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老先生半生的文字功力，加上其万丈豪情的博大襟怀，使金版评点水浒一览众山小，大概前无古人，后也无来者。诸位感兴趣的，强烈建议读一下啦。这些天重新看过智商先生贴出的连环画，屁爷也有些闲话要讲，自然是狗尾续貂，难登大雅之堂。希望大家指正。

屁爷对四大名著的有个简单看法， 不知大家同意不同意：

三国无蠢人
红楼无男人
西游无坏人
水浒无好人

《三国演义》里面的聪明人成堆：郭嘉、诸葛亮、陆逊、司马懿、陆抗、姜维…，甚至是连“哇呀呀”的粗人张飞也能用计擒严颜、取巴郡。《三国志》里面记载，司马昭问投降的后主刘禅想不想成都的旧人，刘禅说“此间乐，不思蜀也”， 这句话一直被当作耽于享乐的昏君无耻诨言。 但国家丢了、军队没了、命都攥在别人手心里，你让刘禅怎么说？吟唱“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那不是找宰么？！刘禅这样的老玩家，怎么会不知道“傻不拉吉的河南姑娘比风骚川妹子的床上功夫差一万倍”？瞪着眼故意说“此间乐，不思蜀也”这样的胡话，是刘禅人家故意装孙子，这是天下第一等的聪明！

大观园里把持家务的是个女人王熙凤，红楼12钗各个才情敏锐、精神抖擞，里面的男人却一个比一个猥琐。男主角宝玉天天在女人堆里混，动不动就睹物伤怀、见人落泪，简直就是个太监性变态！成熟男人的JJ，只有反复摩擦的做快速活塞运动，才能够满足。而红楼里面的贾瑞却照个镜子就早泄，而且还喷泄不止，精竭而死。这也忒弱了吧！是男人么？

《西游记》里面的妖怪总是很nice，抓住唐僧后，都是很孝顺的邀请老妖精一同品尝；只要掳来的王妃说几句甜言蜜语，凶狠的妖怪就乖乖地把自己的看家宝贝拿出来让老婆看管；虎力、鹿力、羊力三位大仙，知道法力不及孙悟空，却仍要前仆后继的割肚子、跳油锅，为兄弟报仇；每次孙悟空向小妖问路，小妖也都是毫无城府的和盘托出，端得朴实可爱！所以屁爷说，弥漫于西游记的不是什么鬼怪妖气，而是仁孝忠义。

与西游记相反，《水浒传》却是坏人的天下了。整部小说中，梁山用兵不是为了营救同党，就是为了抢财宝，没有一次是为正义天道而战的。施耐庵其实对梁山这些人，手下还是很留情的，基本上是从正面描述。即使这样，看过水浒传原著的大概都会觉得，这群人不是什么替天行道得豪杰，而纯粹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

李逵杀死4岁孩子；石秀对女人施行剖腹剜心；为了拉人入伙，宋江、吴用根本置别人的无辜亲人于不顾，害了秦明、卢俊义全家。而那些投梁山的，如关胜、呼延烁、郝思文之流，也都是反复无常、无情无义的小人。他们的投降场景都是这样：被梁山抓住后，宋江为他们讲“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道理。讲话3分钟，这些人就被感动，拱拳作揖道：“人称宋公明是义士，今日一见，果然如此，X某人愿为部下一小卒，替天行道。” 真是虚假的可怜！记得64后，有位反共义士被共产党抓起来，狱警做了3年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才让其心服口服的写出检查，然后出国看病的。现在网上都骂民运人士虚伪，那么在梁山上“顿悟”的“官军派”是不是更该骂？ 这些人为了自己的一条命，全然不顾仍在政府军地面生活的自己家庭成员的安危。而且入伙后，马上反水，自愿或为向导、或为内应。反杀时一点也不手软。似乎刀下不是昔日相互关怀的战友，而是有着血海深怨的世仇。水浒里面女人的人格也端得丑陋无比， 一丈青不顾自己的满门血仇，为了保命，居然愿意嫁给一个不足一米六的坐地炮！其思想品质甚至比不上那位嫁给80岁老科学家的年轻女士， 毕竟人家老爷爷有文化，能办绿卡。而王英是什么？农业户口，文盲一个！太没品味了！各位可以再想象一下，就孙二娘那十字坡的乡村破店，有钱的富豪能吃、住在那里么？孙记包子里面的肉馅自然都是用穷苦村民的肉做的啦~~~！ 吃人民的肉、喝人民的血， 却要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太阳底下还有比这者更无耻的么？

即使象林冲这样的“上上人物”，其内心也是很有些丑陋的，对于有夺妻之恨的高俅父子，虽然屡次陷害他，却没有半声恶言，只敢找自己陆虞侯和差官解气。梁山最后抓住高俅，林冲却TMD连屁都不敢喷一个，让高太尉趾高气扬的下山而去，整个一十足的软蛋！王伦虽然有些襟怀不够开阔，但毕竟是在林冲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他，而且还给他一把交椅坐，对于这样一个救命恩人，林冲却恩将仇报，主动勾结鼓动晁盖，自己亲自动手杀王伦！林冲的道德是不是有些洼，心是不是忒黑了点儿？！

这次看水浒连环画， 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到处是关系”：小说里无论是合伙劫财，还是好汉充军， 都是有这样的语句：“我认识某地的某某， 特地修书一封， 以便有个照顾”， 武松、杨志、鲁志深、宋江都被这样的关系照顾过。表面上看， 似乎是英雄们的知音遍天下，其本质却是想钻大宋朝法律的空子，为自己捞便宜。在这种关系网的庇护下， 被发配的犯人武松，居然能够自由出入酒肆！钦犯宋江则更进一步，不仅去酒店喝酒看风景，还题诗作画，潇洒得很！对待朝廷命犯晁盖， 先有宋江的通风报信，再有朱仝、雷横的故意放人。这些好汉在江湖上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要为黎民请命、铲除贪官污吏，但他们本身却正是大宋朝官场黑暗的受益者和执行者。主席在1976年只是说， 宋江在投降后去打方腊，梁山和高俅的关系才变成一个地主阶级和另外一个地主阶级的矛盾。根据屁爷对水浒的理解， 这个判定不准确，时间要提前：应该在梁山聚义前，这些强盗头子已经属于压迫阶级了。他们利用手里掌握的权力或金钱，编织成一个巨大关系网，完全是为自己谋利益。在某些方面， 这群人比高俅蔡京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破坏性更大。高俅蔡京集团的打击对象主要是集中在上层官僚方面，争权夺势、尔虞我诈，对底层劳动人民的直接迫害却很少。因为对他们而言，劳动人民是牛、是鸡，是为他们干活的，不仅不能杀，还要把他们养得壮，只有这样才能多拉货、多下蛋。牛和鸡越多，自己也就越爽。这点儿破道理，官儿都作到太尉、太师的聪明人，自然是知道的。高俅蔡京肯定不会做卸磨杀牛，杀鸡取卵的买卖啦。 而梁山群雄就不这样想了，见到鸡，吃！ 见到牛，宰！今天我不吃， 明天被人找回去，我不就亏了？反正老子是革命家，不是执政党，管TMD 什么建设民生啊？！财富搞到自己手里才是真！酿人为粮的黄巢，杀人如麻的张献忠都是这样做的嘛！

