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童安格: [愛與哀愁] 視頻走在風雨中我不曾回頭 只想讓自己習慣寂寞 如果在夢中沒有你沒有我 能不能夠讓自己不再難過 愛並不會是一種罪過 恨也不會是一種解脫 愛與哀愁 , 對我來說象杯烈酒 美麗卻難以承受 點一根煙喝一杯酒能醉多久 醒來後依然是我 走在風雨中我不想回頭 能不能夠讓自己不再難過 讓人震驚的一篇文章 2008/03/15 我在中華網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希望大家看一下。震驚朝野 一本几度脫銷的奇書2007年，一個人口僅十几萬，戴著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完全以農業為經濟基礎的小縣城，陝西省合陽縣，突然掀起了一股讀書的熱潮。有一本書在這個小小縣城，短短几個月就賣出了上萬本，縣里為數不多的几家書店，几度脫銷。走在大街上，不論你問出租車司機，還是商店店員，甚至你去問問看公廁的老大爺，沒有不知道這本書的，并且都說讀了不止一遍。更有意思的是，還有人為這本書專門寫了主題歌，還編成了舞劇，這主題歌在縣電視台不斷的熱播，舞劇由縣宣傳隊下鄉巡演，場場爆滿，盛況空前，這本書，其實它的主題完全不跟流行時尚 戲劇傳奇沾邊，也絕非出自什么大家手筆，它不過是一本體裁有點過時的報告文學，書的作者也不過是小縣城里的一名商人。黨憲宗：我在西安開了一次座談會，當時像賈平凹這些大家都到了，大家對這本書評價也非常高，把這本書稱為當代的“新史”。渭南市的政協主席說他看這本書，看一篇哭一篇，看一篇哭一篇，他看上一兩篇要哭上几天，然后繼續看。《沉重的母愛》的作者黨憲宗，是個地道的陝西漢子，他做過知青，當過中學教員，1985年下海后又承包了合陽縣政府招待所。而正是做招待所老板的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他今后的生活 。1990年之后，招待所開始接攬高考中考考生的生意，于是每年六七月份，黨憲宗都會目睹一批批的考生和他的家長們，在炎炎夏日里度過煉獄般的几天。一次，黨憲宗看到一個中年漢子蹲在考場外的牆角，一只手拿著一個冷饃在啃，而另一只手，則死死地捂著自己的肚子。黨憲宗：是不是肚子疼嘛？他嘿嘿笑了，我說了害怕你笑話，我這包裝的娃的五千元的學費，我害怕丟了。我當時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就想，這五千元與一個饃，就是為了娃上一個高中，自費班交五千學費，還不算正式的交費，但自己在那兒啃一個冷饃。買一碗面當時是一塊五毛錢，他都舍不得花，但是卻給娃這樣五千元五千元地交學費。還有一次，黨憲宗在考場外見到一個年近70的老奶奶，因為兒子病故，兒媳病重，老奶奶靠撿垃圾供養著兩個孫女考大學。黨憲宗：你不知道，為這娃上學，可以說我臉皮厚了几十層，身上掉肉掉了几十層，整個過去感覺到世界上啥是最不要臉的，因娃要上學到處借債，叫人感覺到最不要臉，除了天和地沒借錢以外，我把人借遍了。這個事說得我當時眼淚嘩嘩流下來，但是老婆婆說到她娃的學習情況，馬上把眼淚一擦，眼睛馬上明亮起來，說你看我這兩個娃，雖然他爸他媽現在是這情況，但我娃娃很爭氣，學習非常好，我一定要把娃從大學供出來，我要對得起我死去的兒子。2003年夏天，黨憲宗在招待所又偶遇了一個多年未謀面的老同學，這位父親已經供出了兩個大學生，如今他又陪著小兒子來參加 高考了。黨憲宗：當時他見了我那個眼睛，可以說已經有點看不清楚了，這個時候我就問他，我說是那你現在為什么顯得這么樣蒼老。他說，老同學這一言難盡，兩個娃上學花了好多錢，現在都在外邊工作了，這個小兒子人家學習也不錯，我不管怎么樣還要送這個娃也要上大學。