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取自各大新聞媒體，新聞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        收件箱 :  bangtai.us@gmail.com 《和合本圣经视频》旧约,新约 共80集 基督教新教“来华宣教第一人” 贾晓明 2014-02-13期04版 人民政协报 　　漫步在充满现代气息的澳门街头，游人随时会发现一些属于“中国最古老系列”的世界文化遗产(如中国第一座现代大学、中国第一座灯塔、中国第一座西式剧院等)。而在众多“中国之最”中，前往我国第一座基督教新教坟场凭吊的人络绎不绝，究其原因，基督教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就长眠在这里。 　　这位马礼逊，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具影响的人物。1782年，他出生于英国北部的一个贫农家庭。幼时记忆力极强，掌握了多种语言以及神学、天文、医学知识。1804年，马礼逊主动致函英国伦敦传道会，申请前往中国传教。申请被认可后，伦敦会命马礼逊再接受两年更为严格的训练，还聘请旅居英国的中国广东人容(一译作杨)三德专门教授他中文。学习期间，马礼逊听说大英博物馆藏有天主教神甫白日升所翻译的部分《圣经》汉语经文，就借来学习，并请容三德老师帮助抄写成册，以备将来之需。 　　1807年，马礼逊抵达澳门，成为基督教新教“来华宣教第一人”。不久他来到广州，开始着手翻译《圣经》。在马礼逊以前，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往往学习中国经典，并按照这些经典模式把《圣经》中重要的道理和重要的故事翻译出来，传教的对象往往局限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而马礼逊认为，传教的对象应该是所有中国人。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研究马礼逊发现，“中国经典式的古文辞简略至甚，只可作旧观念复兴而已，若用这样深奥艰涩之文体翻译圣经，以取悦于一般学者，或以炫耀自己的文采，是无异古埃及之祭司写出象形文字”，“就文体而言，《三国演义》被认为是中国最具可读性的作品”。因此马礼逊“采用常用字而舍弃罕见的经典字”，力争用他“能达到的最优雅、最忠实、最不古怪的词给出教义的通俗表达”。今天耳熟能详的“天国”、“弟兄”、“福音”、“使徒”等宗教词汇都是出自马礼逊的翻译。 　　1808年，马礼逊独自完成了《新约全书》第一部分的翻译工作。后在另一位传教士米怜的帮助下，他于1819年将包括《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在内的《圣经》全部翻译成中文。1823年，这部全译本《圣经》以《神天圣书》之名在马六甲出版，其中《旧约》称《旧遗诏书》、《新约》为《新遗诏书》。此部《圣经》被后人称为“马礼逊米怜译本”。 　　将西方基督教文化经典《圣经》翻译成中文，无疑是马礼逊向中国介绍西方文化的最大贡献。不过伴随着《圣经》的翻译，马礼逊又接连创造出几个文化领域的“中国之最”。来华前，伦敦会在给马礼逊的指示信中告诉他:“你也许有幸编一部比以前存在的任何一部都更全面和正确的中文字典，或更有幸把《圣经》译成一种被世界三分之一的人所讲的语言。”在出版《圣经》的同时，马礼逊也最终完成了他花15年时间独自编纂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部《华英字典》。这部字典共有六本，4595页，其内容不仅涉及语言文字，而且富含中国历史、文化、政治、宗教、习俗等方面的内容。当然，其初衷是给以后到中国活动的传教士提供方便，但这部巨著却在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也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西方的重要媒介。 　　此外，马礼逊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还做出大量开创性的工作。他翻译出版了《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太上老君》等中国典籍，并大量著书介绍中国，因此被称为“系统地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1815年，马礼逊在米怜的协助下，于马六甲创办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宣传基督教教义，介绍时事新闻、西方历史和科学知识，还在文中首次对中国人展示了标点符号的用法。马礼逊也因此被誉为“中国近代报刊的开山鼻祖”。 　　1818年，马礼逊在澳门创办了近代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英华书院”。校内以中英文施教，课程有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为日后基督教大学的创立积累了很多经验。 　　1826年9月，马礼逊将自费购买的一部“石印机”带到澳门，为澳门最早的一部近代印刷机器。后因为印刷《华英字典》，东印度公司出面设立了澳门印刷所，刻制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中文铅活字。