由于双方世界观的差异，使得他们在如何处理人民群众问题上，采用了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大家把《水浒传》里面双方做的事情， 拿出来比一比，很容易知道谁对人民群众好， 谁对人民坏。 譬如王英和周通的抢民女， 完全是暴力和欺压良善。而高衙内虽手握重兵，在抢林冲老婆时，却是讲策略、耍技巧，坚决用文斗不用武斗，双方的人格显然不在一个级别上！再譬如梁中枢的10万生辰纲，虽然被归于贪官的横征暴敛，但实际上并不是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杨志在大街上叫卖的宝刀也要价3000贯！“大街上叫卖”是什么概念？应该是yard sale 的级别吧？所以3000贯也不应该是什么大钱， 否则杨志应该去宝石店、珠宝行才对！ 所以屁爷估计，3000贯也就是30美元的水平（yard sale 的上限），10万贯也就是1000美元！如果大家把北京市的历任市委书记按清廉程度大排名，我看梁书记应该做头把交椅！不仅贪污的钱少，而且因为有老婆蔡氏盯着，梁书记在两性关系上肯定也很严肃，真是好官啊~~~！ 更重要的是，梁中枢的这10万生辰纲却没有逼死一个人。与此相反，张青的包子店为了降低成本多赚钱，居然杀人越货，用人肉做馅，比TMD北京的纸包子店还黑!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你是愿意多交点儿税？还是愿意被人剁了，与韭菜、大葱搅在一起，做成包子？

待续。在这里唷

 

 

 

