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府风波的内幕

——答严家祺先生

 　　我一生中计有四次被中共宣布政治生命结束了，不想来到自由世界，还是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宣告。

    《争鸣》三月号刊载严家祺先生的“华府结盟  风波迭起”一文（以下简称“严文”），用一半篇幅谈到了我退出竞选的不当。本来，事情已经发生，我宁可思考今后如何继续为中国民主化而出力，不愿再跟人争议，但严先生既然如此严厉地怪罪於我，我不得不发表几点驳正意见。

    　　　　　　　　　为改善民运道德形象而竞选

 “严文”说：“中国人有四种政治，除大陆政治、港澳政治、台湾政治外，海外民运即是第四种政治，这四种政治各有不同的规律性，当王若望先生从第一种政治踏入第四种政治时，似乎没有想到竞选不上的可能……”

   这意思就是说，王某是带着大陆政治的旧观念，只许赢，不能输；在这种心态指导下，当发现自己赢不了，就恼羞成怒，退出会塲。很明显，严先生设计了一套理论，硬套在王某头上，从根本上歪曲了我最早同意参选和最后被迫退选的本意。

   我当初决定竞选主席，是为了使整个民运组织达到真正的大联合，改善民运的道德形象。当我发现会塲内外内斗不已，正如严先生所说的“大陆政治”依然肆虐，甚至比前几次的民阵大会变本加厉时，我喊出“要防止心中的小毛泽东”，并鉴於欺人太甚，愤然退出竞选，以表示我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在我之后，有那么多的主席、副主席退出竞选，那么多的代表退出会塲，并在塲外抱头痛哭，是因为他们对会塲内外种种歪风邪气难以容忍表示的抗议!

  　　　　　　　　　　三天会议中的争议

在三天会议中，徐邦泰先生和我有过一次交谈，徐提出实行搭档竞选，一正两副，我当正，徐为副，另一副为张伯笠。我则提出另一副主席候选人万润南作搭档，为徐所拒；我又提出由万推举一人参与搭档，徐又不答应。於是徐的一位支持者用威胁的语气说：他们掌握了九十张铁票（代表总数为一百四十八名），如果我不允准他们的提名，那就连我的主席都选不上：所以“严文”说：“他（王若望）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得到半数以上的选票。”还是同一位徐邦泰，在一月三十一日正式决定他改为竞选主席时对我说：“你和胡平竞选，他们得票也会超过你，我的支持者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所以我不得不出来竞选主席了。”

我即反驳他说：“要是胡平胜了的话，我心甘情愿认输，民主选举自然有输赢，不过你违反你当初的诺言，那就要为你的背信弃义承担后果。”

   严先生引用了徐邦泰在去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名信：“在目前选举方式不变的情况下，我报名竞选副主席，如果选举方式有变化，不排斥竞选主席。”（这封给联合委员会的报名信，在大会开幕前谁也没看到，连当时负责报名登记的郭平也不知情）不过，从这封信本身倒让人们看出，徐邦泰一开始就在表面上推举我竞选主席，而在背後一直打自己当主席的算盘。

   很奇怪的是，通过会议表决程序，首先否决了限期内报名竞选的有效性，接着又否决了混合选举和搭档选举的选举法，简直是做到了得心应手，有求必应，露骨地给徐的当选主席开辟道路。而“严文”中提到的上述那封信，言明“选举方式有变化……”，成了徐先生玩弄政治手腕的一个明证。

   我批评徐邦泰背信弃义，指的是徐邦泰自去年九月至大会开幕的第二天，一直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支持我当选主席，并保证配合我做好整合海外民运、提高整个民运的道德形象的工作，怎么到头来却提出了必须接受他的排斥另一方的搭档组合作为他继续支持我的条件呢?我心寒了。

  “铁票”的来历

严先生盛赞徐邦泰为自己辩护的两句话——徐和王之间“有协商，但没有契约”。协商的承诺谓之守信，属於道德范畴，契约则属於法律行为。一个人言而无信，虽不涉及法律问题，但却不能逃避道德的谴责。我批评徐邦泰，用的是道德标准，我并没有批评徐的违约违法。难道没有签约，就可以不择手段，逃避公众的监督吗?

   的确，徐邦泰先生在会议期间显示其强大的“实力”，正如上文所提到的，他的一位支持者说他们掌握了九十张铁票（后来他改口说六十张），徐邦泰的少许铁票使他做到了呼风唤雨的地步。下面我不妨介绍一下徐的“铁票”的来历。

   “严文”说：“关於代表资格，至少百分之九十八是没有问题的。”严先生留下这百分之二的空档，大概是想掩盖被当塲揭露的两名假代表——伍作人与韦祖良。这两人怎么从非代表变成正式代表，恰是这次大会当选的徐邦泰、杨建利分别签字认可的。

  　 大会主席团负责资格审查的有三人——汪岷、杨建利、姚勇战，而这两个假代表都是由汪和杨签字认可而绕开了姚勇战。

 　  对比开会前后两期的《中国之春》刊登的两份代表名单——前一份是各地选举产生的正式代表名单，后一份是会上行使代表权的名单——可以发现：前面一份的正式代表有百分之三十的名字被更换了，只因美国以外的代表因签证问题未能到会，於是便从近距离（美国和加拿大）拉夫填充，民联缺额由徐邦泰、汪岷去找人，民阵的缺额则由朱嘉明、杨建利等拉来所谓候补代表，由候补一跃而成正式代表，这就是徐邦泰掌握这么多铁票的来历。

  　　　　　众多国外代表不能到会

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外代表不能到会呢?原来，徐邦泰、朱嘉明等人去年十一月亲赴澳洲拉票，声称反万的代表没问题，跟万的即使选上代表，恐怕去不成美国。悉尼黄兆邦先生系正式代表，他曾请悉尼华裔副市长曾先生写证明信给美领馆办签证，副市长欣然允诺。当黄下午去曾的办公室时，徐邦泰等人已经拜会了曾副市长，之后副市长告诉黄说：证明信不能写了。黄问其故。曾说，是你们民运的负责人说明，你不去也没关系。黄怏怏而返，归途适遇也想求曾副市长写证明的秦晋，黄拉他一同去见曾，曾又讲了一遍方才讲过的话。后来，黄和秦通过其他渠道来到华盛顿，他们打算到大会上去揭露此事。

   黄在华盛顿会议上曾三次要求发言，均被“徐家班”封杀，有一次执行主席只许他讲一分钟，话刚开头，便被强行制止，以致激起公愤，差一点斗殴起来。

   大会结束后，约定於二月十九日双方在《中国之春》社举行公开辩论会，徐邦泰、朱嘉明等到塲。我在会上提到徐在澳洲为什么阻挠黄、秦、李娟、李克威等前来开会（李娟直至大会开幕第二天才赶到，李克威没来成）。徐邦泰抛出一份曾副市长签名的传真件，内称：“关於黄兆邦那天求我帮忙一事，你徐邦泰从头到尾没有同我讲过一句话，我并没有徵询过你们的意见，而且你在电话里恰恰希望我给予所有悉尼区赴会代表中被拒签证的人以帮助。”后由人权委员会主席杨军先生拿了这份证明去找曾副市长求证核实，副市长看了这份自己签名的证明生气地说：“这是郑郁先生将他写好的中文稿要我签字，说是为你们的理事主席

澄清事实，我的中文认字比较困难，没有完全看懂，在郑先生的焦急的怂恿下我匆匆签了名。“不是吗，一位粗识‘之乎’的人怎么写得出三十三个汉字拚成的长句子!”

   这样，仅澳大利亚一处，即有二十名正式代表未能出席，荷兰、日本等处也有类似情况，限於篇幅，恕不细述。

    　　　　　　　　　被宣告政治生命已完结

  “严文”承认说了一句“也许过重”的话，他在徐邦泰荣任主席以后，当众宣告：“王若望的政治生命已告完结。”对此我并不介意，但我要指出：他这句话恰是“小毛泽东”在脑袋里继续作怪的明证——毛、邓掌权的共产党，只有唯我一家，并无分出，谁要与他唱对台戏或持不同政见，谁就是叛党反党，宣告你的政治生命完结（其中很多人连不同政见也没有）。我一生中计有四次被中共宣布政治生命结束了，不想来到自由世界，还是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宣告。

  探索民运走出低谷的新道路

我跟严先生素昧平生，在大陆未见过面，并无个人恩怨，他为何对我如此怀恨?思索了半天，只有一个解释：他反万（润南）大概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境地。我主张联合万润南，於是迁怒到王某头上，以致派性代替了理性。而派性啦，株连无辜啦，把对方斗倒斗臭啦，其根源都是：“大陆政洽”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的产物。

   对此我一笑置之，不想在这儿为自己的声誉辩护。我感到忧虑和痛心疾首的是：海外民运中习以为常的内斗和尔虞我诈，为什么不能杜绝?我把会议内外耳闻目睹的部份内幕公之於众（“严文”中没提到的则避而不谈），只是想引发人们的猛省：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和真民主的涵养多么重要!我认为：“合则留，不合则去”，在自由世界这点自由总应该允许吧。我认为本人以及胡平、岳武、万润南、马大维、钱达等相继退出主席、副主席、监委主席竞选，总比充当某派某个小集团的顺风旗好!这就表明公众还是有起码的识别清与浊、假民主与真民主的免疫力。我的选择不是孤立的，至今我仍充满着信心，探索海外民运走出低谷的新的道路!

