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18:20-33; 詩138; 西2:6-15; 路11:1-13
     ·謝松齡牧師· (博讯 boxun.com)

    2007年7月29日
    
    奉上帝，聖父、聖子、聖靈的名。阿們。
    
    各位弟兄姊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先求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
    
    前不久，有幾位慕道友問我，應該怎麽樣禱告。我覺得他們很有追求，這個問題也問得很好；因爲禱告是基督徒的基本功課，我們每天都要禱告。每個星期天我們來教堂崇拜，也有很多禱告，但是，我們常常還是覺得自己不會禱告。
    
    禱告是一件又難、又不難的事。說禱告不難，因爲禱告就是向崇拜的對象說話，特別是向崇拜的對象祈求。有一位神學家曾經說，禱告是宗教的中心，祈求是禱告的中心。所以，任何宗教都有禱告。即使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也有禱告。比如，我們常常看到在一些生日晚會上，點燃了蠟燭，在過生日的人吹滅蠟燭之前，常常有人叫他(她)許個願。我們有人也喜歡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許願。許願，也是一種禱告的方式。我們常常看到，有信佛的人到廟裏燒香拜佛，祈求什麽，或者許個什麽願，這些也都是禱告。比如，有人求菩薩保佑，找個好工作；有人求菩薩保佑，明年生個大兒子；有人求菩薩保佑，攷個好大學；有人甚至求菩薩保佑，去賭場贏錢等等，這些都是禱告。有些人雖然沒有去廟裏求佛，但是也許會在心裏許願，比如有的年輕人會許願：“但願今年讓我能夠找到一個合意的女朋友。”這樣的許願，也是一種禱告。但是，上面所說的這些禱告都不是基督徒的禱告。
    
    我們基督徒的禱告，是要在禱告中和上帝建立一種關係，一種屬靈的關係；所以，我們的禱告，要合上帝的心意。今天的福音說：“耶穌在一個地方禱告；禱告完了，有個門徒對他說：‘求主教導我們禱告。’”我們知道，主耶穌的門徒大多數是打漁的，還有是收稅的，沒有什麽高深的學問，也沒有受過多好的教育。但他們都是猶太人，猶太人都經常在猶太會堂中禱告；所以，毫無疑問，他們一定都會禱告。但是，爲什麽還要求主耶穌教導他們禱告呢？我想，他們是要學習怎樣作合上帝心意的禱告，在禱告中和上帝建立新的關係。
    
    今天的福音，就記載了主耶穌教導門徒要怎樣禱告。主耶穌教導門徒的這篇禱告，我們稱它《主禱文》，就是主教給我們的禱告文。我們每次崇拜的時候都要讀或者唱《主禱文》。今天路加福音所記載的《主禱文》，一共有七個句子，但是卻清清楚楚地表達了一個基督的門徒應當和天父上帝有怎樣的一種關係，應當和人有怎樣的一種關係；也清清楚楚地表達了一個基督的門徒對待生活應當具有怎樣的一種態度。
    
    我們經常讀、經常唱《主禱文》，我相信許多人都能把《主禱文》背下來了。主禱文一開頭，就呼喊上帝說：“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知道，聖經中所有的禱告，都是以呼喊上帝的名開始的。但是只有從主耶穌開始，才稱呼上帝爲父。這表明我們基督的門徒，與上帝有一種特別親密的關係，就好像兒女和父親的關係一樣。而且，這位在天上的父，不只是我的父，也不只是你的父，而是我們的父，是全人類的父。當然，現在還有很多人沒有認識上帝，沒有把上帝作爲我們的父來敬拜祂、贊美祂、感謝祂。
    
    在呼求天父之後，主禱文的三句話說出了三個“願”：“願人都尊你的名爲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知道，在亞當和夏娃背叛上帝以後，人類與上帝的關係破裂了。主耶穌基督的使命和我們基督門徒的職分，就是要萬民與上帝和好，認識和敬拜天父上帝；以天父上帝爲中心，過一種遵行上帝旨意的生活。這三個“願”，是講我們和上帝應該有怎樣的一種關系。主禱文是把求上帝的國和上帝的義放在首位。
    
