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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奔新任为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第六届世界代表大会主席/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發佈時間: 10/16/2008 11:20:31 PM 被閲覽數: 40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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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中国民主联合阵线主席黄奔
 
 

上一届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第五届主席牧晨作了工作报告。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第六届代表大会选举黄奔为主席,苏杨(舒阳)、廖然和陈哲为副主席。
    
    中国民主阵线第六届世界代表大会新任主席黄奔 - 2008。10。12。 中国民主运动2008年洛杉矶大会顺利闭幕/民主中国阵线第九届世界大会圆满结束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朱学勤

 普鲁士的专制制度是对作家内心不自由的惩罚。——马克思

   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胡风如此,胡风为之执幡护灵的鲁迅也是如此。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

   对悲剧尊严的辱没岂止从今日开始?

   1986年8月一个炎热的夜晚,巴金提笔祭奠自己的亡友胡风。这个80多岁的老人颤巍巍地说:

   “在那一场‘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甚麽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1955年的事。”(巴金:《随想录·无题集》)

   1955年发生了甚麽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违背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把另一个知识分子多年来给自己的私信统统抖落出来,提供给当时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几家报纸之一《人民日报》,制作了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批材料。接着,政府查抄胡风私宅,把更多的私人通信公之於众,并且分门别类,加上按语,抛出所谓第二批、第三批材料。然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一哄而起纷纷“向井囗投掷石块”(巴金语)争先恐後地在那家报纸或其他报纸上发表讨伐胡风的文章,咬牙切齿,声声可闻。那两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都辑录在《人民日报》上。翻一翻这家报纸1955年5月至6月的合订本,後代人既为那三批按语无限上纲罗织文网的强横逻辑而震惊,也为当时知识分子同类相残的可耻记录感到羞耻。请看这些文字:“看了《人民日报》公布的第二批材料後,愤恨的烈火把我血液烧得滚烫。”“我看穿了胡风的心;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麽想一想呢?”

   “胡风,你是九尾狐,你的主人是谁?当胡风向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政以後,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热烈的响应。”

   “请依法镇压胡风,而且镇压得必须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

   “胡风娘家是中美合作所”,“他们不仅是狼种,而且似乎又当过狐狸的徒弟”,“要彻底消灭这批狼种”。

   “胡风是反革命的灰色蛇,胡风与胡适的区别是一种灰色蛇与白色蛇的区别。”

   上述语言的作者,既有刚殒落不久的一代文坛巨擘,也有至今还抱享盛誉的人民剧作家;既有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山药蛋作家,也有直到现在还当之无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学权威。当然,也少不了後来被称之为反革命文痞的姚文元。然而,在这麽些文字中,後来的读者能猜得出哪一句是出自姚文元之囗吗?你拣最丑恶的猜,也会猜错。悲剧不在於谁比谁丑恶,而在於後来的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在伤害最早也是最优秀的一个殉道者时,竟使用起同一类语言!

   人常说,那三批按语是後来一切整人哲学、整人语言的开始,但是忘了补充一句:围绕三批按语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後来街头大字报语言的开始。这类文章,尤其是这类文章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日後红卫兵的语言、红卫兵的思维方式有甚麽差别呢?“狼种”、“狐狸”、“九尾狐”、“彻底消灭”、“严厉镇压”,30年後,红卫兵毫不犹豫地代之以“牛鬼”、“狗崽”、“炮轰”、“砸烂”!早在红卫兵学会糊大字报以前,大字报的语言不就已由他们的前辈准备好了吗?区别在於红卫兵使用这类语言,是由他们的教育决定的,而前一代人开创这类语言,则是由更为可悲的劣根性决定的。红卫兵从学会读报那天起,接受的就是这种语言教育。他们只有这一种语言,没有人教他们第二种语言。灾难过後,他们当然要低头忏悔,但他们至少还可说一句:“我们的罪过是无知,而不是虚伪!”一代文化巨擘,还有这个“家”、那个“权威”却不一样了,他们是说着另一种语言长大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曾经亲履西土,受过系统的民主教育,起码是文明教育。他们应让知道使用这种语言,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接受的教育规范。这不是文明人使用的语言,谁使用这种语言,谁首先就剥夺了他自己的内在尊严。当红卫兵忏悔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忏悔,甚至更应该忏悔!因为他们当时就应该知道使用这种语言,不是出自野蛮,就是出自虚伪,因而,也就更应该承担良心的责任。