我說，哎呀，老同學，你現在三個娃上大學，還享不上娃娃的福。他說老同學，你也是做父親，做父親和做母親的是沒辦法，那自古以來人都是為了啥，你說娃娃能上前去，我在此不顧，我就對不起祖先，對不起世上的人，對不起我娃，因此我不管怎樣，就把我這把骨頭就掙碎，就把我掙死，我都要供娃娃上學。農村的情況你現在你也知道嘛，這么苦，他當了一輩子農民，你真說是個落下個啥，就落下這一身病殘廢，因此說我就不能再叫我娃像我當農民。老同學你愿意叫你娃當農民嗎，不愿意吧。一句話把我給問死了，我沒啥說的。2003年7月的一天，作為合陽縣小有名氣的一名商人，黨憲宗忽然推掉了手上所有的生意，從縣城里消失了，一下子就消失了三個月的時間。黨憲宗當過老師，自己呢也曾經是兩個大學生的父親，但即便如此，從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1998年，國家的教育 收費驟增之后，他在招待所里所目睹的這一幕又一幕農村家長們的那種苦痛的情狀，讓他震撼不已。老同學那罕見的蒼老，還有一句反問，把他的心搞得錐心的疼痛，在徹夜難眠之后，黨憲宗做了一個當時誰都沒辦法理解的決定，他自費購買了錄像機還有錄音筆，跑到合陽的鄉下，去開始打探每一家供養學生的農戶，他成了一個民間獨立調查者。他說他就是想搞清楚，供養高中生大學生的農民，到底有多苦，有多難呢，而又是什么力量讓他們能夠在這么苦這么難當中，能拼命地撐下去。從2003年的7月到9月，黨憲宗跑遍了合陽縣近20個溝塬鄉鎮，經鄉親介紹，他首先來到一戶已經把兒子在城里供到博士后的農家，在這里，他聽到了一個令他永生難忘的“十塊錢”的故事。黨憲宗：他兒子當時在西北農業大學上學，給他來了一封信，說叫給他寄上十元錢，但他家里一分錢都沒有。這十元錢咋辦呢，他和老伴商量了半夜，這已經到了寒冬臘月，他第二天早晨和老伴就到棉花地里邊，人家就把棉花都拾完了，他從那棉花粑粑里邊，最后剝那個黃棉花。那個棉花籽把兩個老人手都全部划爛了，十几斤棉花賣了五元錢，這五元錢離娃那十元錢現在還差五元呀。這咋辦呀，連夜就到棉花地里，一架子車棉花杆拉回來，趕天明剁成這么長的小秸秸，到了四十里以外的縣纖維板廠把那個杆杆賣了，賣了4塊9毛錢。這才湊夠9元9，還差一毛錢，在鄰居家借了兩毛錢，一共是十元錢，當時的郵費是八分，最后從信封里邊把這十元錢，存到里邊給兒子郵過去。這個十元錢故事當時把我說得，老人說是含著淚花說的，把我說得就是泣不成聲。2003年，作為民間獨立調查者的合陽縣商人黨憲宗，來到了皇甫庄鎮河西坡村，找到了農民嚴現倉的家。老嚴家有五個孩子，大兒子和小女兒都大學畢了業，但老兩口至今還住在祖先留下的窯洞里。黨憲宗：兩個娃子上大學，你總共是花了多少錢？嚴現倉：先是老大畢業以后，拉了三萬多塊錢的帳，關鍵是這個女子，到西安工業大學以后，第一學期就交了一萬一千六，還不包括生活費。生活費還是我每月給她寄，先后兩個娃上大學，我賣了個馬，付清以后是背了十一萬塊錢的帳，十一萬元的帳。老嚴曾經也高中畢業，抱過上大學的夢想，但文革開始粉碎了一切，所以老嚴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傾家蕩產把一兒一女供出了大學。嚴現倉：這圖個什么呀，圖的就是把娃娃供前去，叫娃娃擺脫這個落后的環境，這真是欠下兒女的債了，只求到了百年，有個幸福的歸宿，這就滿意了。為了還債，老嚴四處打工，他每日打石頭，但黨憲宗告訴我們，以這樣的方式掙錢，即便不吃不喝二十年，老嚴也還不清債務。如今兒子已在城里工作多年，但每年只能寄給家里三四百元，即使進了城，兒女們也沒有過上老嚴想象的幸福生活。嚴現倉：兒子在寶雞結婚的時候，到那兒去參加，結果到那兒一看，同時那個飯店還有一家子結婚。