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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中老年人一种常见病，患者除了应坚持药物治疗外，经常用中药泡茶饮用也能起到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 　　菊花茶：所有的菊花应为甘菊，其味不苦，尤以苏杭一带所生的大白菊或小白菊最佳，每次用3克左右泡茶饮用，每日3次；也可用菊花加金银花、甘草同煎代茶饮用，其有平肝明目、清热解毒之特效。对高血压、动脉硬化患者有显著疗效。 　　山楂茶：山楂所含的成份可以助消化、扩张血管、降低血糖、降低血压。同时经常饮用山楂茶，对于治疗高血压具有明显的辅助疗效。其饮用方法为，每天数次用鲜嫩山楂果1—2枚泡茶饮用。 　　荷叶茶：中医实践表明，荷叶的浸剂和煎剂具有扩张血管、清热解暑及降血压之效。同时，荷叶还是减脂去肥之良药。治疗高血压的饮用方法是：用鲜荷叶半张洗净切碎，加适量的水，煮沸放凉后代茶饮用。 　　槐花茶：将槐树生长的花蕾摘下晾干后，用开水浸泡后当茶饮用，每天饮用数次，对高血压患者具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同时，槐花还有收缩血管、止血等功效。 　　首乌茶：首乌具有降血脂，减少血栓形成之功效。血脂增高者，常饮首乌茶疗效十分明显。其制作方法为取制首乌20—30克，加水煎煮30分钟后，待温凉后当茶饮用，每天一剂。 　　葛根茶：葛根具有改善脑部血液循环之效，对因高血压引起的头痛、眩晕、耳鸣及腰酸腿痛等症状有较好的缓解功效。经常饮用葛根茶对治疗高血压具有明显的疗效，其制作方法为将葛根洗净切成薄片，每天30克，加水煮沸后当茶饮用。 　　莲子心茶：所谓莲子心是指莲子中间青绿色的胚芽，其味极苦，但却具有极好的降压去脂之效。用莲心12克，开水冲泡后代茶饮用，每天早晚各饮一次，除了能降低血压外，还有清热、安神、强心之特效。 　　决明子茶：中药决明子具有降血压、降血脂、清肝明目等功效。经常饮用决明子茶有治疗高血压之特效。每天数次用15—20克决明子泡水代茶饮用，不啻为治疗高血压、头晕目眩、视物不清之妙品。 　　桑寄生茶：中草药桑寄生为补肾补血要剂。中医临床表明，用桑寄生煎汤代茶，对治疗高血压具有明显的辅助疗效。桑寄生茶的制作方法是，取桑寄生干品15克，煎煮15分钟后饮用，每天早晚各一次。 　　玉米须茶：玉米须不仅具有很好的降血压之功效，而且也具有止泻、止血、利尿和养胃之疗效。泡茶饮用每天数次，每次25—30克。在临床上应用玉米须治疗因肾炎引起的浮肿和高血压的疗效尤为明显。 佛教网