罕见奇谈: 中国左派需要成百上千 更明智的余秋雨 王希哲 余秋雨的文章《含泪劝告请愿灾民》有没有大错？ 错不错，是一种价值判断，它要由各政治势力所站的立场决定。不说右派立场， 就站在左派立场看余秋雨文章，错不错呢？还是有点错的。错就错在，他没有 读过老王地震10天后及时写出的《左派要看到的形势变化》，更没有注意到文 中的这段重要警告: “现在，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了。川北灾难的废墟中，“救人”的最紧张阶段已 经大体过去，“善后”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问题，这时，灾区的人民、全国人 民以及政府就要现实地思考今后怎么办？灾难背后的一切矛盾就要逐渐地暴露 出来了。这些积久的沉疴，这些社会的黑暗面，不可能再掩盖，也不应再掩盖， 应该主动地揭露出来，积极地去面对它、解决它。而在咒骂中揭露社会黑暗面， 是右派的长项，也就是说，形势将开始对右派有利了，左派若不能把握社会脉 动的主流，调整自己，改革社会的旗帜就将由右派挥舞，就要轮到右派得人心 了。” 显然，余秋雨没有看过，没有充分注意希哲这篇文章，这段警告，他就错了。 他文章一出，辟头被网民轰轰烈烈地骂，这骂的未必都是右派，大多还是基本 群众 ，大多的基本群众一转身，就跟着兴风作浪的右派们去骂余秋雨，可见， 希哲真不幸言中，左派果然稍不谨慎，“就要轮到右派得人心了”。 那么，余秋雨不该出来说话么？该出来的，不但一个余秋雨该出来，成百上千 的余秋雨，特别是真名真姓，敢言敢负责任的“余秋雨”们，都应该站出来说 话，批评右派。不然，话语阵地全让右派占去了，怎么行！话语阵地全让右派 占去了，也就意味着近月来凝聚全国及海内外亿万民心意志于川北救灾的那股 巨大而团结的力量，面临摧毁和瓦解了。这不是一般右派的目的，但他们毫不 隐讳是他们的骨干核心极右派的目的。对垒他们，这站出来的成百上千的余秋 雨，应该是明智的余秋雨，是要懂得水文因势疏导“唐家山堰塞湖”解民倒悬 化其险为安夷，而不是只会“含泪劝告”，去防堵堰塞湖的余秋雨。 民心同情丧子的母亲，憎恨天灾人祸夺去了她们爱子的“豆腐渣”工程及其背 后官商勾结种下祸根的责任者。从人类的同情，从清算官僚买办－精英“改革” 路线，回归社会主义改革路线的大义，左派都应该把追究“豆腐渣”工程责任 人和政府责任人的口号，喊得比右派更响亮。你喊我也喊，看谁喊得响亮。喊 得更响亮了，你才能抓住引导“堰塞湖”的主动权，你才能亲近和告诉哭天喊 地的母亲们，请愿是必要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她们的绝对权利，但请愿本身 不能最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只能在民主法制的轨道上。我们要各级政府立 即着手调查真相，在调查和占有充分证据的基础上，把一切祸首送上法庭，为 死去的孩子们伸冤讨公道，为今后的孩子们安全立保障。这本身，就不但是一 个民主的过程，也是一个改革和健全中国法制的过程，一个培养中国人民法制 精神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因难“兴邦”的过程。 同时，左派也要告诉母亲们，海内外极右派们的鼓噪，伪装“同情”的兴风作 浪，不过是鳄鱼的眼泪。他们要推翻共产党，又没有力量推翻共产党，便希望 地球毁灭拉倒。他们不是要疏导堰塞湖，他们是逢洞必钻，唯恐堰塞湖坝不垮， 恨不得洪水即刻横流，全民“玉碎”，人人同为鱼鳖。他们六四的惯伎，就是 把群众推向极端、极端、再极端，“盼望流血”，造成大冲突，别人去死，自 己却跑掉！现在他们对丧子的母亲的“同情”煽动，不过是有心再作冯妇，故 技重演罢了。 余秋雨把这点指出来了，没错。他的不明智，就在他不是站在与右派竞争代理 丧子母亲利益的立场，占领制高点再加以引导，而是将代理丧子母亲利益的立 场拱手让予右派，再去“含泪”防堵。这就错了，倒了大霉了，让右派得人心， 占了先手了。怎么办？今后要多读老王的文章。老王的文章总是很及时的。老 王现在专门指导左派，打击右派，以为“娱乐”也。 2008年6月10日 xz7793@hotmail.com －－－－－－－－－－－－－－－－－－－－－－－－－ 附： 左派要看到的形势变化 王希哲 形势正在发生变化。 5.12川北地震灾难突然发生，第一位的是“救人、救人、救人！”它把灾难背后 的一切矛盾，先暂时掩盖了下去。那时，左派救人，唤醒社会光明面，右派骂人， 揭发社会黑暗面，各自承担着国家灾难面前各自的社会功能。但左派是更得人心 的，是在全国全世界的华人中，得到广泛响应，因此空前的团结、向上的，它集 中凝聚在这个全球一声的口号上“中国加油！四川加油！”因此，左派得到了显 然的大胜。 但现在，形势开始发生变化了。川北灾难的废墟中，“救人”的最紧张阶段已经 大体过去，“善后”已经上升为第一位的问题，这时，灾区的人民、全国人民以 及政府就要现实地思考今后怎么办？灾难背后的一切矛盾就要逐渐地暴露出来了。 这些积久的沉疴，这些社会的黑暗面，不可能再掩盖，也不应再掩盖，应该主动 地揭露出来，积极地去面对它、解决它。而在咒骂中揭露社会黑暗面，是右派的 长项，也就是说，形势将开始对右派有利了，左派若不能把握社会脉动的主流， 调整自己，改革社会的旗帜就将由右派挥舞，就要轮到右派得人心了。 右派过去的骂，不必问其动机，起码有这几条，是值得左派深思的： 1、中共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当局，究竟有没有灾前不以人民生命为重忽视地 震预测预报，而应负责任？ 2、灾区学校究竟有多少灾难发生直接因“豆腐渣工程”？各级当局、官员和有 关单位究竟要为这些校舍的倒塌和学生死亡负上怎样的责任？就是说，究竟几分 是天灾几分是人祸？ 3、全国和海外人民对灾区人民的捐款和捐物，怎样才能从制度上给人民信心和 保障，不被各级可能的贪官强权霸占侵吞？ 还有一些，但这几条特别重要，它将是灾难善后，人们关注的焦点所在。 仔细观察这几条，无非还是怎样使中国的政治更加透明的问题，无非还是怎样使 中国人民有效地对中共从中央到各地机关、政府有效实行监督、问责的问题。也 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民主的政治改革问题。 温家宝总理这次抗灾中的表现，很有口碑。他对灾区儿童上课说，“多难兴邦”。 这是对人民士气的鼓舞，有如民间的口号“中国加油”。但如何“加油”？怎样 兴邦？中国照老样子下去不变么？灾难激起而迅速凝聚的伟大民气，在一切不变 的失望和挫折面前，是不能持久而会消逝殆尽的。只有励志改革，使人民在今天 克服灾难，承担牺牲的斗争中看到光明，看到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的未来，有力量 主动地挑战社会黑暗，战胜黑暗，才能永葆团结昂扬自信开放的民气而“兴邦”。 多难本身不能兴邦，只有改革才能兴邦。典出昭公四年司马侯对晋平公的警告： “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 宇”，就看多难之后，你改不改革了！ 改革，一定是大难之后我中国海内外人民的民心所向。谁能继续赢得民心？左派 还是右派？没有别的，端看谁能提出合于时宜而得民心的政治改革口号，谁能高 举起呼吁政治改革的旗帜。所以，左派虽胜不可止步骄傲，要看到形势的变化。 2008年5月23日 xz7793@hotmail.com
你还去娱乐别人？别人都看你象耍活宝似的，连左右派也分不清 -- 常委 - (3384 Byte) 2008-6-10 周二, 下午5:13 (30 reads) 谁都知道，专搞娱乐勾当是要很多银子的，党的干部用公款，大款吃公司，政客拿捐款，您老兄的银子打哪来？ -- 常委 - (122 Byte) 2008-6-10 周二, 下午4:54 (27 reads)     王希哲是哪家的“左派”？ 芦笛 “国之将亡必有，老而不死是为”的老厌物、资深暴徒王希哲生命不息，喧嚣不止，最近连篇累牍推出垃圾文章，标榜自己是“左派民运”，这倒让我十分纳闷，免不得要来请教请教这位超级文盲，他说的“左派”究竟是怎么回事。 好教58年土高炉炼出来的废钢铁土匪司令王希哲得知，你心目中的“左右”，乃是毛共注入的GP不通的观念，跟文明世界的“左右”观念毫不搭界。因此，你自称左派之前，只怕先得弄明白是哪家的左派才行，否则就只能是只有你这种文盲才能闹出来的笑话。 在文明世界中，所谓“左派”指的是liberal，而“右派”则是conservative，其最大的区别，是左派专替弱势集团打抱不平，以合法手段力图“均贫富”，缩小贫富差距，而右派主张维持现状，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在思想文化上，左派比较前卫，提倡自由主义，而右派则强调传统观念，维护传统生活方式。在对外政策上，右派多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或曰国家主义者（nationalists），特别强调国家利益，注重国防投资，而左派更关心民间疾苦，反对为了国防牺牲民众福利。 以上所说，乃是文明世界任何一个大老粗都知道的常识，不过我也知道，这对于你这种时代制造出来的无一技之长的超级废物来说，是过于艰深了，芦某心肠慈悲，不但怜老惜贫，更对你这种时代炮制的心智残次品、又一个“智力钟楼怪人”怀有某种特殊的怜悯之心，这才会不顾他人耻笑，不惜当众向你灌输这文明世界的政治ABC。 如果你明白了这点最起码的常识，就该立刻看出你那所谓“左派民运”乃是人类能发明的最大的愚人节笑话。 任何一个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事实的人都看得出来，当今统治中国的共产党根本不再是当年那个穷棒子党了，代表的完全是官僚资产阶级，奉行的一系列政策比西方最右的政府还右，干的乃是专门杀贫济富，用农民的话来说便是“肥肉上添膘，鸡脚上刮筋”。用您最熟悉的伟大领袖、您的毛祖宗教导您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早就改变颜色了。 在这种情况下，要当真正的左派，就是出来为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打抱不平，试图虎口中夺出食来，视人饥为己饥，视人溺如己溺，为劳苦大众的温饱以及其他基本权利与中共官僚权贵作斗争，这才是左派的社会主义好汉的专业。从未听说过你这种与当局沆瀣一气、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黄天霸可以自称左派的。 您和您的同志的最耀眼的表现，还是在台湾、西藏问题上的死硬的国家主义或曰民族主义立场。尔等不去抨击中国历史上见所未见的大卖国贼毛泽东，却为了莫名其妙的“民族大义”“国家主义”助强凌弱，以众暴寡，生怕共军不以武力征服台湾，灭了华人的最后一线希望。芦某活了快一个花甲子，还从未听说过世界上有哪个文明国家的左派是帝国主义分子，认同甚至提出过尔等的“左派”主张！ 所以，您要是不是那么弱智无知，就该看出您的所谓“左派民运”无论跟“左派”还是“民运”都风马牛不相及，用当年俺们村里贫下中农教我的话来说，您是把牛逼扯到马胯上去了。 当然这也没什么稀罕，和另一位“左派民运领袖”岳武先生比起来，你还不够“左”，那位“民运领袖”最热衷欢呼的英雄业绩乃是“赵紫阳一怒斩刁民”、“欢呼大军在汕尾斩刁民”。 “民运领袖”鼓吹屠杀人民，在人类历史上，这大概还是第一次吧。我看尔等的“民运”少了一个字，该叫做“屠民运”才对。 如鬼子说的，太阳底下无新事，此类“左派民运”在西方其实早就有过先例，那就是纳粹运动。诸位的主张，我看与纳粹毫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只有两条，一是人家是真正的人民运动，在执政前起码得到了１／３的德国人民的拥戴，在上台后征服了几乎所有德国人的心，而尔等 不过是几个年高德劭的跳梁小丑，噪音震天，应者寥寥，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永远没有上台执政的希望；二是人家并不欺世盗名，而是敢作敢当的光棍，从来不曾标榜自己相信民主，更不曾声称自己是左派。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旁人，都把纳粹看成是极右的政治势力。 当然您在青年时代除了当全日制的trouble-maker外，据说还在牢里通读了几遍《词源》，既然冒充“左派”，想必总有点道理。 因此之故，老芦冥思苦想，总算想出了你自封左派的来由，那就是您的伟大领袖毛祖宗说的“癞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您就像我家当年养的那只小猫，永远冻结在“挺能杰儿”时代了，终生用于想事的全部知识基础，就是您的毛爷爷填鸭填进去的东西。所以，您的“左派”的定义其实是毛共五人帮的定义，也就是后来四人帮垮台后我党批的“极左”。所以，您虽然是纳粹一脉，与四人帮的“极左”相通也是很自然的。据万润南网友回忆，当年薄一波在清华跟蒯大富辩论就左右臂环抱，说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共产党人说出来的非昏话。的确，纳粹和国际共运之间的惊人相似是公认的，看过《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立刻就能洞见这一点。 有的网友怀疑您受了我党收买，我不这么看。其实我对特务并无成见，前些天才跟网友说，当国的都爱国，造反的都卖国。盖当国的视国家为己产，生怕损失家当，当然要爱国。而造反的不卖国就没钱造反，当然只能卖国。此所以龟孙中山是毛泽东之前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卖国贼。这经验规律的唯一例外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无论是在野还是执政全卖，当真是咄咄怪事。 因此，您即使是受我党豢养，我也能完全理解，并不认为是什么耻辱：对终生捣乱因而无一技之长的尔等来说，总要解决生活来源吧？既然先出来的“民运”人士霸住了所有财源，不容后来者染指，后来者当然只好去拿共党的钱不是？搞政治的谁不受人豢养，桀犬吠尧？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值得同情的。 可惜，您的个人悲剧恰恰相反，乃是“卫党空有志，卖身竟无门”，无论是哪方政治势力都绝不会看上尔等这群土高炉里出来的废钢铁。此中简单道理，我早在当年骂你时写的《焦大的悲哀》中就说过，后来在痛骂岳武时讲得更明白： “老岳能指望胡锦涛让他Ｎ奶来劝降么？我看恐怕没希望。他不过是个刁民暴徒的胚子，有什么治国长才？这种人，在哪个国家的阴暗角落里不是随便用扫帚一扒拉就是一畚箕？人共党现在讲究的是干部‘三化’，全都有大学文凭，无用到胡锦涛，还能在飞机上背英文。老岳‘留法’一场，拿的可是麻将系的文凭，用得着我党铺下红地毯么？弄个年高德劭的资深刁民、老牌暴徒去，您说是让人家用来烧火呢，还是顶门？ 或许老岳对此心中也有数，而这就是他超过我党的革命积极性所在，指望用‘过度忠诚’弥补‘利用价值不足’。可惜阿，如此第一种忠诚，对没有暴乱前科的根正苗红的红崽子们来说还有用，轮得到您这位德高望重的前暴徒么？您这辈子的最好前途，我看也就是和国安最低级官员打打交道，做个随时可以弃之如敝屐的线人而已。” 因此，在我看来，您之所以和我党沆瀣一气，遥相呼应，其实并非以此作稻梁谋，而是由衷地、真诚地倾倒您的毛爷爷当年给您塞进去的那些隔夜宿食。我坚信，您是那种一旦雕塑成型，就绝无可能改变的坚强的党外布尔什维克，而这恰恰是您的巨大悲剧所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哀。在我们那代人中，除了芦某这种极个别的异数外，没有多少人能逃出您的毛爷爷的精神强奸，在他死后几十年后还情难自已地要不断产出孽种来。毛泽东不仅毁掉了整整几代人的前途，更把这几亿人一劳永逸地制成了终生心智残废。如此深重罪孽，思之不禁令人心胆俱寒！ 最后引当年骂岳武的话作结，当然我绝不指望您能理解： “我不是主张民运效法中共当年推翻国府那样，时时处处和共党对着干，变成水火不相容的仇敌。相反，我一向主张实行朝野和解，全民和解，民运应该采取主动，学作中国从未有过的‘忠诚的反对派’。但如老岳这种‘民运’，比共党还积极还左，谈得上什么‘反对派’？我看干脆打出‘中国共产党革命派’的大旗来，还比较实事求是些，省得有政治骗子之嫌。” 标题: 谁都知道，专搞娱乐勾当是要很多银子的，党的干部用公款，大款吃公司，政客拿捐款，您老兄的银子打哪来？ (27 reads)      时间: 2008-6-10 周二, 下午4:54 “玩小姐没钱玩什么？”，娱乐场所的门卫会很不客气地告诉你 你要是你装成有钱，他也会下气的说：爷，这边请，不过发现你是。。。。，扔出去是好的 不过也有廉价的娱乐场所，给人家当差拿两个小钱，还是玩得起得，只不过人家瞧不瞧得起那就不好说了