《华英字典》的出版，标志着中文汉字铅活字印刷业的正式诞生，也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现代印刷出版机构——澳门印刷所的诞生。 　　虽然如此，马礼逊在华传教27年，却只发展了10名新教教徒。1814年，广东人蔡科(一称蔡高)受洗，成为中国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信徒。1823年，梁发被马礼逊按立为中国第一位新教牧师。后来梁发写的宗教书籍《劝世良言》对洪秀全产生了巨大影响。 　　1834年，马礼逊病逝于广州，年仅52岁。 “圣”奥古斯丁，黑人神学家      谢选骏 （《〈上帝之城〉批注》）          2012年10月——2014年4月               （一）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亦作希坡的奥古斯丁 Augustinus Hipponensis，天主教译“圣思定”、“圣奥斯定”、“圣奥古斯丁”，公元354年11月13日－430年8月28日），罗马帝国希坡（Hippo）地方的主教，教父神学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定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正因为如此，奥古斯丁已经成为一个偶像。这在盛行种族主义的欧洲是相当奇怪的一个事情，因为奥古斯丁是个黑人神学家。          但是无论如何，任何偶像都是人造的，既然是人手所造，任何偶像也都是经受不起真正的推敲的。          奥古斯丁354年11月13日出生于的北非塔加斯特（Tagaste）。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是白人，如果知道他是由北非出生的努米迪亚（族名）的黑人的话，很多人会感到惊讶的。正确地说，考古学证明他的脸是黑褐色（Dark Brown）。          （二）          拉丁教父哲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曾经是摩尼教（Manichean）信徒。他极为聪明，混世的能力使他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不仅是天主教的圣人，也是新教的榜样。这位反覆三次的改宗者出生于北非，在罗马受教育，在米兰受洗。著有《忏悔录》、《论三位一体》、《上帝之城》、《论自由意志》、《论美与适合》等书。他把哲学和神学调和起来，以新柏拉图主义论证基督教教义。          原本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奥古斯丁，成年后却改宗二神论的摩尼教共有九年。但是到了公元380年，罗马君主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颁布赦令，禁止基督教会以外的任何宗教活动，并焚毀所有异教作者反对基督教的作品，这一年奥古斯丁二十六岁，这以后他面临信仰的选择因为坚持摩尼教就意味着触犯法律了。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六年以后，386年秋天，三十二岁的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          392年狄奧多西一世再次公布法律禁止在任何场所向异教神祇献祭，同时规定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因此，这一年一般被看作是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开始。而在此前一年，聪明的奥古斯丁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专业神职人员……后来还积极参与整肃“主张教会纯洁”的多纳特派信徒。          在《狄奥多西赦令》之前六十年，公元321年的《米兰赦令》所宣告的宗教宽容，为迫害基督教的历史运动画上了句号，基督教赢得了贵族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的支持，但是在罗马帝国，信仰还是自由的，所以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可以背离他从小的基督教信仰，改宗摩尼教。但是公元380年以后坚持摩尼教就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基督教已经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宗教了。          这个发展自然使得识时务的奥古斯丁怀疑摩尼教的能力了。于是他去见摩尼教的一个领袖，结果这个领袖在教理上也难于自圆其说，这使得摩尼教徒奥古斯丁陷入失望。后来他读到新柏拉图派一位哲学家的传记，看到那人也是在老年归向了基督，于是受到触动，相信基督教的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后来他听米兰主教安波罗修（Sanctus Ambrosius，约340—397年，四世纪著名教父）讲道多了，又对教会的权威留下极深的印象，而这位安波罗修出任主教的时候据说还未受洗礼。最后征服奥古斯丁的心的，则是埃及的修道士，他们高尚圣洁的生活，使见异思迁的奥古斯丁自惭形秽为情欲捆绑。一天他悲痛自责，奔向花园，伏在树下痛哭。忽然仿佛听到儿童的声音说：“拿起来读吧！”