　　　　　　　　　　　　　　　　　　《争鸣》1993年4月(1日)号

林默涵魏巍--我们唾弃那种中国人

　　　　　　　　　　　　 ——“民运”水晶城闹剧

　　　　　　　　　　　　　　　　　孔凡

　　1993年1月四日—31日。
　　美国。华盛顿近郊的水晶城。
　　春寒料峭。虽是大地回春之时，但大西洋的彼岸仍是北风呼啸，寒气袭人。灯红酒绿的大街上人影稀少。位于城中的四星级豪华饭店——凯悦饭店，突然一下子冒出了许多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熙熙攘攘，煞是热闹，仿佛在举行什么重要的活动。
　　是的，一些参与“八九政治风波”的所谓“精英”和“民运”分子正在这里举行海外两大反动组织“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下同）和“中国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阵”）的合并大会。围绕这次大会，这些一贯标榜“民主、自由、人权”的“精英”为了争权夺利，在会场内外使尽了种种卑鄙手段，拉帮结派，搞小动作和阴谋诡计，致使会议乱成一团，几乎“流产”，上演了一场亵渎民主的闹剧。
　　综观这次大会的整个过程，风波迭起，群丑亮相，令人拍案称奇，是一个绝好的反面教材，它有助于人们认清这些“精英”的真实面目。现将其中一些内幕整理出来，让大家看看这次大会是怎样为民主论证的吧。

　　　　　　　　　　　 “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

　　2月28日，来自美、英、法、德、日、澳、加、比、荷、西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名代表到达凯悦饭店报到。晚上，“民阵”和“民联”分别在万润南和于大海的主持下召开了两组织的最后一次会议。接着，两组织联合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筹备会，通过大会议事规则，并选举大会主席团。
　　29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除与会代表外，受邀出席会议的还有美国参议员戈登及流亡的“精英”分子刘宾雁、陈一谘、刘青。柴玲、王若望、李录、沈彤、项小吉、苏晓康和刚到美国的郭罗基、郑义，以及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等。会场前的演讲台上，左右分别挂着“民阵”、“民联”四字，正中却悬挂着美国白宫的图像，表现出这些人对权力的野心和梦想。
　　首先发言的刘宾雁本想给会议打打气，出口却是一个“难’字。“中国人能够聚在一个地方集会、说话、结社，很难得。也许我们不能面对的，是我们在有了自由之后仍然很难说话”。三年来的“民运”历史已证明了，“说真话很难，说公道话更难”。在谈到海外“民运”组织内部的种种丑陋现象时，刘宾雁大呼一声：“咱们都有点良心好不好？”好似一声哀鸣，状极凄凉，使得开幕的会场上罩上了一层阴影。
　　当刘宾雁慷慨激昂地在台上呼吁道德形象时，各派势力的争斗已经开始了。被称为“倒万（万润南）派”核心之一的朱嘉明在大厅右角与三人窃窃私语，而刘宾雁的“同路人”胡平则在与两名代表商谈。预示着各方的较量即将展开，好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
　　果不其然。开幕式一结束，只见大会主席团两主席于大海、朱嘉明便吵了起来。伍凡、吴仁华、陆铿站在一旁。
　　“你他妈的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朱嘉明骂道。
　　“你凭什么骂人？”于大海也不甘示弱。
　　“我们商量好的，尽量少让来宾讲话，你为什么让刘宾雁讲话？”
　　“支持民主人权的总得有个人讲话，方励之没有来，我当然请刘宾雁。这没什么不对，即使你认为有什么不对，也不应该骂人。”
　　伍凡也许觉得陆铿在场听到不方便，说：“有话我们那边去讲。”便和吴仁华一起推着朱、于二人到一个角落去了。
　　这时，一位欧洲来的代表笑嘻嘻地问陆铿：“你为什么不在大会上讲几句话？”
　　陆：“刚才苏伟和晓康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朱嘉明不让讲，你难道没听到？”
　　徐邦泰马上接话：“陆大哥，不是不让你讲，他指的是刘宾雁。”
　　陆说：“那更不对。即使刘宾雁某些话讲得过火，于大海已补了几句，肯定了民运是在前进；朱嘉明凭什么骂人。”
　　刘宾雁是作为“贵宾”和“民运”组织的支持者讲话的。可是他的讲话却又戳着了一些人的痛处，这便有了朱、于对骂的风波。

　　　　　　　　　　　　　　代表资格屡生风波

　　此次大会中，围绕代表的资格问题，风波不断。已被“民联”开除盟员资格的华夏子竟然也跑去参加会议，并在大会的第一日便将她的千言申诉信贴在宾馆大厅，旁边还有她撰写的长达万言的有关中国将来成为联邦制的草案，只是标题的邦字写成了？帮”，让人啼笑皆非。更为可笑的是，并非正式代表的华夏子最后还参加了新组织主席的竞选。
　　不久，在其申诉信周围又陆续出现别人的批注及其他材料，汇聚成一片条幅和小字报，将整洁、漂亮的宾馆大厅贴出一块“民主墙”。凯悦饭店自1981年建成使用以来，还是头一次见识如此举动，不知如何处理是好。
　　大会开幕当天便传来了澳大利亚的十几位代表因美方拒发签证不得来美的消息。原来，有人冒用方励之、刘宾雁的名义，向美国驻澳大使馆发出封传真信，谓部分澳洲代表有移民倾向。方励之和刘宾雁两人过去曾经为澳洲代表来美签证之事，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给予方便。而这封冒名信却表示不能保证这些代表是否滞留美国不归。徐邦泰、朱嘉明亲自跑到澳洲说，澳洲代表不与会也不会影响大会进行。结果大部分澳洲代表的护照被美国拒签，只有少数人报到。而炮制这个骗局的人另外拉了十几人填补这些空缺。为了握有更多选票，“荷兰的张英（又名伍作人）冒充民联成员，由徐邦泰出具假证，证明他是民联成员，在会场上递补为正式代表。经民联组织干事杨巍出面指证，民联在荷兰没有分部，伍不是民联成员之后，伍作人的代表资格在大会上宣布取消。”“民联”如此，“民阵”也不清白，“韦祖良的假代表身份被前民阵监事钱达当场揭发。”丑闻曝光，会场像炸了锅似的，乱成一团，愤怒、咒骂声不绝于耳。在30日晚的大会上，澳洲代表为资格问题差点发生肢体冲突。
　　对此，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海外“民运”资金赞助者之一）的一位先生感到很失望，对一“民运”分子说：“我们对你们中国人自己内斗花样百出，真是服了。不过比起越南人还是技高一着，越南人是用刀子杀，中国人是用计谋来整对方。”
　　原来，澳洲的一些代表属于“拥万派”，是万润南的铁票。因此，“倒万派”就使出小动作，暗中破坏，使澳洲的万系代表无法到会。在会上有人提出了要在澳洲设立分会场的要求，又被大会主席团否决。很显然，在代表资格问题的较量上，“倒万派”占了上风。

　　　　　　　　　　　　“民运”低潮与王若望其人

　　谈这次“民运”组织的联合风波，就不能不先了解海外“民运”的总体情况和背景。
　　海外“民运”曾在1989年热闹了一阵，但随着内部丑闻不断曝光，如“民阵”组织内部派系横生，财务混乱，吾尔开希拿着捐款大吃大喝、玩女人等，很快就“丧失了公信力，变成由几个人把持的小集团，以维护他们个人的利益”，而每况愈下。罩在“精英”们头上的光环和桂冠很快褪色，暴露出他们的真面目，再也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在此我们不妨引用“民运”骨干分子马大维在大会前所写的一篇题为《放弃内斗，重整民运》的文章中的一段话：“三年中，我看到不少人把投身民运作为今后回中国去做官的政治投资，因此权欲薰心，导致走火入魔，从而开始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团体产生猜忌；在权欲薰心之下，开始用文革那一套人整人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战友。头上戴着一项民运‘高官’的帽子，四处顶着为民主运动宣传的帽子，其实到处拉帮结派，封官许愿，结成私党，为的是打击别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番你死我活的斗争。”
　　在这种乱成一锅粥、斗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民运”急需一个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来重新整合海外“民运”组织，而大家一致看好的方励之在到达美国之后则坚拒出山的游说，表示不愿搅这滩浑水。加上经费不足，酝酿已久的两大组织的联合也一再延期。
　　1992年8月，被称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祖师爷”的王若望到达美国，给处于焦头烂额状态中的海外“民运”注入一支兴奋剂，许多人视王为“民运”的“救星”。鉴于王若望没有派别色彩，“道德形象”较“佳”，很多人希望他出山来挽回颓势，重整旗鼓。
　　这时，徐邦泰曾多次登门拜访王若望，请他出山竞选“民阵”。“民联”合并后的主席。最初提出三种选择：一是像方励之、刘宾雁那样致力于人权二是担任名誉主席，三是竞选主席。当时王若望表示选择第二种，徐劝王要多看看，不要草率决定。第二次在黄雨川家，大家促王出来整合“民运”，黄提议由王任主席，万和徐分任副主席，徐表示全力协助王工作，并和万搞好关系。徐除力主王竞选主席外，还向其他人作了推荐。在“民阵”、“民联”联合工作委员会上，于大海也提议支持王出面竞选主席，并得到了万润南、朱嘉明等人的赞同。正是在徐邦泰的推动和游说下，自我感觉良好、踌躇满志的王若望“不孚众望”，最终决定参加竞选。
　　王若望在表示了竞选的意愿后，就风尘仆仆地前往世界各地游说，作“环球民运之旅”。王先后去了欧洲、澳大利亚、香港和台湾，自诩为“东南西北巡”。
　　这位王先生所到之处，对海外“民运”多有指责，得罪了不少人，再加上随着曝光率和演讲次数日多，人们逐渐发现他“名声大但肚里无货，炒来炒去一碗粉条，无创造力”。而王若望在台湾“为了拍国民党的大腿而不惜放弃任何道义原则”，去打“方励之的屁股”，更是遭人非议。方励之说国民党应该向大陆老百姓检讨，意思是承认国民党的正统，可惜把江山丢给了共产党。王若望却以为方励之是在批评国民党，因而指责方励之，拍马屁拍错了位置，反而损坏了“光辉”形象。真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
　　一直到大会开始时，王若望还是信心十足，成竹在胸，自以为台湾之行不仅见到了李登辉，还为大会拉来了八万美元的经费，所以没有进行竞选活动，连和代表拉拉手、说句拜托的话也没有。在大会第一天的晚宴上，艾端午说，王应趁此机会表个态。这句话不知什么人传给了王，王若望得意洋洋地向大家宣布：“我已经报名参加主席竞选，请大家投给我神圣的一票广
　　王若望仍然一心想圆主席梦。殊不知等待他的竟然是屈辱！

