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任何一個已過而立之年的人經歷過的變革恐怕比大多數西方人一輩子會經歷的變革還要多。

上個世紀70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如火如荼，那是一個混亂不堪的年代，傳統文化和價值觀被徹底摒棄，所謂共產主義思潮被發揮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文革結束後，中國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此後的三十年中，曾經取代中國傳統思想的毛澤東思想逐漸流于表面。如今，追求經濟增長和利潤似乎成了中國新的主導思想。

在意識形態的劇烈變化之下，很多中國人感到精神無所寄托。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雖然中國在物質領域獲得了成功，但社會缺乏道德依托，這種想法在對經濟發展受益最多的城市居民中間尤為突出。他們認為，在物欲橫流的中國現代社會中，道德的缺失是造成腐敗、環境污染、貧富差距增大等諸多問題的根源，甚至市場交換中對現金的過度依賴也與此不無關系，因為中國人彼此之間缺乏信任，導致難以培育出成熟的信貸環境。

結果就是，人們越來越多地從宗教信仰和精神傳統中尋求出路，彌補精神上的空虛，一些人認為，在未來幾十年中，這一趨勢引發的社會變革可能不亞于經濟改革的影響。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趙曉說，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我們很多人都相信市場會拯救中國，讓中國變得更強大、更文明；從某種角度上講，他們是對的，因為人們獲得了成功。不過市場並不完美，它也會孳生貪婪和欲望。趙曉經常撰文就宗教和道德問題發表看法。

趙曉說，結果，中國開始經歷一場新的轉變，這種變化對中國來說將是最為深刻的一次，比表面財富的積累要重要的多。

這種精神求索涉及的範圍之廣出人意料。皈依新教的人不斷增多，佛教的復興從手戴佛珠的人越來越多也可見一斑，而這在十年前還很少見。在北京一部分人數不多但正不斷壯大的富有高管隊伍里，“巴哈伊”正開始流行。巴哈伊起源于19世紀的波斯，崇尚人類不分種族、階級和宗教信仰實現廣泛團結。

穆斯林聚在一起禱告制藥公司成都恩威集團(Chengdu Enwei Group)的創始人薛永新信仰道教和佛教。他說，精神信仰使他明白經濟上的成功並不會讓他擁有充實的人生；人的物質財富只是一種虛幻，如果只有物質財富，那麼你就會失去自我；人一旦失去自我，就可能在精神上一無所有；物質上的東西只能保證你實現一般的生活方式、人們應該用自己多余的錢做善事。

即使是信奉無神論的共產黨也開始接納精神信仰和傳統，至少表面上如此。毛澤東時代人們沒有宗教信仰自由。基督教徒常常因此鋃鐺入獄，傳統教義也被統統砸爛，比如有著兩千年歷史的儒教。

1982年在鄧小平提出經濟改革四年後，中國對憲法進行了第三次修改，明確提出保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不過政府仍然嚴格控制宗教活動，人們只能參加官方批準的受涉及佛教、道教、伊斯蘭教、新教和天主教的五大“愛國宗教協會”管理的活動。

但中國共產黨與宗教的關系仍很緊張，近期西藏騷亂事件就可見一斑。政府對它認為構成威脅的活動會出手平息，比如曾吸引眾多信徒並組織過新華門靜坐的法輪功。

不過，共產黨領導層對宗教信仰的公開認可也是以前不曾有過的。去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在黨章修訂稿中首次承認宗教信仰的合法性，其中一條指出，共產黨應該“團結信教群眾為經濟社會發展作貢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也號召與會黨員干部“發揮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

本屆政府提出了創建“和諧社會”的目標，並針對創建過程出現的社會動蕩發起了有點類似宗教意味的精神文明建設活動。中央甚至還制定了類似基督教“十戒”的“八榮八恥”，列出黨員干部應遵循的道德規範。其中第六條說︰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

一名信徒在佛教寺廟里祈禱中國官方對信教群眾的人數已經多年沒有更新。1997年政府發表的有關宗教問題的白皮書中稱，中國有各類信教群眾一億多人。據外部專家表示，現在的人數要遠遠超過一億，甚至有些政府官員也估計單單是佛教人士就已經達到了一億，專家估計，基督教徒也有數千萬人。不過即使是政府公布的數字也遠遠超過了共產黨員的人數。目前中國共產黨員據稱有7,300萬人。

中國人常常發現他們的信仰跟以前完全不同，這是中國自1978年開始不斷加大對外開放的直接結果。今年41歲的趙曉少年時代是在江甦度過的，那個年代，人們跟宗教基本沒有任何聯系。

2002年在政府機構任研究員的趙曉被派到美國研究中美商業文化的差異。他說，當時他尚未信教，但當他到幾個美國城市的科研院校訪問時，無處不在的教堂讓他大為震驚。他說，在中國，無處不在的是夜總會。

回國時，趙曉已對基督教心馳神往，對美國也抱著被一些人稱為理想化了的美國觀。他在一篇引發爭議的文章《有教堂的市場經濟與無教堂的市場經濟》中闡明了自己的觀點。這篇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廣為流傳。文章指出，中美之間最大的差別並不是美國有更多高樓大廈、更富有或技術更先進，甚至也不是其民主政治體制，而是宗教的普及。他指出，這為美國經濟體系提供了中國所缺乏的道德基礎。

趙曉相信，中國文化的最大缺陷之一就是，中國人崇拜的通常都是那些有能力獲得權勢的人。他說，這種觀念在中國改革時期佔據了主導地位，對個人和整個國家都是如此。他說，中國想的是讓國家變得更大、在國力方面追上其他國家，而不是在思想上或道德上更強。

如今，趙曉經常到國內各地作研究，並與跟自己在商業和經濟上有共同興趣的基督教徒會面。他參加了有六、七位成員的討論組，分布在全國不同城市的成員每月會舉行一次電話會議，討論如何在日常商業活動中更好地運用基督教義。

邊書平也是討論組成員之一，他現年45歲，在哈爾濱經營著一家門窗公司。他的童年在東北小城牡丹江度過，那時，全家六口擠在一套不到20平米的小房子里。改革開放後，他先後成立了數家屬于不同行業的企業，有幾家很成功。到本世紀初，他帶著母親和妻子、兩個孩子及保姆住進了總面積近800平米的別墅里。

不過邊書平發現，商業上的成功並沒有使他感到幸福。他的婚姻亮起了紅燈。他說，中國商業圈子里通行的那套走後門拉關系、夜夜輾轉于酒店、歌廳的生活讓他感覺自己的生活被“污染”了；他的生活方式讓他早早發福了，他常常會在外面一直喝到面紅耳赤才罷休。

2003年，一位做空調生意的老同學給他打來電話，說想和他談談一個商業項目。但是見面後，談話根本就沒提到生意的事。連著幾個小時這個同學都在說在美國的生活，他如何皈依了基督教，信教對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這次談話啟發了邊書平。那年10月，他和朋友去了教堂，從此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邊書平說，他的宗教信仰不僅使他做生意的方式發生了變化，他自己的生活也變了。2006年，他開始不再送禮、給回扣，而這是中國商界早已司空見慣的做法。結果，他的公司拿到的業務減少了10%以上，收入更是減少了20%，邊書平甚至擔心公司可能會因此破產。

不過，邊書平把從前用于送禮的錢用在改進產品上，生意也因此有所好轉。現在公司的年收入接近100萬美元。

他說，人有了錢之後，除了養家糊口之外，可以思考點別的事情；我們意識到一定有什麼比我們更為強大的東西創造了這個世界。人人都在追逐它，不過，追求的方向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