他抑制着眼泪，拿起《圣经》打开，这段经文落入视线：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圣子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马书》十三章12—14节）          基督徒的逼迫者、“特派传福音的使徒”保罗的书信，使奥古斯丁心里获得了平安，他感觉上帝而来的能力可以胜过自己的罪恶。奥古斯丁再度改宗成为基督徒。这正应了主的话语：“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9节 ）          （三）          奥古斯丁最为流行的作品《忏悔录》，就是这一极为复杂的生活历程的“说明”。他不得不向世人解释他的信仰改宗为何发生得如此巧合于政治气候的转变。《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拉丁文“承认、认罪”。          卷一记述作者出生至15岁的事迹。卷二、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一至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神六日创世的工作，在歌颂中结束全书。          可以说，《忏悔录》是一篇诗意浓厚的长篇祷文，也是一个背叛上帝的罪人在世人面前卸下自己“秘密”的记录，他向上帝吐露自己的言行和思想，也是为了向教会里的敌对派系交待自己改宗的由来。奥古斯丁表现得很像一个灵魂解剖家，把灵魂放在上帝的祭坛上，做精密而彻底的解剖，只是所解剖的不是别人的灵魂，而是他自己的灵魂。当我们阅读这个“隐私”时，其实在阅读一本改宗说明，看见一再悔改的人怎样不断地抵抗上帝的过程：“我在淫乱中， 勇往直前， 满溢着、四散着、沸腾着。”          《忏悔录》其实并非自传，也不是思想回顾，因为那些都是不堪回首。奥古斯丁说：“我愿回忆我过去的污秽和我灵魂的纵情肉欲，并非因为我流连以往，而为了爱上帝。因为我喜爱上帝的爱，才这样做：怀着满腔辛酸，追溯我最险恶的经历，为了享受你的甘饴，这甘饴不是欺人的甘饴，而是幸福可靠的甘饴；为了请上帝收束这支离放失的我、因背弃了独一无二的上帝而散失于许多事物中的我。”          奥古斯丁再度改宗基督教，难以回避社会的压力、功利的考虑。所以他的选择充满那样的痛苦，那是一种“叛徒特有的烦恼”。奥古斯丁这种人，和圣保罗、圣彼得那种人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人。奥古斯丁是“追随胜利者的人”，而圣保罗和圣彼得却是“追随正义者的人”。如果说圣保罗和圣彼得是“神的仆人”，那么相形之下，奥古斯丁首先只是“人的仆人”，然后才看情况决定选择哪一个神。          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奥古斯丁是一个见风转舵的投机者，实际的奥古斯丁要复杂得多，显然对上帝也还是怀有热爱和崇敬的：          “我问大地，大地说：‘我不是你的上帝。’地面上的一切都做同样的答复。我问海洋大壑以及波臣鳞介，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到我们上面去寻找。’我问飘忽的空气、大气以及一切飞禽，回答说：‘安那克西美尼斯说错了，我不是上帝。’我问苍天、日月星辰，回答说：‘我们不是你所追求的上帝。’我问身外的一切：‘你们不是上帝，但请你们谈谈上帝，告诉我有关天主的一些情况。’它们大声叫喊说：‘是他创造了我们。’我静观万有，便是我的咨询，而万有的美好即是它们的答复。”          上帝具有无限的大能，为了彰显这种奇特的能力，“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6节）正因为奥古斯丁在书中所流露的痛悔前非，且对自己的邪恶行动和罪恶思想作出了深入分析，《忏悔录》才最终成为晚期拉丁文学的代表作，成为西方文学的原创名著。后来的卢梭、托尔斯泰等人的模仿之作，再也无法体现出这样的切肤之痛。               （四）          在世故的彼拉多面前，耶稣多么像是孩子——这个孩子像芥菜种般长大，成为天梯；而罗马总督这个“权势的代表”却要像耀眼的圣殿那样衰老、拆毁、荒芜！有形的圣殿并将让位给心灵的圣殿。而后来的“圣徒”、“教父”如奥古斯丁那样的“基督教的叛教者”、“隐蔽的摩尼教徒”，却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City of God），如此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为什么呢？显然，奥古斯丁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的“上帝之城”，不论如何都不会属于耶稣基督的国，因此奥古斯丁的真理只是小写的，不是大写的。          奥古斯丁当时思考的焦点完全是异教式的：罗马这个欧洲人心目中的“永恒城市”，究竟出了什么岔子，遭受如此残酷的报应？从圣经的观点看，这个世界没有、也不会有“上帝的城”，只有“冒犯上帝的城”，如巴比伦、罗马。它们都企图早就通天巨塔，结果是造成生态破坏的人间地狱。具有象征性的“巴别”通天塔就是如此。它本是巴比伦城里一座供奉巴比伦主神马尔都克的神庙，塔的顶端是神殿，有一条石梯可以直通神殿，举行仪式时，穿白色法衣的祭司在由乐器伴奏的合唱声中登上塔顶。据说“巴别”这个词源于巴比伦文，意思是“神的大门”。奇妙的是，它的读音跟希伯莱语中的“混乱”一词相似，因为当时巴比伦城里的居民讲的确实是多种语言。          