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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香港中環坐船去尖沙咀

　　（一）　大難不死　喜獲重生

　　1966年，正當“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我所屬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卻被宣佈解散了，理由是：專門宣傳“封資修”（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帝王將相”。從此我被列為“待業青年”（周恩來為了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失業”，而創造出“有中國特色"的名詞）。

  　回想中學畢業後，我第一份工作就是說書藝人。每逢夏天，搖著紙扇，在榕樹底下點一盞煤油燈，向正在納涼的老人家、小朋友講些《西遊記》、《何文秀》、《十五貫》、《水滸傳》......之類的故事，每晚的酬勞是一元人民幣。在當時來說，一個單身漢要維持個人的基本生活，還是勉強可以的。一旦遇到颳風下雨，就只有“食穀種” 的份了。況且，越來越緊縮的文藝政策， 一再強調要講＂紅色故事＂，只能講些《林海雪原》、《智擒八虎》等個別片斷，可是又有誰願意付錢去接受政治性的洗腦？要我繼續講紅色故事，無疑死路一條。

                                                                                                                                                                                                                　　　　　　　　　　有一次，我們一夥人在聊天，莫錦文老師對我說：“汪倫，如果你還繼續這樣講故                                                                                       (廣東人指講故事)為生，恐怕今生今世都找不到老婆呢！”這句話深深地刺中了我內心的深處。的確，在當時的環境下，根本就看不到“說書”這種職業的前途在何方。

   　儘管在文化公園榕樹下講故事是三天打漁兩天曬網地進行，白天還要抽出時間來練習我心愛的小提琴，我還是希望將來能在文藝團體裡做一個提琴手。1963年，我被中山縣文化局選為講紅色故事的代表，參加了由佛山專區主辦的講紅色故事的說書比賽，結果獲得了全省第二名。裁判們只聽錄音帶的播放，結論是：這個人說書最少有了二十年的經驗。其實當時我才十九歲！代表出席這次比賽的文化館馬館長給我帶來了這項喜訊，並且告訴我說，還有八元人民幣的獎金。不過從此以後我就沒見過這筆錢，更不敢過問這筆獎金的下落了。

      窮則變，變則通。當年的文教局局長吳崙，看到我這個二十不到的青年，竟然整天和七老八十的老人家或小孩混在一起，和他們交流的都是些“封資修”和“帝王將相”的東西，總覺得不是滋味，就勸我到文教局登記一下。就這樣，我成為一名名副其實的人之患（小學代課老師）。不過，我還是做著我日思夜想的演員夢。我的內心有一個這樣的雙軌計畫：一面以教書為生，同時也參加了“教師文工團”和文化館主辦的“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的活動。教書是我的職業，而當個演員才是我的事業。雖然整天忙得不亦樂乎，但覺得滿得有意義，精神上感到很充實。我教的學生也把我當成偶像來崇拜，有事沒事都央我講故事給他們聽。連宣傳部長也抽空來聽我講課，我心裡是樂滋滋的。

      第二年，文教局嚴局長叫我去談話，說是佛山專區要成立一個專業的話劇團，我被內定為保送的名額。但是為了公平起見，也要和其他的報名者一起進行考試，但考試的內容事前已經通知了我，要我好好準備，考出好成積，以免別人背後說閒話。盡管這樣，寄來的還是“不錄取通知書”！箇中原因，不言而喻。

     我內心深深不忿，主動向教育委員會的黨支部書記黃潔反映了我內心的不滿。她好言安慰我說：“你可以向劇團的領導人建議，採用我們教委黨支部的檔案，我打包票你一定能去。但要是劇團堅持要你中學的檔案材料，我就無能為力了。”他這一番話，把關鍵所在講得清清楚楚。一直到今天，我內心還在感謝黃潔的坦蕩性格，不愧是一位敢說敢做的軍嫂，不久他就隨著在高炮部隊服役的丈夫調防了。

     一年以後,“大搞文化室”和“四清運動”（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高潮掀起了。石岐鎮委宣傳部就把我抽調到文化館，我就成了一名“脫產幹部”，不用再做猴子王了。在黨委宣傳部直接領導下，組成了一個半職業性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我被任命為該隊的領頭羊---隊長。雖不是全職的演出單位，但總和文藝演出有了一點密不可分的關係。在當時的環境下，這已經是一份人人都垂涎三尺的“飯碗”了，我內心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幾年的演藝生涯，我成功地扮演過解放軍戰士、老農民、漢奸狗腿子，至於扮演特務甲匪兵乙的角色，就更是家常便飯。我漸漸成了舞臺上的白搭----哪裡缺人，就都叫我去頂替，我也不負眾望，慢慢我就成了家喻戶曉的名演員。1966年春節，距離元旦日只有二十一天。宣傳部下令:要搞一套和元旦演出時不相同的全新節目。我立即挑起了這副重擔，利用短短的二十天內，沒日沒夜地帶領著大夥，一起組織演出了大型縱合性節目“毛澤東頌歌”。一下子把石岐地區的文化藝術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除此以外，根據宣傳部下達資料改編成的相聲、對口詞、三句半等小型節目，更加不計其數。

    正當我個人的事業剛剛取得一點點成績時，毛爺爺一聲令下，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我們宣傳隊和文化館、體育委員會、文教局、圖書館等的文化單位,集中在一起進行各種各樣的檔學習，接著就是大批判。批判《海瑞罷官》、《清宮秘史》等一大堆的文藝作品。因為這些作品和作者都不在身邊，所以大家都根據報張上的論調發言，倒也沒有什麼關係。過了一段日子，就要求大家深挖自己單位裡的牛鬼蛇神。老繆就是文化館裡第一個被批鬥的人。提起老繆，他本來是文化館裡的筆桿子，專門負責《岐江文藝》的編撰工作，同時還在上面發表一下自己的文章。其實，自解放後對知識分子尤其是對作家們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很多人都已經不敢再寫文章了。但老繆是這個刊物的總編撰人，是明符其實的光桿司令。我只是他的跑腿，整天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去取稿件。其它的事，都由老繆一手包辦。在只有寥寥可數的幾個投稿人的情形下，老繆只有搖動自己的筆桿，寫一些散文或報導。看得出，老繆寫這些作品時或多或少都帶著如履薄冰的心情。

      半個月後的一個下午，我們十幾個宣傳隊的年輕人在一位具有豐富鬥爭經驗的“工作隊長”的領導下,開始了對老繆進行批判。首先，把老繆在刊物上發表過的文章進行橫挑鼻子豎挑眼一輪。到後來老繆以為主動把自己以往寫過的所有作品拿出來進行自我檢查，就會放他一馬。老繆這一舉動，壓根就沒想到竟然是自動向我們提供了攻擊他自己的重型砲彈。後果可想而知。其實，看到他的可憐樣我們早就心軟了，也因為我們是同一單位工作的同事，抬頭不見低頭見，也從來都沒有經歷過這樣殘酷的“階級鬥爭”場面，大家都在一片和風細雨中，客客氣氣地走過長，算是對他進行了批判。“工作隊長”一看不對路，就馬上宣佈休會，並飭令老繆迴避。這時，“工作隊長”的臉馬上變得比包公還要黑，一副冷峻的臉孔對我們說：“今天，我們真正對牛鬼蛇神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大家一定要端正自己的態度，嚴肅地對待這場階級鬥爭!”