　　　　　　　　　　　　　　 徐邦泰自食其言

　　就在王若望满怀期待地等着当主席时，会场内外已开始有人展开活动。有人说，王年纪大了。有的人还指出王的太太羊子很可能插手干政。徐邦泰一改支持王若望的初衷，想自己竞选主席。总之，有一股势力不想让王担任联合后的主席。王若望也很快知道了其中的变化，顿觉骑虎难下，遂将此情况转告好友陆铿。
　　而陆铿刚到达饭店的大厅，伍凡就拉着他说，现在的形势是王若望不一定能赢胡平（原来报上公布的竞选主席的名单是王、胡二人），因此要由徐邦泰来对付胡平，希望王能同意出任名誉主席，希望陆利用其同王的私交去说服王。陆当即表示拒绝，发觉情况不对劲，遂在29日下午找徐邦泰和朱嘉明约谈。
　　陆一开口就冲着徐邦泰说：“邦泰，你们把若望拉上去了，现在又想拉下来，果如此，你会变成千古罪人。”徐表示，他还是支持王出来，但是，如果主席、副主席分开选，即使支持他的票都支持王，也不一定能打败胡平，因为万润南掌握的票很可能改投胡平，再加上胡平自己掌握的票，那王就可能会输。因此，准备搞混合直选，主席、副主席一起选，得票多者为主席，其次为副主席。
　　朱嘉明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万润南的问题，不希望王若望跟万润南搞在一起。原来，他把王划人万派势力里去了。而王若望也确实考虑以万润南和马大维为副主席的搭档参加竞选。徐邦泰重申：如果大会决定搭档竞选，一正一副，王和他搭档，一定能取胜但如果大会决定进行分开选举，他就要竞选主席。就在朱离去的霎那，徐跟陆说：“其实我对万，并非绝对排斥，主要是他（指未），他当然知道。”
　　30日，朱嘉明与朱培坤前去王若望的房间进行沟通。两朱谈话的重点是坚决排除万润南进领导层。朱嘉明在谈话过程中还算客气，而朱培坤则充当炮手，用威胁的口气说，如果王若望的搭档中有万润南，那王若望也别想当选，“我们有90张铁票，你不听我们的话就完蛋了。”妙的是，朱培坤既非代表，又非贵宾。
　　万润南与朱嘉明的矛盾由来已久。当两大组织决定合并时，“民运”分子中就传出了万的一切活动主要是为自己拉票，有的甚至喊出“誓死保卫万润南”的口号，而“反万派”的目标就是要粉碎万的计划。双方剑拔弩张，几达白热化的地步。再加上胡平、徐邦泰、严家其等各自的派系、人马，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31日，大会讨论选举办法。最后，否决了混合直选和搭档竞选，采用主席、副主席分开选举的办法。徐邦泰告知王若望说：“我不得不报名参选了！”王答：“这是你的自由。但是，你自己的许诺，你自己违反。当时，你对我是如何推崇，结果你来个180度大转弯，后果要由你负责。而且，你这样背信，今后你要承担责任的。”
　　于是，徐邦泰正式报名参加主席的竞选。他在竞选演说中表示，他和王若望之间只有协商，没有契约。在谦让和责任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对此，很多“民运”分子认为，徐违反自己的诺言，是“背信弃义”、“道德的堕落”，“为民运中尔虞我诈的行为开了绿灯”，应对这次会议的结果负责。
　　差不多同时，万润南也接受了陆铿要他退出竞选的劝告。因为反万已“形成一股势力”，“为什么还要死乞白赖地参选呢”？与其受辱，不如主动退下。万接受了建议，但表示对方对他造谣很多，因此要在竞选发言时把话讲清楚，然后宣布退选。
　　出人意料的是，万迎面碰到朱培坤，朱以咄咄逼人之势说：“两年之前我们输给你（指‘民阵’二大选举），我们认了。这次你输定了，希望你好好认输。”旁边一位年轻的代表听了一面摇头一面说：“太过分了！”

　　　　　　　　　　　　　“退出！退出！……”

　　在这次会议中，最精彩的部分当推31日夜进行的选举。
　　选举开始前，先选举工作人员。有人提议，不要男士，只要女士。于是，6名花枝招展的美女站在台前，拍照者蜂拥而上。接着，大会主席宣布，选举完毕后要大肆庆祝，按圣诞节的风俗，到时男士可以随意拥抱女士。台下有人补充，女士也可以拥抱男士。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打情骂俏声，不绝于耳。
　　接着，王若望带领5名候选人进入前台，开始演讲。
　　华夏子以朝鲜语“晚安”开始了她的演说，谈女人参政，认为女人应该跟男人比试比试。
　　徐邦泰对其十大竞选纲领侃侃而谈，呼吁大家投他一票。
　　王若望表示自己之所以在垂老之年来支持“民运”，是“民运”的声誉不太好，他决心在道德上、财务上改善“民运”组织的形象。但是，一些人向他没污水，发动进攻，欺人太甚，不得不作出无可奈何的决定，宣布退出竞选。
　　岳武历数个人在大陆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以及在海外所受的冤屈。
　　胡平作最后演讲。他表示，虽然王若望退出竞选对他的当选带来了相当大的机会，但是他对王退出竞选的理由深有同感，所以也宣布退出竟选。
　　胡平说完后，王若望带头走出会场，就在这一霎那间，40多人；蜂拥而出，整个会场像炸了锅似的。继胡平、岳武宣布退出竞选主席后，原来宣布竞选副主席的马大维、钱达、万润南也退出了会场。只听扩音喇叭里吼叫着：“民阵洛杉矶支部退出！”“民阵纽省支部退出大会！”“瑞士分会退出！”“日本民联分……”“原民阵理事会欧洲地区召集人和德国代表退出本次会议。”一位挂着贵宾条子的人特别热心地向周围的人介绍：“这是廖天琪的声音，德国汉学家马汉茂的太太，她完全没有利害冲突嘛！主要是看不下去了。”有人叹息“完了”、“分裂了”。此时场内气氛已经难以控制，秩序一片混乱，叫喊声、辱骂声、哭声……响成一片，“有人抱头痛哭，有人跪地求情，一位叫许英朗的代表突然用头撞墙，作自尽成仁状”。
　　更妙的是大会执行主席姚勇战在麦克风里把维持会场秩序说成“维持市场秩序”，令人忍俊不禁。他发觉说错了，自我解嘲地说：“我也糊涂了。”从另一角度来看，姚某并没有糊涂，当时的会场可不就是乱糟糟的市场吗？他们的争权夺利与市场上的讨价还价又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比市场肮脏而已！
　　会议在几十人缺席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经过如此复杂曲折的厮杀，徐邦泰如愿以偿，当选为主席，杨建议和张伯笠当选为副主席，合并后的组织名称为“中国民主阵线”。

　　　　　　　　　　　　　　 严家其一鸣惊人

　　这时，主席团宣布向大会提议请王若望担任合并后新组织的名誉主席，全场鼓掌。
　　“我反对！”突然，一声大喊响彻整个会场。
　　众人为之一震，掉头一看，原来是严家其，不禁目瞪口呆。
　　只见严家其抖地一下站起来，冲上前台，声色俱厉地说：“王若望从他的历史看出来，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派。他的脚跨出大厅门槛的那一刻，他的政治生命就结束了！民主运动不需要救世主！”
　　会场又是一阵掌声。两次掌声，一次拥护，一次反对，反映了代表们的情绪已经完全失控，而执行主席如同前一位的自嘲“我也糊涂了”一样，没有将提议付诸表决，也没有宣布通过。平日一再强调的“民主程序”，也随风而去了。
　　郑义坐在后排，听见柴玲气愤地表示：严家其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太不像话了！开会的12万美元都是老人去要来的呀！
　　一声沉重的声音，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一一何必相残如此！原来是看到了于大海在主席台上揩眼泪。

　　　　　　　　　　　　　　　 谣言满天飞

　　为了打击对手，各方不惜造谣中伤。在王若望等退出竞选之后，大会即传出王若望、胡平、万润南开秘密会议商量退选之事。据胡平说，事实是整个会议三人从未坐在一起过。
　　旁听大会的曹长青说：“我住在会场所在的饭店三天，会场上和天安门广场一样时时谣言横飞。一位美国记者曾对我说，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一天听到的谣言比他一生听到的要多，而我在这三天会场上听到的谣言比我一年中听到的还多。”
　　看来，这些“精英”分子的伎俩并不高明，他们在策划动、暴乱反对共产党时故意制造谣言来煽风点火，蛊惑人心，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从他们的立场来看，似乎还可以理解。但对于自己的同伙，他们何至于如此呢？故而有人痛心疾首，发出了“相煎何太急”的悲鸣。这里有马大维的一段话，道出了“精英”们的心底之言：“在将来的民主运动中，会扮演什么角色。他们觉得这是一次很重要的定位，现在不占据这个位子，将来回到中国就没有位子了。”“有些人是不肯做事情，光寺位子。”原来他们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就是个人的“位子”！为了这个“位子”，可以下毒手，使绊子，争得个你死我活，哪管什么国格与人格。
　　对于会议的结果，大多数“民运”分子表示意外。会前，有人表示乐观，认为经过几年的风风雨雨，“民运”较以往成熟，预测合并会上将“不致出现往年为主席之争而剑拔弩张的情况”，结果跌破了眼镜，贻笑大方。有人本来对联合也不怎么看好，可断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丑闻，致使大会“难产”。
　　王若望在退出选举后这样写道：“在民阵民联合并代表大会上，我决定退出主席的竞选，作出这一决定，是不得已的，对我是极为痛苦的。”徐邦泰、朱嘉明、严家其“他们一手导演了这次分裂，封杀一切反对的人”。这位王先生这回算是真正领教了“民主”的滋味。
　　曹长青在谈到对会议的观感时说：“原来我对大会抱很大希望，但我在会场上看到有一半人哭了，三分之二退场了，我很痛心。……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声长久。如不反省，海外民运将很难深入开展。”
　　刘宾雁说：“对大会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这几年我虽未参加民运，但在某种程度上常发生接触。民主基金会问题至今未解决，我曾写过有关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遭到不是基金会成员或某些基金会成员的阻挠谴责，使我从中看到和经受了一些极端不民主的嘴脸。……在海外这几年，有的人已经完全变成了披着学者外衣的政客或政客学者，……他们想的是有一天能成为权力的核心，尽管他们的权力是如此微不足道，离大陆政权那么远，但这么小的权力却让这些人利欲薰心！”
　　当然，感到失望的不仅仅是“民运”分子，还包括“民运”幕后的那些“黑手”。美国之音和BBC派去专门采访大会的记者在熬了三天三夜后，看到如此结果，不禁在一旁干着急：“怎么会这么糟？”长期以来，台湾方面一直积极插手海外“民运”。对这次合并台湾作了大量准备工作，“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秘书长陈惠青到会致辞，甚至大会的工作人员都是由“大同盟”美东分会担任的，以便达到控制“民运”组织，为其反共服务的目的。在付出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台湾面对“民运”的分裂局面，又能得到什么呢？除了埋怨“民运”分子不争气以外，大概只能是打掉牙齿连牙带血合口吞，自认倒霉吧！

