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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發佈時間: 8/24/2006 10:48:27 PM 被閲覽數: 492 次 來源: 邦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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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希望国内维权远离境外的暴力或政变等煽动

 

 

凡是在国外唱道德高调的,凡是在国外鼓吹暴力和政变的,不论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都可能恶化国内维权的处境,如若国内的人加入到境外鼓吹暴力和政变的行列,确实是危险的。 ()

 


    
    比如,虽然不能说“天鹅绒行动”导致杨天水被重判,但当中共想重判某人时,参与“天鹅绒行动”却可以作为重判的证据之一。
    
    直到杨天水案的判决书公开,我才上网查到了“天鹅绒行动”的文本,滑稽的是,我本人也在没有征得我的同意的情况下,被列入“天鹅绒行动”,还担任两项职务:新闻发言人之一和北京市接收大员之一。
    
    现在,”未来中国论坛“借声援高智晟的机会,再次煽动暴力夺权或政变;而非暴力也是高智晟所坚持的。我真不知道,他们是真心救高律师,还是自我炒作。
    
    国内维权活动,即便是最激进的人,也至多提出政治化、组织化和街头化,至今无人公开宣扬暴力夺权或军事政变。
    
    如果被境外的道德高调所误导,大陆维权将陷于”比胆竞赛“的危险境地;而如果大陆民间除了“比胆竞赛”之外,再无其他扩展民间独立空间的智慧、耐心和韧性,那么,胆量就只有浪漫主义的美感,而没有现实主义的实效——现实的维权恰恰拒绝充满美感的道义浪漫主义。

跟贴摘录:
    
    就中国未来社会的转型来说,应以非暴力手段为主,以暴力手段为辅。 具体到营救高律师问题上,谈暴力革命固然不利于营救。
    
    异形: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就是被刘晓波这类的软骨头知识分子搞坏的。
六四本来没他什么事,为了投机,从国外惶惶忙忙跑到天安门广场,红火了没两天就被抓进大狱。在监狱里又是磕头又是下跪,被中共宽大了。中共就是看出他是个政治花瓶的料,所以又让他写文章在国外叫两声,又让他在国内活得挺滋润。偶尔派几个特务在他家门口转一圈,给外人做做样子。杨天水,张林这样的人,就没法和他比了。
    
    谢桥一梦:首先,本人历来坚决反对所谓“暴力革命”,民主就是要全民参与包括共产党和共产党员,没有他们的广泛参与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民主。那些煽动暴力推翻现政权的不是狂人就是不怀好意。
    至于鲁西先生“起码我不本人不愿看到中国的内乱或内战”一说,我以为如果向民主过渡,暂时的“内乱”不可避免。它不太可能如我们希望的循序渐进,一旦启动民主改革,则断无可能有效操控。
    
    郭永丰:老刘说得好,高度支持并赞成.
    国内维权必须根据国内实际需要出发,没必要跟当局对着干.不要把自己的路封死了.
    
    鲁西狂徒:这里希望异形先生谈事不论人。毕竟大家都说的各自思想观点,对民主自由影响和未来前途着想,而先生一口就向人身上找。想我狂徒数年前因“武功”受有关方面明文嘉奖过,难道就不能悟过从良吗?
    活着而去思想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不言自明的真理!欢迎光临自由思想阵地=>中国自由文化论坛
    
    不锈钢老鼠: 鼠和狗都是一样的。如果那样算,你可能有5条腿。但 别的老鼠可就不一定了。也许会有6条腿。
    还是有四条腿。原因:你可以把尾巴叫腿,但尾巴还是尾巴,不是腿。
    
    把暴力叫做“合法政治强制力”,就像把弱智叫做“智力受到挑战”,把疯子叫做“行为偏常”一样,只是换了个好听的说法,实际上还是一回事。
    
    异形:楼上好糊涂。现在不是老百姓封死了当局的路,是当局封死了老百姓的路。话怎么可以反着说呢?
    
    刘晓波:异形先生:
    
    我承认我软弱过,我也不想找任何理由为自己辩护。
    
    但为辩论公平,如果你情愿追随国外的高调,我希望你也勇敢一把,亮出你的真实身份。
    
    周志荣: 我认为现在中国民运己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现代民主代替专制的转型,根据人类社会科学的规律,只能是非暴力的和平运动。
    但从和平渐进的过程到转型,一定有个相对激烈的质变事件,好比足球的临门一脚。
    刘晓波是50年代未的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且经历了共产党牢狱的洗礼,现在在民运阵营享有巨大声望。但刘晓波对“临门一脚”还考虑得不够成熟充分。
    如果你不着重考虑“临门一脚”,此大任由谁来肩负呢?
    
