政府間的分配再度失衡。簡單地說，就是財政收入增長過快，而社會整體收入的增長落后于政府收入增長。政府公開統計的稅收收入的增長速度本來就已經很快，政府還獲得大量非稅收入，其中特別重要的是各級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這樣算下來，政府收入的年增長率都在20%以上，高于民眾的收入增長水平。

　　政府解釋說，政府收入增長較快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快速增長。但是，假如稅制合理、政府權力受到有效約束，那經濟快速增長應當同時惠及政府與民眾。

　　出現現在這種狀況主要是歷史與制度的原因，政府收入項目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單方面確定的。于是，稅制的設計本身就有利于政府增加收入。比如，當初制定稅率時，政府以實際征收率較低為由制定較高稅率。而在稅收征管水平大幅度提高之后，卻遲遲沒有下調稅率。至于土地出讓金等非稅收入，地方政府更是直接以壟斷經營者身份進入市場，高地價的負擔則由民眾承擔了。

　　第三，政府的財政資金在支出的時候同樣存在失衡。

　　在政府收入快速增長的事實下，假如這些稅收收入能夠高效率地用于民眾福利，那民眾是可以接受這一現實的。西方一些福利國家的民眾稅負確實高于中國──經常也有官員說，中國的宏觀稅負不算高，相比于發達國家，還有提高空間。

　　但官員說這些話的時候似乎忽視了中國財政預算制度的缺陷，這種缺陷導致政府取之于民的資金，未必能夠高效率地用之于民。

　　首先，大量政府收入尚沒有進入預算，比如土地出讓金收入、預算超收部分，政府是怎么花的，無人知道，民眾當然有理由懷疑政府沒有讓這些錢用得其所。事實上，從預算就可以看出來，政府的錢確實花得不甚合理──中國行政管理費用在財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名列世界前茅。

　　相反，民眾福利支出卻有眾多改善余地，即便已經建立起來的國家福利體系，也經常產生逆向再分配效應──收入相對較高、較穩定的群體，尤其是政府雇員，福利最高，而最需要國家福利的窮人，包括農民人口，卻曾長期普遍被排斥在國家福利體系之外。

　　財富配置的民主

　　正是由于財富的創造與分配過程中缺乏足夠公平的規則體系作為基礎，所以，中國的財富創造速度盡管很高，但財富仍難以完全擺脫經濟、社會、精神等方面的問題。

　　在中國的背景下，財富的公正分配，僅靠福利政策是不夠的──上述財富配置失衡的根源是財富創造與分配的一些環節都程度不等地存在規則、制度扭曲現象，所以重要的是調整這些規則、制度。

　　首先，按照法治原則確保市場參與主體的平等地位。假如企業與勞工處于平等的政治與法律地位，那么，雙方進行公平的談判，確定能夠承受的工資、福利水平，既可使勞工工資與生產效率同時提高，又不至于給企業帶來無法承受的成本。假如打破國有企業的特權地位，市場更加開放，那國有壟斷企業的收入自然會趨向社會平均水平。恢復財富配置平衡，就是讓民眾在市場過程中享有平等的自由和權利，政府公正地充當裁判，不偏袒任何一方。

　　其次，按照憲政原則，重新設計政府與社會之間分配財富及財政支出的制度框架。政府需要掌握一定資源，但政府應當掌握多少資源？這不應由政府單方面決定，而應通過公共選擇過程，由民眾通過其代表機構來決定。基于這一結果，或者繼續加稅，或者減稅，都具有程序上的合法性。當然，政府所支配的資源如何花費，同樣需要由民眾通過其代表機構來決定。

　　歸根到底，當代中國理順財富配置平衡的關鍵是，在國家與民眾之間建立一種新型關系，其核心原則是民主與公正。 (秋風）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