    主禱文再接下來的三句話，是表明我們在現在、過去、將來對別人、對生活應當具有怎樣一種態度，並且祈求上帝幫助我們抱著這種態度去生活。關於現在，主禱文說：“我們日用的飲食，天天賜給我們。”這是主禱文中唯一的關於物質方面的祈求。日用的飲食，就是每天生活的必需品。我們向天父所祈求的，只應該是生活的必需品。這句話也表明我們承認我們的日用飲食，是從天父而來。但是，如果一個人所求的物質，超過他生活的必需，就是一種貪心。在這個世界上，太多的人有發財的心。但是，這個世界上的物質財富就是那麽多，一個人發了財，別的人就會有損失。就算發了財，也不一定能保住財，更不用說傳給子孫後代了。發財的心、貪心，必然引起人們互相競爭、互相欺騙、互相殘殺。
    
    主禱文接下來講到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赦免我們的罪，因爲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這句話同時也表明，我們應當怎樣對待過去所發生過的事情。自從亞當夏娃的大兒子因爲妒忌和仇恨殘殺了自己的兄弟以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破裂了。一切的仇恨、殺害、戰爭，都起源於人和人之間的互相妒嫉、不能互相寬恕。一個人若是吃了虧，常常會在口頭上或者在心裏面說：“我決不會饒了他。”這種念頭，有的人會立刻反應出來；有的人能夠忍耐，當時可能不發作，但心裏會想：“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但是，主禱文卻要求我們寬恕一切曾經虧欠我們的人。如果我們饒恕別人，上帝也饒恕我們；如果我們不肯寬恕別人，上帝也不會寬恕我們。如果我們用主禱文來禱告了，卻又不能寬恕別人對我們的虧欠，就等於對上帝說：上帝啊，求你不要寬恕我。
    
    今天路加福音中主禱文的最後一句是爲將來的事禱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會遇到各種各樣的誘惑和試探，也可能遭受到各種各樣的凶險或者是魔鬼的攻擊。我們沒有辦法預料，沒有辦法預防，也很難戰勝、克服它們。我們只有祈求恩慈的天父，用祂大能的手來護佑我們，使我們免遭試探和兇惡，保守我們在祂的平安之中。
    
    短短的一篇《主禱文》，七句話，兩個段落(除了呼求天父的第一句，兩個段落各三句)，包涵了我們和上帝、和別人應有的關系，並且把我們的現在、過去、和將來都完完全全地交托給了天父上帝。這是所有禱告中最完美的禱告，也是我們一切禱告的典範。
    
    現在讓我們禱告。親愛的主耶穌，我們滿心感謝你，感謝你教導我們如何禱告。你曾經應許我們，若是我們的禱告合乎天父的旨意，天父定會應允。你又教導我們，我們所需用的一切，天父是知道的，我們要先求 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會賜給我們的。主啊，求你幫助我們，讓我們所作的禱告，在我們的生活中表明出來。奉你的名求。阿們。
    

基督的力量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阿摩司书5：24） (博讯

    
     这几天最引人注目的新闻之一，莫过于《南方周末》在两会期间专访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文章。据记者自己介绍说，这篇专访文章的背景，是为了配合“胡锦涛主席去年底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关于宗教工作的讲话，以及近年来宗教领域内的若干热点问题”。
    
    叶小文谈的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的难题如何破解”，但整个内容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在谈基督教问题。无须多言，中国政府目前最关注的社会问题其实就是人数日益增长的基督教家庭教会问题。让我们看看，在叶小文先生的长篇答问里面，认识到了哪些重要的问题？又解决了哪些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
    
    开门见山，先说中国大陆信教的人数问题。叶小文说：“全世界‘五个人中四个人信教’，中国有多少人信教？你问我，我只能引用周恩来的教导，说‘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
    
    叶先生的回答颇不严肃，有着调侃和“打哑谜”的意味。周恩来是哪一年去世的？众所周知，是三十二年前的1976年去世的。谁都知道，1976年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政治上极端高压，没有丝毫的宗教信仰自由；经济上尚未开始经济体制改革，人民普遍到了极其贫困化的地步，整个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所以，周恩来“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的话，绝不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在文革中说的，一定是在周恩来先生自以为政治上最宽松的五六十年代说的，用一个四十多年前的估值数据来反映今天中国宗教信仰的现实状况，叶小文先生可真够幽默的。
    