人家那是城市人結婚，車是几十輛，人家那么多人一下子就坐几十桌，我們坐了三桌，當時好象要叫我講話，我感覺到我自卑得在那兒無地自容，我認為我到那兒一站，這就是我娃的父親，我感到給我娃把人丟了。本來我兒子還說結婚后，叫我在寶雞轉上几天，住上几天，我當天下午我就搭車回來。我一路就思索這問題，為什么農村人和城市人的差別就這么大，為什么同樣都是人，咱的娃就是這樣，人家的娃就是那樣，我實在想不通。黨憲宗：我再給你說一個寡婦，供養她兩個娃上大學。我采訪的時候，我跟她說我說你現在就好起來了，你看兒子女兒都畢業了，你就可以享福了。她說，唉，人家當父母的給他娃又留有房子留有什么存款，我現在給我兒女留下十萬元的帳，你說我有什么臉去享我兒女的福。一句話把我說的，當時我是啞口無言。黨憲宗所調查的合陽縣是陝西著名的“大學生縣”，在恢復高考制度以來，合陽每年都要向高等院校輸送大概3000多名大學生。合陽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財政收入一年才兩千多萬元，但如果把讀高中的費用加在一起的話，那么合陽縣老百姓一年支付的要達到三個億，這還不包括讀大學的費用。為了湊夠給娃們讀書上學的錢，農民父母們可說節省到了極點，到2007年，合陽縣還有不少農民家庭，一個月的日常開銷不到十塊錢。離開了嚴現倉家，黨憲宗又來到東雷村的馬仲康家。老馬三十年前在生產隊干活時出了事故，殘廢了一條胳膊，但他愣是拖著殘體到工地打工，供出了家里三個大學生。馬仲康：我這個胳膊摘了几十年了，那時候真是挺著犁漿耙磨，不管拉車什么農事都能干，慢慢鍛煉，就是這樣。我還上過工隊，在工隊六七年，掙點學費錢，一天只有五塊錢的工資。經過了三個月的民間走訪，黨憲宗一身疲憊，又感概萬千。他腳步沉重地踏上了歸途，一路上，所有苦痛的父母們的面孔，一一涌上他的心頭。黨憲宗：苦苦思索這個問題，就是尋找這到底是個什么力量，支撐著這些父母，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們用好像是任何刀劍斧砍不斷砍不折他們神聖的念頭。最后經過我調查，所有的父母親都是一個答復，我是窮怕了，苦怕了，我再不能叫我的兒子女兒，像我這樣，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去當農民，去受累受苦。讓父親和母親把這個苦都背到陰間，哪怕我就死，即使我兒女對我沒有什么回報，我都毫無怨言。曾有一個母親對我說了啥，為兒女奉獻到死的母親，才是最好的母親。2003年的9月，消失了三個月的黨憲宗終于回到了縣城，回來之后，家里人發現他像是變了一個人，撇下繁忙的生意不管，每天就關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錄像帶，聽那些錄音，看著聽著的時候，一會兒長吁短嘆，一會兒淚流不止。在2003年七月到九月間，老黨一共走訪了110個農戶， 100小時的錄像，300小時的錄音，花了一共5萬元，但總結下來的另外一些數字 ，讓他感到更加觸目驚心。110戶農戶當中，11個人因高額學費而累死、自殺或病逝，家有兩個或三個大學生的農家，往往欠債四五萬，有的甚至高達十几萬。在整理錄音的過程中，一個到處給兒子借學費而借不到的意圖自殺的母親，在絕望之中奮起呼喊出的口號，一遍又一遍地回響在黨憲宗的耳邊。黨憲宗：她回來已經晚了，已經晚了，她走到那亂墳崗，她一到那兒，她真想就不如我死了好，躺在這兒清淨地，這誰管，世上這事就了了。但是她轉念一想，這不行呀，我娃還正在上大學，我這娃畢了業了媳婦還沒娶，工作到底怎么樣，我當媽的責任還沒盡完。她回來以后，走村串戶把瓜先賣了，她就拉著架子車到處跑著賣西瓜，結果有一天下大雨，到了她的村口那坡上，結果她最后是上不去。