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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江迅: 中国民运不能仅像一盏灯(图)
摘要:透过网络、电话,中国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中国海外民运反专制且活跃於国际舞台,就像一盏灯,一些中共改革派也与他们联系,令中国国内民众有方向和信心。但中国民运不能仅是一盏灯,他们面临是否应尽早回国的抉择,与十三亿人民一道为民主打拼。
六四前夕,中国自由民主党主席倪育贤来到香港。有民运人士私下说,倪育贤这下可要“发财”了,因为他太太是马英九的表妹,马英九执政,中国自由民主党从台湾拿到资助是没问题了。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问倪育贤,究竟有没有帮助?倪说:“没有。马英九是公私分明的人。”事后,甄燊港说:“倪育贤也不愿意像乞丐一样,透过某种关係去获得资助。民运朋友连这样的裙带关係都想到了,可见多么彷徨,多么无奈。倪育贤对我说,他至今还看不到有什么理由要让台湾政府资助中国海外民运。”
甄燊港接著说:“马英九竞选时承诺要与大陆创造双赢局面,齐手拚经济,那还会不会资助中国海外民运,这令大家担忧。现在各地民运朋友聚在一起,话题离不开如何获得资助,以后的路该怎麼走。中国海外民运目前进入瓶颈阶段,进退两难,前路茫茫。”
资金匱乏是海外民运组织运作的一大困扰。有消息说,原计划二零零八年五月在东京举行第三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因资金没有到位而临时取消。中国自由民主党六月在新西兰举办纪念六四研讨会,邀请香港等地的民运人士参加,主办方负责食宿,与会者自己解决机票,不少人接到邀请却因费用问题而不去了。六月中旬,澳洲民阵要举办民运大会,也希望各地民运朋友前去,不少人也因资金费用的理由而选择不去。
目前中国海外民运人士主要在美国、欧洲、日本、新西兰、加拿大、澳洲、泰国等地,参加活动的约有二千人,其中骨干三四百人。主要政党有中国民主阵线、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海外民运联席会议、公民力量、自由中国运动及中国宪政协进会等。海外民运分两类,一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中国之春”那一代人;另一类是八九年“六四”后流亡海外的一批学生与知识分子。
今年“六四”前后,网上多个论坛出现了比以往强烈得多的声音,呼吁海外民运反思:“六四最终是要平反的,这与民运人士关係已经不大,民运搞了那麼多年,越搞越差是因为中国进步了,民运却退步了”,“值得思考的是,六四纪念活动规模搞得一年比一年小,好像日子快要过不下去的感觉,真让我们曾在天安门广场上奋斗过的人,有点凄凉感”,“很多民运人士逢中必反,一再站在国际反华势力一边,任何民运,如有西方人在背后支持的影子,它肯定不受大多数中国人欢迎”,“民运中很多人出现争权夺利、经济贪腐问题,让人感觉‘天下乌鸦一般黑’,甚至比中共还差”,“民运人士严重脱离华人社区,就像鱼离开了水,在主流华人社区格格不入,就难有人气和经济援助”。
面对批评,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费良勇接受採访时回应说,这十多年来,中国海外民运总的看确实做得不算好, 主要是内斗。九三年民阵和民联合併失败以后,海外民运就跌入低谷,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不仅没有发展,人数反而越来越少。不过,他认为,这种情况自二零零四年以来开始有变化。那一年,海外民运很多组织一起在美国纽约举办了一次“六四”纪念活动,大家停止争论,集中力量对付中共专制。
费良勇认为,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它独特价值,它就像一盏灯,让国内人看到有盏灯掛在哪儿,有方向,有信心。海外民运,不管政党组织大小,干多干少,至少都在做一些反专制的事,活跃在国际平台,这些在国内是不可能做的。如果没有海外民运的呼吁和长期营救,王军涛、王丹、徐文立、魏京生等一大批民运人士,在狱中能改善待遇吗?能出狱出境吗?有了国际上的造势后,中共才不得不释放他们。