政庇组织的作用与传统民运的尴尬

这次集会能有一定的声势，甚至使拥共分子一时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原因，是靠了纽约两个政庇组织的人数支撑了场面。
这次集会纽约的“传统民运”(正统民运、真民运)究竟来了几个人？按汪岷通知，列入后援会的组织有公民力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联、中国民阵、中国民联阵、北京之春杂志社。请问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你们的组织来了几个人？一两个还是三四个？作为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我深感惭愧。中国社会民主党纽约党部填了表的约20人，但18号以我主席的威信也只召来了8个“兵”。他们是曾大军、陈志辉、林佛热、杨国君、粱斌、黄毛毛、林文忠、张勇。加上我本人亦不足10人，仍是个位数。但是，我留意到，以上七个单位的成员再加上几位民运“个体户”，如大名鼎鼎的政论家陈破空等，纽约传统民运的来人也就20个左右。我们社民党也将占泰半了。试问，就这么一小群人能撑起什么场面？室内都不行，遑论街头！
海外民运愈来愈成为头头民运，只有领导，没有群众，许多人罗列了种种原因将此归罪于这些头头们的种种缺失。如争资源、贵族化、投靠台湾等等。我可以说，这些都与我无干，但是我所创建的社民党照样不比其他民运组织高明，同样面临组织发展极度缓慢的尴尬。
或许，民运组织的头头们在理念上和行事风格上的确是有种种缺失，但海外民运发展之缓慢、停滞乃至萎缩关键原因并不在此，而在于中国民主力量离走向执政的日子还相当遥远。一个没有明确执政前景的政治团体有维系和发展的机制吗？如果说只靠理念就可以维系和发展那是太理想化了。没有明确执政前景，也没有经济资助的政治团体必然没有庞大的队伍，而只会有少数头头人物在苦苦支撑局面。那么是什么使这少数人如此锲而不舍呢？你可以赞誉他们是为理念作执着的跋涉；你也可以推想他们是为虚幻的名气所困锁；你还可以猜测他们是为了可能得到的资助而死死抱着一个地盘…..但这种种动因都改变不了一个明白无误的现实，民运组织深陷人丁单薄的困境。
莫说当今海外民运孤悬异域，即使是在国内一度合法存在的文革造反派组织，在其被取缔或压制之前都从群众运动变成了头头运动。在这点上当今民运与之极为类似。1967年的一月夺权使大量民众以为这次是要“改朝换代”了。虽然天下照样是共产党的天下，但台上那批狗官要垮台了，跟着造反派头头去夺权，自己说不定也能得到一官半职。即使得不到，但换上一批来自咱穷兄弟们的新官，以后对自己也会好一些。故此，造反派曾一度拥有大量群众。可是好景不长，只几个月老毛就翻脸不认账了。他改口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肯检讨错误都可以重新站出来为党为人民工作。造反派里的群众一看，这朝不改、代不换，还造什么反？呼啦一声，造反派的庞大队伍像潮水一样退去，剩下各级头头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地支撑着。撑了一两年后，在1968年被老毛和复职官僚收拾。(只有极少数能侥幸撑到1976年的大限)
可笑现在海外民运中还有人跟着共产党去辱骂文革造反派，殊不知都是不相上下的德性--都是缺乏群众的光杆司令，都被共产党高度抹黑栽赃。共产党把文革中共产党及其延伸物的罪行都移花接木到造反派身上，当今民运头头则被抹黑为汉奸、卖国贼。
话扯远了，就此打住。且回到18日上午的集会上。这次集会人数还是比较可观的，总可达到三位数吧。那么人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呢？我看清楚了，是来自纽约的某些“政庇组织”。
据说纽约有五个政庇组织，三个以民主党相称，两个以自由民主党相称。昨天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东兴系的民主党。刘东兴九点钟准时带来了几十人。一律服装和帽子。排队到来，听从指令、纪律严明。后来在我指挥下有力叫口号就靠了这批人。
传统民运自视货真价实但人丁单薄松松垮垮。人就那么几个，还都以头头骨干自居。只能上台演讲，不屑于在台下作听众。在室内开研讨会时，自己发表了高论后就到外面走廊上三三两两谈天说地，潇洒自如，给人感觉是非同一般的高段人物。在街头集会，未轮到自己或讲完了就站到人群圈外去聊天。这些头头人物更不屑于去操办集会所必须的具体事务。于是，海外民运终究落到无法召开一个会议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候，纽约政庇组织勃然兴起。他们有群众，传统民运想召集会议必须借助他们的人数来充场子。否则，场面稀稀拉拉的很难看。政庇组织的头头藉此向传统民运提出条件：你既要我的人马为你们充场子，那么也该给我些面子，让我上台演讲。传统民运对此意见分歧。一派意见说可以嘛，没有什么问题。其中的策略派说，你要他带队来充场子就得给当头的一些甜头，否则他的队伍就不来了。其中的“革新派”更干脆说：谁干谁就是民运，他们在干，他们当然也是民运，当然可以上台发言。另一派传统民运说，不行！他们是打着民运旗号赚申请政治庇护者的钱。我们与他们有根本的不同，不可混在一起。有的传统民运人士甚至对政庇组织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败坏了海外民运的名声。外界是分不清的，会以为我们这些正道民运人士也都是这样货色。面对政庇组织，本已举步维艰的传统民运产生了新的裂痕。
为什么政庇组织能有群众呢？很简单，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想通过参加这些打着民主党或自由民主党旗号的组织来申请政治庇护。那我们传统民运是否也能通过帮人办政治庇护来发展组织呢？当然可以。问题是办此业务需要一笔启动资金。你首先得考虑在半年甚至一年内没有收入(甚至也可能根本失败)。在法拉盛租一套房间，一个工作人员津贴和办公费用，这一个月总得四千元左右开销。半年就两万多。纽约传统民运中有谁、或有哪几个人有这样的“投资”魄力，愿意拿出这笔来作未必有回报的启动资金呢？这是问题之一。问题之二是，如果“创业”成功了。创业者会不会食髓知味、乐不思蜀呢？如果是那样就创造了一个极为恶劣的范例--从货真价实的民运人士、民运组织蜕变为政庇商人的范例。
另一方面，已有的政庇组织是否有升华为货真价实的民运组织的可能呢？从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只要合理收费财务透明，节余全投入民运事业那就实现“转型”了。传统民运可以成立一个机构查阅政庇的收支和建议节余款项资助民主事业的项目--譬如用于慰问国内入狱民运同志的亲属。
但是，我推测不会有哪个政庇组织会接受我提出的“转型”标准。有朋友告诉我，我因持这样的观点，被某些政庇组织的头头深深怀恨。他所言非虚。因我已发现他们之中有的的确对我怒目侧视。但各人行事风格有所不同。有的对我表面态度上还算友好。只是我并不会在那几分笑容面前消解原则。因此笑容后面依然会有怀恨。
其实，即使政庇组织不升华，也可以折衷，就是政庇组织愿意为传统民运提供人数，但其头头人物不以“出镜”为交换条件。但是，这一折衷意见已经被某些政庇组织的头头怒气冲冲地指责为歧视他们，而予以拒绝。有的政庇组织头头因手上有人有钱而气壮如牛。他也可瞧不起传统民运。你们就那么几个吊人，开会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音响没音响，还摆什么谱？充什么大爷？
面对这凡此种种，我内心决定今后不再在纽约操办什么民运的会议、集会之类了。这些活动的确需要人数充场子。传统民运的人本来就少而且愈来愈少。开会简直是自暴其短。要避免尴尬就得求助政庇组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何必要为开会人数短缺去向政庇组织头头求助奥援？如果我们社会民主党自己有能力就自己开，没有能力就拉到！不过，虽然我自己这样，但我并不反对其他传统民运的朋友为开会向政庇组织头头求助。他们组织了这样的会议、集会我会去参加。我愿意与所有申请政庇的人士坐在一起听演讲，但我不打算聆听政庇组织的头头演讲。