      此話一出，我覺得自己的脊樑骨一陣涼咻咻的。啊？原來牛鬼蛇神早就已經內定了，只差收集到足夠的證據來證明確實是一個貨真價實的牛鬼蛇神，就算是勝利的果實。

    因為隊長早已經定下了調子，我們一群年輕人就只有按著隊長的調子對老繆進行了一場又一場充滿了落井下石味道的鬥爭。看得出，每個人心中都不約而同地盤算著:你死總比我死要好！人類的劣根性表露無遺。

       沒想到兩個月後，宣傳隊就宣佈解散，連我賴以棲身的宿舍也遭收回，我被掃地出門了。在走投無路之下，我只有在公廁內度過了一個漫漫的長夜。

      實在沒有辦法，我只有走到宣傳部的門前，等到劉慶常部長下班回家的路上，把我目前已經無家可歸，昨晚還是在公廁裡餵了一晚上蚊子的情況對他說了。劉部長對我是瞭解的，但這時候，他除了表示同情以外，也別無它法。因為他已經被造反派奪了權，沒有了部長的權力。最後他只有無奈地對我說：“我盡力而為吧！”

      沒想到當天晚上，房管所(專門管理房屋的機構)就派人來到公廁找到我，把我帶到房管所裡面,並對我說：“幸虧劉部長來替你說情,剛好有一個單人房間騰出來，要三天後才能搬進去，這兩天你就在我們辦公室的樓上先住兩天吧。”我想，可能他們還不知道劉部長已經被人罷了官；也有可能知道了，但又不知道他在何時又突然會官復原職。還是給部長留點面子，也是給自己留條後路:予人方便，自己方便。萬一劉部長官復原職後，不降反升呢?在這個“共產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的年代，任何不可能的事，都有可能成為現實的。劉部長處在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時候，還替我出面解決了棲身之所，他對我這種雪中送炭的高尚情操，我永遠銘記在心。

      自從離開學校直到失業的六年裡，我把全部精力和時間，都貢獻了黨的宣傳事業。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到頭來卻流落在失業的大軍中。幸好我生就一副厚臉皮，把眼鏡一脫，光著膀子，就跟大夥上山砍柴，下水摸魚，在菜市場賣魚蝦，賣柴草，挑泥打石做零工，暫時還能糊口。

      作為一個受過中等教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年輕人，對眼前的生活不但不會滿意，甚至可以說是揣著一肚子的牢騷無處發洩。何況打從少年時代就開始接受“要豎立個人遠大理想”的共產主義式教育，一直都滿懷壯志，自命不凡。那麼，前途在何方?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的桎梏下，想靠個人努力奮鬥做出成績，等於向風車挑戰的“唐.吉訶德”一樣的荒唐。我深深地陷入在失望中無法解脫。

    去香港！這個大膽而又可怕的念頭就悄悄地在我的腦海中萌生。其實，早在1961年中學畢業後，沒有考上大學(像我這樣家庭出身的學生，想要上大學，簡直比登天還要難!)媽媽就曾經要我申請到香港或澳門，繼續學業。但我對共產黨的政策和宣傳還是深信不疑的，重在政治表現就是我的救命稻草!我想：只要我努力工作，聽黨的話 ，做黨的馴服工具，留在祖國為社會主義建設添磚加瓦，還是我的職責。對媽說的話，就沒有放在心上。

   可是，殘酷的現實無情的鞭打著我的靈魂深處，重重地在我的腦海中撞擊者。要知道，我是個獨生子，姐姐已經出嫁，遠在肇慶。一旦我一走了之，今後媽媽的生活誰來照顧? 如苦含莘二十多年才拉扯大的兒子, 說走就走,難道不殘忍嗎?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老師當中，沒有幾個不被劃成牛鬼蛇神的，而母親還有與“汪”家的這層社會關係，更成了專政的頭等對像。怎麼辦?是走還是留?當時思想的鬥爭激烈的很呢！

  一天，在阿釗的家裡無意中看到了一張民國時代出版的“中山縣地圖”，雖然已經舊得發黃，屬於粗製濫造的產品，地名和大致方位卻十分清楚。心中升起了一陣莫名的興奮，無形中增加了我對偷渡到港澳的慾望。但離開“下定決心走”還有一定的距離。

      在中山地區要偷渡到港澳有很多方法，大略可劃分為兩種 ：其一，買船直接到香港；其二，自力更生，用游泳的方法 ，先到澳門後再想辦法 “屈蛇” 到香港 。也有人從廣州出發，經東莞、寶安入深圳，再翻過梧桐山、遊過後海灣到香港。這個方法最合實際，但對我來說是人生路不熟。還有些人繞道廣西 ，進入越南再想方設法偷渡到香港。這無疑是天方夜譚之舉，採用的人也不是沒有,，但成功率實在太低了。

    用船當然好。安全，直接到香港，一般來講都在冬天借助北風的風力來達到偷渡的目的。但牽涉面太廣：船當然不容易買得到 ，而且一定要能在大海中經得起風浪的船 ，而不是只能在內河運輸用的平底船 。況且，這麼大的動作，難免會走漏風聲 。一有任何風吹草動 ，像蒼蠅叮血一樣的公安人員自然就會找上門來，請你入倉。就算你找到了船，那麼帆呢?繩索呢? 帶水(路)呢?人和工具等方面還沒有準備好以前，如何把船藏起來，又不被發現?船行中途人員的吃喝拉撒都要慎重考慮。冬天的海風像刀割一樣，如何解決禦寒問題 ......所有的一切都要有一套周密的佈置，一樣一 樣地解決。 最重要的還是要做到萬無一失。就算這些客觀上的條件都具備了，到了上船時原定十五人的，卻一下子來了三、四十人。每人都不約而同帶上一個親人上船，反正不差一個嘛：有帶老婆的、帶未婚妻的......不一而足。給上船吧，一定沉！不給上吧，又喊著報公安！......第一次出走，就以人財兩空來劃上句號。

    志偉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有兩年還是同坐一張桌子的同學。又在同一個宿舍裡渡過了三年的時間，對彼此之間的瞭解可以說還是很深的。志偉是一個典型的讀書材料：每天的第一堂課還會正經八百的聽老師講課，到了第二堂，就把前一堂課的作業，偷偷地放在抽屜裡做好；同時又抽時間聽聽課。到了第三堂課又重復同樣的功夫......到了最後一堂自修課時，他已經早早就把當天的功課做完。剩下的是他看課外書，或者是專門對正在做功課的同學搗蛋的時刻。論讀書，他的學習成績永遠名列前茅。

      至於他認為無關重要的體育課，一百公尺竟然跑出三十八秒！除了中學最後一年，因為糧食不足，改為考打太極拳以外，從來都不及格。其實，他打太極拳能夠合格，還因為我替他在考前惡補了一輪才過關的。身體狀況可想而知，游泳、爬山、騎自行車就更加一竅不通。這樣一個連風都可以吹倒的書生，經過三年的刻苦磨練，在坐船方法失敗後，用自己的雙腳爬過重重大山，成功游泳到達澳門。對他來講，用逼上梁山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

      退而求其次，捨遠求近。像志偉和大多數中山人一樣，放棄直達香港，以澳門作為跳板，到達後再想辦法“屈蛇”去香港。自己的雙腳，畢竟是最可信賴的工具，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之中。雖說比較容易，但還有許多具體問題還需要克服。