与王军涛谈四五运动

马悲鸣

我与军涛是熟人，但此文起于我对他的一篇《健康讨论的境界和福分》的跟帖。读者不难从中看出我们两人的观点相左，但并不妨碍讨论。因为军涛的最初文字与讨论的关系不大，故附录于后。

【王军涛】健康讨论的境界和福分

【马悲鸣】健康讨论用词要酷，不能用情绪化语言，象军涛常用的什么良知啊，道德啊，都不能用。良知和道德没有客观标准。一旦到了“我诉诸良知”，就证明该人的辩论已经输了，只是不认。

输了而不认。这不道德。可他却硬把这种没有良知的行为说成是“我诉诸良知”。

郑义拿我给别人的信编了一个故事诋毁我名誉。我代笔的那位贺文先生是郑义认识的民运圈里的朋友。我让他说出来是否认识该人？

郑义硬挺着不回答。

我无法，只好说∶你要不回答，算我输如何？

他一看我公开认输了，便以居高临下的态度说，既然你认输了，那我告诉你，是有这么一个人。

郑义一旦承认有这么一个人，便自我证明了他编的故事纯属捏造。我让他公开道歉。他没词了，就振臂高呼一声：“我诉诸良知”。

什么是良知？怎么证明郑义在诋毁别人时真是出于良知？

只要一提道德良知，准是辩不过了的混搅。

我观察过所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者都是同一类法子。你没法跟他们讲理。赢了他自然得意，输了他就用“我诉诸良知”混赖。

不知军涛是否认可我的说法。

【王军涛】用词酷不酷是自己的风格，古人讲究用词是信、达、雅。信，就是准确；达，就是通顺；雅，就是优雅。按此顺序，信是第一位的，依次追求更高境界；直到雅。我觉得这个原则比酷更好。

不过，无论是酷，还是信达雅，都不必与良知矛盾。而且，你我都有良知，也不必持有相同的观点、性格和政治立场。

此外，良知就是力求正派，既不保证他尊重你（因为他可能认为在进行道义讨伐），更不保证他同意你的观点。

最后，他有良知，也不保证他就是占有正确的观点。他还是要摆出事实和道理，来证明他的观点。

因此，我的看法是，良知是良知，道理是道理。在具体观点讨论中，不能相互替代。不过，悲鸣君如果对讨论良知感到不舒服，那要有所警惕。切莫以小俏皮妨碍大智慧奥！

【马悲鸣】西方有句话说，爱国主义是无赖的最后防线。你能说爱国主义是错的吗？可是你刚把国际问题往深处讨论，他马上祭出爱国主义，骂你是汉奸。

良知也是如此。象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话：既然法律不承认良心，那么良心也不承认法律。

双方律师一旦辩论，便是以法律规定为准绳。既然要良心，何必还要法律。一说到良心，便是表明了拒绝承认法律。而且双方各有各的良知，互相抵触，便是浑赖了。

以良知为最高准则，却指对方非法，这是互相抵触的。你要讲良心就讲良心，要讲法律就讲法律。我和六四中弹者一样，都是人类。我看到他们中弹的场面，也充满了同情。可他们中弹都是不服从戒严指挥部通告的结果。人家说好了，不服从者，后果自负。当年在长安街上堵军车，其用意正是利用良心来发动群众并用良心逼住对方以方便行事。