   “狼种”、“九尾狐”、“灰蛇”、“白蛇”一场真正的理论冲突和政治悲剧就是被这种几乎是村妇相讧的语言辱没了,冲淡了,冲淡成丑剧;然後,再向外蔓延,越出胡风事件的个人范围,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足够污染几十年文化氛围的空间内收敛还原,还原为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悲剧。当後一代人重读那三批“按语”和那一批文章时,将难以抑止内心泛起的强烈的厌恶之情。人们甚至会这样说,连“丑恶”都可以分出档次:那三批按语?虽然强横,却还留有强横者的气势,强横者的文采,尚可称“恶而不丑”;而一批助恶帮闲的文章呢?则落入更低一个阶次。它们虚假到了极点,也虚弱到了极点,助恶无作恶之“力”,助恶无作恶之“美”,只能称为“丑而不恶”!需要付出多麽沉重的心理代价,後代人才能相信这就是我们中国惟一受过民主教育的那个阶层在当时使用的语言?等到这个阶层都已习惯於使用这类语言时,还有甚麽事情不会发生呢?费希特有言:“基督教创始人对他的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於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甚麽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中国社会的道德大滑坡就是这样开始的。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1966年文革,一场接一场如雪崩般发生。整个社会像被人在山巅上推下的巨石,迅速向下滚动,直到最後滚入教育、文化、儒理乃至文明规范的崩溃深渊。从这类灾难中过来的一些知识分子现在都已学会如何控诉这些不公正的事件了。但从50年代中叶那次可耻的投降以来,他们哪一天不是在虔诚地等待这一切,召唤这一切,甚至叁与制作这一切呢?他们掘土埋葬同类,随之亦挖出了自己的墓穴。五五年卖友求荣者,五七年落网;五七年漏网偷生者,六六年一网打尽;真可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会有人出来说,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的不光彩行为。即以胡风为例,他们承受的政治压力再高,也高不过胡风身为囚徒在监狱中的生死压力。1966年夏,胡风尚在服刑。官方来人要他揭发周扬问题,威逼兼利诱。人们都知道胡风揭发周扬,无论如何都不为过;此时胡风不揭发周扬,则可能加重刑期,甚至被推向极刑。是报复宿敌,以求获得“正当”的自由?还是顶着压力,甘冒生死之祸,保全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胡风的态度是:

   不管报上说得怎麽吓死人,我应该有我自己的看法,决不在这里为某个人说一句坏话或一句好话,问题是怎样就说怎麽样。今天,周扬虽然被拎出来示众了,但我连拍手称快的心情都没有。像这样来批周扬他们,是言过其实的,难以服人。(梅志:《胡风传》载文汇月刊1987年9月号)

   一个因徒在生死关头作出的回答,将使无数养尊处优者的所谓“违心之论”无地自容。这个因徒不愧是鲁迅亡灵的护送者。当年那面护灵幡旗“民族魂”只有在他这里才重放异彩。在这之後,这个因徒因为他这种不与恶势力合作的精神吃够了苦头,饱受摧残,最後成了“一个神情木然的病人”(巴金语)。也许他是被剥夺了外在的尊严,但是他的内在尊严将永在。而其他人呢?还是费希特说得好:“一个丧魂落魄、没有神经的时代受不了这种感情和感情的这种表现,它以犹豫忐忑、表示羞愧的喊声,把它自己所不能攀登的一切称为狂想,它带着恐惧的心情,使自己的视线避开一幅只能看到自己麻木不仁和卑陋可耻的画面,一切强有力的和高尚的东西对它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完全瘫痪的人的任何触动一样,无动於衷。”(《论学者的使命》)