     首先要解決路線：石岐是中山的縣城，（中山現在已經改為市，石岐已經改成了區）以當年的公路來計算，北面距離廣州85公里，南面距離澳門 63 公里。從廣州出發，幾乎每一公里的路段，都有一塊作為里程碑的石塊豎立在路旁，很容易就知道你身在何處。從石岐南面一出市區，就分開東路和西路。東路沿著張家邊、南朗、翠亨村（孫中山故居）、崖口到大金頂再和西路匯合成一線道。西路經竹秀園、北台、神灣、板芙、三鄉、古鶴，在大金頂和東路匯合後，再向南經蕭家村、界沖、坦州、南溪、（邊防檢查站）南屏、前山，就到了和澳門交界的拱北關閘。東西兩路的中間被五桂山區的群山分隔開（據說在改革開放後已經修起一條隧道，從山區中間穿過)。西路的路程較東路要近一點，所以來往岐關（石岐到關閘）公路的客貨車，一般都選西路來走，班次較密，東路班次較疏。

      如果從孫中山故居翠亨村繼續往南，向崖口沿著海邊走，不轉入大金頂，就到了下柵（東路沿海岸線的邊防檢查站），以後就進入到唐家灣（著名軍港，曾經是南海艦隊的總部，現在已從中山劃出去，成為珠海市的一個港口）、香洲（著名的漁港），再往前就是一條沿海築起來的國防公路直通拱北關閘。

     石岐本身就是第二邊防，許多從廣州或者其他地方來的偷渡客，一下車或一上船，就有便衣人員監視著。看見神色不對，或者表現出人生路不熟又漫無目的的人，就會上前進行盤問檢查。一般的偷渡者都帶有偷渡用品，例如：救生用具、乾糧、食水、指南針之類，這就肯定是偷渡者無疑。如果你成功過了這一關，接下來就可以以遊客的身份來到翠亨村的“孫中山故居”參觀遊覽，到四下無人時，偷偷溜到“中山烈士陵園”後山，待到天黑時再行動。老秦就用這方法上了山。但這條路要經過五天到七天崎嶇不平的山路，爬過崇山峻嶺，最後就要做投奔怒海的壯舉。對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來講，這是一項力不從心的艱巨任務。結果，老秦在第二天天一亮，就被放牛的小孩發現了。功敗垂成，設在沙崗的石岐火葬場內的收容所，又多了一個“沒有改造好的偷渡犯”。

      皇天不負苦心人，經過多次的失敗，老秦終於在1971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五十歲的生日)安全抵達香港，開始了他的新生活。老秦對我說：“這是我當年為中國共產黨五十歲壽辰送出的禮物，物輕情意重啊！”一年後，老秦的太太也經歷了多次努力奮鬥後，到達了香港，夫妻兩人終於在自由的土地上團聚了。現在，老秦夫婦已經在康乃迪克州退休，過著含飴弄孫的幸福晚年。

　　 也曾有過一個名叫汪約翰的牧師(因為是同宗的關係,所以他的名字和經歷令我特別難忘)，千里迢迢從杭州跑到廣州，再坐車到了離石岐還有幾公里的沙朗農場附近(距離澳門還有七十公里的路程)。他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趁著午夜時分，叫了一個騎自行車的人，答應給他三百塊錢，把自己送到澳門的邊界河。騎車人知道他是外省人，有心要敲他一筆，把他載到石岐市郊的岐江河西岸。對他說：“泅過對岸，就是澳門了。”汪牧師不知是計，一遊到對岸，就對人說：“我是大陸來的，我是大陸來的！”結果，當然是自投羅網。當他知道上當受騙後，死口不承認自己是“偷渡”，只是在岐江河上“游泳”而已。

      中山地區的人，對地形比較熟識，都會千方百計騎自行車，或沿著公路走到最靠近邊防檢查站附近再上山。通常都會到界沖或坦洲，向東爬上山，這就叫走東線;如果向西，進水田區，入磨刀門再游向澳門，就叫走西線。我選用的是東線，因為我對這一帶比較熟悉。據我所知，走西線到澳門一般都要遊到外海的荒島上過一兩天，等到潮水向澳門方向倒流時，再往回游到澳門。要不，就繞到灣仔的南面，從銀坑下水遊過去。從地圖上看，銀坑是最靠近澳門的，但要平安地到達銀坑，而不被發現，談何容易！

      除非你是外地人對這些都不熟悉，否則中山本地人都不會從東西兩路的中間，穿過五桂山區，在山嵐瘴氣中熬上幾天幾夜的。

    我在石岐生活了二十年，無論學生時代，還是在宣傳隊時，每年的春節和八一建軍節，我都有機會以擁軍愛民的名義，代表石岐的人民群眾去軍營慰問（台灣叫勞軍）解放軍。這樣一來，對於香洲、唐家灣、珠海邊防地區，一點也不陌生。想當年我是坐著軍車，堂而皇之進進出出邊防檢查站;而現在做的是見不得人的秘密勾當。如何通過這一關，是至關重要的第一道坎!

    阿治是我小時候的玩伴，他母親的娘家是珠海地區的客家人。阿治早在1961年就申請到了香港，幸好他的妹妹阿屏還在國內。想到這，我就藉口要去探訪她媽媽的親戚，去看看有沒有辦法通過邊防檢查站這道封鎖線。

       一個天清氣爽的早上，我和阿屏買了一些糖果餅乾，兩人各騎了一輛自行車就向岐關公路東線進發。過了崖口，到了設有邊防檢查站的下柵村前面一個路口，她帶我從右邊的一條小路走進去。大約十分鐘左右，“佛逕村”就在眼前。阿屏帶著我，見過他的長輩，問寒問暖，東拉西扯談談當地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情況。我看聊得差不多了，就說，想去香洲買點鹹魚海產，希望能帶我們繞過邊防檢查站去一次。農村人總比較單純，一下子就叫了個智商較低的少年阿順，約好了明天就由他帶我們到香洲、拱北一帶去看看，賣點東西。

      佛逕村夾在岐關公路的中間，五桂山區的東南邊沿，背山面海。全村大約十來戶人家。一進村，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家家戶戶的門口都掛著幾個佛手果。成熟以後的佛手果一經曬乾，洋溢著一陣陣清幽的香味，是一種藥用植物，也是這個村的一項副業產品。除此以外，村民在山坡上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養殖園，飼養山蟑螂，把山蟑螂曬乾後也是當藥材來用。由於這一片都是山地，村民就以經濟作物為主，水稻種植為副。因為近海，又可以養蠔加工成蠔豉、煉製蠔油，成了村民的又一項副業產品。背後的大山又有柴火可用，這座村的村民比起其它各村村民收入，還是比較富裕一些。

    第二天一早，太陽剛爬上來，阿順就把我們叫醒，帶著我們離開了山明水秀的佛逕村。三個人騎著兩部車，我稍著阿順直向白沙站前進。白沙站，名副其實一望無際的白沙，一踏進去就像走進了雪白的鹽鹼地，白茫茫的一片。一堆堆像小山一樣的白沙，在早晨陽光的照耀下，亮得我連眼睛都睜不開。