毛泽东有句话，叫“天下大乱，乱了敌人”。军涛现在不也正在谈论「如何把中国搞得天下大乱」嘛？

这不逼到政府开枪不罢休的做法，除了自己，无人还能相信他们的良心。为了自己的面子，拿别人的命来垫背。这动机的良心何在？

你不能拿良心为准绳指责对方非法。你只能拿法律为准绳指责对方非法。但你可以拿良心为准绳，指责对方没良心。

让上帝的归上帝，让凯撒的归恺撒。上帝启示良心，凯撒制定法律。军涛不觉得你现在的辩论方法有些象中世纪的教士吗？

讲良心的可以去当慈善家。若发动群众，就得遵守法律。

【王军涛】悲鸣君明鉴：

不是每个不同意你的观点人就都有一样的观点，不是每个不同意你的观点并且持有相同观点的人，都是同样的争论理由。我只能对自己负责；不能对别人的观点负责。

例如，我从不认为你是汉奸。但是，你的强奸做爱论即使是汉奸，那也不过是证明汉奸也也没什么。让我指责汉奸坏，要有理由才行。

就拿近代史的大汉奸李鸿章和汪精卫来说吧，国人早晚会重新评价。要是我对你的观点有什么不同意，那就是让俏皮的消遣替代了大智慧的思考。李鸿章和汪精卫真不算坏，被作为汉奸还是因为国家的命运。但是你那个冤案就太不值了。

我那篇怎样把中国搞得天下大乱的文章，是分析共产党会怎样搞乱中国的。现在的发展证实了我的预言。难道我应当对共产党搞乱天下负责吗？我的文章中的基本观点之一是，当共产党把我们讲理的反对派都杀掉或者管起来，总之镇压了；那中国就要大乱了。

我觉得良心还是要讲的，特别是谴责共产党的坏事，能不讲良心吗？但是，我不同意在讨论观点、澄清事实和进行调查时，以良心讨伐替代那些专业研究。

关于六四中的法律问题，我门已经多次讨论了，这里不重复了。我只想讲一点，如果当权者说你敢不尊重我的意思我就杀你，那么你不尊重他而被杀了就是活该，当权者就是正确的了。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进步了；秦始皇家族还真应当二世、三世地坐下来江山。我知道悲鸣君喜欢考证这些历史花絮，不妨告诉我，你我应当生活在秦几世呀？

荒唐不荒唐？好玩不好玩？但这就是悲鸣君的逻辑结论。

我还是严肃点。在现代政治中，没有一个统治者和理论敢于说，统治者说了不许作，就不许作；还是要有程序反对的纠正的和推翻的。当然要付代价；但是为了这个而付代价是值得尊敬的，而镇压者应当受到良知的谴责。

【马悲鸣】你们老把统治者想象成说书的说得那么坏。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比如1976年4月4日星期天清明节。老百姓悼念周恩来。政府并无阻止。当天晚上，清明节已过完，环境卫生工人正常作业，把广场打扫干净。这本来都是分内的工作。结果第二天四五，一帮人非要逼政府把清除走的花圈再拿回来。结果闹出了个四五事件。

政府没有错。为什么环卫工人不能打扫大街？

六四一样，政府为什么不能进入广场清场？

从古至今，甚少有象你们说的共产党和共产党说的国民党，还有国民党说的北洋、大清那么坏的政府。政府之坏，都是知识分子编出来的。

共产党诚然干了不少坏事，其实现在回头看看并非全无道理，但四五环卫工人打扫广场和六四前夕军队向广场开进以便清场没有错。错的是四五不许环卫工人打扫广场和八九堵军车不许军队进程清场的学生市民。哪边合法，哪边非法，一清二楚。而且我至今没看见任何一位民运方面的人能拿出哪怕一个可行性方案，全是唯恐天下不乱。在判断是非之前，先把事实搞清楚再说。你那价值取向优先就是老毛的大方向正确。

【王军涛】我就接着你的思路讨论。

政府比说书的还要坏。这是被揭露出来的事实证明的。政府的坏是老政客的伎俩，而说书的不过是老百姓的常识的想象。我插队时，一个农民非与我打赌，说中央领导天天吃鸡蛋炒米饭。他与说书的差不多，不知道视野之外的事儿。

四五怎么是环卫工人打扫卫生收走花圈？那是抓了人、打了人、并且抢走了花圈。你应当在调查清楚。

六四当然可以清场，但是要遵守宪政程序，走完手续，消除问题，那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也就不会有那么惨烈的后果了。

我们讨论的不是简单的事实是非，而是对于政治选择的价值判断，在所有事实都清楚了后，还是要有价值判断的。老毛不是错在要有价值判断，而是价值判断错误。当然，价值判断不能替代事实调研。

我说过了，1989年民主运动要是可以谴责，那人类政治史上的所有政治革命都要谴责了。你在波士顿，看看茶叶事件和波士顿大屠杀是怎么回事？

关于可行性方案，怎么没有？宪法和有关讨论都是方案。至于具体执政措施，那要由选举才能提出。现在农这些有点不着边际。

【马悲鸣】4月4日漏夜收的花圈，并无打人抓人，因为街上无人可打可抓。第二天四五有人群围困工人民兵指挥部小楼逼政府交出花圈。政府没办发去垃圾场捡回花圈。人群不干，便放火烧楼房并砸烧汽车。晚上工人民兵去广场清场，才可能有抓人和与抗拒者打斗。这时与环卫工人打扫广场之间大约有二十小时。

放火的理由是：还我花圈。

为什么要还呢？

因为花圈已经被环卫工人拿走了。

这两个事件之间的严格因果性从“还我花圈”这句口号就能证明。

在两个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里，先发生的是原因，后发生的是结果。

环卫工人扫大街是原因，以“还我花圈”为由围困工人民兵指挥部是结果。

白天放火烧汽车发生在晚上清场之前。故四五白天的暴乱是原因，夜里的清场是结果。

两重因果关系串联，不许环卫工人扫大街是四五事件的真正原因。

邓小平当政后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有两个。其一是给四五彻底平反。第二是打越南。他干的唯一一件好事便是六四的武装驱逐。中国自有史以来，至今只有两届学生接受完了十六年完整教育而没被政治运动与革命战争干扰。

【王军涛】悲鸣君显然失察了。那天的口号是两个：“还我花圈！”和“还我战友！”你可以问一下子明。他是谈判代表和提出口号的人。那时，各单位夜晚都有人护花圈。

４月５日：２００人被捕；４月５日，是狂风暴雨的一天。一场大对峙、大较量、大搏斗在天安門广场开始了。凌晨１－２时，广场上花圈惨遭践踏和洗劫。此间，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２００辆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烧毁，小部分放在中山公园留下当做“罪证”。在清理广场时，５７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７人因抄诗或“可疑”而被捕。５时１０分，王洪文来到联合指挥部小楼面授机宜。王洪文对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干将和总指挥部的成员说：“这两天广场实际被人家占领了”，你们要“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４日抓了３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干一场就干一场。打伤了民兵和民警，我到医院慰问去。”５时１５分，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有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还设了劝阻站。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的封锁线层层围住。６时许，北京市１７２中３０名学生，在群众的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７时半，一名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发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人向人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跟着涌向大会堂东门外，一时间集聚了１０万之众！