    就在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仲宇教授从事的一个社会调查项目——“当代中国人宗教信仰调查”，刘仲宇教授是这个调查项目的主要撰稿人。刘教授根据调查的内容最后得出一个与往不同的结论：中国大陆有宗教信仰的实际人数，是官方统计数字的三倍，已达3亿多人。刘仲宇向记者透露了一份尚未公开的调查报告中的数据：在知识精英阶层，信仰佛教的比例最高。市场经济催生了宗教的发展，年轻人占了信教群体的主体。对这项调查结果，BBC等海外主流媒体纷纷给予了积极报道，反之，近在咫尺的中国官方却始终不予评论，回避不谈。
    
    在此之前，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97年发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中揭示，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400万人，专职的教职人员约4000人，教堂、会所4600余座；中国约有基督教（新教）徒约1000万人，专职的教牧师传道人员1.8万余人，教堂1.2万余座，简易活动场所(聚会点)2.5万余处。到了六年之后的2003年，根据中国官方再次公布的统计数据，天主教徒已达 500万，基督徒总数约为1600万。至于伊斯兰教徒，因为主要的10个少数民族的成员绝大多数人都信教，所以统计时就按这些民族的总人口计算，总共约有2000万人；因为中国的佛教徒和道教徒从未履行过信仰登记手续，只能按小区域进行测算，再进行大范围及全国的估算，所以不是准确的统计数字。
    
    如果刘教授的调查数据准确，中国实际信仰宗教的人数量将激增三倍，达到3亿多人。刘仲宇教授特别强调说：“没有信仰的人是最可怕的！三亿人信仰宗教，精神上有了寄托，这本身就是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贡献。”
    
    另据1983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载，全球60亿人口中，约80%左右信仰宗教。而在中国现有的13亿总人口中，宗教徒仅占10%左右。为此，这个世界性的统计数据也将重新改写。
    
    实际上，中国教会自己内部的统计数字高于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而进行抽样社会调查的实际数字又高于教会的统计数字，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据中国基督教会的内界人士透露，五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教会只有七十万信徒，而中国教会最凄惨的时候是在文化革命当中，估计只剩下了七千余中老年信徒，顽强地固守着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周恩来再拼命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为文化革命涂脂抹粉，也不会在自己的晚年时说出信教的人“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的大话来。
    
    实际上，1976年又是人们的任何信仰普遍破灭的一年，不仅是宗教信仰被扼杀，就连以往被吹嘘上天的共产主义信仰，也被无情的事实击得粉粹，过去，“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的红卫兵小将早已不在了，被赶到农村去与农民争食；另一个“差不多有一亿多一点”的造反派们也不在了，在相互残杀、死伤无数之后，又被揪出了许多“野心家、阴谋家”，关押批斗，现在大多数原来的造反派组织成员只会埋头干活，养家糊口；所以，真正达到“差不多一亿多一点”这个数字的，是在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触及的受难者和他们的亲属。
    
    从文化革命结束后的1979年落实政策，到1990年的十余年内，中国曾一度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再由于中国社会上对共产党信仰的普遍破灭，国内基督教的教徒人数一下猛增到8000万（1990年，金陵协和神学院公开向来访的外国友人透露，中国实际有8000万基督徒，其中在礼拜堂的是700万，在外面的，譬如“三自”控制范围之外的家庭教会，是7000多万）。但这些人当中的大知识分子很少、教授也很少，绝大多数的信徒都是在农村。中国教会发展最迅猛的地方是在山东一块、河南一块，河南到安徽的交界处，以及浙江特别是萧山、宁波、临海到温州一线沿海地区，圣灵兴起的工作发展最猛。在南方，广州及福州的郊区，山西的许多产煤区，都是近几年来基督教信徒大发展的地区。
    
    最近几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大发展，同国外基督教界的积极支持是分不开的。叶小文向记者透露：“韩国基督教的渗透，我们就很头疼。几千个传教士，从东北一路走到广州，到处传教。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大量的农民和知识分子流动起来，如果利用基督教的火种进行渗透，传播的恐怕就不是‘福音’了。”
    