从海外民运的困境到

整个中国民主事业的困境

海外民运只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说海外民运困境的定义是它的组织难以发展壮大，那么整个中国民主事业的困境是什么呢？是中国民主转型的遥遥无期。
面对以下几个方面的现实我无法乐观。
1、国际社会对中共政权姑息绥靖，对中国民主事业无实质支持。邓式经济“改革”引入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辅以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再加上对自然资源超强度使用，使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发展。国际资本家为了与中国做生意赚钱，挟持其政府对中共姑息绥靖。2006年我们访问荷兰时，荷兰工党籍议员告诉我们，工党籍的阿姆斯特朗的市长在率领由资本家组成的阿姆斯特朗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内心痛苦万分。因为他明白那些资本家与中国政府签订的经济合同形同为中国经济输血打气。而荷兰资本家自己有利可图就不考虑其他。作为团长他不可以制止这些经济合同，但内心极为痛苦。
2、邓式经济“改革”使中国知识精英(文艺精英包括其中)和经济精英在共产党的“新政”中分到一杯羹。他们，以及他们的80后、乃至90后的子女愈来愈成为共产党政权的拥护力量。在海外撒野的“爱国愤青”主要就是他们的子女。他们有话语权，营造着共产党政权具有民意基础的幻像。而邓式“改革”的受害者--底层民众则失去话语权。他们的声音可以表明共产党政权不具民意基础，可是他们的声音无从发出。
3、共产党最高层毫无政治改革的理念和魄力。维持共产党垄断政治权力的结构不变是他们最大的自我期许。各阶层共产党官僚即使不贪污索贿，也能从“合法”特权中获取极为优渥的生活，故整个共产党官僚阶级都会为维护这个政权而戮力同心。
4、共产党十多年来采用的新的统治术已经发挥作用。新的统治术包括放松浅层自由、收紧深层自由、扩大社会基础、收买知识阶层、煽动狭隘民族情绪等等。有关这些我在社民党二大政治报告中已作详细论述，此处不赘。从国内“愤青”抵制“家乐福”，到海外“愤青”韩国打人、美国围攻王千源，以及最近几天法拉盛街头拥共分子连续围攻法轮功学员都是共产党新统治术的成功效应。
尽管不敢乐观，但这样的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我：就是，整个世界都最终走向民主。中国不可能例外，不可能永远凝固在专制政治中。
2008。5。19深夜于灯下    刘国凯

从刘国凯“海外传统民运的尴尬与困境”

中看海外民运的尴尬与困境

本文由 陋室德馨 在 2008-5-29 17:08 发表于: 倍可亲.美国 ( backchina.com )

陋室德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