【马悲鸣】还是那个老问题。清明节已于4月4日过完了。政府为什么不能打扫卫生？我晚上睡觉，白天去广场，场面都见了。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全是胡闹。六四是被四五的平反给惯出来的。军涛是当事人。我没说错吧？

【王军涛】我不知道悲鸣君说的是什么政府。我只知道，民国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当时还是世界上承认的唯一的中国政府），共产党自己建立的政府被1966年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推翻了；连国家主席都被整死，而且死无葬身之地。据说，他曾拿出宪法，但是毛泽东根本就不讲什么法律。在中共历史上，真正犯有推翻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就是毛泽东干过。所以，在那个时期，四大是宪法保障的权利，群众不满意可以造反，那时，许多地方几乎所有的公共场所都成年贴着大字报和大标语或者毛主席塑像或者什么革命标志，总之，环卫系统是不去清理那些东西的。悲鸣君怎么不记得呢？所以，四五运动没有违法，更不存在违背那个一天到晚靠无法无天的运动维持的政府的法。

关于四月五日是否发生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这是要看你的理解力了。对于那些被整了那么多年的受害者，这个运动是惊天地泣鬼神；对于那些渴望结束毛泽东的文革和打倒四人帮的民众来说，这个运动是惊天地泣鬼神；对于被毛泽东再次打倒满怀悲愤的邓小平来说，这个运动是惊天地泣鬼神的；所以他宁愿在1977年不出来工作，也不愿否定四五运动。悲鸣君没有这种感受，应当想想差距。

如果悲鸣君非要抠字眼，那么对于无神论者来说，哪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件呢？天地鬼神的概念不是文人扯淡吗？所以，邓小平没说错，四五运动是革命运动，是人民运动。就是凭着四五运动，邓小平获得了某种民意的合法性，可以后来战胜华国锋。此前，这个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臭不可闻。

四五运动确实为中国政治树立了好的规矩，这就是违背民意，就要下台；镇压民意，绝没有好下场。此前，这本是我中华民族的政治传统，但是中共建政后一次次政治运动，把人们变成了惊弓之鸟，这传统断掉了。是四五运动重新存续了这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统治正当性的传统。确实，89年民主运动是受这一传统的影响。其实，学生不知道那么多，但是警察确实是吸取了教训；决不为丧失人心的政府镇压人民运动。

【马悲鸣】文革我也是受害者之一。文革最大的罪过是政府纵容非法。但四五这件事却不是政府纵容的，而是民间。判断一个事件的正确与否在且仅在于事件本身而不在其历史和外在的因素。邓小平给打砸抢的四五撤底平反，却轻而易举地放过了对整个文化革命两百万死难者的挨个儿刑事追究。因为四五本身就是刑事犯罪。这样公开地平反打砸抢，还如何追究各单位学校那些一宗宗一件件具体的置人死命案呢？

文革所要追究的不在政府更迭。因这与老百姓没什么关系。文革所要追究的是不分派系地“打砸抢，砸抄抓”和私设公堂逼死人命的案件。四五的胡闹和邓小平错误地给四五平反，再次宣布政治正确在法律之上。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灾难之源。

政治讲大方向正确，也即你说的价值取向优先。而究竟是否正确，并无客观标准。只要人多，就能哄起来，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正是因为邓小平彻底平反四五造成的这种政治正确价值观凌驾于刑事司法之上，才惯出了六四妄图以民主的政治正确来否定司法正义。

文革打砸抢，四五放火与六四割据，这三个事件的政治正确性无客观判断标准，但三者的合法性却在司法上很容易判定。就算当时当地无完整的法律描述，但类似事件不难在它时它地找到可资类比的判例。

天下没有百分之百干坏事的政府。文革政府纵容暴力当然非法，但在四五这个事件中，错的却不是政府。

一个事件是否合法的判断就如在坐标系上判定一个点是否在给定的区间之内一样简单。1.00000001这个数肯定不在概率区间。概率区间在且仅在0与1之间。或者说概率值的合法性在包括0与1这两个坐标点在内的坐标区域内。如果有一个数超越了这个区间，不管是从左边超越还是从右边超越，都不再是合法概率。

法律的是非判断也是如此，在地上划一条线，或者在时间上划一个区间，超越者非法。

【王军涛】悲鸣君:

我想说的是，当时没有法，毛泽东治国是靠政治运动。这就一个问题，难道必须所有的运动必须是毛泽东发动人民被利用的才可以吗？如果不是，那么，在一个没有法制而是运动表达诉求的国度，百万人民可以不可以发动一场运动呢？我同意你的说法，运动不是好的方式，但是，第一，当时没有什么法制；第二，即使民主自由宪政国家，也要给运动机会，不过是法制化的机会；但是这个法制化不仅是规范运动，而且是保障公民的权力能都落实。关于文革怎么结束，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最后还是人民选择什么。你非要人民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度按照法律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马悲鸣】谁发动运动，谁是不讲理的一方。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那年他是不讲理的一方。四五和六四都是民间发动运动，自然运动发动者是不讲理的一方。军涛整个给说反了。毛泽东发动运动的豪情激励着许多后进者的斗志，便也学着发动自己的运动。邓小平给四五民间运动的彻底平反，惯出了民间的运动瘾，才有后来的六四。军涛就是一位瘾君子。我说得不错吧。

【王军涛】悲鸣君越来越乱套了。

毛泽东不讲理不是发动运动，也不是他的“四大”，其实，媒体要是开放给民间，那个四大哪里有什么市场？而是他镇压不符合自己的想法的声音。但是，即使你认为运动不好，但是在除了运动没有表达政见其他方式的时候，运动就是无可谴责的选择。如果我们必须走路，但政府又不修人行道，那当然只好走马路（机动车道）。这是我对1976年四五运动的看法。

如果你不同意，那就告诉我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当怎么做？但是别告诉我遵守一个没有的法律。就像那个皇帝听到有人因为饥荒饿死时，问，他们怎么不吃米饭呢？皇帝这样做是可笑；但叫花子这样说，就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而你在四五运动的这个问题上其实不是皇帝而是叫花子，因为你说你经历了那个时刻并且还是文革的受害者（四五是反文革的）。（在这个问题上，后80年代的青年大概是皇帝，你们别跟我争论，免得闹笑话）这么说来，你还欠着我的。我可是为了你在17岁时抛头颅洒热血，坐了224天牢。你居然白天转一圈晚上回家睡觉去了，做个免费搭车者。蹭车就蹭车，今天居然还说风凉话。真是人心不古呀！（我也要挟你一把）

关于六四，需要说明两点：

第一，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都是可以并且鼓励运动标到政治诉求的。有关法律规定的程序，不仅是规范运动，而且是为强迫官府确保这些权利可以落实或者被实践。如果官府堵死这些合法渠道，那么人民可以突破官府的禁令，甚至发动革命。1989年的中国执政者就是堵死了人民依法行宪的所有渠道而逼出的运动。