现在，也许我们可以回答彼拉多这个罗马的虚无主义者的问题了：“真理是什么呢？”彼拉多的真理和耶稣的真理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耶稣的真理是大写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十八章36节）彼拉多的真理是小写的，乃是生命的动机，是意志、原始欲望与意识、理性手段之间的“联结”。有各式各样的生命，因此有各式各样的欲望、爱恨，及其动机。          （五）          有各式各样的生命，但只有一种是最接近上帝的，因此“大写的真理”只有一种。这个大写的真理，决不是《基督教要义》的作者约翰·加尔文在1553年10月烧死不同意见者赛维斯特的火刑事件。因为圣经上说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罗马书》十四章4节）因此加尔文的真理只是小写的，不是大写的。          大写的真理，就是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其信息就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由话语创造出了世界，有序的以致清晰可见的全部宇宙。大写的真理直接从上帝而来，是赐生命者，是良善的，也是“超乎善恶之上的启示”。人类由上帝的启示和自然的存在这双重轨道──记录、归纳出了圣经贤传。          在《约伯记》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就对提幔人以利法说，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          正如《约翰福音》所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作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第一章14—18节）这就是大写的真理。          参加复活节的崇拜，等于是在嘲弄政府和法律，等于是在诅咒执政掌权的人们为杀害圣子的犯罪集团。后来执政掌权的犯罪集团学得聪明了，他们用政府和法律来主导复活节崇拜，从而宣布自己和圣子站在一起，通过这样的冒充，他们就化解了嘲弄和诅咒，并宣布自己是“上帝之城”的建设者。               2014年4月11日 [博讯来稿] 纪录片神的奇迹 送交者: 雪梅 2014年05月15日18:27:31 于 [彩虹之约]               推荐纪录片神的奇迹 英文版有中文字幕（English with chinese subtit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QVEdOsz4mU&list=PL9xDZ_hCTLG2iRzXdi7rfEWBaB2SV5L9i 中文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BoeMxO8Z88 - See more at: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956731#sthash.ggfPFYK3.dpuf   《一代人的见证》全4集 送交者: ho88 2014年05月10日11:11:43 于 [彩虹之约]                - See more at: http://bbs.creaders.net/rainbow/bbsviewer.php?trd_id=955139#sthash.uv07jPiH.dpuf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基督教神学 的对话   来源：  作者：陆红坚   马克思是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学说对全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克思产生于基督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他的学说不可能不对基督教神学产生冲击，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个“红色的幽灵”让西方世界感到极度不安，那么，西方的基督教神学是如何应对这一冲击的呢？作为宗教专业的学生，这一问题吸引了我的兴趣。本文想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对话做一个粗浅的梳理。 今天，我们不必讳言：马克思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基督教的影响。马克思出生于犹太家庭，母亲后来改宗基督新教。马克思应该说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后来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一概遭到马克思的全盘否定，但是，马克思的基督宗教情怀依然可以在他的学说中找到痕迹。马克思对于被压迫与被侮辱者的同情，与圣经的先知以及耶稣都颇为相似，马克思毕其一生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被法国思想家薇依（1909－1943）认为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被一种弥赛亚的希望观念迷住了，这种观念使他以为自己会在人的族类的拯救中起决定性的作用”①。 