    异形: 刘晓波,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你勇敢。我一亮明我的身份,
    工特就立刻会把我抓起来。你现在不再会有工特抓你了。你比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安全。所以你才敢这么“光明正大”。等到我也成了政治花瓶的时候,我肯定比你胆子更大地把名字亮出来。再告诉你一句,我连上网都是在朋友的网吧里上的,而且还使了点技术手段。一般的人查不出来我是在哪里。但工特就说不定了。所以我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像你,坐在家里就可以大大方方地骂土共。
    
    郭永丰:要学会跟当局拼实力,拼民意,我觉得才是最正确的道路.否则,赤膊上阵总不好吧.当然,独裁者是竭尽全力掩盖黑心事的,只针对这一方面,全面彻底地揭穿,也够独裁者好受的.所以,我们的行动完全可以阳光.毕竟我们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没的跟当局对着干,那就拼谁最阳光.谁最怕阳光.还希望理解,不要一事无成就全面牺牲了,不值得啊!
    
    如果你赞同,请联系我,如果你反对,请提出宝贵意见,希望我们一起群策群力吧!
    
    
    北极熊:人民永远有反抗暴政专制的权利,但不主张主动发动“暴力革命”。从世界范围看民主政治是可以在和平渐进中实现的。
    
    支持刘先生的见解,“暴力革命”已过时了!
    
    异途同归:非暴力』和它殘暴的後果[看看為什麼: "甘地死了"!]
    
    
(譯自 Bill Meyers: "Nonviolence and It's Violent Consequences")
    
    非暴力的意識型態在美國,和甚至全世界國家的政治鬥爭,扮演了主要角色。幾乎每個追求在美國的激進變革的組織,都被它的組頭導向非暴力運動。像原本不遵奉非暴力意識型態的「地球優先」(Earth
    First!)也在採納那個意識型態,或至少它的抗議和民事不合作的法則。然而,非暴力運動者未曾努力把他們的信念帶給既得利益者,反動者,或公然暴力的組織。
    
     和國家防衛隊結果是,非暴力意識型態幫助公然環境破壞,對無力者的持續鎮壓,和美國/集團攻擊外國人民。為了減低暴力,我們必須採取務實,與現實相符的運作方式。
    本文將爭論非暴力鼓動國家和公司暴力。非暴力意識型態製造出所承諾的反效果。
    我同意,暴力,假使妥當定義的話,是不好的。理想上,他不應該是人類相互對待方式的一部份。我相信,一個社會應該,並且能創造一個沒有國家,經濟體,或宗教使用暴力來對待人民。在這樣一個社會,人們能以自願合作,來達成個人和集體的目標。但是,當妳扒掉非暴力意識型態的化了妝的外貌,妳竊笑地發現它佯裝著要反對的暴力。
    
    在美國(和其他地方),集團國家化解對手的能力,通常依賴使用蓄意模糊的語言來討論議題。很重要的是要清楚區分什麼是暴力,不暴力、和"非暴力"意識型態。大多數人知道什麼是暴力":打人,刺殺,射殺,以致於使用葛彈或原子武器融燒人們。不暴力就簡單的不去造成某人的身體傷害。但是,灰色地帶很大。刺殺動物呢?只因為無法付錢買食物,而導致人餓死呢?使用暴力恐嚇來遂行的強制行為呢?使用失去工作的恐嚇呢?
    
    二分法的暴力,僅僅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間做選擇,顯然不是做政治討論的有用的基礎,除非妳想混淆人們。暴力這個詞必須加以修飾或解說才能對討論有用處。在這篇文章,把對動、植物、和非生物的暴力,和對人類的暴力做區隔。不修飾的暴力',將指直接的暴行,實際殘害人,而和暴力恐嚇相區隔,因為有成文法條附帶有暴力懲罰。加以區隔的還有經濟暴行,因為經濟活動導致人們身體的傷害,如飢餓或疾病。其他區隔的方式,還有暴力掠奪,和自衛暴力。
    
    非暴力意識型態,從現在開始,將和不暴力以加『』來區分:『非暴力』。大多數人在多數時候屬不暴力。甚至是阿兵哥和警察,處在不暴力的狀態也多過行使暴力。多數改變社會的運動者,包括環境主義者,僅有很少或全無對他人的暴行。然而,『非暴力』運動者以他們的教條針對社會改革者,而不拿來教育那些警察、軍人、政客和偶而也使用暴力的商人。
    