    任何人都想象不到，韩国一个只有三千多万人口的国家，却是向外传播基督教福音最强的地方，韩国的基督教会至今已经向全世界各地差派了超过一万五千名宣教士，仅次于美国教会所差派的。人们若还记得的话，就在去年，韩国福音教会(Onnuri教会)、韩国长老会联合教会向战乱的伊斯兰国家阿富汗派出传教的青年志愿者数十人，结果被恐怖分子的基地组织绑架，有数人因此殉教。对此，韩国政府对国内的基督教会采取了强硬措施，发布了宣教禁令，眼下，数千名中青年传教士身带基督教的火种，堂而皇之的来到了干柴遍地的中国。你说，被单一意识形态严密控制的中国社会，岂有不慌的道理。
    
    其实，叶小文很清楚，真正威胁到中国社会稳定的致命要害，在于“当社会不公平问题突出起来”，难道你共产党政权、中国政府及各地的地方政府，就不能让你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稍许公平一些，至少做一些让社会比较公平的努力吗？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政权统治，将广大的中国农村和农业人口带入到最贫困的境地，就连最近二十年来使中国政府、使无数的中国高官迅速暴富起来的所谓改革开放，也没有使广大的农村和农业人口摆脱贫困的境地，反而从改革开放前的相对贫困化变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日益绝对贫困化，到了交不起学费、看不起病，土地被夺走，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悲惨地步。如今，由于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制定的某些政策，在这个贫困化的大军中，又增加了城市下岗工人和城镇贫民。将这些数千万、上亿的中国民众推到基督的怀抱，感受神恩，恰恰是你共产党政权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呀。正如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会起作用，让中国国内从东北到广州的广大民间、广大民众如此热烈欢迎韩国的传教士们，也恰恰是你共产党政权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呀。预先将内乱的罪名定下调子，归罪于国外的什么势力集团，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的一贯做法，在1989年的那场国内动乱中也早已用过了，难道就不能创出点新意吗？
    
    基督教会——包括中国的和国际的基督教会，也包括其他的宗教团体，在目前中国社会的进程中是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促进和谐和稳定的，还是起着分裂及破坏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今年又是一个重要的年头，恰好在今年的一百年前，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为了开展派遣留美学生工作，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此善事的由来在于美国教会组织的积极努力。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接着，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4月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说明：“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动用庚子赔款赞助中国教育的谘文，1908年5月25日由国会通过。
    
    众所周知，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和慈禧的愚昧，引来无知的义和拳民向西方列强玩火，结果，八国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玩火者自焚其身，清政府屈膝投降。1901 年，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俄、德、日、意、奥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其中，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共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使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
    
    近代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总共支付的战争“赔款”为16亿多两白银。在所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掠夺中国的财产最多。中国从近代社会向现在社会的过渡，庚子战败后的赔款和使用，直接影响着数十年后直至百年后的中国。由于庚子赔款的巨大数额，大量的白银流入到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国家，等于是衰弱的中国向强壮的西方输血，贫穷的中国资助了西方列强国家进一步走上现代化道路，原本贫穷的中国变得更加贫困化。
    
    由于美国率先实行的两次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各国都紧步美国的后尘，纷起退款。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除了清华学校即后来的清华大学，还在中国建立了十二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北京有名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其中，建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还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所大学，著名的教会中学就更多了，在全国达到三百多所，北京的贝满女中，还有上海的中西女中，原名中西女塾，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创办于1892年3月，直到1952年7月由上海市教育局接管。此外，在我比较熟悉的武汉，还有建于1909年的武昌文华中学、建于1877年的武昌博文中学、建于1896年的汉口博学中学、以及建于1908年的汉口上智中学，这些都是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文化人才。
    
    有史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综合医院也是教会创办的。用庚子赔款兴办的教会医院包括当时首屈一指的北京协和医院（英、美、加三国）、北京同仁医院（美国卫礼公会）、北京道济医院——现在的北京市第六医院（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上海华山医院、广州的博济医院（以后的中山医学院）、长沙的湘雅医院、汉口协和医院、汉口同济医院、汉口同仁会医院、武昌同仁医院、汉口天主堂医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等等，直到1949年的新中国建立，在华的大小教会医院共约四百余座，其中有半数是美国兴办的，美国教会对中国经济的复苏和文化的崛起，乃至今日全面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开创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出于政治的原因，也有人不是这样看的。1950年，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郭沫若在政务院的报告中说：“一九○八年美国政府提议利用庚子赔款发展在帝国主义控制下的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乃是一种处心积虑极其恶毒的政策。”郭先生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在中国的传教士即突增至占全部在华外国教士的一半。这是帝国主义者自己对于文化侵略的目的的最坦直的供认。从此，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活动更形积极。（见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人民日报》）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郭沫若就任新政府的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1950年6月，郭先生又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所以，郭先生是代表中国政府讲这个话的。
    