   还是回到巴金这里来吧。在那个炎热的夜晚,这位老人接着又说:“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後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甚麽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50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在一个没有罪感氛围的轻浮国度里,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老人完全可以带着他的隐私或污迹安然离去,不受任何谴责。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灵魂中有罪恶,不吐不快,终於说出这一番富於忏悔意识的语言,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再造的开始。但也仅仅是开始。不幸的是,忏悔刚一举步,立刻就被一大片溢美之词甚至是阿谀之词包围了。有人说:“这是中国散文的巅峰”,又有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奇书”,等等,等等。相比世界历史上其他民族远如德国,近如俄国在大灾大难之後,知识分子灵魂拷问的惨烈程度,我们这个民族实在是不可救药。浅浅地扎一针,都要撒上大把大把的麻药,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儿童心理症,还是他们确实患上了老年衰弱症?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或者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才是真正悲剧的悲哀!在这片乐感文化而不是罪感文化的土壤上,只有野草般的“控诉”在疯长,却不见有“忏悔的黑玫瑰”在开放。一个民族只知控诉,不知忏悔,於是就不断上演忆苦思甜的闹剧。从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文盲;现在则轮到知识分子,这个“家”,那个“权威”。他们中的很多人将终生念叨某年某日某人某张大字报中的某句话曾加害於己,却拒绝回忆自己远比红卫兵更早,就使用过红卫兵的手段伤害过远比自己优秀的同类。他们的“控诉”实质上是一种可怜的补偿要求,而不是那种高贵的正义之情。所以,他们从来只控诉别人对自己的不公平,却绝难控诉自己对别人的不公平,尤其是左拉式的人物左拉式的控诉为素不相识者的冤屈而控诉,为社会良心的沉默而控诉。那才是真正的控诉。甚麽时候能听到有我们自己左拉,在十里长街长啸一声:“我控诉!”甚麽时候这个国家才真正有拯救的希望。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外界不公正事件持续发生时,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也在持续发生一种隐蔽的、却更为可怕的裂变。我们对前者已经谈论得够多了,但对後者却谈论得太少,太少。让历史学家去争论外界压力与人心崩溃孰先孰後孰果孰因的关系吧。而在人类真正的良心法庭前,区别真诚作家与冒牌作家的标尺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看他是否具有起码的忏悔意识。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心压力的作家,也就是从不知理想人格为何物的作家。从前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无从抵抗外在压力。一代博学鸿儒无可挽回地跌落进犬儒哲学的怀抱。现在他们没有理想人格的内在压力,当然就迷走於补偿性的外向控诉,却躲避内向忏悔,躲避严酷的灵魂考问。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後,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巅峰,惟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没有卢梭的《忏悔》,就没有18世纪法国浪漫文学的先河;没有托尔斯泰从忏悔走向《复活》,就没有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没有萨特对沦陷时期巴黎知识分子群的《恶心》,就没有20世纪西欧存在主义文学与哲学的双向丰收。还记得萨特是怎麽说的吗?

   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就应对一切未能挽回的事实负责。

   让我们的知识分子继续控诉吧,控诉者将注定永远停留在被控诉者的水平。我们还会不断地出“诗人”,出“作家”,却绝不会出陀斯妥耶夫斯基,出罗曼·罗兰,出托尔斯泰!

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全文完

 

朱学勤访谈录

朱学勤、包亚明

   包亚明:在老上海怀旧风格的酒吧中,"1931"算是比较成功的。有趣的是,这类历史题材的消费空间,却往往是以非历史的方式构筑的。这至少表明了历史不仅仅是阅读与反思的对象,历史同样可以成为消费与想象的对象。作为史学博士,您是怎样看待历史与消费的链接?怎样看待与历史有关的怀旧问题?

   朱学勤:这与我是否史学博士无关。三十年前,我刚离开插队的农村到工厂当管道工,有一次扒火车去西安旅游,在铲河边半坡村遗址看到一个复制的氏族生活茅草房,那个圆形草房对我刺激之深,今天还难以磨灭。因为我看到的那间茅房,从外部形状、内部陈设,与我刚离开的兰考农村民居几乎一模一样,而半坡遗址的那间茅房上赫然标签着这样几个字:这是六千年前我国远古先民的住宅。这大概是我看到的"历史被观赏被消费"的第一幕,但被观赏被消费的并不是历史,而是现实中还在流动的生活本身。此后我恰好到西安去念历史学,不断看到周、秦、汉、唐的皇宫大殿,一步步数得出它们如何在历史中进步,加砖添瓦,直至金碧辉煌,引得现代游人如织。但是,铲河边上那间六千年前的远古茅房和现实生活中我住过的兰考茅房之间的联系一直难以忘却,它提醒我,在这块土地上,所谓历史的进步,几乎全堆积在历史的另一端,而在历史的这一端,历史停摆不动,六千年没有一点进步,或者干脆说,在历史的这一端,没有历史。