她就拉著架子車，一邊拉著一邊喊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為了咱們的兒子去爭取勝利。你看她這個說的，為了兒子去爭取勝利，結果硬把那個架子車拉上去了。每天早上，黨憲宗路過街上這個燒餅攤時，總要站下來和這對攤主夫婦聊一聊。戴德有夫婦下崗后，開了這個小燒餅攤，本來日子還過得去，但自從几年前兒子考上大學，女兒又讀了高中后，家里的營生一下子緊張起來。戴德有：有的時候也覺得是累啊，累啊，累也不能說累，只能干，不干后面學生要學費，要生活費。每年最難過的日子是哪段時間，就是娃娃要錢的時候是最難受的。每天收回來的錢都是那種碎錢，都是毛毛錢，一毛兩毛的那種毛毛錢，一百五十，根本沒有，給娃娃拿錢的時候都是到銀行換，現在學校 里有些娃娃看不起咱，我娃娃交錢的時候拿出來一看是小錢，說你爸是賣燒餅的，好像丟面子。几年前黨憲宗在街上認識了戴德有，在了解了老戴的情況后，黨憲宗曾給他算過一筆帳。黨憲宗：我說一個燒餅賺上一毛錢，十萬個燒餅才賺一萬元。兩個娃上六年高中，上八年大學，一個娃不多花，從高中到大學八萬元，兩個娃是十六萬元。十六萬元這就說，你要打夠160萬個燒餅，賺的錢才夠娃的高中和大學的學費，自己還要不花錢。這160萬個燒餅，一個燒餅從和面最后到取出來，經過十道手續，十道手續你算1600萬次手續，才能給娃把這學費湊夠。他說，是，我從來就沒有這樣算過這賬。我爺爺是靠放牛的，我爸爸當年也靠這個賣飯，我也是靠賣飯，但是結果我們都沒有啥文化 。你看我為什么受這么大的苦，關鍵就是沒文化，因此來說我現在就不能叫我兒子，叫我女兒再像我這樣打燒餅。我兒子現在是天津大學電子 工程系，我兒子萬一成了個科學家，這就是打燒餅的父親與科學家的兒子，我多榮耀呀。本來我有時候都累得，晚上都累得實在是沒辦法，但一想起兒子，馬上勁頭就來了，几乎就渾身是勁。老戴的兒子當年是以全縣理科第三名的成績考入天津大學，這在當時的合陽縣還算是個挺大的新聞，一對賣燒餅的夫婦培養出了“探花郎”。從此以后老戴燒餅攤前人一下子就多出了兩三倍，可大家不是來買燒餅的，而是來取經的，來請教老戴夫婦如何教子有方。人多了，老戴出攤的時間也不得不延長了，但是他說他根本不在意，他甚至說，我希望來的人更多一點，多跟我聊聊孩子，因為這樣，我就覺得臉上有光。2003年下鄉之后，黨憲宗又把調查的目標轉向了城鎮里的底層，那些打工者，那些下崗職工，小商小販，而同時他依舊也沒有停止下鄉的腳步。他調查的初衷也隨著他的見聞几經改變，因為從老戴這些人們的臉上，看到的不僅僅是苦難，他說他還看到了巨大的驕傲。2003年之后，黨憲宗又數次下鄉，在一戶農家的院里，他見到了一個特殊的農婦。黨憲宗：老婆婆身上當時穿的褲子都還是補著那個補丁，她說，我跟你說，我能干，我能干，我三娃上大學我花了十一萬，我能種地我能種烤煙我能種蘋果，我能養雞，我能養牛，我還能捉蠍子。這位母親曾經供出過兩個大學生，有一年為了給孩子湊夠學費，她半夜跑到山溝里捉蠍子，結果摔斷了手臂。黨憲宗：胳膊摔壞了，娃娃哭的說，媽，我不上學了，你看你為了我們上學你累成這樣子。他媽當時氣炸啦，隨手把倆娃一人扇了一個耳光，你說啥，叫你說，只要有媽在，你們的大學就要上，你不怕，只要有媽在，你們大學就要上。我現在我大女兒已經工作了，第一年工作的時候那次回來，給我拿了三百元錢，以后再不要給媽錢了，你每年過年的時候回來的時候，你給媽買一身新衣服，給媽買餅干，放在桌子上。新衣服媽穿上到村里邊一轉，對人說你看我培供大學生，你看娃給買下衣服。餅干我放在那兒，我一個是愛吃餅干，村里人來，我把餅干給給散，這是我娃給我買的。你看多榮耀，多光榮，你不要給媽錢，你給了媽錢還沒人知道。很多人都說，黨憲宗像是著了什么魔，自討苦吃。