　　　　　　　　　　　　　 余波未尽，内斗继续

　　合并大会结束了，但是“民运”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了，裂痕加深了，形式上“合并”，实质上却更加分裂了。
　　2月2日下午，对徐邦泰背信弃义做法不满的原“民联”主席于大海在纽约表示不与徐合作时说：“徐邦泰自食其言，要与王若望一争高低，一些帮徐邦泰竞选的人更是从多方面攻击王若望及其夫人羊子，所表示出来的政治道德极为低下。”并宣布：“只要徐邦泰还在台上，我不会接受《中国之春》社长之职。”
　　2月4日，退出副主席竞选的马大维在洛杉矶召开记者会，表示合并大会不合法，南加州“民阵”、“民联”支部不承认新组织。
　　2月13日晚，“民联”纽约分部召开盟员大会，表示不能接受在盟员之间的关系上因没有“契约”不受法律的约束就可以不顾良知信誉等道德约束的辩解，认为民主应该建立在公开、合理、公正的基础上，而不应在尔虞我诈的密谋中进行。决定在澄清是非和事实之前，对联合大会的选举结果表示质疑，保留进一步发表观点的权利；其组织名称、工作和活动仍按原状继续进行。
　　2月20日至21日，“民联”、“民阵”在澳大利亚的各分部在悉尼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承认新组织的腾正平、郑郁等与反对者展开了一场混战，大打出手，致使一人血如泉涌，待警方赶到，方才制止这场群殴事件。事件发生后，会场所在的酒店老板、一位老华侨愤慨地表示：“你们丢尽了中国人的脸！我经营酒店30多年，从来没有听闻这么丢脸的事。”
　　与此同时，退选派同当选派在纽约进行了两场大辩论。万润南说，你活，我也活，大家协商解决问题，重新再整合，对当选派赶尽杀绝的作法表示不满。呼延民反驳说，联合大会不是分赃会，是民主选举，如协商就不需要代表出席，指出退选派总是将道德放在嘴上，不谈合法程序问题，为了几个人的乌纱帽没摆平，大打世界大战，这才是道德的彻底堕落。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彼此攻汗，最终也没有辩出个结果来。在大会上退出主席团的原“民阵”德国分部主席齐墨回德传达了大会经过后，“民阵”德国分部“决定不承认大会产生的新组织和新领导，德国分部将与欧洲的法国、丹麦、挪威、瑞典、瑞士、英国、比利时等联合，独立开展活动。为了使欧洲民运人士了解真相，他们将出特刊”。

　　　　　　　　　　　　　 用一个“黑”字概括

　　王若望此次出山，意在坐头把交椅，因而从一开始就表示不当名誉主席。谁知尽管周游世界，“东西南北巡”了一大圈，并厚着脸皮化来几万美元送给大会，到了也没当上主席，气得当场退出大会，继而求其次，接受名誉主席一职，谁知也让严家其给搅黄了。不仅如此，就连他到洛杉矶的食宿开销，大会也耍他自理。气得王若望大骂：“操纵这次大会的人作得太不漂亮了，也太过分了。”他认为整个大会既没有严肃性，也无有效性，离开民主十万八千里。据“民联阵”法国分部成员透露，王若望已跑到巴黎，准备自立一个山头，另拉一杆人马，成立‘冲国民主党”。刘宾雁的评价更是简单明了，“两边都一样，都很黑”。
　　得了便宜的徐邦泰面对一片反对与不承认之声，急忙抛出合并后的“民联阵”计划，为同伙打气。“‘民联阵’今后的首要目标是做好大陆工作，争取1994年底返回大陆。促使共产党解除报禁。党禁，并为六四翻案”。“到1994年底，同欧洲、美洲、亚洲各主要国家的朝野政党建立密切联系，以促进各国对北京施加压力，加速中国的和平演变”。
　　这一派胡言，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与祖国和人民为敌的人的丑恶嘴脸之外，又有谁会相信它呢？就连万润南也不得不承认，“要使这样的组织在未来的中国大陆民主化中起作用并和中国大陆内力量集合是相当困难的。”
　　我们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上下一心，致力于经济建设。人心思定。通过八九风波，人们越来越看清动乱“精英”们的真面目了。他们再也无法兴风作浪了。海外“民运”的走向没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这次联合大会上出现的乱象，正是这种必然的表现。其命运注定是多舛的！
　　“民阵”、“民联”合并的闹剧结束了。
　　借民主之名，行争权之实，便是这次联合大会的主要特点。原来，所谓“精英”们一贯标榜的“民主”只不过是欺世盗名罢了。在此，我们不妨引用一个“民运”分子在会后所说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滥用名气者，必为名气所累；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苦。”我们要说：滥用民主者，必为民主所弃！
　　在这次合并的前夕，严家其似乎早就预感到会出现上述情况。他当时说，“今天海外民主运动出现的现象”，在他们回到中国后，“将以上百倍、上千倍的规模在中国重演”。唉呀！你们就那么几百人，已经闹成这个样子，如果在更大范围内，“上百倍”、“上千倍”地闹下去，会同成什么样子，中国人民受得了吗？
　　就凭这一点，中国人民就已大开眼界。还是请你们把这种“民主”，留给自己“享用”吧！

　　　　　　　　　　　　　　　（《中流》1993年第5期，标题略作改动）

　　　　　　　　　　　　　　　　 齿冷录

　　　　　　　　　　　　——“精英”百丑闹剧补记

　　　　　　　　　　　　　　　　　振兴

　　1月底，美国首都华盛顿。以“整合”为名目、为号召的中国“民阵”和“民联”的“合并”大会，变成了“吵翻了天”、“斗红了眼”。“闹炸了锅”的一场恶斗的丑表演。一帮子“中国人”在“洋”地方出尽“洋相”，落了个不欢而散。
　　谁能说中国人只是喜欢搞“窝里斗”呢？这帮子专造自己祖国的反、又善打“派仗”的“英雄”们，不是跑到“窝”外的美国首都的洋饭店里“斗、斗、斗”，斗了个昏天黑地吗？何止在美国，他们还在巴黎、伦敦、澳大利亚、香港，“四面开花”一路斗下去，斗得花样翻新，有声有色，历久而不衰……。
　　果然，好“戏”真的是在后头！

　　　　　　　　　　　　　　　 1十1＝3？

　　那场恶斗的暂时结局，是宣布了以徐邦泰为“主席”的一个名为“民联阵”的组织出笼。
　　“民联阵”者，“民主联合阵线”之简称也。可是在这场恶斗中，人们却没有看到一丝一毫的“民主”，也没有看到有形的“联合”，更没有看到稍为有点气候、像点样子的“阵线”。见到的只有势不两立、无穷无尽的争吵，望不到尽头的深刻分裂和吵吵嚷嚷、乱糟糟的“一锅粥”！
　　端出了“民联阵”这锅“稀粥”，并未给这场恶斗划上一个“句号”。随着大会帷幕降下，却标志着这场恶斗“登”上“新台阶”，升了一大级，预示着在更大范围内，更激烈的纵横捭阖、明争暗斗、拼搏厮杀的新开端。
　　说是“民阵”、“民联”合成了统一的“民联阵”，可是原来的“民阵”、“民联”及许多头面人物，却并不理会什么“合并”或“整合”的事实，依然各打各的算盘，各拉各的队伍，各唱各的调子。
　　在那场“火并”中被逐出局外，未分到“一杯羹”，未捞上一官半职而耿耿于怀的万润南，不久前就从巴黎跑到美国，频频在传播媒介露面。他毫不掩饰，他的使命就是同“民联阵”搞“多元化”、唱“对台戏”的。在他看来，“民联阵”的出现，不是出现了“联合”，而是“形成‘一加一等于三’的局势。也就是‘民联阵’、‘民阵’、‘民联’，事实上同时存在的三分天下”。万润南此刻来到美国，可谓“来者不善”。
　　同样在“火并”中败下阵来，一无所获，受尽羞辱的王若望，更是气急败坏，哪里肯忍下这口气，买“民联阵”的账！5月4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他做了如下判断：“‘民阵’、‘民联’今年初合并为‘民联阵’，它的合法性以及公信力，都受到质疑。”在他看来“合并”后导致的恰恰是一种“分裂状态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他摆出的是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态，对“民联阵”的合法性公开提出“质疑”和挑战。
　　美国的一家有影响的传播媒介，在评论“民联阵”成立后的状况时，也无可奈何地说，他们更加“山头林立”，“而所谓‘整合’，则是‘整而不合’”。
　　这是对“整合”“成果”的很贴切的表述。的确，“民联阵”成立了，至今却仍然没有把原来的“民阵”和“民联”都“整合”进去。从澳州到法国、伦敦、柏林，许多地区的“民阵”和“民联”的基层组织，或者仍打着原来的旗号活动，或者一分为二，各行其是，更加捏不到一块去了，从上到下，争斗更表面化、更激烈也更不择手段了。
　　这何止是“一加一等于三”！简直是等于无限多了。徐邦泰占了“山”，离“为王”则远去了。

　　　　　　　　　　　　 《中国之春》争夺战仍酣

　　在新一轮的“争夺战”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关于所谓“民运”刊物《中国之春》的一场红了眼的“争夺战”。这场从1月开始持续了三四个月的“争夺战”，最后竟闹到对簿美国之公堂，求助于美国之司法来解决。
　　《中国之春》是原由薛伟、胡平、于大海在美国主持的由“侨界和台湾等方面支持的十年有余的”一份“民运”刊物。“民联阵”成立后，徐邦泰等人，当然要顺理成章地把这个舆论工具“整合”到自己的名下。可是，薛伟、胡平、于大海等人都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主权”。于是先由香港的《前哨》，在今年的4月号刊出了有关这场“争夺战”的‘专文”。《纽约新闻报》于4月19日全文转载此文并发表了追述报道。该报的标题是《妄改〈中国之春〉为私人刊物，胡平、于大海、薛伟被民联阵撤职》。
　　该报道称，4月12日，“民联阵”理事会责成徐邦泰发出一份亲笔公函。公函上说，“中国民联阵”理事会决议，正式免去薛伟《中国之春》经理一职，任命“民联阵”副主席张伯笠为《中国之春》代理社长，“民联阵”加拿大分部主席汪小风任《中国之春》代经理，胡平、于大海应向张伯笠、汪小风办理移交《中国之春》的事宜。
　　该报道说，4月13日，当张伯笠、汪小风以及美国律师等人去《中国之春》接管时，薛伟以要“报警”相威胁，拒绝交出《中国之春》的大权。他还对《前哨》、《纽约新闻报》的报道“相当不满”，扬言“要打官司”。
　　闹到后来，果然打起了美国官司。据香港（前哨》杂志报道，4月27日上午，“民联阵”理事会新任命的（中国之春）代经理汪小风和美国律师把美国法官签署的三份出庭应讯的传票送达《中国之春》编辑部。这场官司原定4月28日开庭。到那一天，胡平、于大海未到场，只有薛伟露脸。薛向法院递上给予时间请律师的书面请求。于是这第一回合只得暂延。但法官宣布“薛伟、于大海、胡平等，不得动用《中国之春》的任何款项，不得出刊《中国之春》的禁令，已即生效”。
　　这场关于《中国之春》的“争夺战仍酣”。徐邦泰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之春》一定会由民联阵主办”，“发生争夺战非得通过美国司法来解决是我们不愿做的，但我们耐心等待了三个多月”。而于大海也不示弱，他咬定“任命不当”，他“决心不离开《中国之春》”，决“不与民联阵对话”。以“三不政策”与之对抗。
　　在纷纷扬扬的“争夺战”中，特别有趣的是，徐邦泰等人竟然矛盾百出地给《中国之春》历数种种罪名。竟给这份刊物戴上“红帽子”。徐邦泰说：“多年中，我在民联联盟委员会上做过多次表态，我认为海外以社会主义原则为经营方式的唯有《中国之春》杂志。”
　　到美国作短期讲学的刘晓波说：