       地上一層厚厚的白沙，連自行車也走不動了，只好下來推著車步行。阿順告訴我，這裡以前是日本人的飛機場。我手搭涼棚抬頭一望，果然舊有的飛機場跑道還能依稀辨認出來，只是上面長了一團團稀稀拉拉的野草。這些雪白的沙子，是製造玻璃的上佳原材料，做出來的玻璃製品特別優良，自然成了日本人掠奪的物資。可以想像得到當年這裡熙來攘往的熱鬧情景。現在，只有兩把巨大的座地大秤靜靜地躺在那兒，好像是耐心地等待著人們重新啟用它一樣。

    穿過了白沙站兩邊堆積如山的白沙，就算繞過了邊防檢查站，左邊就是波濤洶湧的珠江口，右邊就是我在地圖上看過的黃寧堂村。我按奈不住激動的心情，輕聲問阿順，為什麼不到澳門去謀生？阿順說：“我們有心要去，隨時都可以去。到潮水退向澳門方向時，順著潮水把船一撐，一下子就到了。連炮艇也追不上！”

    我聽得出來，最後這句話有點誇張了。

   “我們鄉下人到了澳門，舉目無親，又沒有文化，找份工也不容易。而且，現在政府對邊防區居民特別優待，糧食、副食品配額特別多。大白天家家戶戶都公開接收港澳電台的廣播節目，是件稀鬆平常的事，根本就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著。目前的環境，也不見得非走不可，還是留在鄉下好！”阿順結結巴巴地用不大流利帶有客家口音的白話對我繼續說。

       我想，村民們也的確有他們的道理。難怪有人說：中國人是一群最好統治的民族！是啊，管你誰做皇帝，粗茶淡飯，平安就是福。

      大白天收聽港澳電台，如果在其它地方都會構成“收聽敵台”的罪名的。阿瑞是和我同屆不同校的同學，又是鄰居。他想自學英文，打開收音機收聽香港電台的英語節目，藉以加強自己聽英語的能力。臨睡前，阿瑞懶得把收音機轉到別的頻道，順手把收音機關掉就睡覺了。誰知道半夜查起戶口來，民警一進門看見收音機，就命令阿瑞蹲下，然後把收音機打開，看看阿瑞聽什麼節目。就這麼簡單，阿瑞被關進看守所十五天，經過教育放他回家，但還要在街坊批鬥會上做公開的檢查，才算過關。

    可見我們連這些最基本的生活自由都被統治者剝奪去了，還有什麼可以留戀呢？就像魯迅說的：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一個居然冒著生命危險，把寶貴的生命投在南中國海賭上一把輸贏的人，是除了滅亡和爆發以外，相信是第三種態度的表達方式吧！

       不過，阿順提到的“潮汛”這麼重要，又是一個我不能掉以輕心的問題！

       中午，我們到達著名的香洲漁港。在那裏，我們東走走西逛逛買了點鹹魚蝦乾。又跑到南屏村後山，從北面山坡爬上了當地最高的“煙墩山”，又有人稱它“盒蘿山”。阿順非常害怕被人發現了，一旦被抓起來，他是當地人，當然會被扣上引渡的罪名，量刑就非同一般。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豈能輕易放過。我們身上又沒有任何的偷渡用品，就算抓著了也不足以構成偷渡的罪名。不管阿順一再嘀咕，三人還是一口氣爬上了煙墩山的山頂。山腳下的右邊就是前山村，沿著前山村的公路再往南，就是澳門了。我心情為之一振，恨不得一下子插上翅膀飛過去......我在山頂美美的做了一場白日夢。

       一陣山風把我從夢中吹醒，我按奈住激動的心情，細心觀察周圍的地貌，把澳門和邊界連接的地理位置牢牢記在心中。山上有一條解放軍挖掘的戰壕，我跳下戰壕一看。呵！我的天啊，戰壕裡到處都是以往眾多偷渡客留下的“剩餘物資”。只要你閉起眼睛踏出一步，就一定會踩到這些剩餘物資，包括：香煙盒、香煙屁股、水壺、掛包、罐頭空殼、破帽子，還有一堆堆被烈日曬乾的大糞......從這一堆又一堆的剩餘物資，就可以看得出這條路留下了多少投奔怒海者的辛酸淚！我一下子想起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下山後，我們又沿著一條東西走向，從香洲穿過前山的小路。當路經拱北關閘時,我們不敢停留,只是裝著沒事一樣走過去。最後，到了和澳門只有一水之隔的“灣仔”。在灣仔公路上，我一面用貪婪的目光遙望澳門市區，另外又小心尋找著，看看哪裡可以成為我的下水點。澳門市區雖然近在咫尺，但在灣仔和澳門之間有一道小河，河面只有六十公尺左右寬。在公路的這一旁安裝著兩道鐵絲網，兩道鐵絲網的中間還隔著一片大約三十公尺寬的水田。整個地區三步一崗五步一哨，根本就沒有可能到達河邊。望著車水馬龍的澳門街道，只能用眼睛來吃霜淇淋解饞的份兒。我心想：澳門啊澳門，等著我，我終有一天會投入您的懷抱中，和您融為一體的！

     雖然在地圖上看見過銀坑是灣仔最南面的一個小村落，但當我們到了灣仔後才發覺,這裡只有一條羊場小道可以通行。地處偏僻的小路上，來往行人稀少，幾個陌生人的面孔一出現，定會引起懷疑。考慮再三，還是不要冒這個險為好。

      在回頭的路上，阿順帶我們走盒蘿山南面的另一條小路，從另一個方向看到了山場村、吉大村和水灣頭等沿海地帶。這裡有一片設在開闊地的墳場“陳氏義塚”。就在義塚對開的海面處，一道鐵絲網沿著海岸的國防公路延伸著，我默默地計算了一下：這道鐵絲網大約有一公里左右長，鐵絲網的盡頭就是解放軍的一座崗哨。阿順告訴我：“這裡一到了晚上，就由邊防部隊帶著軍犬一起巡邏。再往香洲方向過去，就佈有民兵的暗哨。有人以為從兩座崗哨之間沒有燈光的黑暗地帶穿越過去比較安全,這樣反而成了送上門來的獵物。因為暗哨抓住一般人都有向黑地方走才不容易被發現的心理，就採取了以逸待勞，守株待兔的辦法，等著你上當呢。”所有這一切一切，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這次印象深刻的踩點，為我日後的實戰，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玩飽看夠，我們沿著原來的路線往回走，因為事關重大，半天的路程我都死死記在腦子裡。根本不用阿順提點，我就輕而易舉地把他帶出了邊防區。這時候，阿順真的害怕起來了，結結巴巴地對我說：“同志，我......我......我不是有意的......我也沒有收你們的錢......請你給我個機會。同志,下次我......我......我不敢了......”阿順在車尾不斷地重覆這些話。起初，我和阿屏都不知道他在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聽了幾遍後，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我的記性實在太好了，分毫不差就把阿順從邊防區帶了出來，令到他直覺上就以為我是公安局派來的便衣，故意裝成偷渡客引他上鉤。我和阿屏聽明白了他的話以後，笑得彎起腰來，弄得阿順一頭霧水，愣頭愣腦地站在一旁。看到他手足無措、哭笑不得的可憐樣，笑得我倆連車都騎不了，只有下車坐在地上笑完了再走。

  　有人曾經問我，既然你已經到了邊境的關閘，距離澳門也只有幾十公尺，為何不發揮你短跑的速度跑到對面去？這問題未免太天真了。大白天的，你再快也快不過子彈的速度吧！事實上，在我抵達澳門大約十天左右，我正在黑沙灣的一家彩磁工廠做工，突然在關閘方向傳來了兩聲槍響，我跟著大夥跑去看熱鬧。只見到一條滴著鮮血的路，由澳葡方的關閘馬路一直延伸到中方地界，血跡斷斷續續大約有十來公尺。我估計：這個倒楣鬼，一定以為跑到澳門地界，就已大功告成。其實大錯特錯！解放軍是從中方向澳門地界開的槍，再把屍體拖回去。

　　看到這驚心動魄的一幕，我既感到心寒，又覺得我的命大！我靜靜地站在路邊，默默地祝願這位同道中人，黃泉路上一路走好......