   此后我对"历史被消费被观赏",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怀疑。我总感觉那不是在消费历史,而是在消费现实。活生生的现实被改造成历史来消费,现在被叫做"酷",而在陕西话里,这个"酷"字最贴切的相近词是"残",它们是一个词组被拆开在两个时空环境里念,其实是应该连读的,那就是"残-酷"。很难想象还有比把现实当成历史来观赏更残也更酷的人间游戏了。即以衡山路、茂名路的咖啡文化、吧文化而言,去过几次,不适应,也不喜欢。我以前说,一个北京两个城市,一个是大院北京,一个是胡同北京,两者是叠加在一起的。现在感觉上海也在分裂,而这个分裂比前者更暧昧,因为前者中的任何一个是真实存在,而上海的分裂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上只角、下只角的分裂,而是虚幻上海与真实上海的分裂,那个虚幻的上海是故意把自己做旧,似乎生活在历史中,生活在旧上海。这种旧上海是由这些年的上海怀旧小说怀旧油画怀旧电影等等,渲染而成的。但在我的认识中,如果说有一个旧上海,既不是夏衍的包身工上海,也不是张爱铃的旧白领上海,真实的上海已经被这两种要么是左翼夸张要么是右翼粉饰遮蔽了,或者说是左右合谋,被左翼文人和右翼文人你一刀我一刀,联合谋杀了。上海盛产文人,但谋杀上海记忆的杀手,也就是那些层出不穷、挤挤撞撞的廉价文人。

   包亚明:1931这类怀旧风格的酒吧,标榜的是一种消逝的、记忆中的或想象中的历史氛围,这种氛围的创造是通过与器物相关的历史联想而象征性地组织的,这些器物的编排,往往割断了与具体的历史语境的内在联系,有意思的是并不是这些器物被误植的方式与必然性,而是消费者对于这种误植的容忍与默许。这是否反映了我们时代对于历史认知的改变,我们是否能够推断,更容易激发人们兴致的是对于历史的意义阐释,而不再是历史事实本身?

   朱学勤:我感觉到的不是怀旧,而是做秀,做历史怀旧的秀。陈逸飞的画是画布上的余秋雨,而现在的咖啡一条街,则是街上的陈逸飞, 把陈逸飞的画布放大为街景而已。我和你说个细节吧。

   有一次我陪一个朋友去那个酒吧,那个酒吧的所有陈设都刻意营造一种1931年的气氛,每一面墙都不放过,从月份牌,到汽车牌照,各种道具应有尽有。我到厕所去方便,一抬头,发现它连厕所马桶上方的那一堵墙也不放过,在那里有模有样地挂着一个小马灯,色泽老旧,似乎经历了六十年的沧桑,照亮过1931年的种种故事。但是那个型号的马灯我太熟悉了!是国营企业上海桅灯厂1969年的产品。1970年我曾经买过一盏,价格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民币两块六角八分。为什么记得清楚?因为插队前父母为我置行装,是到单位里申请补助,就那么点钱,买得了这个,买不了那个。我自己怀着少年人的矫情,觉得到乡下就着马灯夜读很有情调,自作主张买了那个小马灯,不料回来被我父亲一顿臭骂,骂我不知度日艰难,母亲也辛酸得掉泪。这一骂,记住了这个价格,也记住了那个马灯,从此知道这种矫情、浪漫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情调,而是一种侵入,一种残酷。那个上海桅灯厂今天大概已经倒闭了,1970年两块六角八分,是个奢侈品,2000年挂在了1931的酒吧厕所里,它成了一个古董,发达了,酷了,因伪饰而酷。

   包亚明:老上海怀旧本身就是历史片面性的生动体现,因为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这是一部没有社会冲突的历史,这是一部浮华四溢的富人历史,这是一部绝对消费性的历史。在这样的语境,革命似乎变得不合时宜,甚至不再可能。但是,在遥远的地方,我们又听到了以格瓦拉的名义发出的穷人的声音,不知道这是不是京派、海派之争的一种隐喻性的延续。您是否觉得,不管是以富人还是穷人的名义,对于历史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都必须严加警惕?