　　“你们《中国之春》发表十周年回顾的文章，如果把民主、自由的字眼去掉，跟共产党纪念几十周年的内容没有区别，完全一样，真可怕。《中国之春》发表的那些对于形势的什么看法也跟共产党的形势报告一样……。我搞大众文化，就强调大众文化新的语言对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颠覆作用。”

　　可是，另一方面，《纽约新闻报》的主笔、被称为“民运三朝元老”的呼延民等，却又攻击《中国之春》当了台湾的“附庸”、“巴儿狗”、“特务”和“线民”甚至“第五纵队”。他指责“有的方面实际上把海外以及大陆民运当成自己的‘第五纵队’，因而才会在今日为了支持一个声名狼藉、名不见经传的线民，宁可舍弃海外最大的民运联合组织”。“怪不得这些人昨天会丢掉大陆江山，今日会偏安一隅，一心想借手中共来保住小朝廷的统治”！这里所指的是谁，不是很清楚吗？这狗咬狗背后的恩恩怨怨和潜台词，不更耐人寻味吗？当台湾的“第五纵队”，当然就赶不上当美国的“第五纵队”神气风光了。
　　这除了证明这场“争夺战”白热化到何等程度，以至不择手段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报一箭之仇王若望另立“山头”

　　王若望能够善罢甘休，承认既成的格局吗？
　　人们曾记得，王若望热衷于“民联阵”主席的头衔，凌驾于“矛盾”之上那阵子，曾谆谆告诫“下属”的年轻人，“不搞山头主义”，“排除小团体习气”。言犹在耳，现在他却不顾老命，以百倍的劲头，要披挂出马另立“山头”，给徐邦泰辈“一点颜色”了。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经过几个月的紧张酝酿、策划，王若望在5月5日正式宣布：从5月8日起，在洛杉矶召开“全球中国人权和民运团体联席会议”，会期预定为三天。
　　王若望称，这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是由王若望、刘宾雁、方励之这三个“头面人物”倡议和发起的。他还预告，这三个人“都将在8日上午致辞”。可是徐邦泰在一篇文章中却说，王若望在此前，还写了一个“联席会议和组党”的“一号通告”。该“通告”中“未经别人同意，把郭罗基、戈扬、王若水、朱杏清等人名字列入他的联席会议和组党阵营”，因而犯了“对名人的‘强奸’”罪。他未说把方励之、刘宾雁列入发起人名单，是否犯了“强奸”罪。可是这两人在整个大会过程中却似乎也无重大作为。王若望看来唱的更像一出“独角”戏。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开会的前两天（5月6日）公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方励之和刘宾雁作为“发起人”都未露面，而是由王若望、万润南和马大维三人出面主持。
　　王若望宣布，这个包容、涵盖“全球”的“人权和民运组织”的“联席会议”，要“讨论、分析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规划民运的总体工作及方法”，更重要的是要另外组成一个“欧共体式”的“全球海外华人对中共政权进行抗衡的政治组织”，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松散的、但是道德形象高的、有纪律的这样一种民运、人权联合组织”。
　　王若望的追随者马大维说得更明白，就是要“组建有更高政治诉求的政党，同时以合适的途径和方式，建立一个总的协调机构”。
　　这个“政党”叫什么？王若望、马大维都未点明。据“民联阵”主席徐邦泰说，王、马在华盛顿时对他讲过，这个党叫“中国民主党”。实际上王若望要组这个党早在好几个月前就从巴黎放出了风。
　　这个“政党”和“协调机构”，同“民联阵”是什么关系，置“民联阵”于何等地位？明眼人一看便知，徐邦泰更是心知肚明。这个重大举措很大程度正是冲着“民联阵”来的。
　　严家其在华盛顿的“合并大会”上，不是曾指着王若望的鼻子轻蔑地宣布王若望“从来不是民主派”，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完了”吗？那位著名的“精英”刘晓波不是也曾把王若望形容为四处乞讨的“政治乞丐”吗？当时，王若望的老婆羊子，还曾亲自出马对所谓王若望贪污了四万美元的传言，在报刊上“辟谣”，喊冤叫屈。壬若望哪里能忘掉华盛顿的胯下之辱！如今，他要报这“一箭之仇”了！
　　说穿了，王若望的“组党”、“成立协调机构”，正是盯‘民联阵”而代之，与其争夺所谓“民运”主导权的摊牌和生死较量。是与“民联阵”唱对台戏、分庭抗礼、取而代之的重大步骤。
　　当然，王若望采取如此歹毒的步骤时，并未忘记表示一点“大度”。他不仅表示了“不想（不齿？不屑？）议论‘民联阵’”的“高姿态”，还当面“邀请‘民联阵’主席徐邦泰参加联席会议”。这一手不就足以把徐邦泰置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地位吗？你不来，就是不与我“团结”；你来了，就成了“联席会”属下和“民阵”、“民联”同等地位的成员之一。这一手，可谓老谋深算，够狠毒的了。不是说，“姜还是老的辣”吗？

　　　　　　　　　　　　 半路又杀出个“程咬全”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5月4日王若望刚刚宣布要召开“联席会议”成立新党和“协调机构”，5月5日曾经担任过“全美中国学自联”头目的赵海清，急急忙忙在华盛顿新闻俱乐部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一个“全美中国事务委员会”的组织正式成立。
　　赵海清声称，“这个委员会的宗旨有三个方面：那就是促进中国的人权和政治改革；促进中国的市场经济；保护中国人在美国的权益。”委员会的成员则囊括了“民运领袖、学运领袖”，还加上“美国的知名人士”。
　　在王若望踌躇满志宣布组党的“前夕”，抢先宣布这个“新委员会”的成立，很难说是一种偶然巧合吧！人们有理由认为，它既是针对“民联阵”另拉起来的独立“山头”，又是针对王若望“组党”，独擅“民运”领导权作出的反应。耐人寻味的是，被王若望拉为搭档的方励之，未在洛杉矶露面，却和赵海清联袂出席了宣布另一个组织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他在讲话中，又针对认为在山头林立、整而不合的情况下不宜建立那么多组织的议论，作了辩解：“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一个组织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组织……”
　　那么这个“委员会”“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它有着比别的组织更多的、强有力的美国“后台”和“靠山”，有“通”美国的“天”的“王牌”，还笼络了“美国知名人士”，因此，也就有了和美国官方更密切接近的色彩。赵海清不是得意洋洋地声称，这个组织“游说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善走美国“上层路线”，并且可以与美国官方建立“上层联系”吗？他简直对此有点忘形而夸耀不已了：“实际上在克林顿总统竞选过程中，我就和他们有过很多的联系”，同克林顿本人“见过好几次，向他提供有关中国方面的资讯和建议”。他还宣称，在宣布这个“委员会”成立的这一天，就安排了跟白宫、国务院、国会资深参众议员和其他官方人士的“频繁接触”的多种活动项目。这些活动的主题，就是向美国官方献策，乞求美国“在给中国最惠国待遇时附加条件”，“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就取消对中国国营企业的最惠国待遇”。这些活动的另一目标，则是争取、乞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5月底，克林顿公开宣布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时，没有邀请“民联阵”的头头与会，而这位赵海清却榜上有名得以聆听克林顿的致辞。对此赵海清受宠若惊，还以受到邀请和克林顿谈了话，照了像，大事炫耀。真是奴像十足！这不是活生生地勾划出这帮卖身投靠的汉奸、洋奴的嘴脸吗？可悲的是，当他们大讲向美国官方提供“资讯”，亦即出卖情报乞求洋人“资助”即施舍，钻营于洋人门下摇尾乞怜，献计献策对付自己的祖国的人民的丑行时，竟不以为耻，反而引为荣耀，并以此作为“争宠”和占据有利阵地的一笔资本。

　　　　　　　　　　“乐”观其成，还是“苦”观其成？

　　在王若望咄咄逼人的挑战面前，轮到尴尬和难堪的，恐怕莫过于踞于“民联阵”主席宝座的徐邦泰了。面对着群“雄”竞起、山头林立，谁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的窘境，他徒唤奈何！下面这段话，活脱脱地反映了他的窘态：

　　“我看到王若望、马大维、于大海三人（注意：王若望的倡议搭档，又换了另外二人）的《组党倡议书》，除了敬佩于大海从半年前反对组党到倡议组党的飞跃式进步外，还相当佩服王老一个圆画不成再画一个更高级的圆圈的勇气和志气。我不敢到会捧场，实在是有二怕，一是怕弄不好又下海同王老竞选主席，再结新怨一是怕弄不好对抗起来又发生‘退场’风波。不过王老执意推出中国民主党，我乐观其成，并一定会致电祝贺。只是希望届时王老先生不要再发表声明宣布中国民主联合阵线是非法组织。你活，亦让我们活，好吗？”

　　这不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生动写照吗？其实，与其说他是“乐观其成”，倒不如说，是“苦”观其成，更符合实际吧！他吞下的，是一颗很难下咽的“苦果”。克林顿着意邀赵海清与会，冷落了“民联阵”，徐邦泰又品尝了“酸葡萄”。
　　他果然没有亲自参加王若望的会，而是以“民联阵”总部的名义，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事先他申明，参加的是“研讨活动”的前半部分，“对后一段组党活动，我们采取观望态度”。
　　当然，徐邦泰也并未善罢甘休。在发表了“言不由衷”的“乐观其成”的声明的同时，他不是又用“严厉的措辞”，要求原“民阵”和“民联”的“少数负责人”，“停止搞分裂活动”吗？为此，他甚至以“法律解决”相威胁了。他说，在“民联阵”成立后，“少数人”依旧打着“民阵”或“民联”的旗号活动，他“不敢苟同”。要就是“辩论解决”，要就是“法律解决”。《中国之春》案被诉诸美国公堂，就是“法律解决”的一例。