     　走筆至此,一個個我認識的偷渡者,冒險犯難,為了爭取自由的生活,把生命作為賭注,押在南中國海上。沒想到卻賭輸了,而且輸得血本無歸,有些連屍體都找不到。他(她)們是:震漢(一行四人,全部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運鴻(石岐游泳隊教練)、大成（經常和我一起打籃球的朋友）、哨牙標（仁山中學體育教師）、耀明（馬思聰的侄子，我學小提琴時的同門師兄弟）、多敏、肥標、阿燦......他們生前的一舉一動，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成了我一輩子揮之不去的夢魘。就算到了今天，事情已經過去了整整四十年，我偶爾還會在夢中,夢見我在偷渡的途中被人追捕的狼狽相。

  　路線雖然已經找到了，但還要過游泳這一關。我已經七八年沒有游泳了，要重新操練才能避免被海龍王招去做東床快婿的機會！從1967年六月開始，每天早上都可以在游泳池裡見到我的身影。管理游泳池的阿樞是個單身漢，天不怕地不怕。我早就認識他，他對我的遭遇寄予無限的同情，總是處處袒護著我。每當公安人員來到查看誰在泳池裡泡著不上岸的，就會列入偷渡嫌疑人的黑名單中。公安一進門,阿樞就輕描淡寫地小聲對我說：“今天差不多了吧。”我明白他的含意，馬上結束，就是希望不讓公安把我的名字留在黑名單裏。就這樣風雨不改，一直堅持到冬天，漸漸我的身體康復了，能一口氣在水裡泡上一個多小時。這年的農曆年初三，游泳池早已經關門了。阿樞還是私自把門打開讓我進去。我一看溫度計，乖乖！氣溫攝氏五度，水溫八度。把腳伸進水裡，一提起來，小腿已經在冒煙呢！我還是堅持下水。頭一個二十五公尺，身體還沒有太冷的感覺；第二個二十五公尺，就覺得冷，而且越來越冷,耳朵裡面開始有痛的感覺；到了第三個二十五公尺，每一次劃水全身的關節都在“嘎嘎”作響,連脖子都覺得痛；到了最後二十五公尺，全身都已經麻木了，只感到頭痛欲裂。上了岸，用手指頭去捏自己的身體，一點感覺都沒有。一旦用毛巾檫身，就像被針紮一樣痛。想小便，連小寶寶都找不到呢！這是我平生游過最冷的一次水，沒齒難忘啊。

      我堅持每天這樣遊下去，到了早春三月，我已經覺得河水很暖和，身體的素質也提高了不少。一天，我的小提琴老師告訴我，有一種叫“醋酸去氫可的松”的藥，是興奮劑，必要時可以派上用場。藥房隨時都可以買得到，也不用醫生處方。挑了一天早上，我試著吃了兩顆,比同伴們先游了一千五百公尺，然後他們再下水和我一起再遊一千五。到最後,他們還是趕不上我，我一點都不覺得累，說明這種藥的確有效。可是一到下午,藥力過去，整個人累得像散了架一樣。從下午三點一直到晚上九點,人還是像團爛泥一樣，腦子裡仍然清醒，耳朵能夠清清楚楚聽到別人的談話，但身體 就是不能動彈。我一計算，藥力可以維持八個小時，超過八個小時，就回天乏力了。如果八小時以內到不了對岸，那就只有隨波漂流到南中國海裡去餵魚了！冷靜下來想想，結論是：此藥不能用！

  偷渡最重要的是你能夠在水裡“泡”多長時間，並不在於你能遊多遠，更不論你能遊多快。只要算好汛期，潮水自然就會把你送到對岸。

      這段日子裡，上山砍柴，下水摸魚還在繼續進行。兩樣工作，暨可以謀生，又可以鍛鍊身體，為將來投奔怒海的大計做好一切準備。

       阿順跟我提到過“潮汐”的事，我時刻放在我的腦海裡。這個問題向誰討教呢？公開問別人吧，我也不知道誰懂得這方面的知識，也不知道誰會做告密者。不去向別人請教吧，自己又不懂。思前想後，想起了我的語文老師，馮老師是看著我長大的，有幾年時間我們還做過樓上樓下的鄰居。高考前夕，他又擔任了我的語文指導老師。大學時代是和粵劇名伶馬師曾同在“廣東文理學院”讀書的同班同學。論中文水準，無人能出其右。

     他曾經出過十個題目，讓我們按每一個題目做一篇文章。這十個題目裏，可以說是“包羅萬象、一網打盡”，無論考官如何出試題，都可以直接在這十個題目中,或者改頭換面一下，就可以切中目標。所以，不單我們報考文科的同學都對他非常尊敬,連考理工科的同學,都對他的國學成就佩服得五體投地。這年，馮老師已經被清理出教師隊伍，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其實，馮老師只是在解放前做過學校的教導主任而已。到了解放前夕，他和一位楊姓的訓導主任,兩人冒著生命危險保護了學校的一切財產完好無損,代表學校向軍管會交出印信。按道理說，他們不但沒罪，還有功呢！結果,到“鎮壓反革命”運動來臨,楊姓訓導主任就被槍決了。馮老師被戴上了“歷史反革命”的大帽子,命算是保住了,但一有風吹草動,就拉出來當作靶子來打。正因為這頂“歷史反革命”的大帽子，文革一開始他就被紅衛兵剃了個陰陽頭；烈日當空下,被迫光著腳丫敲著一面破鑼遊街示眾；到了晚上又在紅衛兵的棍棒威脅下,跪在鎮政府前面親手燒毀了大批家中的藏書......。現在，他只有整天躲在家中，無所事事。

      此時的文化大革命正處在兩派激烈的武鬥當中，對這些被清理出教師隊伍的人無暇顧及。我趁此機會偷偷溜到他家，向他請教有關潮汐的問題。他詳詳細細寫了一張時刻表給我，我自然如獲至寶。拿回家裡關起門來一看，卻又有如“天書”一樣。我壓根兒就不懂得“天干地支”這一套，又如何能夠看得懂他寫給我的時刻表呢？例如：子時退潮。那末，子時是開始退呢，還是已經退盡呢？還有多久才會漲潮？我又不敢再回頭去請教馮老師，只能瞎子摸象一樣，似懂非懂地看來看去，還專門跑到河邊去看河水的漲退規律。很可惜，我始終不得要領。

    那時候，我明說去撈魚蝦，其實很多時候是到農村，向農民們買一些魚獲，再拿回菜市場去賣，從中賺取蠅頭小利，每天也可以賺個一二塊錢。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是屬於不法行為,罪名是:倒買倒賣走自發。當然，也有些時候做出點順手牽羊，偷盜農民魚獲,損人利己的事。現在回想起來，虧欠別人實在太多了。一天，我趁交易完畢，就請老農民一面抽根香煙,一面聊聊天。我故意漫不經心地問他潮水漲退的規律。他說：“你們有文化的人會算數，按農曆的日子打個八折，就是潮水退向外海的時間了！”