    『非暴力』聲稱找到終結暴力的方法。他從來沒效用的事實,並沒有阻止它的隨從邁向它的百年紀念。他們這樣說:只要多一點人聽我們的話,我們的夢想會成真。另一方面,他們喜歡宣稱非暴力有顯赫的成功紀錄,並將馬他馬。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推舉為『非暴力』奧運金牌得主。
    
    『非暴力』意識型態宣稱暴力導致暴力。因為無暴力社會是目標(即便還包含其他目標像:經濟正義,民族自決,等等在內),只有『非暴力』行動能用於改變社會的抗爭。是以,妳能爭辯(客氣地),出版,投票,和集結抗議。『非暴力』的最極端是名句:非暴力民事不合作。
    
    『非暴力』對所有社會疾病僅有一帖處方。他開甘地牌阿斯匹林給所有從頭疼到癌症末期病患。但是,真實社會的疾病很複雜,不單純。
    
    為得到對使用什麼政治工具對治療社會疾病最適切,妳必須了然於社會的特性和各種能到手的政治工具。面對現今複雜(而且先進)的社會疾病特性,我們不應驚訝一體適用的解決方案是不可能成功的。
    
    簡單地說,要改變現實妳必須瞭解現實。妳不可能假裝因為現實面向不能套入你的意識型態框框,而否定它的存在。不管你的意識型態是『非暴力』、馬克斯主義、或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現實會照它的方式進行。所以讓我們檢驗一下一些現實的面向。要記住的目標是極小化暴力全數(危害地球人類的暴力總量,最好包括經濟暴力和甚至暴力恐嚇)。
    
    無法反致暴力會助長暴力,而反制的有效性和遏阻暴力的強度直接相關。但,制止強暴婦女的反致力視情況而有很大的差異(特別像是,強暴者的個性和經驗)。這種情況對分析制止糖業公司賄賂總統和國會議員下令美國軍隊謀殺兩百萬農民,以取得他們的土地(像1898年美國攫取菲律賓)的反制力,只有比喻的用途。
    
    因為『非暴力』對所有問題僅有一種解決,所以他對不同情況僅能提出程度不同的『非暴力』行動。對於強暴,我想妳應該可以『非暴力』地插身在施暴和受害者之間。假如施暴者為累犯,妳可以和他談,告訴他,假如他採取『非暴力』的生活態度,生命會怎麼更好。對於對第三世界農民的戰爭,妳可以提升『非暴力』的層次。妳可以號召「群眾『非暴力』抗爭」。妳可以坐在聯邦大廈的前面幾分鐘,等著警察拖走,同常吃張告發單後釋放。
    
    我這裡必須指出,我選了我知道會使一般人,或甚至相信『非暴力』的人去質問它的有效性的兩個例子。這是要澄清:想以暴力自動解決社會問題,和『非暴力』是一樣地脫離現實。但,我必須強調暴力在大多數情況是反效果的。情況即將升級到暴力時,通常要透過睿智的干預來擺平,透過交談或肢體介入兩爭端之間。在電視上,酒吧間裡的鬥毆,通常兩人開始打架,整個酒客們開始四處丟擲椅子,但在現實裡,多數酒友們會拉開醉酒打人的雙方,直到他們平靜下來。
    
    在所有社會階層,自衛能嚇阻攻擊,並且是(當推廣到社區保衛和大自然保衛)遠比『非暴力』好用的起點。在幾乎地球上所有社會做了百年的實驗後,正常的自我和社區保衛的解釋,就是:妳可以使用能終結現行攻擊所需要的暴力。當然,這是判斷的問題。他也是偽君子最愛的訴求。羅馬利用自衛做為他們的部落征服和統治整個從英格蘭伸展到Judea的領土。美國人曾從他們的Roanoke
    和普拉茅茲(Plymouth)部落自衛"到跨過這個大陸進到太平洋並進逼夏威夷和菲律賓。
    
    無論如何,自衛不僅僅是權利,更是義務。一個社區拒絕保衛自己對抗攻擊,就助長進一步攻擊。在『非暴力』的規則下,攻擊者總是贏家。沒有什麼能阻止他們向世界前進,奪取她們想要的,翦除抗逆,和自己大肆慶功。
    -------------------------------------------
    
    印度和甘地
    
    各類意識型態專家喜歡用一種簡約的方式重述歷史,略過可能動搖他們的意識型態的細節(有時是龐大的細節)。多數美國人對印度次大陸的歷史和印度的建國一竅不通。在美國有興趣會談這個歷史的只有『非暴力』政治運動者。他們重述的歷史相當簡單:甘地在南非為印度的人權工作後回到印度。印度當時為英國所統治。甘地鼓舞印度人向英國要求獨立,使用非暴力民事不合作(Non-violent
    civil
    disobedience)。英國人殺了一些印度人,又打了一些人,但最後想通了,而給予印度獨立。所以『非暴力』是所有問題的答案!
    