　　　　　　　　　　 “民主”？“我主”？“美主”？

　　王若望果然一个圆圈没画成，又东山再起画成了一个“更高级的圆圈”。他并未遵守不批评“民联阵”的诺言。在大会的第二天，还是在“检讨‘民运’过去，展望‘民运’未来”的名目下，针对“海外‘民运’内斗的现象，发出了坦率的批评和反思”。其矛头恰恰是集中于1月间“合并大会”和“民联阵”。来自肯塔基的吴方成历数那次大会的“违法现象”就达“六点”之多。有人更把那次合并的“选举”称之为“黑箱作业”。另外有的代表则在会上“建议采取行动，促使‘民联阵’停止对《中国之春》的法律诉讼”。王若望画自己的“圆圈”，当然就是要勾销“民联阵”那个“圈圈”。于是会上公开鼓励原来的“民阵”、“民联”，照常活动，照常召开代表大会。
　　经过三天的大会，在闭幕时宣布了两个新的“民运组织”的成立。一个是宣布以“反对党”姿态出现的“中国民主党”的筹建会的成立；另外一个是体现“海外民运多元化”的“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成立。
　　会议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王若望唱的是“独角戏”的判断。王若望宣布的三个会议倡议人中，刘宾雁、方励之都未列名为筹建人。在一百多个与会人中，参加“中国民主党筹建会”的只有30人。“他们推举王若望、马大维和钱达三人为筹委会召集人”。而叫做“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的组织，召集人也是王若望，秘书长是项小吉。名称不小，却并没有亮出像样的阵势，不过是“七、八个人，十来条枪”而已。除了王若望，还是王若望，真是有点势单力薄不成气候了。
　　值得注意的倒是，王若望在解释这个“政党”的“纲领”时，充分暴露了他做为共产党叛徒的丑恶嘴脸。在“中国民主党”的“筹建宣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他们就是“要以‘和平演变’方式，结束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实行三权分立，建立一个多元政治的民主国家”。
　　在阐明这个宗旨时，王若望的下列一段话更是意味深长的：

　　“在这个时候，国内的形势，瞬息万变。在某种情况下，中共的一党专制，不管是‘和平演变’引起或动乱引起的被民主政治代替的结局，已成为大家思想里共同认可的一种预测。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需要为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结束，做种种准备。这种准备工作做得越好，越充分，就可以使得新的时代不至于重复以暴易暴那样的历史循环中去。而且，我们从海外可以带回一些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民主精神，怎样运作……”

　　在他们发表的筹备“宣言’冲，还大讲“目前大陆存在着从事合法民运的可能性”。他们已经把返回大陆，“在中共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推进民主化和政治改革”，打进“各种官方机构、群众团体、民主党派等”来瓦解、颠覆、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提上“日程”了。
　　亲爱的读者，王若望不是在向我们上“和平演变”的生动一课吗？它再一次证实所谓“和平演变”绝不是任何人凭空想象、编造的“假想敌”，而是一个早已不加隐讳的现实，不仅已写人他们的纲领宣言中，而且一直在实实在在地卖力实施。王若望的“中国民主党”和“协调委员会”也罢，徐邦泰的“民联阵”也罢，赵海清、方励之的“中国事务委员会”也罢，充其量不过是美国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的不同“番号”的别动队而已。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不过是争相进入美国规定的“圆圈”而已。对于他们的祖国，他们都是听命美国专造社会主义中国的反的“造反派”；在他们之间，他们又是争宠于美国主子的一伙伙专打“派仗”的能手。而所谓“民运”、“民主”则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幌子，他们与“民运”、“民主”连边都搭不上。离开“民”，何来“民运”？没有“民”，何来“民主”？作为现代中国与12亿人民游离得最远，最格格不入的这一些，是既无“民运”，也无“民主”可言的。作为一个人就是“一元”的极端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者，即使在这一些游离于人民之外的人当中，也只能有“以我为主”，而绝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如果有什么“主”的话，那就只能是“美主”，也就是用听命于美国的驱使、争宠于美国主子来换取“论功行赏”和施舍、豢养而已。
　　正是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他们在中国人民创造伟大历史的斗争中，注定扮演一种可怜无望的悲剧角色，成不了气候，最终被12亿人民所不齿和唾弃，落一个千古骂名。

　　　　　　　　　　　　　　　　　　　 （原载《中流》1993年第7期）

　　　　　　　　　　　　　　中国流亡者在西方

　　　　　　　　　　　　　　　　[美]梅佳

　　1989年“六四”之后，一些人亡命天涯。
　　对于他们目前的生活情况，相信读者是有兴趣了解的。

　　　　　　　　　　　　　 台北资助由热渐转冷

　　怎样活下去？既是流亡者个人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难题。1989年“六四”之前，海外“民运组织”甚少，较有影响的只有“民联”。但“六四”之后，“民运组织”仅美国就冒出了800多家。不过，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大多数‘民运组织”停止了运作。
　　本来，“六四”之后一段时间，由于不明其相，各界捐款异常踊跃，“民运”经费毫无问题。“民阵”仅1989年即获捐款180余万美兀。
　　然而，以“民阵”为代表的一些“民运组织”，花起捐款毫无顾忌，大手大脚。“民阵”要员坐飞机东奔西跑，为了讨论所谓“民阵”“民联”合并问题跑到东柏林开“现场会”，结果会未开出成果，钱却花了20来万美元。去年9月在旧金山开“民阵”“二大”，也花了17万美元。有的人一个月电话费即达数千美元之巨，亦要“民运组织”报销。加上有吾尔开希等人挥霍的传闻，令民间捐款人不满。另外，“六四”热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冷，导致来自华侨等民间团体捐款愈来愈少，现在基本上已断源。
　　“民运人士”曾把希望放在台北国民党政府身上。据说，台北也确实曾寄望于“民运人士”可以帮助自己制约中共，经与“民运人士’哆次接触之后，发现对方难成大器，搞得不好反而成为与中共谈判的包袱，故对海外“民运组织”的资助大幅削减。

　　　　　　　　　　　　 处境“死不了也活不好”

　　万润南自去年9月接替严家其出任“民阵主席”以来，时常为经费短缺所困，尽管压缩开支，裁减总部工作人员，但为时已晚，设在巴黎的总部的租金和支出债项即达10万美元。万润南先是在英国提出搞一个集资1000多万美元的筹款计划，即向各界人士借款1000多万元，利用其利息养活“民运”，等“民主中国”建立以后再还债务。此计划被人讥为“黄粱美梦”，自然只是说说而已。今年2月，万润南专程从巴黎前往美国，企望能调动各大城市的地区“民运组织”的款项，一路却饱受奚落与批评，无功而返；三四月，万润南与理事长朱嘉明相继去台湾，也未达到预期目的，只拿到10多万美元。据说台湾今后不会定期提供资助。
　　在美国还有一个叫“中国民主与人权基金会”的组织，成立该组织的目的是集合力量向美国各大基金会申请资金，然后再分配到各海外“民运”团体。去年3月，20多名“民运”头面人物聚首佛罗里达，对“民运”项目和资金分配方案进行了商讨确定。该组织至今已获40多万美元，但由于申请资助的组织甚多，并不能完全维持一个组织的经费周转。获得款项的包括“民阵”、“六四”之声电台、《民主中国》杂志、波士顿中国信息中心、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等。
　　“民阵”不仅经费桔据，而且在海外名声正呈负数增长。它是一个流亡组织，但相当多的知名流亡人士如刘宾雁、方励之、项小古、柴玲、戈扬、刘再复、何频、徐刚、祖慰、吴国光、苏绍智等人并未加入“民阵”。“民阵”号称有2000名成员，但绝大多数只是一时出于激愤填一纸登记表而已，平时压根儿就不参加“民阵”组织的活动。有的人参加“民阵”甚至只是为了方便申请移民。留学生参加“民阵”人数更少。那么“民阵”会不会解散呢？估计在近期不大可能，台北和美国会适当给一些“活命钱”。一位“民阵”要员说：“死不了，也活不好。”

　　　　　　　　　　　　 “山穷水尽”可上西来寺

　　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在“民阵”内部吃“民主饭”的并不多，总部拿薪水的只有5人，其中除万润南外，领全薪的只有两人，半职薪水的两人。
　　现在各“民运组织”的专职人员不仅人数不多，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如果将他们算人“吃人血馒头”之列，的确不公平。
　　有的人私吞捐款，有的人以“民运人士’身份去台湾游山玩水，却又不干具体事务，当然属于“吃人血馒头”之列。在巴黎，有一个流亡学生不愿打工度日，请人用法文写了一块招牌，声称自己是“民运领袖”，在公园里举牌为自己募款。
　　现在这类人已慢慢没有了市场，只得去打工。像吾尔开希，据说就在旧金山一个加油站工作。
　　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所办的《世界日报》，每年有20个名额资助“民运人士”1000多美元。去年一些人为了获得此笔资助，耍了不少手腕，一时闹得很不愉快。一些不是“六四”后逃出来的人，有的甚至未曾参加过“民运”的人也争得了一年资助。
　　更多的人为挤进普林斯顿大学而费尽心机，也使普大负责援助“民运人士”项目的余英时和林培瑞两位教授头痛不已。原来在1989年8月，普大一位从事文物生意的校董感于“六四”事件，捐助100万美元，希望能援助“民运人士”。消息传出后，申请者即有百余人，现已获得批准的有陈一谘、方励之、刘宾雁、张郎郎、苏晓康、柴玲、远志明、白梦、张钢、阮铭、陈奎德、苏炜等等20多人。每人每月可获得1000多美元，一般为期一年。有的已获两年援助，如苏晓康、张郎郎等人。
　　一年之后怎么办？有“民运人士”说，他们预备到了山穷水尽时，便前往洛杉矶西来寺挂单，投靠星云大师。西来寺虽然不发“供养费”，但免费提供住宿和餐费。原《海南日报》总编辑程凯逃亡之后一直住在西来寺。
　　如此靠人“供养”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且因此备受外界非议，使他们的形象大为受挫。有人在报刊上公开责问他们为何不能去学洗碗扫地养活自己？事实上，那些靠人供养的流亡者心情亦不好受，他们在大陆时即较一般老百姓有更多的自由权，大多能随意地、不受约束地安排自己的时间，又有固定的薪水保障，可以过独来独往的“散仙”般生活。他们没想到在海外很难靠在中国的名气和地位长期活下去。