解放与救赎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都有“解除、使其脱离”的含义，所不同的是，马克思要将人类从不幸的生活中解放出来，耶稣要将人类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关于人类的未来，马克思阐述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基督教谈论的是“上帝之国”，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马克思是要将“天国”建立在地上，给人们带来直接的幸福。甚至我们还可以认为，原始共产主义可以对应于圣经的伊甸园，都是人类渴望回归的幸福家园，因此共产主义学说与犹太－基督教的失乐园－复乐园可以说是同构的。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对人类不幸的理解、如何消除这种不幸以及人类可以期待的未来三个方面来梳理两种思想之间的对话。 一、 不幸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使他目睹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用卑劣的手段完成它的原始积累，也目睹了资本家“惟利是图”的非理性生产给社会带来的不公正，以及对底层人民的压迫与摧残。社会的不幸使马克思开始了他伟大的思考。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人是劳动的产物，人生产什么及如何生产，决定了他就是什么样的人。因此，对人的正确认识必须始于物质性生产，人类藉以回应他们物质需要的方式决定了其余的一切。但是，问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因素都带来了异化，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劳动分工以及私有财产的存在，造成了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经济秩序，生产力过程中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社会的不幸是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合理造成的，要消除社会的不幸，同样要从发展经济着手，必须以公有制合理化取代私有制的非理性生产，从而消灭资产阶级，消灭剥削。 马克思的伟大在于：他敏锐地洞察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繁荣表象下暗含的危机，并对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端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抨击，他在这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他同时代的人。而这一切与马克思对社会底层处于被压迫与被剥削的阶层——无产阶级抱有的极大的同情是分不开的，他主张无产阶级要从资产阶级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对社会的深刻剖析以及抨击社会制度的勇气，得到了很多基督教思想家的激赏，许多基督教思想家也曾经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思想家的薇依，就是一位热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她大学毕业后，深入劳工阶层，到工厂与工人一起生活，亲自做苦工，以致于过度的劳累损害了她的健康，使这位卓有才华的女思想家在34岁就猝然病逝。美国神学家R?尼布尔（1892－1971）在获得神学硕士之后，放弃学术前途，到生活艰苦、社会政治冲突尖锐的底特律大工业区担任了13年的教区牧师。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徒应该深入社会，直面社会暴露的问题与弊端，分担社会底层的痛苦与不幸。 事实上，基督信仰诞生之初，就是贫穷与不幸者的宗教，它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受难彻底地认同人的受苦和不幸，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与罪人和税吏为伍，他医治患病的、遭人鄙视的人，“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②，“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③。虽然基督信仰与马克思主义都认同个体的受苦，但是它们之间却存在根本上的不同。薇依认为，对于个体来说，他所要面对的是生、老、病、死以及生命中的种种与他人迥异的个体的不幸，这些不幸不会因为经济状况的改善而得到彻底消除，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包括共产主义也不能消除人的存在之不幸处境。