第二，保留公民的运动权利在民主国家有其他考量，这就是避免一些大的势力操纵既有的有影响的制度化方式，压抑或忽略了社会的某些少数的声音。因此，运动有两个意义

第一，在统治者或者权势者按照宪政程序玩时，以运动冲破他们操纵制度化渠道，封杀少数声音。

第三，在统治者违背宪政程序时，就和平抗争直至发动革命。

我对运动没什么瘾，但是当被侮辱和被迫害的同胞需要时，我可以挺身而出，争取最好的结果。但是，我还是喜欢程序化地研究、讨论和争辩。

【马悲鸣】

军涛啊，

现在是讨论问题，正在实践你的主帖内容。先不要讲乱套不乱套这种话。问题正在厘清的过程中，你不听我的分析也罢了，就这么先把我的话说成乱套，那我的分析就都乱套了。

下面具体回答你的问题。

第一，4月4日之前，政府并没有阻拦献花圈。那天是清明节，而且是星期天。过了十二点，清明节就算过完了。过了这个时刻，政府的环卫工人出来打扫，这本是程序作业，无可指责。为什么政府不可以扫马路？这之后阻拦环卫工人扫大街和继续冲破拦阻线送花圈，尤其第二天烧车的就是玩坏了。

文革的结束主因是毛死了，和四五无关。毛若不死，再闹多少运动都没用。这我与王小波交换过意见。他和我一样，就盼着老毛早点去见马克思，以便文革早日结束。文革之所以结束不了，是因为党内无人能与毛争锋。毛死之所以成为结束文革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四人帮里无人能与叶剑英等人争锋。

这道理很简单，四五不过是胡闹而已。如果没有四五，毛死文革也得结束。华国锋等人倒四人帮时说的“文革胜利结束”是句客套话。不如此说，没法向广大积极投身运动的革命群众交待。这我们都能理解，并不以为意。只要文革结束了就行，不管是胜利结束还是以失败告终。

给四五彻底平反是邓小平玩坏，用来倒华国锋的。老华没什么本事。先帝遗诏是他的最后本钱。坚持两个凡是也同样不难理解。人之常情耳。但他拿四人帮却是功在国家的，故我宁替他说话儿不替四五运动说话。

那位听见老百姓没饭吃而说“何不食肉糜”的是晋惠帝。司马炎儿子。后来八王之乱，被司马昭杀了的嵇康的儿子侍中嵇绍以身护惠帝，挡乱兵之刃而死。乱平后手下人要洗那件血衣，惠帝说：“勿浣，此嵇侍中血”。

这句话与“何不食肉糜”一样流传千古，还被文天祥写进《正气歌》里。那句是“为嵇侍中血”。

惠帝虽然无能，但人并不坏，还知道感恩。因其智力低下，此话可以肯定是出自真情。

八九年的事，无一人，无一次有过申请合法的念头，根本谈不上政府堵死不堵死。军涛被邓小平彻底平反四五所冲昏的头脑还没清醒过来呢罢？

【王军涛】悲鸣君：

你讨论的那些话是调侃。先放下，我们讨论正理。

关于四五运动的背景，我说过你是过来人。那时，到处都是大字报和各类乱七八糟的口号标语，哪里是环卫工人敢动的。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特别一些。关键是，你喜欢不喜欢不要紧，那时的正当性就是民意可以通过那样的方式表达。

关于1976年的中国政治变化的动力机制，并不是什么毛泽东死了问题就可以自然解决了。你的看法与多数过来人的看法不一样。如果没有四五运动，也许毛就把大权交给四人帮了。那也不是不行，北韩就是一例。四五运动，海要有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才争得了另一重前途。

当然，这还可以讨论。不过，这不是你白天看热闹然后晚上睡觉可以弄清的。

当了免费乘车者，还要说那车是自己跑的。没有人开，没有人造，也不用汽油。日子滋润呀！

回到正题，即使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国家，也要给人民运动合法的机会和渠道；如果统治者违背民意堵死合法渠道，人民有发动运动乃至革命的权利；这一点，你到现在也不理解。

你的问题就在这里，抓住那么点些许的理解，要对大问题提供答案

【马悲鸣】如果没有毛，四人帮不可能有那么坏。姚文元写海瑞罢官是受毛委托，而且吴含是自杀。刘宾雁写人妖之间导致的是王守信被枪毙，而且是刘自己干的，未受更高层指使。

张春桥在监狱里说，如果给他时间，毛死后他也是要搞改革的。六四时，江青和张春桥在监狱里都对学生持同情态度，乐观其成。

我没乘四五的顺风车。四五也无顺风车可乘。只是民间胡闹了一下，给中央的权力斗争提供了一个互相指责和推委责任的口实。双方都把四五往极端里说。其实四五既不是文革派所说的反革命暴乱，也不是反文革派说的爱国民主运动，只是胡闹而已。

即使不是反革命暴乱，但阻止清场和烧汽车的刑事犯罪还是应该制止，参与人应该受到应有的刑事惩罚。

【附录】～～～～～～～～～～～～～～～～～～

健康讨论的境界和福分

王军涛

健康的讨论不应当混淆这些不同的东西：观点是观点，后果是后果，动机是动机，人品是人品，政治立场是政治立场。

我们不能以观点的可能后果代替观点的讨论，也不能用猜测的动机打击对手，从而模糊了观点的讨论，更不能因为观点不同就诋毁别人的人品。政治立场是重要的，但是只要我们是真诚地面对自己的良知选择立场，那就应当相互尊重。即使有一天要刀兵相见，血流成渠，也要有点戈兰特将军和罗伯特李的精神；那是同胞的内战。

我对施化君也有尖锐的讨论，而且为他的观点的可能后果着急；但是我相信施化君的人品，尊重他的立场。

我曾对Yankee君做过与观点讨论无关的攻击，但是当我意识到后，立即道歉。

我很欣赏三歌君的风度。当然，有时他礼貌明智地回避进一步可能白热化的讨论，令人遗憾。

我觉得，有一块能够真诚和体面地交换各种意见和兴趣的地方，是我们共同的福气，也是我们的缘分。我们的生活可以更丰富，市也可以更开阔，思想可以更清晰，社会交往范围可以更多样，哦们的品位和精神境界都可以升华。我们应当维护这样的环境。

我不是反对对于观点的后果、背后的利益、动机、人品和政治立场作出相关分析，但是，第一，观点是最重要的，使我们最初关注问题；不要让别的讨论替代和模糊观点的讨论。第二，其他的讨论需要更多的证据和严谨的论述才能有结论，不是通过观点和讨论的风度语气就可以简单作结论的。

在此，我愿向Yankee君、三歌君、施化君、海壁君、不平君、魏碑君、乐吼君、老蝎子君和沁霖君表示我的感谢和敬意。由于你们的存在，我得以反思自己。如果这种反思能让我得以改进自己，那将是我的福气。尽管，我还没有享受到这份福气。

【附录】～～～～～～～～～～～～～～～～～

yoke：王军涛还是“法不治众”的思维套路。很多人没有多想，周恩来是资深望重的领袖，在清明节纪念周恩来，献花圈，都是正常的。有些人对文革不满，以纪念周恩来为名抗议四人帮。在四五的前几天夜里，有人在纪念碑读怀念诗的时候已经公开反对江青张春桥。对四人帮最不满的是中共老干部家属。环卫收花圈，或者警察拘留不让收的守花圈的人，都是合法的。环卫是执行公务，警察拘留阻挠公务的人，在美国不可能引出乱子。但是，中国人认为只要聚众，就可以违法。所以有“法不治众”的说法。王军涛讲聚众十万就是这个意思。聚了多少人，王军涛不会有数字，说十万太夸张。就因为聚众，殴打说周恩来坏话的人，烧楼烧车就不违法吗？四五事件后邓小平被撤消一切职务，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尽管四五在政治上是反文革反四人帮，但是，参与群殴烧车烧楼都是违法行为，笼统地平反是失策的。这象是胡耀邦干的事。美国洛杉矶黑人骚乱尽管事出有因，政府还是对参与打砸抢的人判罪。