　　　　　　　　　　　　　 方励之等人声望下降

　　在流亡的“学生领袖”中，吾尔开希凡已成为历史，大小“民运”活动很少见到他的踪影，不是他没有参加的积极性，而是活动主持老担心请他来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因为在许多留学生和华侨心目中，吾尔开希只是个“花花大少”。
　　柴玲的名声亦不佳，接近她的人指责她太傲慢。她刚出来时曾到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募捐，结果几乎连路费也未捞回来，可见她的影响力。与封从德离婚之后，她花了几百元买了一只狗，甚至抱着狗参加会议，自然引人反感。
　　几位“学生领袖”关系闹得很僵，相互不买帐。吾尔开希当“民阵”副主席时，李禄、沈彤各自树了一牌子，撰写出版了自传。李。沈英文较好，与美国上流社会来往密切，还不断获人权奖之类。
　　严家其在大陆时“名震四海”，曾就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过不少大胆设想。1989年他出任“民阵”主席之后，影响力渐弱。一是他缺乏行政管理能力，“民阵”总部权力大小都落在万润南之手，他甚至连总部财政进出的数字都不清楚，有“弱君”之称；二是他的理论受到不少人的非议，认为把中国问题看得太简单。
　　“方励之要出来就好了！”方励之尚陷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里时，海外从事民运的人都这样说。一年之后，人们似乎已忘了这句话。方励之不愿出任“民运领袖”，喜欢跟美国的名流来往。作家徐刚曾写过一篇文章：《方励之：迷信的解脱》。文章引用一些留学生的话说：“方励之是可以笑了，一家4口全在西方，背后有布什撑着，整个一个‘民主之家’，他为什么不笑？我只能把方励之淡忘，而为另外一些人祈祷！”还有人说：“去你妈的方励之广“方老师，你太圆滑了！”

　　　　　　　　　　　　　流亡到底有没有尽头？

　　苏晓康最近发表文章说，“流亡已经开始，大概没有尽头，对专制的不认同，对西方的不适应，都是一种不愉快，虽然有霄壤之别。流亡是心灵的流亡，一种中国大陆人在本世纪末无法回避的境遇和感受，在国内或在海外都一样”。
　　苏晓康在流亡者中是比较坦率的一位。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天安门广场上最软弱的人，在戒严之前便逃离了北京。他还承认他在《河殇》中严厉指责中国传统文化，并呼吁中国增加西方观念，但他的这些理想，与西方的生活现实迎头相撞之后，他“觉醒”了，过去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批评，他都收回或修正了。苏晓康说，尽管目前的中国有缺点，但中国仍给予他力量与艺术灵感。
　　已恢复主编《今天》刊物的北岛，发现在西方有办刊物的“自由”，但刊物要生存下去并不容易。已出版了两期的《今天》只在极小的范围内发行。北岛说，推动他们事业的最好方法，是尽可能早日回去。当他们确定回去完全有保障时，就会带着一种修正了的使命感，以及对文学在中国发展过程中，所起的较清晰作用的观点回到中国大陆。

　　　　　　　　　　　　　　　　　　　　 （《中流》1992年第6期）

　　　　　　　　　　　　　　 严家其的新包装

　　　　　　　　　　　　　　　　 宋文申

　　l989年在“西单墙”开始“崭露头角”，又在1989年北京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大显身手”的“理论精英”严家其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名“理论家”，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他又发表了什么“高见”，扮演了什么新的角色？许多人却未必是清楚的了。
　　不久前，一位热心朋友向我推荐了一份刊登严氏在台湾鼓吹“和平演变”言论简要的剪报。读后使人茅塞顿开，大开眼界。原来严家其又跑到台湾，祭起“和平演变”的大旗，充当起“和平演变”的“理论家”、“预言家”和“高级谋士”的“新”角色了。
　　据严家其说，他“本来也就想写一本书”，“就叫《和平演变》”。此书写成了没有，写了些什么？我们尚不得而知。但是，1991年7月间，他去了一趟台湾，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推销“和平演变”战略的游说，却白纸黑字，千真万确。他在一次座谈会上唱了主角。念的就是“和平演变”这本“经”。他用十分清楚的语言，全面、系统地提供了他的“和平演变”的“理论纲要”。说这是他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提供的“献策”、“进言”，一份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宣言书”，也不为过。
　　既然它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鼻子有眼，鼓噪得颇为热闹，借《中流》一角，使读者们得知其一、二，似乎不是多余的吧。
　　台湾的有关报道告知我们，严家其风尘仆仆搞的这次游说，成绩未必很佳。他实际上在座谈会上唱了一出“独角戏”。而应邀参加座谈的大部分台湾学者或其他身份的人，对他鼓吹的“和平演变”战略，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冷淡、保留，甚至明显的反对态度。真正认同者寥寥无几。这是颇能发人深思的。例如，在严家其开宗明义打出“和平演变”的旗号后，一位正直的台湾学者，就老实不客气地表示，“老实说我拒绝用”这个概念，因为“和平演变”是“30年前就用过的名词”，“是西方国家在冷战结构下对抗共产主义国家的一个概念”。他一针见血点出，所谓“和平演变”，也“就是‘和平颠覆’的意思”，因而是一个应予“扬弃”的概念。他进一步指出，严家其的“和平演变”概念，是“偏向资本主义的概念”，不过是推销一种使“大陆能够和平地变成美国的方式”。这也可谓一言中的。
　　这位学者明确地反对、拒绝“和平演变”的战略，一针见血点破其服务于西方战略的实质，有胆有识，令人肃然起敬。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台湾的《海峡评论》在一篇社论中也语重心长地指出，“‘和平演变’不可不防，以免步上苏联覆灭崩溃的后尘”。可见，在台湾的真正爱国者中，对这个问题有较为清醒看法的，不乏其人。
　　还有些到会者，则用比较委婉的语言对严家其的言论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保留和批评。例如，一位与会者，用诙谐、含蓄的口气指出，严家其能成为台湾的“座上客”，甚至成为在电视上出尽风头的“电影明星”，是因为他“支持国民党或反共或国统会的和平演变意见”，否则，他的表演在台湾电视上“是播不出来的”。的确，在这次会上，唯一对台湾的“民主化建设”给予高度肯定评价、大力推荐所谓“台湾经验”的，是严家其先生。而生活在台湾的许多学者却无不谈到了其中“负面的”现象。而所谓的“台湾经验”，则早已被一些爱国的台湾人士嗤之以鼻（“什么‘台湾经验’，笑话！”）。更有的人，对严家其“很笃定资本主义那一套”，“主张私有制就是同志”，表示了疑义。有人甚至列举事实指出，如果中国照抄美国和台湾的模式，会导致严重后果。
　　严家其跑到台湾为台湾的“社会进步”大唱赞歌，大力推销许多台湾人士都嗤之以鼻的“台湾经验”，其实是并不奇怪的。既然被请到台湾并成为“新闻人物”，严家其当然应当有适合需要的“表现”。他的“良苦”用心，读者是不难体会的。
　　当然，会上也有一位台湾教授，对严家其的“和平演变”做了某种认同，即同意把“达成大陆和平演变”规定为“总的目标”。可是，他却不同意“高举”这面旗帜，“把这一个目标清楚地展示出来”。因为，如果“明白地、直接地”把“和平演变”作为“对大陆政策的凸显的目标，又会导致中共的抗拒和反弹”，“促使中共透过所有的一切方法去防止、避免被国际社会或台湾和平演变”。这样一来，“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反而不可能实现”。他主张，不要使“目的太过于凸显”，以免引起“中国的反弹”和“内部的紧张的情绪”，而“应当高举和平交流的概念的方式去促成大陆和平演变的目的”。
　　这不失为一种“要这样办，却并不这样说”的献策性意见。无非是说，把“和平演变”说得太露骨、太刺激、太直白，并不利于这个战略的有效贯彻。
　　这种观点，在座谈会上似乎也应者寥寥。
　　而严家其的答复却是斩钉截铁：“不行！”不能掩掩盖盖、羞羞答答！
　　严家其到底说了些什么？其含义是什么？为免断章取义之嫌，还是请大家读一读他发言的详细摘要并给以判断和评析吧！但以下几点，却是十分清楚的，可谓“旗帜鲜明”：
　　1．“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是无疑的”。“我们的目标是为促进和平演变”，不能遮遮掩掩。不仅要实际这样做，而且“公开的也是这样提”。这是“正大光明的事，管你共产党高兴与否”。
　　2．“和平演变”的目标是什么？他毫不含糊地口答：“和平演变的含义是很简单的，就是非共产主义化和民主化，就是要消除公有财产制度”，就是在中国“走非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打破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变社会主义的中国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连五星红旗“也要修改”。
　　3．他以“高级谋土”的身份，向台湾当局的“大陆政策”献计：“台湾要提大陆政策的话，主要政策就是和平演变的政策”。“台湾、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应成为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基地”。
　　4．他提出了在中国推行“和平演变”的步骤。这就是先“做各式各样的准备：组织上的、思想上的、理论上、人才上的准备”。他们这些“精英”，“最终目的就是回中国大陆”，争取“推荐和平演变”的“新闻自由”。接下来就是“成立反对党”，“举出保证私有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旗帜”。最后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5．为了实现“和平演变”的目标，首要的是要掀起一个针对共产主义制度的“揭露高潮”。他从苏共20大开始的“非斯大林化”高潮导致苏联解体中得到了启示，预言中国“在下一代会有这么一天”，会出现一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
　　6．这个“非毛化或非邓化时期”，何时到来？他回答是“将在‘六四’新评价时候到来”。“中国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六四’问题”。“在未来几年中促使‘89’年民运的重新评价，这将是大陆演变的开端”。
　　7．他鼓吹国内外强化对大陆推行“和平演变”的联合攻势。认为，“促进大陆变化的动力”，是“来自大陆内部的抗议，西方国家及台湾的压力”。
　　8．他连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时间也做了“预测”，把演变的实现，定在“未来的八九年”。
　　请看，严家其先生，不是把“和平演变”的性质、目标、方法、步骤、时间表，都和盘托出了吗？以至于在这种直言不讳的言论面前，还来讨论有没有一个“和平演变”的战略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这当然不是中国的几个“精英”们的孤立行动，而确确实实是一个国际范围的巨大联合战略行动。就在严家其跑到台湾的前后，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也跑到台湾，大念“和平演变”的“经”。他说，“和平演变”是一个“好”概念。美国接受中国留学生，与中国经济来往，都是服务于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这一唱一和，不是很发人深思吗？
　　4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说过，“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原因之一是“艾奇逊公开的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5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
　　看到严家其这篇“和平演变”的“宣言书”，中国人难道没有理由对他的精彩表演表示自己的感谢吗？40多年前美国人想干而一直没干成的事，正在由严家其式的人更起劲地鼓吹和贯彻。严家其以教师爷的口气真的是给我们上了一堂“和平演变”的课。这真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如意算盘”真的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吗？其实严家其也无可奈何地透露了自己的“悲观”和隐忧。这就是中国人有多少人愿意跟着他们走？一位台湾与会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会成为“促成大陆非共产主义的主力”吗？他担心，现在“经济改革造成农民是既得利益者”，如果他们对现政权“很满意”，“又该如何促使他们成为主力”？他进一步问，中共的现阶段政策“的确对农民有很大吸引力”，可是你们搞“和平演变”，“有没有能够吸引农民的口号”？
　　这一点恰恰击中了严家其的要害。他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极重要的问题。在促成大陆民主化非共产主义化乐观的一面是时代潮流不可违逆”（？），“但悲观的一面即是农民”（何止是农民，我们的工人、解放军、知识分子会接受他的“和平演变”吗？）。据他说，目前还找不到从这方面“落实”“和平演变”的办法。他甚至说，中国人民“不愿见中国踏上东欧、苏联的后路，所以竭力替共产政权说话，这是很可怕的”！
　　请看吧！中国人民，不愿像苏联东欧那样解体、崩溃、破产，中国人民经济上的发展，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稳定，中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政权，居然被看成是“悲观的一面”、“落实”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阻力，使他们感到“很可怕”。这就暴露了他们与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的实质。
　　这一点难道不正是这些“和平演变”专家们的致命弱点吗？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还是决定于人民最大多数的向背。违背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看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脱离、背弃人民，正是他们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这里我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只要我们党保持清醒的头脑，永不腐化变质，永不脱离人民，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原则，使大多数人民的实际利益得到保证，得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多数的广泛拥护和支持，所谓“和平演变”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立此以存照