她进而认为，人的存在之不幸是本体论的，比如，人所遭遇的偶然性事件、大自然的灾害等等给人带来的不幸，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完全消除的。薇依将不幸与不义区别开来，认为社会的改革只能减少社会的不义，但如果认为革命可以消除人的不幸，则过于夸大了革命的功效，并且掩盖、忽略和看轻了个体生命的不幸④。马克思将社会的不义与不幸混为一谈，误以为无产阶级应当仇恨资产阶级，并且这种仇恨是正义的，结果反倒增加了社会的不幸。 对于薇依来说，她更关注的是作为个人的劳工阶级，而不是作为集体或阶级的劳工阶级。她认为，把人的受苦当作一个阶级来谈论时，受苦的个人事实上被排除在外，这实际上对个体是不公正的⑤。阶级的划分对个体的抹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对这个问题会有更切肤的体会，它曾经制造了多少人为的悲剧。马克思的阶级划分，也受到了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1926－ ）的质疑。他认为，每一位相信上帝之爱的人，必会去爱那些受压迫者、受剥削者、被凌辱者和遭蔑视的人，但谁是革命的主体仍是一个问题。当一个阶级受压迫时，他们是革命的主体，一旦他们起来推翻了压迫者，自己成为压迫者时，他们实际上就应成为革命的对象了⑥。因此，革命主体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社会的不幸，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 薇依认为，马克思对人类不幸的经济――社会意义上的分析，不是终极意义上的，人在社会中的经济角色，并不是个体的全部，更不是个体的本质。基督信仰对人的受苦的认同才是终极意义的，它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表明，上帝之爱在亲自担当人的不幸，在这爱的受难中，甚至死亡也被胜过了。耶稣的受难、复活、升天是基督信仰的精神内核。捷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米兰?马科维奇也承认，为了政治斗争，他读马克思的书，当面对死亡时，他会读圣经和唱圣诗。经过两种思想的比较和几年的亲身体验，薇依在28岁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皈依了基督信仰。 二、 革命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革命是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革命是政治形态中的极端行为，是一种暴力手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只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革命⑦。通过革命的手段，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得以建立。革命在某个时期成了进步、正义崇高的代名词，被罩上了神圣的光环。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革命也带来了惨痛的后果。革命原本为的是消除社会的不幸和不义，但事实上，却以革命的名义制造了更多的冤屈和暴政，或是在革命之后将社会导向恐怖和专制。如“文化大革命”和斯大林的统治。 可以说基督教也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宗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⑧因为福音将像一把双刃剑，刺穿人的心，黑暗与光明不仅在人的内心也将在这个世界展开一场激烈的争战。但是，上帝不是以暴力，而是要以完全的爱和公义赢得这场战争。当耶稣被捕时，耶稣的门徒拔出刀来，欲拼死一搏，被耶稣禁止：“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⑨耶稣拒绝使用不义的手段，来达到公义的目的，他要用十字架上的死来表明上帝的义。十字架上的死看起来是软弱和屈辱的，然而谁能否认两千年来它在不断地唤醒人类心灵的真、善、美呢？ 当革命家纷纷涌现，革命成为社会正义的代名词的时候，基督教思想家认为，应当破除革命的迷信。莫尔特曼指出，必须从更实质的层次上重新审视革命。革命，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是奴隶反抗主人，使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也不是为了一个乌托邦的未来强掠现在，革命不是报复、清算、翻身，不是为了未来的正义、自由和人性施行现在的非正义、专制和非人性，而是要让神圣的正义、自由和爱成为现在⑩。 薇依认为，革命给人造成了错觉，如果革命的要求是出于反抗社会的不义，这种革命的观念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以为革命可以消除不幸，就会被它所欺骗。马克思把革命的功效绝对化，以为革命可代替人的获救，可以最终解决人的一切不幸处境，革命事实上已成了“人民的鸦片” ⑾。莫尔特曼更进一步强调，任何以历史规律为由制造的悲剧，或把革命中的过失视为不可避免的历史二律背反，都是对人性和人类历史的侮辱，让人无法面对死难者的亡灵⑿。以革命的名义，这个神圣的口号，如今听起来是令人不寒而栗的，许多的历史事实不需要在这里一一列举。 