    現實要複雜得多。
    
    當英國踏上印度時是1600年代,他們那時是東印度公司,和當時主導勢力木家(Mughal)帝國訂約,聯手對抗葡萄牙。但那時的印度大陸並不是單一個國家。不但木家帝國是包含其他諸侯的聯合而不直接統治,就是南印度的大部分也是些和帝國敵對的小一點的國家。木家是穆斯林,大多數印度人不是。木加帝國在1700年代幾近瓦解,但不是因為英國的關係。
    
    當甘地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期回到印度,情況已有變化,但和1600時代極為近似。英國政府統治印度,大致而言。有些半獨立的諸侯受到英帝國不同程度的壓迫。印度人分語言,種族,宗教,和種性(caste,
    四色階級)。1885年,受西方教育的知識份子結成印度國家國會黨。早在1884年,自由條款把印度法官和孟加拉的歐洲法官置於同等;本土印度人和英國殖民者考同樣的試進入公家服務(但,考試是由倫敦管理;如果讀的是英國學校,沒問題,但一般印度人很難討到好處)。有印度人參與的立法局是存在,但權利很有限。那時很清楚的,印度由印度人統治只是時間的問題;英帝國答應是在1900年之前。政權轉移的問題不單純是在:英國喜歡舊的官僚直接統治或經濟剝削。印度本身並不團結;很多貴族和王子偏愛英國的舊體制安排;而甚至國會黨分裂成中間和激進的派系。1905年,歐洲強權俄羅斯被日本打敗,激發印度的想像。布爾西維克革命和共產主義的散播,在兩次世界大戰,扮演了分化和團結印度的兩種角色。
    
    兩次大戰,英國給予更多的革新,但獨立似乎很遙遠。甘地是國會黨知名的一位領袖,因領導民事不合作抗爭,因而坐牢6年。其他政黨興起,並選進各地方議會。國會黨起先拒絕選舉,然後在偽稱由內部摧毀改革以逼求獨立,而加入。甘地以他的著作和行動,昭示印度人怎樣對英國人取得上風。但,那只有在英國人相信他們自己道德優越的情況下才有用。也就是,甘地挑激英國人退出印度來證明他們的道德優越性。甘地的『非暴力』意識型態乃直接衍生自它的宗教(Jainist)背景。在施暴者手中受苦是自我純化的方法並能凸顯該教的情操。
    
    1934年,甘地被打敗。民事不合作運動叫停。保守派控制英國政府並緊緊掌握革新的印度。甘地和國會黨接受漸進的英國路線。1935年,印度政府法使Dominion位階存在於帝國成為被接受的目標。聯邦將是過度的架構,而政府為內閣架構。當憲法在1950年完成時,大部分的法案是逐字寫成。
    
    二戰使得甘地支持英國:"我們不在英國廢墟中尋求獨立"。意即,大聖人自己背書印度軍人為了好處而殺日本人和德國人。這很難和『非暴力』意識型態相提並論。英國政府答應國會黨在戰後立刻改革和獨立,以維持他們的誠信。他們拒絕這種善意。甘地改變主意,而開始"停止印度"運動,這被英國視為背叛。同時,穆斯林要求巴基斯坦建立為一個獨立於印度和英國的國家,但被甘地和尼赫魯強硬拒絕。所以,當戰爭結束時,英國要交付政權,但做不到,因為印度人自己戰了起來。最後在1947年,英國宣布1948年退出印度。甘地和尼赫魯衝突起來。甘地要強迫巴基斯坦成為印度教的印度的一部份;尼赫魯則決定讓巴基斯坦獨立,而集中國會黨全力經營剩下來的印度。
    