费良勇说:“二零零五年三月,民主中国阵线在澳洲举办中国民运大会,中国民联、中国民主党等组织参加,还得到澳洲议会和政党的支持。二零零六年五月,在我们建议下,德国柏林举办首届全球支持中国与亚洲民主化大会。中国海外民运开始建立了一个国际平台,不仅把中国民运团体联合起来,还把亚洲,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专制国家,比如缅甸、北韩、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的民运组织和反对派联合起来。这次大会是海外民运二十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大会,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中国民运人士和外国友人共二百多人与会,其中有四十多位澳洲、日本、法国、德国等多国政要也参加了大会。二零零七年五月,第二届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大会在欧盟议会大厦召开,七个议员出任大会主持,二十多位欧盟议员参加,还有二十多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要参加。数十个中国民运团体参加了大会。
海外民运组织近年加强透过外事访问而揭露中国人权问题。近年,费良勇出访了日本议会和政府、澳洲议会和外交部、美国政府、加拿大议会和政府。他在和加拿大政府高官交谈时,说加拿大与中国官方的人权对话,徒具虚名而已,成了中共的遮羞布,表面上似乎在谈中国的人权,其实对中国的人权改善没有帮助。他当时提出了二十多项建议。不到两个月,加拿大就决定暂停与中国政府的人权对话。民主中国阵线拜访德国总理府、外交部、议会的次数更多,谈中国的劳改、劳教制度问题。二零零七年,德国议会就通过了一个决议,谴责中国的劳改、劳教制度。费良勇说,这或许是多方努力的结果,但民主中国阵线多年的游说也起了作用。在二零零七年欧盟大会作出决议,要求欧盟二十多个国家效仿德国,谴责中共侵犯人权。
费良勇认为,民运主战场在国内,但海外民运的价值不容否认。现在透过网络、电话,海外民运与国内民运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不论是柏林大会,还是欧盟大会,都邀请了国内朋友出席。中共前中宣部长朱厚泽,与民主中国阵线经常联络,他表示希望参加欧盟大会,虽然最终没能如愿,但他有文稿给大会。还有一些中共改革派也与海外民运联繫频繁。费良勇说,中国民主化是世界民主化的关键。中国是阻止全球民主化最大障碍。中国民主化后,世界民主化就会快速到来,要争取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
海外民运从香港的运作看到了希望。中国民主党、中国社会民主党、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中国自由民主党、民主正义党、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泛蓝联盟、中国人权论坛这些如雷贯耳的海外民运政党和组织,近年几乎难以坐在一起携手合作,但它们在香港的党部、分支机构却在同一个平台运作,这一平台就是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
经过一年的努力,促进会将主要的中国海外民运团体几乎全包容在内。海外民运近年派系林立、山头眾多,领袖意见不和,内耗不止而令民主运动难成气候。在香港的各民运团体摒弃纷争,求同存异,搭建了这一平台。
民主中国(香港)促进会召集人甄燊港说,香港的民主化与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息息相关,促进会成立后内部磨合了一年,香港的民运工作会瞄準大陆。在香港,一些民运人士以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方式,透过选举,进入建制,影响大陆。中国民主化不是靠几个民运人士,要靠中国百姓的觉悟。一个社会的公民意识提高到一定程度,这个社会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民主制度,并为之奋斗。其实,中国的民主化步伐加快,中共还能一党专政吗?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台湾军情局借重民运登陆20年揭秘
[博讯论坛] 中国时报
吕昭隆/“移山专案”,是军情局与海外民运接触的滥觞。从早期的“移山专案”到中期的“文正专案”,及至后期的“昆仑专案”、“致广专案”、“致远专案”,军情局与民运建立关系,前后历时廿余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刚好代表了海外民运的兴起、转移、发展与没落。
中华民国七十一年十一月,中共留学加拿大公费生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发起“中国之春”运动,军情局即派员与王直接联系,王也派宁嘉晨来台洽商合作。
王炳章“中国之春”合作滥觞
军情局经国安局核定后,决定以政府名义与“中国之春”秘密合作。七十二年军情局派翁衍庆上校,(翁衍庆后晋升至中将,并于副局长任内退休),化名“翁远书”,赴美担任联系指导,对内联务是军情局驻美东工作组长,对外职称是“君平公司”负责人。