一個小縣城里的富裕商人，本來商機如火，根本應該分秒必爭的，但老黨就像上了什么癮似的，2003年之后，每年都要花很多的時間下鄉，他調查過的人數几經增加 ，到了400戶，整整几大箱子書稿就放在家里最顯眼的地方。而這書中的一些個故事這些個面孔，就像是黨憲宗心里欠下的一筆債，讓他覺得他一日不寫出來，不整理出來，一日不能安生。2006年老黨又消失了三個月，他租了一間民房開始埋頭寫書，他從這400戶家庭里整理出了40個故事，40張讓他永生難忘的面孔。在初稿完成之后，他先是發給一些文友們看，征求意見，作為縣政協委員的他，甚至還打算把部分文稿作為題案來上呈。這下子可引來了一些好心人的勸阻，他們認為老黨如果這么做的話，就是揭露了社會的陰暗面了，會自毀前程。黨憲宗：大家有時會議論呀，很擔心，說是你把你的生意不好好做，為什么要這樣，麻煩了咋辦，這畢竟是揭露了社會這方面陰暗面。有些人他還跟我說，你這里邊寫的太苦了，整篇可以說從頭到尾全部都是眼淚，我就是跟他說，我說這是一種真實，不但是農民感覺到這學費重于山，就有薪階層也感覺到，家里邊假如說有一個兩個大學生，可以說這就是你家當時最大的一個事。就是把這些苦難擺出來，叫大家認識這個問題，叫大家曉得我們的農民，現在為了供娃娃上大學，他們受著怎樣的苦，受著怎樣的難。的確是學費重于山，學費猛于虎。2007年元旦，黨憲宗的書稿最終打動了出版社，《沉重的母愛》一書正式出版，令黨憲宗始料未及的是，此書一出竟引起了空前的轟動效果 和熱賣景象。書稿出版后不久的一天，黨憲宗接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電話來自一個遙遠的大城市，打電話的人卻自稱是他的讀者。盡管你寫的不是我，但我從里邊看出我當年上大學那個影子，看了你這本書以后，我就想起當年我父母供養我上大學的那時候，艱難困苦的情景，我母親當年如何是起早貪黑，雞叫就叫我，那個窮的我們家里是沒表，我母親看著月亮叫我。你這本書教育了我，叫我增加了我對父母親的熱愛，增加了我對故鄉的熱愛。從2003年到2007年，黨憲宗進過深山，到過黃河岸邊，流連于縣城的大街小巷，多少次徹夜不眠，又多少次淚流滿面。像個艱辛的產婦，他終于孕育出了這本作品，《沉重的母愛》，此書一出，轟動三秦，從此從這里走出的很多學子，他們行囊里都多了這本書。有些父母也會專門買來，自己讀完了，再給遠方的孩子寄去。作家賈平凹這樣評論說，這是一部注定會對這個時代產生深遠影響的書。而黨憲宗自己說來頗為簡單，他說其實五年以來，這么長的時間，沒有一天他不覺得有一種特別沉重的力量，壓在他心上讓他喘不過氣，只有看到書稿之后，他心里才終于長長的舒了一口氣，覺得些許輕松。他覺得他終于還上了一本內心的債，為他自己，也為了在這條求學路上，埋頭苦行的那些父母、兒女。我記得魯迅曾經說過一句話，就說是讓父親扛著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我也就想這些父母親，他們身上壓著這種重重大山，哪怕壓得把他們鎮下，他們趴下，但是他們總要用他們的脊梁，往上拱一點，從里邊透出一個隙縫，讓兒女從這個隙縫趴出去，到神聖的殿堂去。盡管我采訪的這些父母親，他們眼睛几乎就要失明，但是他們從眼睛的深處，透出一種希望之光和一種欣慰之光，也就是說我終于把我兒女，送上了神聖的殿堂，到了幸福的地方去了。
童安格: [愛與哀愁] 視頻走在風雨中我不曾回頭 只想讓自己習慣寂寞 如果在夢中沒有你沒有我 能不能夠讓自己不再難過 愛並不會是一種罪過 恨也不會是一種解脫 愛與哀愁 , 對我來說象杯烈酒 美麗卻難以承受 點一根煙喝一杯酒能醉多久 醒來後依然是我 走在風雨中我不想回頭 能不能夠讓自己不再難過
讓人震驚的一篇文章
2008/0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