    所以,是不是很複雜呢?而這短短的版本才僅僅開始談到歷經百年的歷史事件的複雜性,有數百萬的參與者,最後以現代最殘暴的悲劇之一收場--1940年代末期,印度教對穆斯林的屠殺。它還沒提到數百小政黨和團體,包括武裝游擊隊活動。但,它顯示『非暴力』意識型態在印度獨立僅扮演了配角。甘地有可能在生命中,有那麼一段時候真的相信『非暴力』,但畢竟,他是用它做政治舞台,而,認為有利就使用而不顧其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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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丁路德。金,『非暴力』,和國家防衛隊
    
    現在談美國,一個甚至比英國還道德自詡的國度。看吧,『非暴力』運動者又簇擁出令一個聖者:馬丁路德。金。在我的紀錄,他是個好人,但並非以『非暴力』終結種族歧視的人。
    
    種族歧視本身是個複雜的社會現象,涵蓋了社會信仰,習俗,暴力策略,和長期演變的法律。種族歧視還沒有完全結束。美國的種族主義的目標是由一套複雜的真實人類的個人決定所形成。美國黑人在各方面反擊種族主義。很多發現北方版本比較好受,就乾脆逃離南方。
    
    馬丁路德。金當然在反種族分隔中扮演了突出的角色。但,同樣的還有黑人穆斯林和黑豹組織,美國共產黨和其他列寧組織,非統治者和新左派團體。個人的行動--大多數被遺忘,除了實際參與者本人--可能更加重要,像社區自衛行動,我們常稱之為「種族叛軍」。黑人的越戰老兵使用他們的軍隊技能來保衛他們的權利;大量的黑人越戰退伍老兵是美國政府的一大威脅--由於因為當時社會大混居的情況。
    
    不管你要把結束60年代的種族歧視的功勞派給哪些不同的團體或行動,把最顯要的功勞給『非暴力』意識型態,根本是違反事實的!首要的功績應該給國家防衛隊,由陸軍,海軍,和陸戰隊組成的團隊;需要的話,還有核武。當美國總統決定派遣國家防衛隊去防止南方州的校區種族隔離時,種族主義者,除了放手之外,別無選擇。不管總統,國會,或最高法院(通過,並執行民權法)是不是出於他們的好心,或因為怕暴烈的武力會推翻政府,或某些遊行者有做『非暴力』宣示,結局是暴力,還有使用暴力的恐嚇使得種族隔離終結。護伴黑人小孩上學的國家防衛隊,和同時在越南謀害民女和小孩的,是同樣一群,所以不必擔心給他們不相稱的讚譽。這裡僅僅在把複雜的事實盡量描述準確而已。
    
    總結起來,在馬丁路德。金扮演重要角色的這一個情況,顯示暴力並不見得導致暴力。國家防衛隊,一個暴力機制,被用來終結種族分離的暴力。另一個相關連的例子,在此不詳述,是黑豹組織,他們購買並使用槍枝,致使奧克蘭警方對黑人使用暴力的情況大幅降低。甘地情願為他的信念入獄;黑豹則情願一死,如果需要的話,來保衛他們的社區。而他們很多被警方和FBI所謀害。
    
    不锈钢老鼠: 无论如何,目前中国的民运分子绝大多数都在监狱外面,在里面的是少数,怎么不问问这绝大多数在监狱外面的人为什么没在里面?一定有问题……
    
    异形: 答老鼠:我的朋友从网上下载了袁红冰的自传《文殇》。我看了以后,才知道袁红冰是个英雄,现在我来告诉你,他和刘晓波的区别:刘晓波是被土共的监狱吓破了胆,才下跪求饶的,袁红冰是为了重新写出他被土共没收的花了几十年心血的《自由在落日中》这部小说,这两个人,真的是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天上,怎么好比?没法儿比!老鼠你也别太偏心眼儿了。
    
    刘晓波 : 我的名声是从八六年开始的。第一次坐牢,被免于刑事处分,主要理由是:1,在
六四当晚,我与候德建、高新、周舵一起,与戒严部队谈判,组织学生和平撤出广场,判决书上称为”立功表现“;1,认罪态度较好,因为我写了悔罪书。这些事实,我已经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交代的清清楚楚。
    
    后来,95年5月-96年2月,我被软禁八个月,完全失去自由;1996年10月-1999年,我第三次失去自由,坐满三年。
    
    出狱后,一直这样写作,参与民间的言论维权。
    
    中共抓人判人,肯定要考虑国际知名度,其他原因我说不出。你要自己去研究。
    
    但以我
六四十七年的亲身经历,起码胡温政权对民间反对力量的打压与江泽民时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江时代的平时监控不如胡时代严酷,但动用监狱却远较胡时代频繁而凶狠。我所知道的集体审判就有五次:
    