  “知道了,知道了！”這一刻，我才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茅塞頓開”了!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連忙藉口說要趕時間到市場去賣魚，晚了就怕魚蝦不新鮮做理由，告別了老農民，帶著興奮異常的心情,回去做我的買賣了。

      我回到家裡，把魚獲好好地沖洗一番,擺放得整整齊齊。這天的貨特別多,就用自行車往菜市場推去。剛走到鎮政府門前，阮大姐從遠處高聲把我叫住，要我半途停下來先賣點魚蝦給她。我車上的魚蝦幾乎全都是從農民手中轉手買過來的，內行人一看就知道有些魚的種類不是我這樣的人,用這麼簡陋的工具就能捕捉得到的。要我當著政府門前擺地攤，萬一人群越聚越多，豈不是壞我大事？一個人心虛,自然就膽怯。我連忙加快腳步，頭也不回，一邊應酬她兩句一面遼開大步走了。             

      阮大姐是我做代課老師時無話不談的同事，這次她也真心的想幫我一把,解決一下我的經濟窘境。誰知道竟我會用這般冷淡的面孔來避開她，她也不知道我當時實在有苦難言。到了四十年後,我們在美國異地重逢時,還拿這件事來開玩笑呢！

    　在當代課老師的一年半當中，還有兩件令我難忘的事。

  　其一,除了我代課的蓮峰小學外，附近還有一家蓮塘小學。蓮塘小學內有一位老姑婆教師，因為家庭出身和性格有點古怪，到了四十出頭還沒有出嫁。這天是星期一，教育局規定：每週的第一堂課一定要向學生們講讀上一周的世界大事和宣讀中央下達的檔精神。老姑婆向學生們介紹完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新聞稿後，臨下課就對學生們總結性地說：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國運動，我們中國人民誓死做他們的堅強後盾。越南必勝，美國必敗！不知道老姑婆心不在焉呢，還是別的原因。一下子就喊出了恰恰相反的：“美國必勝，越南必敗”。小學生們一下子沒有反應過來。等到老姑婆發覺不對時，就連忙想改正說，是越南必勝，美國必敗。誰知到精神太緊張,心理上又帶著沉重的包袱。當她開口叫出來時，還是叫了：美國必勝，越南必敗。學生們一下子就鬧哄哄大叫起來：“是越南必勝，美國必敗！”

  　在當時一切都要講政治掛帥的日子裡，往往講錯一句話，就會遭來無休止的批鬥，嚴重的還有被判刑的危險。老姑婆心中知道這一下子闖了大禍了，加上自己又曾經有過“不正當男女關係”的壞記錄。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想就越心灰意冷。到了晚上夜深人靜就更覺得面對冷灶高牆，寒衿伴孤燈,連說句話的人都沒有。越想就越覺得人生如同嚼蠟，最後拿起吊水桶的繩子......

   　其二，我在蓮峰小學做了半年的代課老師，因為單身一人，就把學校的雜物房收拾一下,放張床就住下來。既可以省下每月三元的租金，也圖個清靜。二來，諾大的一所學校也確實需要有個人看看門戶。

  　一天晚上，一位六年級的女生來敲大門，說是有條數學題目不會做,叫我幫她解答。我對她說，阮老師才是你的數學老師，你應該去找她才對。她回答說，阮老師不在家，才來找我。那時候的學生年紀上差別很大，這位學生看來也有十四、五歲，應該到了發育年齡，少女懷春的心正常不過。但對我來說，就像是在淌地雷陣一樣的危險，搞不好就會掉進陷阱裡。解完數學題後，就連忙打發她回家。第二天我就把昨晚發生的事對阮大姐講了,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同類的事情發生過。

  　半年過去，我已經調到西廠小學任教。石岐地區剛好發生了好幾宗“中小學老師非禮甚至強姦女學生的醜聞”。一時間，凡是中小學校的男教師無一例外,都列入了嫌疑人之列。調查員到了蓮峰小學，向阮大姐詢問有關我的表現。阮大姐當即就把半年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向調查員講出來，並信誓旦旦保證：放心吧,汪某絕對不是這種人！我才輕鬆過了關，如果不是我從小就懂得愛護名譽的重要性,或者沒有阮大姐拍胸口保證，我都不知道要被人懷疑到猴年馬月呢。

  我在石岐的目標實在太大了，走在大街上誰都認得。除了游泳池是我的鍛鍊基地外，我還選中了郊外的“老鞍山”河邊作為我的第二基地。那裏是河流，我故意逆著水來遊，藉以增加自己的力度。每到太陽下山，“老鞍山”就成了我第二個練習的基地。我的體力和體能都提高得很快。信心大增，成功的慾望就更加強烈。

  為了混淆視聽，我玩起了失蹤遊戲。在一個神不知鬼不覺的晚上，偷偷上了去廣州的船，再轉到肇慶，在姊姊家暫時住下來。兩三個月以後，汪某已經偷渡出境的消息傳得沸沸揚揚的時候，我突然殺了個回馬槍,又在石岐的大街上，大搖大擺招搖過市。還故意選了個大清早騎著自行車，走街串巷，放開嗓門跟每一個熟人打招呼。很多朋友神秘兮兮地低聲對我說：“聽說你已經成功地跑了？”我連忙回答：“我哪有這個本事呀，我不是好好的嗎？不會，不會的，別聽人家亂造謠啦！”

　　我照常每天早上都去游泳。 一天早上，冷不丁發生了一件嚇得我冒出一身冷的事：

　　 阿瑤是我的鄰居，就住在我家對面，我們經常隔著小巷在天臺上天南地北地聊天。她本來是游泳隊的選手，丈夫是石岐籃球隊的主力隊員，年前已經偷渡到了香港。阿瑤帶著兩個小孩沒有走,她的舅舅是我的同事,同在文化館工作。本來就挺活躍開朗的阿瑤，除了游泳外，常常會來參加文藝隊的客串演出活動。我們一見面就沒大沒小的嘻嘻哈哈，一定要捉弄對方一翻,才善罷甘休。這天一大清早，我照樣推著自行車出門去游泳。因為我玩失蹤游戲這段時間不在石岐，所以有一陣子她沒有見到我。今天終於被她逮住個機會見到了，就故意跟我開玩笑，大聲叫到：“嘿！你終於浮出水面啦！這麼早就去游泳呀？”我登時被她突如其來的大喊大叫嚇出了一身冷汗。我的姑奶奶呀，一大清早，左鄰右裡還沒有起床就大喊大叫，不等於告訴所有的街坊鄰裡,我有偷渡的企圖嗎？有心要‘害’我，也不至於來這麼‘毒’的一招吧？我知道，如果連聲否認,不但無際於事,還會給人一種此地無銀三百両的感覺。我只有硬著頭皮大聲回答說：“對啊，鍛鍊身體遊過灣仔，有膽的就跟我來吧！”

　　這一招果然生效，街坊組長、治保主任都私下談論：他小子要是真的去偷渡，吃了熊心豹膽也不會在光天化日之下這麼明目張膽！他是個獨生子,只會口頭上嚷嚷而已,沒有，他絕對沒有膽量去偷渡的！