三、 共产主义与“上帝之国” 马克思提出了一个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可以按需分配，用普通百姓的想法来说，那是真正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劳动成为一种完全自愿的创造和享受，劳动生产过程中的导致人异化的因素消失了，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也就消失了，每个人生活得都很幸福。这个理想曾经激励多少人为之奋斗和献身。 共产主义学说，是马克思非凡想象力和对人类未来高度乐观主义态度的结合，它依然是建构在经济－社会分析基础上的，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系列的革命来实现。但是，二十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9?11”事件的发生，使得人类越来越对自己的未来丧失信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也降到了最低程度。人们产生这样的怀疑是不无道理的：人类社会真的会有物质极大丰富的时候吗？能够填满人类日益膨胀的胃口吗？劳动分工已成为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标志，共产主义社会能消除劳动分工吗？当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私有财产能最终消灭吗？物质的丰富是人类的终极幸福所在吗？ 基督信仰并不否定人类对未来的盼望，而是对人性本身持悲观的态度，这就是基督教的原罪说。基督教认为，人性中的罪是一切不义和不幸的根源。这种对人性的悲观主义的态度，使基督教从诞生之初就站在神圣的超越之维对人类社会进行批判。这个超越的维度，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所缺少的。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是将人类未来的希望建立在启蒙时代以来对人类理性的信任和所谓的历史规律之上，相信人就是自己的救世主，相信一种人类社会自身构成的必定由黑暗走向光明的所谓的规律。这种对人性的乐观使马克思主义缺乏了基督教的超越的、批判的维度，而缺少了这样一种维度，人就无法彻底地认清自己的罪，历史社会中的不义和罪恶也就不可能受到毁灭性的批判。基于这样一种悲观主义，基督教反对将人类社会神圣化，也就是说，人类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完美的社会，人也不可能靠自己拯救自己。尼布尔认为，人的革命和解放，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世的行为，而人的存在是有限的，罪性是人的存在属性，人不可能靠自己把自己从罪性中解救出来⒀。 因此，基督教将人类的盼望，给予了那位他者——以爱、公义与和平为实质内涵的上帝之国。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表明上帝之国不是以人和这个世界的法则来构想的未来，不是带有人的有限与罪性的构想，不是出于人的义，而是出于上帝完全的义和应许，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每一滴眼泪都将被抹去，每一份痛苦都将被上帝的爱所照亮。这不是一个乌托邦意义上的“上帝之国”，事实上，这样的国已经降临，因为耶稣说“上帝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路加福音17：21），“上帝就是爱，住在爱中的，就是与上帝住在一起”（约翰一书4：16）。让我们以新约的一个故事做为本文的结尾：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居，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筵席，倒要请那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的国里吃饭的有福了！”（路加福音14：12－15） 天主教在线   时间：2008-07-31 本站网友 ancylostomiasis 2013-05-03 11:03:10 发表 [2 楼] 原文由 Tribvnvs 于 2008-10-14 15:51:36 发表: 作者并不理解马克思呀！ 首先，马克思的哲学并没有意识和物质的对立，而是强调两者在发展纠结的过程。 第二，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但是并没有强调要仇恨谁，正如《资本论》中所言：我绝不用玫瑰色描述资本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不能由个人来为其负责的。 退一万步讲，就算作者没有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似乎他的信徒们也没有一个能“理解”，因为他们在世上缔造的只有灾难。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而且只会制造灾难的意识形态，还有必要拼命去“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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