从七十一年到七十四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一阶段,主要接触对象是王炳章。军情局每年提供五十万美元活动经费,汇给王虚设的“贯中公司”,另每月支薪一千美元。这个阶段的专案代号称为“移山”,军情局自比愚公,希望能藉海外民运之力,撼动中国内部民主。
七十五年到七十八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二阶段。
惊传江南案王拟组党遭断援
七十三年十月,发生江南案,军情局驻美情报员奉命撤离,经国安会、国安局与国民党文工会商议,并报请总统核定,自七十四年十二月起转为文工会接办,当时的文工会主任是宋楚瑜。由于实际工作仍由军情局负责,故翁衍庆借调文工会,但仍具军职身分。
七十五年五月,美国FBI约谈翁衍庆,指其为军情局驻美代表,希望翁能与美秘密合作,翁未允诺,被迫于两周后返台。
翁衍庆返台后,王炳章趁机坐大,反有意在台湾组党,由于还处戒严时期,不能组党,军情局停止与王合作,切断经费资助,并运作民联,阻止王的发展。
七十七年,海外民运分裂,胡平取代王炳章,八月,胡平派林樵清来台与军情局商议,军情局又恢复已停止一年的经费援助。
从七十九年八十二年,是军情局与民运合作的第三阶段。
天安门事件“策联”十人被逮
七十八年,大陆发生天安门事件后,军情局主动与胡平建立“策联”,在大陆积极活动,期间,中共逮捕十个所谓的间谍,包括上海的邱麟、宁夏的高晓诗等人。这些人将天安门群众运动情况告知我军情局,均遭判八到十年的重刑。
八十年六月,于大海取代胡平,担任民联主席,军情局顺势停止资助民联组识,仅经援“中国之春”杂志。这是军情局第二度中止经费。
从八十三年到八十九年,则是合作的第四阶段。双方合作已近尾声。这个阶段,中共很有计画的切断海外民运人士与大陆的连络管道,并且释放魏京生、王军涛、王希哲等知名异议人士,这些人到海外,让民运派系更加复杂。军情局搅进民运的“战国时代”。
派遣情报员登陆合作告终
八十五年,台海危机中共试射飞弹,军情局任务改以军事预警情报为重,并大量派遣情报员入陆,海外民运人士的角色,愈来愈边缘化,终至没落。
民进党执政后,军情局大幅删减民运经费,仅存极少数的个案合作。
九○年李少民、高瞻失事美曾高度关切
民国九十年二月,在军情局与海外民运合作荡到低点,并大砍援助经费之际,中共开始动手抓人,在大陆逮捕外籍学者与民运人士,发生李少民与高瞻事件。
面对中共的台谍指控,李少民与高瞻均极力否认,仅承认接受台湾“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经费赞助,单纯从事与两岸有关的研究活动,军情局则保持缄默。
李少民与高瞻案,引起美国高度关注,包括总统与国务卿,都公开对中共喊话。
事实则是,李少民曾与军情局“接触”,高瞻则不曾与我情报员碰过头。
李少民与我军情局接触的时间极早,介聘人是“中国之春”杂志社长王炳章。七十八年六月天安门事件后,在王炳章安排下,六月底,李少民飞到泰国曼谷,与军情局情报员曹XX见面。
中共是在八十九年底盯上全案,九十年二月十一日,赴大陆探亲的高瞻,从北京返美时遭逮捕,有美国公民身分的李少民,则在廿五日由香港进入大陆时遭拘禁。
至于交给李、高文件的曲炜,任职中共“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宣传部副部长。曲炜在八十九年随团访台时,并且脱队“失踪”过,传闻曾与我情治单位“接触”,并接受新台币十万元的见面礼。曲炜是将中共国台办新任副主任周明伟一份内部讲话资料交给高瞻,于九十年二月遭到拘捕。
李案的发展是,曲炜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三年,高瞻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刑十年,随即获准保外就医,驱逐离境。李少民、高瞻被中共监禁约五个多月,均于当年七月获释返美。
由于民运人士均居海外,军情局与民运长年合作,鲜少传出“失事”,李少民案,堪称是头一回。随后,则有王炳章遭中共越境绑架逮捕案。
与军情局合作过的海外民运人士王炳章,九十一年七月遭中共监视,同年十二月正式逮捕。情报界不少人认为,王炳章是在越南边境遭中共绑架抓走的。
九十二年二月,王炳章在深圳受审,遭中共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
根据中共公布的刑事判决书,王炳章搜集的情报内容,包括“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战例选编”等文件。
王炳章被捕的过程,相当戏剧化。根据我情治界的说法,中共的说词是,王因涉及一件绑架案,人在广西边境的一座小庙躲藏,被人发现,意外遭捕,唯军情局没人相信,并认为是中共掌握王的行踪,直接派人到越南边境绑架到广西的,绑到中国境内,中共国安单位顺理成章地抓人。
八十七年一月,王炳章曾用化名“楼开文”,自广东珠海潜入大陆活动,并安全出境。
王炳章于失事前,曾托人带信到台湾,要求军情局或国安局资助情报经费。不过,军情局对大陆情报工作,已调整为预警情报优先,对所谓“兵运”或“恐怖活动”,与趣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