     　1968年，其實是偷渡者最好的年份。因為這一年，兩派的武鬥越演越烈，解放軍和邊防民兵都常常受到紅衛兵的衝擊，搶軍火的事常有發生。解放軍又奉命“罵不還口，打不還手”，但又怕武器彈藥真的被劫，所以便一律收槍入庫，連解放軍都一律不許帶槍上街，民兵就更加是赤手空拳值班。在這一片大好形勢下，難道不是天賜良機嗎？但我們最怕的還是一旦不成功，就會遭到遊街示眾的懲罰。

     一天中午時分，我聽見一陣敲著破鑼打打停停的聲音。我知道又有人在遊街示眾了，就跟著去看熱鬧。只見一個大男人被“工人糾察隊”押著遊街，脖子上掛著一塊大牌子，上面寫著“偷渡犯何北海”。工糾（工人糾察隊的簡稱）要他不停地敲一次鑼叫一次：“屢教不改，偷渡犯何北海！”原來這個何北海，也他媽的倒了八輩子大黴，或者是他命中註定有牢獄之災的人。他本來就住在距離澳門只有一水之隔的山場村。從村子走路到海邊只有半小時的路程。他連續每年都偷渡去澳門。一而再,再而三都失敗了，最高紀錄一年之內就連續偷渡過二、三次。累積下來一共偷渡了十八次，每一次都是到達澳門後才被葡警抓到，返解回大陸。按照“人民法庭”的判決：每偷渡一次判一年，偷渡十八次，就判了他十八年！還要敲著破鑼遊街示眾。美其名曰：人民民主專政。在這樣殺雞給猴看的形勢下，像我這樣的文弱書生能不嚇破了膽？第二年風聲又變得緊張起來了。回想起來，鮮有不後悔的。

     　柏池是土木工程師，他是和阿良搭檔一起走的。阿良成功了，柏池卻被遣返回來。趁著他放出來的機會，我向他請教這次失敗的教訓：雖然柏池已經成功登上了澳門，可是在海上兩人被海浪衝散了。當初以為阿良的水性好,就把乾淨的衣服全部都由阿良帶在身上。柏池上岸後只穿一條內褲，光著身子。被澳門的員警逮個正著。這個員警又白白賺了十塊錢（澳門的員警每抓到一個偷渡者，都可以領到十元的獎金，以資鼓勵）。我又得到了一條寶貴的經驗－－個人的所有用品，包括衣服、乾糧、食水，一定要隨身自己攜帶，否則就會前功盡棄。在此同時，我還積極去尋找二十元的港幣或葡幣。就算上岸被抓，也可以用高過獎金一二倍的錢,去買回自由身。

     　當年，大家都生活在一窮二白的世界裏,要找二十元人民幣也不容易，何況還要港幣或葡幣呢！我想起了阿果，他的祖父是歸國華僑，本身又有偷渡的念頭。我找到他，他對我說：“我手上只有這最後的一張五元港幣了，本想留來自己用的，既然你想要，就讓給你吧。不過，一旦出事，無論如何都不能拉我下水阿。”

  　這五塊錢就成了我日後在香港大展宏圖的原始資金了。

    　有鑑於柏池傳授的經驗，我開始準備在路上的吃喝以及上岸後的必需物品。根據柏池的說法，除了一定要帶上水壺外，凡是遇到有水源的地方，一定先要把水壺裡的水喝完，然後再裝上一壺新鮮的水。路上要走多少天，誰也沒有把握。幾乎百分之百都是晝伏夜行，大白天如果在山上缺水，麻煩就大了。往往有人因為渴得難受出來找水喝而暴露行蹤。吃的方面，我準備用“蒸麵粉坨坨”來充當乾糧。也曾考慮過用麵包或餅乾之類，發現這些食品佔空間大，又太乾，耗水量太大，就放棄了。有個別朋友能夠找到軍用的壓縮餅乾，真把我羡慕死了。

  　阿鄭帶的是兩公斤的巧克力糖，事後他告訴我說：“巧克力是可以填飽肚子，但沒有鹽分，飽是飽了,但沒有力氣。由於在山上吃了好幾天的巧克力，吃怕了。以後一見到巧克力糖就直打哆嗦。此外，山上還會遇到野山蜂，我曾在上山砍柴時被它叮過，三個月後傷口還沒有完全復原呢。所以，我就帶上一盒清涼油、一塊紅糖、兩塊生薑。蚊蟲叮咬，有清涼油對付；山嵐瘴氣，可以用紅糖解毒；生薑可以禦寒,還可以應付一下被蛇咬......有個別偷渡者帶備了胡椒麵，用來對付軍犬的追捕，甚至還聽說有人找到老虎屎來嚇跑軍犬,究竟有沒有事實根據,就只有天曉得了。

    　我個人的看法是：一旦被捕就乖乖就範，沒有必要造成對抗的場面。我只是求生,而不是求死。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何況,偷渡也不會判死刑的！失敗還可以再來一次,何北海不是跑過十八次嗎，我總不至於比他更倒楣吧?!

     　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物質匱乏，每人每年只能憑票買到一丈二尺的棉布。普遍都按照“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原則來處理自己的穿衣問題。就算成功到了澳門，起碼也要有一條像樣的褲子才能在大街上來回走動。

  為了籌足買這條褲子的錢，我把家裡不急著穿或者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不能穿的衣服全都挑出來，有兩件是媽媽還沒有替我縫好的衣料,都全拿出來，到故衣店裡賣了。手上先要有錢，才能找到我需要的褲子。正當我走進故衣店時，一眼就見到梁誠老師的老婆也在變賣家中的衣物。她一見我進來，馬上停止了跟店員討價還價，顯得一臉茫然的樣子。她無論如何都不能相信在這個場所裡,變賣衣服的人居然是我！

     　梁誠老師原來是一名校工，經過自己一翻努力，終於自學成才。最後升任為學校的職員，和媽媽一起管理學校的圖書館。因為他是校工出身，所以往往都會站在“工友”的立場上，為校工們爭取應有的權利。正因為他這種耿直的個性，1957年被劃成“右派”。一家四口，靠他一人的收入來維持。媽當然知道他的處境，就常常找藉口送點錢或食物給他們的小孩，解他一家幾口的困難。梁太太這時見到我也要靠賣衣物來維持生計，整個人都驚呆了。不禁悲從中來,只聽到她“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連忙收起衣物喃喃自語：“不，不,不賣了，不賣了。”她的舉動，令我也心酸起來。做夢也沒有想到，會在這樣的場合下碰見她。看見他的表情，再聽到她的話，我立即兩眼一酸，潸然淚下......我真希想能上前和她抱頭痛哭,講幾句互相安慰的話。就算沒有實質上的幫助,起碼也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互勉。可是殘酷的現實又不允許我用這樣的肢體語言來表達我內心的難過。

  　我終於在一家故衣店裡找到了一條勉強能讓我穿得下,又不太難看的薄呢絨褲子。因為是呢絨料，所以不用布票，我咬緊牙根狠狠地出了這次“血”。反正晚上才在澳門的大街上走動，別人怎樣也不會留意到我穿的是夏天或秋天的褲子呢！