　　　　　　　　　　　　——请看海外《探索》杂志
　　　　　　　关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的“笔谈”

　　编者的话：这里披露的，是海外出版的一份反动刊物《探索》杂志的主编司马时写的《和平演变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的详细摘要。
　　1992年，《探索》杂志为纪念该刊在海外“复刊”9周年和发行满100期，专门组织了一次“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包括千家驹、戈扬、严家其、刘宾雁、苏绍智、阮铭、苏晓康在内的老、少“精英”式头面人物，均纷纷亮相，围绕这个“主题”竞相发表了各自的“高论”。“笔谈”结束时，该刊主编马司璐写了一篇关于此次笔谈的综述和总结性的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笔谈”和这篇文章，竞引起了台湾官方宣传媒体的浓厚兴趣和特别青睐。他们如获至宝，在1992年下半年对中国大陆的广播中，一而再、再而三，反复多次播送了它的全文，并一再用了画龙点睛的三句点题式的导语：
　　“和平演变——中共的唯一选择”；
　　“和平演变——中国的唯一出路”；
　　“唯和平演变可以救中国”。
　　其实，这并无可奇怪之处。人们大概不会忘记，今年年初在华盛顿上演的那场出尽洋相的“民联阵”成立大会闹剧，不就是由王若望专程赴台，进行了一番着意安排的上层幕后交易吗？施舍在后，这篇“和平演变经”的出笼在先。人们并不难从中找到某种内在的联系吧？8万美元，当然不是白白拿出来的。鼓噪“和平演变”的小喽罗们交上了“试卷”，“考官”们才拿出8万美元表示认同、首肯和嘉奖。这也是把“和平演变”付诸行动的一种物质上的保障和支持。而他们不厌其烦地对中国大陆进行传播，则无非是想以这种方式在大陆找知音和“内应”，从而“加速”、“促进”社会主义中国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进程而已。
　　这个事实再一次证明，“和平演变”确实并不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凭空臆想出来的“假想敌”、唐吉诃德的“风车”或“稻草人”，而确确实实是美国帝国主义者一贯卖力推行的一项险恶的战略。‘台湾的亲美反动势力，在美国的旨意下，正在不遗余力地强化针对中国大陆的“和平演变”的攻势。由一小撮“动乱精英”拼凑起来、名目不一的所谓“民运”组织，则不过是美国及其台湾同谋培植、豢养的不同牌号的“和平演变”的“别动队”罢了。
　　司马璐的文章，实际上是一篇全面阐明的“和平演变”战略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它受到台湾反动传播媒体的特别青睐，反复向大陆传播、推荐，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可是，事情还包含着它的另一面。它也成了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珍惜社会主义成果的人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份十分难得的反面教材。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共产党人，有理由了解这些人在怎样用“和平演变”的险恶手段来对付自己的祖国，也有理由了解在新的情况下他们推行“和平演变”的某些新特点和表现形式。不久前，国内的某些报刊上有人不是又在公开宣称“和平演变”和改革是“同义语”吗？曾经死不承认存在一种“和平演变”阴谋的某些人，现又改变了腔调，把“和平演变”说成是“治国兴邦”的圣丹灵药当作宝贝向人们大力推销了。这倒是很能发人深思的。读一读司马璐的这篇文章，把两者加以对照，将有助于澄清某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制造的混乱，看清许多问题。归根结底，把改革和“和平演变”等同起来，给对“和平演变”有所揭露和防止的努力，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是徒劳的。我们的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和“和平演变”不仅不是一回事，而且是根本对立的。附录：

　　　　　　　　　 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摘要）

　　　　　　　　　　　　　　　　 司马璐

　　《探索》复刊9周年，又适逢100期，本刊特举办“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为主题的笔谈会。
　　这次笔谈会，原意是在“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这个主题下，分别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私有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与教育文化的多元化》为重点的笔谈。参加这次笔谈的来稿，多先从当前中国的政治进行分析。中国当前的现实也的确如此。“演变”也好，“演进”也好，改革也好，一切都与中国政治情况的变化分不开。
　　以下，我分别介绍各位朋友的笔谈要点。
　　参与“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主题笔谈的有千家驹先生和戈扬女士。
　　千家驹先生，以自己献身于中国革命70年的经历，作为历史见证：“唯有‘和平演变’才能救中国。”千家驹先生引用了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进步。可是中国建国后的“三反”、“五反”后对资本家的利用、限制、改造等等，使中国生产力大倒退，灾难频仍，民不聊生，国无宁日。千家驹先生认为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在和平演变中进步的。“和平演变”能把坏事变好事。中共的“反和平演变”是违反历史潮流的。
　　戈扬女士一向以生动活泼的散文、中国民族文学特色表达她对中国“和平演变”的看法。戈扬女士分析，中国好比一个蛋，内里已经变成鸡，只是一层壳死死地包住。现在这层壳开始破了，小鸡快出来了。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为重点发言的有严家其先生、苏绍智先生、阮铭先生、陈安先生。
　　严家其先生详细分析了中共中央和人大权力机构操作程序，认为中共政权正逐渐走向没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专政。
　　他提出，从五个方面推进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第一，推进中国的私人企业和市场经济；第二，推进中国新闻出版自由；第三，推进中国选举制度的变革；第四，推进中国的结社自由；第五，推进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经济文化的交流。
　　苏绍智先生认为，民主的要义在于多元、参与、选择、法制和制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但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看，中国的民主化已有基础。他认为，民主需要权威，不是突出个人专制的权威，而是建立在理性和宪法上的权威。权威主义较权能主义更能够转向民主化。所以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光明的，民主的障碍是可以克服的。
　　阮铭先生指出，中国的“太子党”正在中国形成以父荫为背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封建力量。目前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自由派与极左派两头大中间小。中间力量逐渐成为中国的主导力量。中国自由民主力量有可能联合中间力量，取代中国的极权主义者。
　　陈安先生的意见：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失败。中共老一辈死后，中国的民主不可避免。中共新一代领导人面对民主潮流，会有较理性的反应。他认为：假如在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下推行民主，开放党禁，任何党派赢得多数取得政权，即使民主派不能获胜，也可以先争取掌握地方政权。他寄希望于中共从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自由选举。
　　以“如何促进中国的经济私有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一咨先生、赵发生先生、吴国光先生。
　　陈一咨先生指出：目前中国经济在89年民运后，由疲软而复苏，是由于计划经济为主，公有经济为主路线失败的结果。现在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在养活着一个社会主义的躯壳。这条路线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中国农村改革、经济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制度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陈先生劝告中国领导人，早日顺应潮流，积极促进中国根本制度的变革。
　　赵发生先生提出十六个字：“自下而上，从小到大。以民压官，自然渐进。”他说，中国大陆很有可能通过“和平演变”，以较小的代价，在不引起剧烈社会动荡的条件下，完成经济私有化。
　　吴国光先生认为，一党专制与公有制是共生的。要结束一党专制，就不能不瓦解公有制。中国近期的私有化发展，将有助于打破中共政治权益上的垄断。在中国现实条件下，私有化正在为民主化准备基础和条件。私有化不等于民主化，可是我们可以顺应私有化的发展而推进民主化。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军队的国家化”为重点笔谈的有杨秉章先生、林常胜先生、艾端午先生。
　　杨秉章先生指出军队必须摆脱政治，需要职业化、专业化，以代替革命化，军队国家化与政治民主化不可分。
　　林常胜先生认为，由于解放军的现代化、军队思想意识的变化、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共强人时代的终结，解放军具备了由党军变为国军的基本条件。民主派应作的基本工作：第一，支持军队非党论；第二，针对军人的利益提出具体的政策；第三，争取解放军政治上的中立，根据89年民运的经验这是可能的。
　　艾端午先生的看法：“和平演变”的主力是军队。“六四”事件打乱了中共军队的战略部署。解放军高级将领被撤换，军队素质降低。但海湾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大为震惊；全军上下要求军队现代化、专业化，军队中改革派力量影响正在扩大，目前中共的下级军官是关系中共未来走向的最关键的一代人。
　　以“当前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变化”为重点笔谈的有陈铁军先生。他从人民解放的重要根源来自农民，谈到中共统治中国大陆的4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所发生的变化，认为：目前中国农村正在社会转型。以开放为转折点，正冲击着中国的国家统治结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运动最有希望。
　　以“如何加速促进中国社会及教育文化多元化”为重点笔谈的有苏晓康先生、高新先生、何钟瑞先生。
　　苏晓康先生指出，“六四”之后文化观念的破产，打破了权能主义的统治，造成中国社会大幅度倒退，打破了中共意识形态的垄断。他分析了当前中国“文化热”思潮的几个主要分裂：一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裂；二是激进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分裂；三是传统与反传统的分裂。虽然引进了不少精神文化的新资源，还是缺乏普遍的认同。在创造一个文化中国的宏伟构思中，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从形形色色的决定论和反传统中摆脱出来。
　　高新先生认为，提高全民族的教育文化水平，是促进中国“和平演变”的首要任务。
　　刘宾雁先生指出，苏联和东欧变化的一些负面影响，中国民运中的一些弱点，很值得大家反省深思。他又指出，我们反对的不仅是一个政权和制度，同时应正视在中共统治下人民素质所受到的伤害。作家的活动不仅限于写作、演讲，应该投身于社会公益，改变人们的精神状态。
　　我认为刘宾雁先生这段反省深思的建议非常重要。所以借刘先生的这项意见，作为笔谈要点介绍的总结。

　　　　　　　　　　　　　　　　　　　 （原载《中流》199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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