    1,90年代初的“中国自由民主党”,判了一批,而且刑期很长。刘京生判了15年,胡石根被判20年,至今仍然在狱中。
    
    2,90年代中期,先后镇压过”劳工同盟“和公开信运动,每一个案被判刑的都是群体性的。劳工同盟案中,主要参与者周国强和刘念春先生都被劳教了三年,只有主要发起人袁红兵去了贵州。96年又判了我和王丹等人。
    
    3,98年民主党案,判刑数人,我知道的就有:徐文立13年,刘贤斌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0年,佟适冬10年,佘万宝11年,李大伟11年,岳天祥11年,吴义龙11年,祝正明11年,查建国8年,毛庆祥8年,高洪明7年,朱虞夫7年,等等。还有何德普在2003年被捕,判刑8年。
    
    4,1999年镇压F,被关进监狱的更是难以精确统计。
    
    5,即便在江泽民下台前不久的2001年新青年学会案,判刑四人,刑期为8-10年。
    
    所以,江泽民时代是大规模镇压和群体性审判。
    
    胡锦涛时代,尽管文字狱从未停止过,但大都是一个个没有联系的个案,而没有出现群体性审判。而且,老鼠、导斌等人被抓后还获得释放。
    
    也许,没有经历过江泽民时代的维权人士,会觉得高案和陈案标志着大恐怖时代的降临,但与江泽民时代比起来,动用监狱打压异见的数量确实在减少,而监控异见人士的规模、范围、时间、严厉程度有所增强。高律师也是在被长期严控后才逮捕的。如果放在江泽民时代,很可能早就动用大规模逮捕和审判把高律师等人发起的接力绝食扼杀在萌芽中。
    
    江时代也有跟踪,也有软禁,但跟踪基本是暗中进行,软禁是在公安指定的地点;而现在跟踪是公开招摇过市,软禁主要是不让出门,也就是软禁在家里。
    
    所以,民间既不要做好长期抗争的准备,韧性比一时的高调更重要;也不要过于悲观,起码现在对入狱者的声援是江泽民时代难以想象。坚韧、清醒,才能面对恐怖而保持信心和乐观。
    
    江苏零陵: 晓波先生此文直指软体动物袁红冰、郭国汀和任不寐的硬肋,为国内民间抗争的健康进展做了一件十分必要的好事。
    
    文渊再现: 我现常到处宣传共产党应搞开门整风
    
    真实现这条不简单,老百姓的苦水太多,意见太大,共产党必须承受得起急风暴雨式的批评。
    
     xjblhxd: 不是暴力革命过时了,而是宣传暴力革命不合时宜,暴力革命是逼出来的,不是宣传出来的,不过也只有一种例外,种族仇杀和宗教暴力可以宣传出来。
    
    人权高于神权,物权高于人权。最大的腐败就是反腐败。民主公正统一中国,一国一制不动摇。村长委任,省长、市长直选,国家主席各省推荐(本省不得推荐本省)。
    从民主女神到芙蓉姐姐,历史走过了漫长的17年。★中 国 普 通 民 众 团 结 尊 严 阵 线★-----创 始人
    
    蚊刀:江时代的平时监控不如胡时代严酷,但动用监狱却远较胡时代频繁而凶狠。
    是这样的。
    暴力不暴力跟大家无关,就象四人帮被抓跟低层“反革命”们无关,你可以说环境起了促进作用,但能使用武力之人决不是在这夸夸其谈之人,能使用武力之人是已掌握武力之人,而不是白手起家之人,现在也不会给你两把菜刀的机会。
    
    刘晓波:我写这么长,是为了给这里的网友提供以往的事实。也许,过去并不一定可以界定今天,但了解一下历史总有好处。
    
    
六四十七年以来的经验证明,寡头独裁基于统治成本的计算理智,很容易被其权力恐惧所吞噬,而独裁者一旦丧失理智,就会作出不计成本的疯狂决策。每一次疯狂都将制造一次大面积的牢狱之灾(如江泽民镇压民主党和F),都会重挫长期积累起来的民间力量及其士气,把民间抗争逼入一个低潮,把知名反对派逼出国境,导致民间反对运动的一段空白期。而民间要恢复元气和重整旗鼓则需要较长时间。
    
    如果从1978年的北京之春运动算起,中国民间反对运动已经存在了将近三十年,但三十年的反对派运动之所以没有形成气候,官权的镇压和严控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民间力量没有一个不间断的连续积累,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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