  　當年我做宣傳隊隊長時，經常要到工廠或農村去演出。睡牛棚、蓋禾草習以為常。我常備一個吹氣枕頭，晚上睡覺時就把氣吹滿，白天轉移演出陣地時就放了氣，夾進背包裡，攜帶方便，最適合拿來做浮水用的“水泡”。為保萬一，我再買了一個，作為後備之用。再把一件舊“T恤”剪掉領子和袖子，把充氣枕頭放進肚皮，用皮帶往腰一劄，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救生衣！為了投奔自由，每個人都充分發揮了各人的聰明才智。有人用球膽，也有人用汽車內胎、自行車內胎。更匪夷所思的是，有人帶了十多個避孕套來當救生用具！當東窗事發時，他死口不認這些是偷渡工具。公安也奈何不了他，只有張口大罵：“你他媽的小子，人還沒到香港就想著嫖妓？”總之，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一生中最有作為的歲月,精力最旺盛的青春，都用在想方設法,去絞盡腦汁想偷渡的辦法，簡直就是對這個極權政體最強烈的抗議！

      　一切都在緊張和秘密中進行著，我看看日子差不多了。又再次玩起了“第二次失蹤遊戲”，這次我選擇了廣州作為我的藏身地。廣州是我的出生地，有我眾多的親朋好友。我一個單身漢，在這個動盪的年代，很容易東家住兩天，西家躲三天來打發日子。而且，廣州這座南方的大門戶，三山五嶽各路人馬齊集，互相之間交換偷渡訊息，方便快捷。我也在跟這些人打交道中，知到了許多以前聞所未聞的人和事，我也講了許多他們從來都不知道的邊防區內的情況。因為我的訊息全部都是親自踩點得來的，他們覺得特別寶貴。許多人都搶著要請我飲茶吃飯,從中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也有好幾個人希望能和我搭檔出逃。說實在的，交流經驗還可以，如果要做“搭檔”，就避之則吉。我對去澳門的路線瞭若指掌，一旦出了問題，我就會罪加一等。如果出逃成功，他們能給我什麼好處？是替我解決工作？是替我解決屈蛇到香港的費用？對我一點好處都沒有的人，我何苦要替你背黑鍋？一旦我想要和他搭檔行動的人，別人也看不上我這個潺弱書生，不知道是不是擔心我會成為他們的負累？總之，我在挑選別人的同時，別人也在挑選我！

     　就算處處小心提防,但在一張澳門市區地圖的引誘下,我終於同意帶阿敏穿越一次邊防線。交換條件是:他要給我五塊錢和給我兩天的時間來仔細觀看這張地圖。

     　阿鄭是我從小一起玩到大的同學，離開學校後，變成了好朋友，而且連熱愛古典音樂的嗜好也相同，主觀上我認為他應該是我最佳的搭檔。可他把所有的客觀條件都要求得太完美了，一切都要在萬無一失的情況下才行動。譬如：到了澳門以後怎麼辦？是否有人來到海邊接應？這些條件，在當時的條件下,根本是不可能有答案的。加上他也不至於到了非走不可的絕境，還沒有下定最後的決心 。我在廣州“避難”時，我倆常常到中山大學後面的珠江河上練習游泳。最後,他還是按照我從香港寄回去給他的路線和注意事項,重走我走過的路，成功在澳門登岸。幾年以後，還娶了一位中葡混血的姑娘為妻。還邀請我做他的伴郎，我成了這場婚禮的“第二男主角”。

     　阿鄭第一次已經到了澳門水域,見到自己被一道鐵絲網擋住。心想：要爬過去不成問題。但鐵絲網總有盡頭的,不如循著海岸線,慢慢尋找他的終點,再繞過去。當他見到終點時,等待他的卻是一把明晃晃的步槍刺刀已經抵住了胸膛。阿鄭被結結實實地綁在樹幹上,整個晚上餵飽了無數的蚊蟲。第二天一亮,阿鄭看看自己的十個指頭,都已經變成蒸熟的臘腸,紫中帶黑充滿了淤血。阿鄭第一次，也是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體會到解放軍原來是這樣“優待俘虜”的。在被押解回收容所的途中,有一個農民騎著自行車經過,還特地把車停下來,指著阿鄭的鼻子大罵:偷渡最可恥了,全中國的八億人民都在吃苦,你卻要做逃兵?!

       我想，假如今天此人還在生的話,他一定又是特區經濟浪潮中,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佼佼者。因為只有這樣的人,才是中華民族最受歡迎的識時務者－－俊傑也!

   　吸取教訓,再接再勵，失敗是成功之母。第二次,阿鄭終於成功了。今天，阿鄭終於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因為年紀的關係,龐大的生意已經逐步交給兒子管理,自己享受著愉快的晚年。

     　另一個就是小蔡，但小蔡一直熱衷於搞船，連去澳門也希望用船來解決。他的安全系數未免也太高了一點。直到最後，我們還是成不了搭檔。世界上的事也就這樣的巧合：我在離開中山之前，最後見了小蔡一面，並互通消息，互相勉勵，約定在澳門再見。當我到達了澳門剛好十天，我倆真的就在十月初五街重逢。兩人的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久久不願分開。四目相投，早已熱淚盈眶，連話都說不出來。的確“此時無聲勝有聲”。

    小蔡是一個鬼才，他是從廣州來到中山落戶插隊當“三同戶”的。（文革之前下放到農村的城市青年，都被安插在不同的農民家中，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所以稱為三同戶）他常常以業餘的身份來參加我們的演出活動。他能唱、能講、能畫畫、彈得一手好吉他。是個很討人喜歡的年輕人。他還有一套能人所不能的絕活----命相。連身為共產黨員、無神論者的黃科長。倆人第一次見面，小蔡就把這位科長的個人和家庭背景以及現況,一五一十如數家珍般講出來，黃科長連聲說：“佩服，佩服”。

     　相處久了，大家都流露出有偷渡的意圖。我就問他：“既然你會算，那你一定能在偷渡這件決定自己前途的大事上十拿九穩，不會失敗了？”他回答說：“那就未必，相反會更加痛苦,更難抉擇。怎麼講？譬如：我知道自己要三次才能成功的。那麼，我第一、第二次走不走？走，肯定被捕；不經過前兩次的失敗，又哪有第三次的成功呢？”我想他的話的確有它的道理。世界上的事全都讓你知道了，反而不敢去嘗試，去冒險犯難,因而錯過了千載難逢的大好機會。結局如何，還是由命運來安排妥當一些。

     　這一年的秋天，武鬥之風此起彼落，當局為了收拾殘局，派出了“工宣隊”（由工人農民軍人組成的宣傳隊進入學校，學校裡都由這些人當了教師）進駐學校。再次進行清理教師隊伍，並號召學生們“復課鬧革命”。媽媽的學校再一次把她關進由教室改成的監護所(其實是監而不護),又一次成了變相的囚徒。為了關注事態的發展，我迫於無奈，結束了我的“失蹤遊戲”，回到了刁鬥深嚴的石岐。因為我離開的時間滿久的，“汪倫逃走”的傳言又甚囂塵上。這時，我在眾人面前又突然出現，再一次起了闢謠的作用。

     　雖然街坊鄰裡都認為我不會去偷渡，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而且世界上也沒有不透風的牆，個別別有用心的人給居委會寫了一封“檢舉信”，揭發了我有“叛國投敵”的行為。1968年夏末，就在中央發出“不許抄家”佈告的當天晚上。一隊戴上墨鏡、口罩，手持棍棒匕首的“紅衛兵”又連夜抄了我的家。發覺了我在當年學毛選（毛澤東選集的簡稱）時,寫下的心得日記，內裡有一段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