    在郭先生的同一份报告中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二十所教会高等学校中间，受奖国津贴的即占十七所之多；三百余所教会中等学校中间受美国津贴的约近二百所，几占三分之二；小学方面受美国津贴的约一千五百所左右，约占全部教会小学的四分之一。医院方面：受美国津贴的在华教会医院约二百余所，占中国全部教会医院的半数左右。”另外，“救济事业方面：受美国津贴的有孤儿院二百余所，麻疯病院二十余所，聋呼学校十所，盲校三十所等等。”
    
    有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当然还会有各国的在华教会：“美国教士在中国直接办理的基督教西差会有五十八个，占在华西差会总数一百十三个的半数，受这些美国差会津贴的中国基督教会约有十五个。此外还有各种教会的联合组织和青年团体、出版团体和救济团体等等，属于美国系统或和美国有关的天主教修会约有六、七个，在全国一百二十三个主教区中间，有十三个主教区的主教是美国人。”
    
    1950年是个什么样的国际形势？郭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说？我们都很清楚。那时候，中国政府应北朝鲜和苏联人“请求”，派出自己的子弟兵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打响，将美国政府、美国军队、美国的宗教团体妖魔化、引起全中国人民的仇恨和恶感，全力支持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查阅历史，在那一年，不仅在政府中身居高位的郭先生，就连作为基督教会的各级“三自”团体也必须热烈响应、参加配合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这样的历次政治运动，积极掀起反美、反帝的大控诉运动；将拒不加入“三自”教会的基督教牧师王明道、倪柝声等人逮捕入狱；甚至几年后也积极大搞极左路线，在基督教内推行反“右派”斗争等等。
    
    当然，就像耶稣和佛祖的大慈大悲一样，基督徒同佛教徒一样，都是特别能忍耐的族群，如《圣经》上所言：“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遵照《圣经》上的教训，主张基督徒在国家事务、社会秩序和公民责任方而，理应顺服上帝以他美善的旨意所设的政府，并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法律和法规；除非政府要求或强迫犯罪（比如在文革当中），基督徒不得因私意拒绝顺从；教会作为在国家有关职能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理应服从政府依照法律、法规和相关行政条例所进行的合法管理。基督徒既然被上帝差遣到这个世界上，理应效法基督的榜样，遵行上帝的公义和仁爱，在与世人同甘共苦的生活中，勤勉地工作，忠诚的服侍众人，努力造福社会，以此见证基督的美德。
    
    现实就是这样，基督教越是忍耐，越是在中国大陆如干柴烈焰般的蔓延发展，而今已成为燎原之势，也成为中国政府自1989年学生运动、1999年法轮功运动之后重点关注的又一大社会现实。
    
    回顾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中国五大宗教中发展最快的就是基督教。根据历年来官方的统计资料，1900年，庚子拳变那一年，在华的基督教外国传教士是1500人，总共有基督徒8万人；到了1927年，在华的基督教外国传教士增至8000人，其中半数为美国人，基督徒人数增加到40万人左右；1949年，新中国建立，全国有基督教徒大约70万人；到了1979年那一年，文化革命结束，基督的信徒一跃达到300多万；而到2002年，全国基督徒增加到1600多万。
    
    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这1600多万基督徒都是经过宗教信仰登记手续的“三自”教会的成员，而从未办理过宗教信仰登记手续的基督徒成员——家庭教会成员，目前至少大约有8000万人。家庭教会拒绝进行宗教登记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基督徒一经登记，就必须加入“三自”教会，履行不得跨地区传道和不得向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传福音的“三自公约”，这些做法不但基督徒从信仰上不能接受，实际上也与宪法、宗教信仰的管理条例以及中国政府对外宣传的宗旨相违背。“三自”教会不能给予基督的信徒以灵性上的满足，导致社会上的信徒们大量流向非“三自”教会；“三自”教会一方面将非“三自”教会定性为“异端”、“邪教”，一方面怂恿政府以“非法传教”等罪名严厉打击非“三自”教会、即家庭教会。目前，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并没有因为“三自”教会的排斥和政府的打压而出现萎缩状况，相反，出现了一个愈压愈旺、愈要发展的迅猛势头。
    