随便：马老之论是正论。观点没有良心问题，只有对错问题。事实只有存在与不存在问题，没有对错问题。

发表:）∶马先生的文章还是有看头的，评述很客观。

 

  中国国安部公布台湾绝密文件   台湾对民运的布局曝光
(博讯2006年11月12日)      台湾中国时报王绰中/北京二十六日电/就在「六四」事件十五周年前夕，中共国家安全部获取一批台湾国安局和军情局与大陆海外民运人事间联系的极机密文件，让我方对大陆民运人士的布局全部曝光。
    
     其中最引外界注目的是，民进党政府对大陆海外民运的态度发生在过去几年发生重大变化，由原先的放弃支助的政策，改为全面运用大陆民运人士利用大陆亲友关系建立情搜网，同时也扶植民运人士筹组中国海外反对党。 (博讯 boxun.com)
    
    在中共国安部获取的台湾国安局绝对机密文件中，最近的的一份，是由前国安局长蔡朝明在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呈给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和陈水扁的公文。
    
    公文内容指出，今后我国支助海外民运派系之政策目标如下：
    
    一、运用民主与人权之招牌，对中国民主化与人权议题形塑国际压力。
    
    二、运用台湾民主运动及民进党发展之经验，筹组并扶植中国海外反对党。
    
    三、利用民运分子在大陆亲友之关系，拓展我情搜网路，发展组织，并进行情报搜集（早期透过华侨或是大陆撤退来台人员关系进行布建情搜网路之工作，目前都已面临老成凋零之困境）。
    
    国安局在这份政策建议中，提到在运作时应注意八点原则，其中值得注意如下：「为我所用，由台湾主导」；「勿同意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以免养虎为患，入台后反而从事对台工作」；「民运各派系分分合合，要有随时被反咬之准备与防御」；「和美方对中国大陆民主工作范围应有所区隔」。
    
    国安局还具体针对民运个别系统或人员之特质，与对我方政策之价值，作不同区分：
    
    一、「中国人权」：人员虽少，但旗号响亮，加以人权议题比民主议题要具体，在未来两岸协商中又可扮演议题角色，应保持其运作；不过，因为该团体在幕后有美国支持，我方不宜过度介入，保持友善关系即可。
    
    二、魏京生：具国际知名度，能写文章，但不会搞活动；在对中国大陆之文宣战上，有其价值。
    
    三、王军涛、陈子明：做事低调，但具有能量，深层耕耘，在各地皆有点，具有组地下党之潜力，可以透过分期、分阶段之方式进行支助。
    
    四、杨建利：活动力强，且具协调能力，和各派系维持良好关系，若以海外筹组中国之反对党而言，与王军涛同属领袖人选。
    
    五、王丹：虽具国际知名度，但仍待进一步成熟，现阶段而言，对我之主要价值在於文宣。
    
    在中共国安系统获得的十多份台湾国安局密件中，有国民党执政时期国安单位发展海外大陆民运人士概况表和海外民运工作列管表，更有多份民进党执政后对大陆民运人士王丹等人支助的签呈，以及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奉命赴美国波士顿地区与王丹、陈小平、吴稼祥、卢四清等多位民运人士洽谈合作纪录。
    
    这份合作纪录中，王丹等人士向颜万进建议，双方最好常设具代表性并可直达高层核心的渠道，并在陈总统所设之民主基金中提出部分资源专供大陆民运人士使用，同时由台湾出钱，美国出面，设立民主人才训练基地，对大陆及海外民运人士进行短期培训，培训内容由我方提供。
    
    此外，大陆民运人士还要求，台湾提出资助设立一个研究所和电台，以及邀请大陆民运人士赴台参观大选活动。
    
    中国国安部宣称获取的台湾情治系统这批机密文件，如果文件属实，则最令人震惊的并非内容，而是国安局长签报给总统的绝对机密文件，签呈首页右上方，有着代表绝对机密的「四条斜贡」印记，而且签文时间又是今年二月廿六日，等于是最新、又最机密的文件，在第一时间，就落入中国手中，着实令人震慑。
    
    中国时报五月二十七日报导说，由于这批机密文件的时间，有今年与去年的签文，而年前外泄的国安密帐密件，时间则集中于李前总统执政时代，显示情治单位的泄密管道，「漏洞还没有堵住」，可能是同一管道所为，也可能是新的管道，如果是同一管道，代表「它」既能到国安密帐的机密文件，也能接触到「业务相关」的最新密件。
    
    这分今年二月由前国安局长签报的绝对机密文件，颇富玄机。
    
    首先，国安局呈给国安会的公文极少，甚或从未有过「谨呈秘书长」，再「转呈总统」的签文方式。一般而言，国安局呈给国安会的公文，签呈首页未，仅会写着「谨呈秘书长」五个字，绝对不会接续再写「转呈总统」字样。
    
    依照国安局行文作业，呈给国安会秘书长，就是只给秘书长，如果还要给总统看，国安局会单独再写一分，签呈首页末，则写「谨呈总统」。换言之，如果公文要同时给秘书长与总统看，国安局会打两份文，不会采取「谨呈秘书长」再「转呈总统」，以一分公文同时让秘书长与总统批示。
    
    因此，研判这份分析民运与政策建议的密件，应该是前国安会秘书长康宁祥，指示前国安局长蔡朝明办理，蔡朝明照指示做后，打了份报告给康宁祥，但因涉及情报经费运用，与「政策建议」，而蔡朝明也希望总统知道，所以采取了这种罕见行文方式，特别加了一个「转呈总统」，意即，此一绝密公文，主要是给康宁祥裁示，但也让总统过目，「知道有这么件事」。由于二月，陈水扁正忙于大选最后冲刺，是否知道此事，公文并无批示，无法得知。
    
    不过，从公文首页尚无批示，可以分析泄密的可能管道。由于康宁祥尚未批示密件，而文件又是要呈给国安会，所以，包括国安会与国安局，都可能是泄密的管道。如果是国安会泄密，于康宁祥未接触公文前，所有能经手这件绝密文件的官员，都有嫌疑。但是，泄密管道也极可能是国安局，当这份文件要出门给国安会前，就已被人取得。
    
    因为密件还没有康宁祥的批示，所以，文还没有走到总统府，因此，总统府内部应可排除泄密的可能，至于国安会或国安局的泄密可能性，虽不能排除，但有国安密帐前例，加诸这次外泄文件中，还有国安局四处与会计室签报的极机密文件，还是国安局内部泄密的可能性居多，当然，也不排除中国民运人士「意外取得」密件，并辗转交给中国国安单位。
    
    而国安局长签给总统的绝密文件，如果第一时间便外泄，无论内容为何，台湾情治单位的「破洞」，显然比外界想像的还要大。
    
    如此机密之文件竟敢对外公布，可见中共受到64平反压力之大，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用公开秘件的方式把海外“民运”真相告知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