   朱学勤:这与京派、海派有什么关系?以富人的名义,是一种"残",以穷人的名义,又何尝不是一种"酷"?只是在前者的"残"之上,再涂以一层"伪"。刚才幸好说过,我不喜欢张爱铃笔下的上海,也不认同夏衍笔下包身工的上海。我熟悉穷人、穷街,以及一切与穷相关的事物。但我更不赞成对穷人的美化,那也是一种残忍,甚至是更残酷的残忍。当年以描写"穷街"而出名的女作家那里去了?一转身,就去描写"蓝屋"里的花瓶,连一个痰盂都不放过,似乎痰盂里流动的痰迹都是贵族咳出的高贵血液。欺辱穷人,是一种剥夺,剥夺穷人的人格;美化穷人,也是一种剥夺,甚至是更彻底的剥夺,剥夺他们的历史,篡改他们的记忆。如果说此前的知识分子还不知道这个道理,十九世纪的民粹主义者还有高尚的胸怀,值得在批判中尊敬,在尊敬中批判;那么经历过二十世纪的历史,看看对穷人造成的最大伤害是什么,还要陶醉在"以穷人的名义"的嘶喊中,在北京最现代的剧场里做"穷人秀",那就有点虚假与伪善。上海市民生活中的发"嗲",多半是以模仿富人态而发"嗲",这样才有效果,而文人发"嗲",非要创造出另一种,以模仿穷人态而发"嗲",反其道而行之,方能收文人圈里流行的浪漫效果。

   你提到历史,本世纪历史能告诉人们的很多东西,此前的历史都能告诉,但有一点是此前的历史不知道的。只有经历了这个世纪,历史才明白一个此前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意外",那就是:能给穷人造成灾难的,是有富人的浮华,但是,能给穷人造成最大灾难的,不是别的,恰恰是那些许诺为穷人谋最大福利的高调主义。富人的浮华,甚至富人的阴谋,每天每时都在进行,只要证券交易所不关门,每一个小时都能再产生一部茅盾的《子夜》。但是,能把三千万穷人在三年里活活饿死,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那个"为穷人的主义"。害死那么多穷人的,是从与穷人无干的另一个地方,比如说文人国、知识界、意识形态领域飘扬过来的"为穷人的主义" 。个别的富人能害死个别的穷人,但要大规模地饿死穷人,只有那个"为穷人的主义"才能做到。你把这个"为",念成"喂",念成"伪",都可以。穷人为"为穷人的主义"所害,这才是穷人历史性的悲哀,悲哀到历史的骨髓里!这个道理,上海文学史上的那些发嗲文人是不会说的。淮海路上的灯红酒绿和衡山路上的霓虹灯也不会说,他们似乎真是被那个"穷人的主义"吓住了,把灯光弄得那么晦暗,一方面是暧昧,便于行乐,一方面是匿形,真以为自己是个贼,偷偷摸摸的。能告诉我上面那个"意外"的,不是这些,而是豫东的盐碱地,是土地上发生的真实惨祸,是那些蜗居在六千年前茅房里的活人。他们告诉我,直到1957年,他们居住的房子还不是那个样子,1959年"为穷人的主义"一发作,一下子倒退到铲河边上六千年前。

   我难以认同那个拿1949年以后计划体制批量生产的马灯来装饰1931年租界气氛的酒吧,更不会认同那个在首都剧场里高一声低一声的中国"格瓦拉"。从上海1931咖啡吧,到北京文人发嗲扮演的"格瓦拉",他们相互不认识,却能两极相通,共同编织同一个"假",或者是干脆共享同一个"假"。真实的生活只有一个,是你和我每天一上班,都能呼吸到的,甚至在上班的路上,你一挤进公交车,就已经呼吸到了。但是,能呼吸到的东西是最需要遮蔽的东西。要遮蔽这一个真实,有一个"假",就够了。现在是有两个"假",一起捂上来遮蔽,"假"得过分,"假"得过剩。

   2000年8月3日

   朱学勤 发表于:2006-10-26 下午 12: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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