    按照基督教教义和基督徒灵性生活的需求，要求在各地的教堂、聚会点进行正常的主日礼拜外，还要根据信徒的不同需求举办各种类型的宗教聚会，如查经会、祷告会、读经班、慕道班、青年聚会、唱诗班、夏令会、冬令会、培灵会等；在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举行庆祝纪念礼拜；信徒的结婚礼拜、丧事礼拜、纪念追思礼拜、敬老尊长礼拜和各种感恩礼拜等，都应该正常的在教堂里进行。而由于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中国大陆的那些教堂只是为隶属于官方的“三自”系统的教会服务的，数量庞大的家庭教会成员是不能来染指的。
    
    “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矛盾，还体现在培养专业宗教人士的神学院上面。中国目前共有神学院17所。其中，位于南京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是中国基督教的全国性神学院，成立于1952年。学院设有本科（4年制）、研究科（3年制）和圣经函授班（3年制）。课程主要分圣经研究、教会历史、神学研究、神学实践四个部类，此外还有文化和政治课。教学方针是学修并重，以学为主。地方性的院校有：上海华东神学院、北京燕京神学院、成都四川神学院、武汉中南神学院、沈阳东北神学院、福州福建神学院、杭州浙江神学院、西安陕西基督教圣经学校、长沙湖南基督教圣经学校、南昌江西圣经学校、昆明云南神学院、郑州河南基督教圣经学校、呼和浩特内蒙古自治区义工培训学校、济南山东神学院、合肥安徽神学院、广州广东协和神学院。
    
    叶小文说：“2007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要加强宗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要加大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的合格宗教教职人员队伍。”
    
    现在，连金陵神学院的学生们都看得出来，神学院也在搞教学改革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些倾向福音派的老师已经不允许讲课与讲道了，金陵神学院和许多地方神学院的课程也作了大幅度的改动，比如砍掉了《罗马书》、《启示录》、《护教学》、《释经学》等课，学院里面只有三分之一的课程涉及到圣经经文查考研读，增加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帝国主义的近代历史、《三自教育》和军训等内容。而且圣经教课老师的教课如同做贼一样，进校二年级的学生还一直都没有机会在全校师生面前训练传讲神的话语。试问这样培养的学生以后怎样在民众基督徒的面前，按时分享神的话语呢？现在，神学院的一些教师、许多在校学生、研究生们同情家庭教会，不满意“三自”教会的做法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的家庭教会是中国基督徒的主力军，这是毋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尊重家庭教会这些没有进行过宗教信仰登记的基督徒们，也是中国宪法“宗教信仰自由”的具体体现，不正视这个现实，不解决好同家庭教会的正常关系，不解决好中国社会不公平的现实，中国社会将永远无宁静之日。
    
    对于国内民众的宗教信仰，尊重并给予承认，展开对话，远比打击和防范更有益处。1989年和1999年的两次用极端的方式解决民众内部的矛盾冲突，最终事实证明了是两败俱伤的结局，既不与人为本，也是与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的。把问题推到国外政府和宗教团体的身上也是不现实的，国难在内而不在外，根源在于整个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基本现实。民有难而无法得到诉求，只能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基督的身上。基督为什么会得人心，因为只有基督才是真正牺牲自己，拯救人类的。在整本的《圣经》上面，讲述的都是人类堕落和犯罪的历史，所以需要上帝的审判并拯救于人类。教会的使命是见证基督，有教无类，向一切人宣讲上帝审判和拯救的信息，拯救所有信徒、而不只是一小部分信徒的灵魂。
    
    信上帝的人，还有不信上帝但是能与上帝的信徒和平相处的人，让我们共同为华夏大地的教民虔诚祷告：主啊，怜悯我们，怜悯中国，怜悯你的教会和黄皮肤的子民；主啊，求你的恩光照亮我们，给我们每个人负担和力量，使我们在这背缪的时代能够坚定心志跟随你前进，主啊，怜悯我们，愿主与我们同在，阿们！
    
    耶稣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